消滅全民所有制——最后一場戰役
最近一階段，主流精英發動了一次重大戰役：將國有經濟從最后的戰略行業中清除出去，完成對全民所有制的最后清剿。
從年初開始，吳敬璉在議論經濟危機的言論中，就將他過去提出的“權貴資本主義”重新解釋為“國有企業在戰略行業中的壟斷”。并且將目前存在貧富差距的原因解釋為“國有壟斷企業工資福利過高”。這個說法得到眾多精英的贊同，大量文章和發言出現在主流媒體上。
厲以寧列出“他關心的四大問題”中第一位是“國有企業改革打破行業壟斷”；
張維迎聲稱“推動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行業收入差距擴大，國有壟斷行業不斷拉大與其他行業的差距”。
胡星斗說“過度的國企壟斷破壞了社會和諧”；
任志強聲稱“國企壟斷土地份額已占60%”。
茅于軾也認為“重點應加大國有企業私有化力度、改革壟斷部門和行業”。
一時間，幾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將“深化改革”的指標定在讓國有企業從最后的陣地上退出上。
同時，各個媒體都充分報道了主流們的意見，一些右翼媒體也參加了戰斗。
11月27日 的中國青年報以《看幾大壟斷國企如何自我辯護》為題說國有大公司對它們壟斷的辯護“實在讓人無法接受”。對于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高于私企和外企打工者，中青報指責說：“獎金或福利過高，比如過高的住房公積金等，這難道也是‘國家規定’嗎？”
《新京報》12月則抓住一則傳聞發表社論，題目是《現氣荒 壟斷性國企不能忘記公共責任》。呼吁“政府相關部門都應當采取有效措施，盡快打破天然氣行業及其他能源行業的壟斷格局”。
《南方周末》8月15日登載笑蜀文章說“壟斷國企的利益并不自然和自動等同為國家利益，壟斷國企都有追逐其特殊利益”。接著在10月1日以《重思國企改革》為題目提出“公與私只是財產歸屬的差別。所有制功能不同,必須超越公優私劣、褒公貶私的狹隘思維框架,進入公私并存、功能互補新境界。”批評國資委在9大行業中保持國有經濟比重“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直接參加了論證國企從經濟中退出的邏輯。
他們完成這場戰役的另一個手段是煞有介事地聲稱現在是“國進民退”。圍繞山西省取消小煤炭工作，幾乎所有主流精英都發表了意見，并由此驚呼有“國退民進”現象并進行批判。
天則研究所的張曙光聲稱現在中國在搞“國進民退”，還煞有介事地列出國進民退的“五大風險”。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和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國進民退“不是好現象”。
張維迎還比較有信心，說這“只是暫時現象”， 建議大家將目光放長遠，“未來20—30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在GDP當中的比重會降到10％以內。”
很多媒體都報道了精英們的意見，一些媒體和機構還提供了舞臺。
11月12日 《中關村》雜志與新浪網共同主辦“民營經濟生存現狀與前瞻”論壇，會上大批主流精英控訴國進民退。第八屆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說“國進民退正在演變成主旋律”，說“要警惕‘國進民退’演變成一場改革危機”。
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年會也成為變成這場戲的舞臺，全聯主席胡德平在上說：“國進民退的案例、傾向、趨勢都是不言而喻，十分明顯的。”批判國進民退是“封建繼承制”思想作怪。
在最近幾個月中，由于全部主流精英一起上陣，一些右翼媒體和機構積極配合，一時間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導向。6月30日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還為國企壟斷做辯解，遭到主流和媒體一片責罵。于是到年底就軟了，12月11日解釋說“不存在國進民退”，一副可憐相地說“想不通為什么國企好不好我都要挨罵”。
最終，12月7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有了這樣的結論：“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壟斷性行業體制改革。要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增加就業、發展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該內容采納了主流精英和右翼媒體的基本判斷：存在壟斷性行業中國企壟斷問題，要進行戰略調整，要讓非公有制經濟參加進來。
12月24日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強向主流們匯報了中國有經濟占經濟比重實際在倒退的“偉大成績”，告訴他們僅僅3年國有企業數量就減少了一半多，職工總數比重下降32%，占工業產值比重下降15%，利潤比重下降32%，資本比重下降9%，成績赫然。照這個速度，根本不用張維迎說的20-30年，10年內任務就完成了。最后表示國進民退的“討論是有積極的警醒意義”，保證政府今后 “要進一步推進中國壟斷行業的改革，進一步推進中國的國有經濟戰略性的調整和重組，進一步推動民營企業、非公有企業的改革發展”。
國有經濟將在今后一個階段無論在數量、人數、資產、產值、利潤等各方面大幅度下降，顯然是個無法逆轉的走勢了，按現在的速度，10年內達到張維迎提出的指標是沒問題的，真到20年后還真找不著呢。看來，非主流學者們在網站上嘀嘀咕咕地反對沒起什么作用，主流精英們可以觥籌交錯，歡慶圍剿國有經濟的事業畢其功于一役了。
很多左派網友會覺得很悲哀。貧道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首先，現在的所謂“國有經濟”，究竟是否真的像憲法說的那樣，屬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倒是可以商榷的。國有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經濟。西方也有國有經濟，英國在撒切爾執政前占經濟30%以上，大多北歐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至今還在25-30%。同時，金融危機后，整個西方銀行業政府已經成為最大股東了，甚至一些制造業，比如通用政府也控股60%。%甚至30%。如果按“看得見的手”操控經濟的比重，那么英國政府開支已經達到國民總產值的一半，北愛爾蘭政府開支甚至達到國民總產值的77.6%。我們能說西方國家這些經濟成分屬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嗎？北愛爾蘭就是社會主義嗎？恐怕不能。因為西方國家整個經濟結構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依然是配置資源的核心，政府依然主要為統治階級服務。
抗戰前，全部工業資本中蔣介石政府所占比例為20%左右，也不算低，起碼遠高于張維迎希望的那樣。抗戰期間，東北、華北、華東、華中等經濟發展較好地區全部由日本人占領，民族經濟基本不存在了。抗戰結束后，僅工礦企業國民政府就接收了2000多家，還接收了全部礦山、鐵路和車輛船舶等。國有經濟在工業的比重一下子提高到70%，并且壟斷了鐵路交通、金融和對外貿易等產業。國有經濟比重不比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初期少，與現在相比更不要談了（有人還說什么“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是指國有經濟比重，回解放前恐怕首先反對的是精英和他們的后臺）。但是，解放前的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嗎？國民政府的國有資產屬于全民所有制資產嗎？顯然不是。這些資產通常被稱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資產，也就是官僚群體的資產。雖然他們也不能把自己說成這些資產的老板，但這些資產一點不為全民服務，而是為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
因此，在不同制度中，國有經濟并不見得就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成分。也許，在北歐一些國家里，國有經濟的盈余與全民福利關系很大，還有點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分。而在蔣介石的國有經濟里，國企的效益完全是少數當權者和掌握這些企業的官僚享用。一點社會主義性質都談不上。
今天的國企社會主義成分究竟多大，也是有探討余地的。一個省級金融機構頭頭年薪近百萬，很多大型國企負責人的工資獎金數以百萬計，是底層職工年薪的上百倍。國企每年數千億利潤，很少用在全民福利上，基本用在企業自身。這對目前國企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都是很大的挑戰。
那么，是否因為“國有化并不代表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不一定要國有化”呢？這個問題在今年年初高尚全就提出過，作為否定國有經濟的一個命題。貧道年初就嘲笑高先生說他犯了“雞子有兩條腿，因此兩條腿的都是雞子”的邏輯錯誤。國有化與社會主義之間是必要條件關系而不是充分條件關系，也就是“無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沒有國有化一定不是社會主義，有了國有化不一定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為什么就必須國有化呢？道理在于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而生產資料私有制一定存在剝削，為此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資料私人不擁有，就只能采取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
如果否定上面的道理，就必須把以下兩個條件中任一條件作為真理：或者“生產資料私有制并不產生剝削”，或者“社會主義不以消滅剝削為目的”。而這兩個命題都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承認，是假命題，包括西方學者也不承認為真。
國有經濟可以成為滿足四大家族私欲的經濟成分，也可以改造成為全民謀福利的經濟成分。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一陣風似地在一兩年中完成了國有化，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沒收國民黨政府的國有資產后，國家已經控制了70%的工業資本和全部鐵路、通訊，絕大部分金融，要改造的工商資本只有一點點。假如共產黨是在1937年就取得了全國政權，面對的對象是80%工業經濟是私營和外資，根本不可能在取得政權幾年后就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目標。如果強力實現，那就只能用蘇維埃成立時的暴力推進。
因此，對中國來說，國有經濟比重越低，社會主義復活的難度越大。如果真的實現了張維迎的目標，國有經濟只占10%，那么再嘗試以溫和方式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改造，比1937年都能，比1949年更難。甚至可能性都沒有。
鑒于以上原因，貧道對出現的國有經濟已經衰弱到比解放前還弱，比西方國家還少感到悲哀，對精英們有可能成功全殲國有經濟感到痛苦。
最使貧道痛苦的是，精英們最近成功推動國退私進的理由是那么蒼白，事實是那么虛假，邏輯是那么混亂，連小孩子都能指出其中的謬誤。而就這樣的胡說八道還能成功地被當政者采信。貧道年初說“中國最后怎么死的？笨死的”時候，還只是在說能力問題，不忍推測里面有什么陰謀或勾結。而到今天，確實沒有什么能讓貧道再找到別的解釋了。
今天是毛澤東的誕辰，真想問他老人家這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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