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調整中國與外部關系的關鍵何在？
梅新育
（本文所陳述的思想是在多年經歷、觀察和思考中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的，2004年末借《上海證券報》約稿之機初次將其表述出來（《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大國意識》，《上海證券報》，2004-12-1）；2009年7月18日，《環球時報》社舉辦“《環球時報》國際論壇版十周年紀念暨‘中國輿論與世界變遷’研討會”，在遞交會議論文時，我基于上述思想和新發展又寫了一篇，由于版面篇幅和會議發言時間限制等原因，《環球時報》只刊登了一小部分；進一步修訂充實后在《商業周刊》中文版刊發。當然，刊發時也有些刪節，特別是部分比較直率、尖銳的言辭。在此全文貼出，愿與同志者諸君切磋交流，并供其他讀者參考。
2009年11月10日）
一、從“與國際慣例接軌”轉向“推動規則演化”
未來十年調整中國與外部關系的關鍵是什么？無論是在國內抑或國外，關鍵都在于認清并接受、順應中國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轉向適度推動規則演化的趨勢。
為什么？這植根于所謂“國際慣例”（或“國際規則”）的兩重性以及中國向歷史常態回歸的必然趨勢。所謂“國際慣例”，有體現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要求的部分，是值得我們吸取的人類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備局部、暫時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僅僅體現了某些發達國家、甚至這些國家內部某些利益集團的訴求，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顯著的負面影響，甚至侵犯了人類良知的基本底線，即使在發達國家國內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擊，前幾年某些西方大型制藥廠商出格的艾滋病藥品專利要求就是如此，最終他們不得不在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抨擊下回歸社會公德準則。對于這類“國際慣例”，我們該做的不是接軌，而是抵制。也正因為如此，所謂“國際慣例”的相當一部分內容不過是大國意志的體現而已。同時，中國以其幅員、人口、國家凝聚力、文化感召力而注定要在國際體系中發揮大國的作用，鴉片戰爭以降的一度衰敗只不過是歷史暫時偏離正軌而已，1949年以來我們正在向歷史的正常狀態回歸。正因為“國際慣例”有這樣的兩重性，而且必然因力量對比變化而相應調整，因此，隨著未來十年中國綜合國力的相對提升，中國必將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轉向適度推動規則演化。
而且，推動這種轉變盡快平穩完成正是國際社會公利之所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盡快消除國際體系中的不確定性，讓結果塵埃落地。某些國家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鼓噪之所以甚囂塵上，并不是因為中國的實力太強，而是因為他們還不能確信中國的實力和爭取相應地位的意志，而認為中國與他們同樣是霸主的仆從而已。既然如此，出于“奴才爭寵”心態，向霸主告狀壓制中國也就是理性選擇了。如果中國的實力和意志令他們信服，他們確認中國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別國的仆從，他們的作為就會相反，他們就會競相與中國交好而不是喧囂“中國威脅”。
二、國內調整思想和行為誤區是首要前提
有獨立自主之思想，方能有獨立自主之國家。為了順利解決這一關鍵問題，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都必須開展一定的調整，國內調整思想誤區更是首要前提。我們必須明確，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可預見的未來，民族國家都是國際政治、經濟利益劃分的基本單元，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堅持我們本國利益的主體性；“與國際慣例接軌”本身不是目的，只是達到我們增進本國利益的手段而已。在西方國家主導國際經濟體系及其游戲規則而我們的經濟技能尚不熟練之時，要在國際市場贏得一席之地，與掛著“國際慣例”之名的西方主導規則接軌是必要的。在實踐中，我們的這種“接軌”也確實取得了堪稱輝煌的成績：在20多年里，中國從世界市場上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崛起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對外經貿對國家經濟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外向型經濟主導的東南沿海部分地區繁榮富庶幾乎不讓中等發達國家，以至于有些人聲稱中國是19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作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大國，隨著實力增長，中國對西方主導制定實施的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不公正性體會也日益痛切，現行國際經貿規則日益構成制約中國實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不可避免地，當中國成為世界市場和國際經濟組織享有全部權利的成員之后，中國必然要行使他的合法權利，力圖推動國際經貿規則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
過猶不及，真理與謬誤之間往往只有一紙之隔。多年來，在實踐中，在鋪天蓋地的“與國際慣例接軌”聲里，某些人似乎已經迷失了自我，“與國際慣例接軌”對他們而言不僅是手段，甚至已經成為目的本身；而他們之所謂“國際慣例”，通常又專指美國權勢集團的做法、美國權勢集團的要求；他們論述的全部邏輯歸納起來就是：“因為美國如何如何，所以我們應當如何如何”；“因為美國要求我們如何如何，所以我們應當如何如何”。有些掌握話語權力者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應當站在獨立自主國家中國的立場上，而是把自己當成了美利堅帝國支那殖民地總督府杜勒斯總督、麥卡錫宣傳部長手下的忠實狂熱干將。
在這種情況下，多年來某些地方、某些部門對所謂“國際慣例”不分良莠全盤接受。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些海外投資者已經表現出企圖將中外合資合作置于外國法律管轄之下從而獲取單方面不公平優勢的傾向，我國一些地方和部門也盲目“以合同代法律”，如1980年廣州市橡膠工業局與法國中法橡膠工業控股有限公司達成《關于在廣州市建造經營子午線結構橡膠輪胎工業的合營企業合同》草案，其中就規定“本合同受紐約州法律管轄”而不是受中國法律管轄，且將仲裁權也交予美國仲裁協會，某些海外投資者及其雇用的外國律師也拼命向中方推銷“以合同代法律”論調。當時的國家外資委為此于1980年8月3日專門印發了《關于中外合資項目談判、簽約的幾項規定》，糾正這一危險苗頭，[1]否則中國人民浴血百年方才推翻的治外法權完全有可能在“改革開放”旗號下卷土重來。而到了當年舉國若狂的“入世熱”中，有些外商在中國的訴訟案件中居然直接以世貿組織條款、而不是中國法律為其法律要求的依據，而負責審理的中國法官竟然接受。他們似乎忘了，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附庸，也不是任何國際組織的托管地，任何國際法只有在經過中國政府的認可并本地化之后才能在中國應用，中國法官審理國內案件的法律依據不能是國際法而只能是吸取了國際法原則之后的國內法，這是事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主權尊嚴的大是大非，來不得半點含糊。在更高層次上，既然所有國際經濟組織都以增進人類福利為根本宗旨，那么我們只有這樣做才符合這些國際經濟組織的根本宗旨，因為靠損害1/5人類的利益去增進全人類利益不過是一個黑色笑話而已，何況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將自己的福利增長寄托在中國身上，而絕大多數情況下外界要求我們犧牲自己所增進的所謂“全人類利益”不過是幾個西方國家幾個利益集團的利益。
在這個方面，最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在某種先入為主意識形態的驅動下完全無視事實、無視中國國家利益和人類社會公利、無視起碼人格和國格尊嚴的主張。中國“入世”前后，“以入世推動改革不可逆轉”之說一度極為流行，即使不考慮入世后頻頻發生的對華貿易爭端（特別是最近歐美起訴我限制出口戰略資源案以及文化產品市場準入爭端）已經充分表明此前流行的許多對“入世”利益的期望何等不切實際，只要冷靜思考，就不難發現，這種說法本質上完全喪失了起碼的人格和國格，不過是為了推動某種意識形態而已。
“以入世推動改革不可逆轉”之說已經在史書上留下了無法抹殺的不光彩一頁，遺憾的是，在當前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之爭中，我們又看到了類似論調。有能力在海外發動大型投資的中國企業多屬國有企業，而在對西方國家投資受阻的案件中，狙擊者常借口當事企業的中國國企身份發難。有鑒于此，某些意見主張我們依靠私營企業獲取海外資源，但這種意見完全不可取。經過1990年代以來的痛苦調整重組，我國完成了國有經濟重新布局，國有經濟集中到了戰略性產業和基礎產業、基礎設施部門，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定位就是發揮這類戰略作用，國企、特別是央企在獲取海外資源和反危機中的活躍，就是他們發揮這種作用的表現。這種作用是其它任何經濟成分所無法替代的，也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所在。在國內，即使不考慮我國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一個冷靜、客觀的人也不能拿近年國企效益蒸蒸日上當做攻擊的把柄，因為假如我們付出了三千萬員工下崗的代價卻仍然未能實現國企經營狀況改觀，我們就不要指望還能夠享有基本的社會穩定。在國際上，一個國家假如按照外國的意見更改自己的基本經濟制度，那么這個沒有絲毫尊嚴的國家就不可能維護自己的一切，外國對這個國家的無理要求也會得寸進尺，無休無止。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當事企業的中國國企身份不過是發難者的借口而已，只要有發難的動機，沒有這個借口，他們也會找出別的借口，在某些中國民營企業赴西方國家投資中所遇到阻撓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聲稱華為是中國軍方公司就是典型案例，西方媒體的輿論霸權又便利了他們用自己的荒謬言論給大眾洗腦。何況大部分我國所需資源位于發展中國家和俄羅斯，這些國家并無借口中國國企身份節外生枝肇事的嗜好，關注的只是中國合作伙伴的實力和信用。即使西方國家發難者也會因形勢變化而轉變立場，2008年下半年以來，歐洲對以東亞（特別是中國）、海灣石油輸出國和俄羅斯為主的外國主權投資基金態度發生了從極度排斥到極力招徠的急劇變化，昔日主張排斥外國主權財富基金的急先鋒薩科齊、默克爾搖身一變對外國主權財富基金滿面堆笑，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這些論調的宣揚者中，有的人是天真，有的人是知識不足，有的人是激于非理性情緒而盲從，有的人則是清醒地努力為了推進某種意識形態和私利而完全無視事實，無視基本的國格，無視基本的邏輯。我們不指望后一種人改變，但我們可以努力讓前幾類人盡可能多地提高認識。
三、落實原則的策略選擇
原則確定之后，落實原則的關鍵就在于什么樣的策略最符合中國利益。我把所有這些策略劃分為被動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動策略兩類，前者是面對既有的規則根據本國利益加以取舍，意在維護本國利益；后者則是主動引導確立符合本國意愿的規則，意在促進本國利益；“維護”與“促進”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升華和更有效實現前者的手段。如果說前者體現了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那么后者就是我國作為一個新興自信、負責任大國所必須承擔的責任。片面的防御性策略容易形成扭曲的“受害者”心理，進而落入惡性循環；積極的主動策略則有助于形成平和、寬厚的大國國民心態，進而上升啟動良性循環。在較低的層次上，我們不能總是消極地應對別人制定的規則，那樣在國際經濟政治角逐中永遠無法擺脫被動處境；在較高的層次上，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只有積極、有條不紊地參與乃至主導制定國際規則，才能對整個人類的福利作出我們應盡的貢獻。
“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即使要奉行被動策略，前提也是具備足夠的威懾力；我們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已經深陷誤區。國際政治規則是在戰爭和威懾中確立的，國際經貿規則同樣是在摩擦和震蕩中制定、確立；正如維護和平需要有打擊對方的能力作為保障一樣，貿易報復也是減少貿易爭端、為國際經貿創造平穩環境、確立規則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我們表現得太害怕使用貿易報復措施，這樣一旦我們忍無可忍決定實施貿易報復措施，外界已經普遍不相信我們有這樣捍衛自己權益的決心了，普遍認為我們僅僅是虛晃一槍；而我們對輿論的過分克制等等，又在進一步加深外界這樣的誤判，對于我們的貿易伙伴中的保護主義勢力而言，這樣做只能讓他們繼續加深誤判，采取更多的保護主義措施。既然如此，我們該怎樣行事？
（初稿2009.7.10，修訂2009.7.16，三稿2009.9.23，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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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第232—2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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