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舉世矚目，但也面臨著國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的困擾，使我國和諧社會建設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研究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的表現、成因及危害，并據此制定實現收入分配差距合理化的對策，有利于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確保社會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收入分配差距在擴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目前，我國職工整體收入水平在不斷提高，年平均工資從1978年的615元提高到2005年的18405元，增長近30倍。據國家年度統計結果顯示，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9229元。但是，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緩慢、橫比工資水平過低，卻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80％的職工工資低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
據全國總工會2005年對10個省份中的20個市（區）1000個各種所有制企業以及1萬名職工的問卷調查，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職工工資低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人數占53.l％，比上一個三年（1998年～2001年）增加了28個百分點；只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一半的占34.2％，比上一個三年（1998年～2001年）增加了14個百分點。更有甚者，還有12.7％的職工工資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這次調查還發現，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港澳臺企業平均效益增長33％，而職工工資增長為零，企業巨大的經濟效益，在職工收入上沒有一點體現。而據中國財貿輕紡煙草工會對天津等5個城市的紡織企業調查，90％的企業職工工資三年分文未漲。據北京市勞動保障局編輯出版的《2007年北京市勞動力市場指導價位與企業人工成本狀況》一書提供的資料表明：北京市2006年7月實行的最低月工資標準為640元，這還是提高后的標準。2006年北京市的年平均工資為 36097元，但有 60.7%職工達不到這個平均數，較高平均工資是由人數占少數的高收入階層的權數拉起來的。正如網上一個經典的段子所言：“張家有財一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個個都是張百萬！”
另外，企業普通職工與經營者工資收入相差懸殊。國務院國資委的調查顯示，中央企業2002年二者的差距為12倍，2003年就擴大到13．6倍；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4年對1883家各類企業調查，企業總經理與普通職工年平均收入相差3～15倍的占61.2％，相差15—25倍的占14％，相差25～50倍的占7.4%，相差50倍以上的占6.4%。某些國企老總年薪畸高的情況時有所聞，幾十萬算低的，100多萬不稀奇，幾千萬的也有。中國平安老總馬明哲2007年拿了6600多萬元的天價年薪。國泰君安證券2008年發薪酬32億元，人均達100萬元。具有國資背景的格力電器董事長朱江洪2008年的薪酬也達4000萬元！
壟斷行業、競爭性行業職工收入懸殊
目前，就整體而言，由于企業工資分配秩序混亂，平均工資率尚未形成，工資水平主要取決于所在的行業和領域，而不是主要取決于供求關系和勞動者素質。一些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的行業以及一部分外企員工收入比較高，而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一般服務業員工的工資則處于較低水平。類似的情況如：勞動定額畸高，職工必須加班才能得到基本工資；壓低計件工資單價，職工盡管加班加點，但工資仍然微??；非正規用工，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雙重扣減職工（主要是農民工）收入。另外，任意拖欠職工工資和不依法給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根據國家2008年度統計結果，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是證券業172123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業87670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運輸業75769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倍。平均工資最低的三個行業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15663元，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3.6％；紡織業16222元，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5.5％；農副食品加工業17559元，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 60.1％。最高與最低行業平均工資之比為11：1。
公務員不斷漲工資，工人收入增長緩慢
公務員職業穩定，收入偏高，而且法定報酬一升再升。但許多企業員工的月薪只有四五百元，有的剛剛過千元，而且增長緩慢。一個公務員的月工資是幾個企業員工工資的總和。
還有大量的下崗失業者和數量龐大的以種地為生的農民，他們的收入更低，生存狀況更差。
此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家庭收入差距等也呈擴大趨勢。
建國以來，1949年到1984年的35年間，居民收入差距變化趨勢是大變小。1984年到2007年的23年間則剛好相反，是由小變大。對中國1984年以后的基尼系數，國內外有多種研究成果。由于計算方法不同。所得數據也各異。但是，無論用哪種方法計算，有三點是一致的：①在多數居民收入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②全面改革開始后，擴大的速度很快，從1985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升高0．096，為世界經濟史上所罕見。③如果說在1979年以后的10年內，擴大的傾向帶有歷史的合理性，到了1989年以后，差距已達到或超過0．4這條警戒線。近幾年來，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在世界亦屬罕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在 2007年 11月說，當前，城鄉居民實際收入之比為6：1，而世界上多數國家這種比率為1．5：1，超過2.5：l的極為罕見。
在研究貧富差距變化趨勢時，有兩種現象特別值得關注。
其一，在目前貧富懸殊格局下，用資本賺錢越來越容易，賺得越來越多；用勞動賺錢越來越困難，賺得越來越少；經濟生活的變動總是給富者帶來發財的機會，給貧者帶來損失。這就出現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房價的飄升，使房地產商暴富，使富者囤積房產賺錢，使那些存錢買房的人受到嚴重打擊，原來可以買90平方米房子的錢，現在只能買四五十平方米了。由于物價上漲，帶來居民消費指數（CPI）提高。盡管2007年央行6次加息，但一直是利率低于CPI。2007年居民儲蓄存款的負利率（存款利率減去利息稅和通脹率）在2％以上，貨幣貶值，人人有份，“被視為隱形稅收，是對普通人財富的剝奪”。在房價飄升的情況下，富者及部分中等收入者將存入銀行的錢取出來投入房產或獲益較高的資本市場，在短時間內財富翻一番到幾番。貧者即使有幾個錢存入銀行，并知道去投資、買房產比存錢好，但一來錢少，夠不上投資；二來那是救命錢，要急用的（留著看病的，孩子上學等），不能動。這兩年的物價、資本市場等的變動，無一不導致在生產要素分配中，資本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勞動占的比例越來越小，從而加劇了貧富分化。多年來，勞動所得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目前，我國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3或更低（美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近年來一直穩定在5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GDP高速增長和人均GDP較以前高，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卻很低，而且在下降，經濟增長的成果向富人過度傾斜，勞動人民群眾得到的實惠卻相對較少，用資本賺錢的富人所得卻越來越多。
200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有名的共400人，他們2007年的財富總和為2800億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 1640億美元，增加 70.73%。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2006年中國有15人，2007年增加到66人，居世界第二位；有百萬美元金融資產以上的富人，中國有31萬戶，居世界第五。這標志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百萬、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人均GDP位居世界第122位，而大富豪之多卻居世界第二及第五，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占有了中國 60％以上的個人財富。這種畸形狀況是中國貧富差距大超世界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
其二，貧富差距已經具有穩定性，并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在改革開放初期，是以“萬元戶”為富戶標準的年代，由于貧富差別不大，達到富者的標準比較容易，一些貧者也可以成為富者；富者只有萬把塊錢，經營稍有差錯，或政策變動，即可從萬元戶群體中退出來，貧者富者可以對流。而現在，由于富者已成巨富，富者的標準提高了，且富者容易更富，貧者在就業、教育、分配制度等方面遇到不公平（機會不均等，權利不平等）待遇，貧者上升為富者的通道減少、變窄，一般情況下難以上升到富人行列。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由于貧者富者的子女在出生時所處的環境不同，成長過程中的起點不一樣，機遇不一樣，繼承的財產也不一樣，富者的子女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業不成問題，如此等等，父輩的貧富差別與社會地位就會傳遞給后代，出現代際轉移。這樣，貧者恒貧，富者恒富，貧富差距便會趨向穩定化和制度化，成為一種很難改變的社會結構，社會階層流動通道也被嚴重堵塞。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
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差距
歷史上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向農村和中西部的投資，特別是對老、少、邊、窮地區基礎投資的力度增強，但在一段時期內，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會因發展的基點不同、條件不同而呈現較大的差距。
二是體制轉軌因素造成的差距
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社會經濟全方位轉型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中，盡管舊制度已基本被打破，但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新制度雖已建立，但仍不很完善。收入分配差距的產生和擴大，正是制度變遷過程的一種表象。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革及由此決定的分配制度變革，改變了生產要素在不同單位和個體間的分配格局，也因此導致了生產要素占有的差異。1984年我國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但同時伴生的竟是國有資產流失，損了國家而肥了一小撮“內部人”，特別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費午餐”。這些年因為監督機制缺位，甚至是權力的介入，產生大量黑色收入導致一部分人暴富，為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較高的起點上在新一輪的角逐中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
三是行業收入差別因素造成的差距
行業收入差別的形成取決于行業腦力勞動程度、行業人均資產占有量、國家行業政策、行業產品或服務的短缺程度等多種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行業市場化程度不夠，而人為的壟斷更造成某些行業的利潤率居高不下，致使行業間的收入差別有增無減。壟斷排斥競爭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有些部門和單位憑借行業壟斷構筑市場準入壁壘，造成企業之間的競爭機會不平等；二是某些部門和單位在吸納就業方面采取武斷措施，造成勞動力之間的競爭機會不平等。在這些部門和單位，即使勤雜工的收入和待遇也很高，人工成本直線上升。行業之間收入差別的擴大致使供職于不同行業的城鎮居民收入差別在不斷擴大。
四是隱性收入因素造成的差距
現實生活中，人們習慣于把收入等同于工資，卻把工資外的收入忽略了。實際上，在工資收入以外，許多人的收入中存在大量的隱性收入，一些具有壟斷性的行業和部門，由于缺乏競爭機制，以及管理體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他們能夠獲得工資收入以外的灰色收入，使收入差距逐年擴大。另外，一些人的待遇收入中存在一部分實物形式的表現，特別是級別較高的干部和企業經營者所享有的待遇收入，其所存在的形式更為豐富。由于這些收入都有一定的價值，可以以貨幣表現出它的價值，所以也是貨幣收入，而享受這種待遇的人也因此減少了其工資支出，所以等于相對地增加了個人的工資收入。這些收入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五是權力腐敗因素造成的差距
權力腐敗是滋生一批暴富分子的土壤。得利的主要是這樣幾類人：一是部分資源的管理者，這些人手中握有的權柄使他們擁有計劃內物資的審批權和資金的使用權，他們得利的手段往往是直接收受賄賂和貪污挪用公款；二是少部分國有企業的負責人，這類人特別容易將國有資產通過各種途徑變為己有；三是有能力將權力變換為金錢的中介者，他們和社會資源管理者中的腐敗者是共生共榮的關系；四是一些派駐海外及港澳地區的中資機構的少部分工作人員，這些人或者擅用公款經營超范圍業務，或者收取賄賂或索取回扣，從中大量獲利。另外，利益集團對政府政策的左右和干預。導致收入和資產分配的永久性不平衡，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投資風險，使扶貧和社會救濟計劃難以落實到真正的窮人身上，并且在執行過程中大打折扣甚至流入利益集團的腰包。以上這些因權力腐敗而獲得的非法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雖然這一原因所引起的收入差別擴大可能從數量上來看對全國收入差別的效應并不明顯，但對人們心理上產生的影響效應卻是巨大的。
此外，經濟類型差別的存在，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尚不夠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也是導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因素。
以上這些因素都不是孤立地在起作用，而是交互作用，使得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危害
分配不公引起的貧富差距擴大，影響深遠。其中重要的是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貧富差距擴大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具有“連帶效應”，會產生一系列的循環反應：消費不足使買方市場的生產競爭加劇，許多實力較弱的中小企業減員減產至停產破產，企業效益下降；投資信心及投資總量的減少使社會就業崗位增加受限，使大量貧困、失業和待業的低收入者通過就業提高收入的途徑受阻；社會經濟增長的放緩，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可能會隨之減慢，進而使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及對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區的資金扶持力度減小。這樣，又反向促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造成惡性循環。
二是貧富差距擴大關系到是否走向和諧社會目標。中國社會當前階段的一種矛盾奇特現象是，在經濟超高速發展（GDP連續30年平均在9％以上，最近連續5年在10％以上）的同時，幸福指數和群眾對生活水平的感受卻并沒有如同GDP那樣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艱難。因教育費貴，怕孩子上不起學。上了學，就是大學畢業了，又面臨就業難。在城市里就了業，房價貴，買不起或租不起住房，成不了家。許多人怕生孩子。因醫療費用貴，有病看不起，“小病拖，大病捱，到死還不能往醫院里抬。”從生到死，步步感到艱難。2005年，按聯合國最低標準，中國貧困人口的總數不少于2億，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發生這些情況的根源在于，GDP增長帶來的新財富中，很大部分被富人拿走了，或者說，窮人創造的財富有一部分被富人拿走了。由此帶來貧富階層的分野。部分富者驕奢淫逸，不事生產工作。部分貧者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難。貧困不僅是一種物質狀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貧富懸殊使部分居民心理失衡，不和諧因素和社會穩定隱憂與GDP一起迅速增長。貧富懸殊危及社會和諧。通過貪污、行賄、制假、偷盜、搶劫、詐騙、綁架、販毒、賣淫等手段謀財案件增多。保安、防盜門（網）、圍墻、富人住宅區城堡化等等之多，為歷史所罕見，在世界上也少有。
三是貧富差距擴大關系到改革的性質與社會前進的方向。什么是社會主義？鄧小平說得很明白：“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备闵鐣髁x就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會導致兩極分化，危及社會主義。所以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碑斷囆∑經Q定以市場經濟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時，他心中清楚市場經濟會自發地導致兩極分化，所以他一再強調要防止出現兩極分化。
“貧富分化”不同于“兩極分化”。前者是財富占有量的差別，是個量的概念，衡量貧富分化程度可用基尼系數等指數。后者是財富占有者在生產關系中地位的差別，是個質的概念。若大家都在變富，只是先富后富之別，那就是貧富分化而不是兩極分化。衡量兩極分化的標志是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者階級的產生。在中國當前階段，集中表現在鄧小平說的是否“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并因此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事物的量變會引起質變。貧富分化中含有兩極分化的要素與萌芽。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不加以遏制，任其發展，勢必導致兩極分化。鄧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BR> 判斷中國是否已經進入由貧富分化向兩極分化轉變，關鍵在于是否已經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情況。以上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富者愈富的情況，還是窮者愈窮的情況都是顯著的。中國當前居民收入與財富占有狀況差距懸殊，貧富分化嚴重，對這種發展趨勢如不立即予以扭轉，必將轉化為兩極分化。
遏止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對策措施
對于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要引起高度重視，采取措施加以遏止。
創造起點和規則平等的社會環境
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政治體制還存在諸多弊端的現實情況下，擁有公共權力的部門和個人非法干預和介入市場的現象時有發生，易造成起點不平等。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必須建立一個開放和流動的社會，實現公共權力的陽光操作，調整和規范公共權力獲得和行使的方式，完善獲得、使用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建立開放、公開、公正的公共權力體制，打破各種體制性壁壘，加大戶籍改革力度，消除壟斷因素的影響，實現社會的多元競爭機制，切實保障各種市場主體在市場準入規則面前的平等權利，創造一個起點平等、機會均等的社會環境。
規則平等是社會公正的核心所在。當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還大量存在，嚴重危及社會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基礎。要加強普法工作，樹立法律權威至上的思想觀念，提高公眾法制意識，提高執法隊伍的能力和執法人員的素質，真正做到從嚴立法、從嚴執法、從嚴懲治，實現依法治國。
加強稅收調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要運用稅收對分配的調節等經濟杠桿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在更大范圍和程度上縮小收入差距。
強調更加重視分配公平、社會公平，主張效率與公平結合，并不是要否定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實行按勞分配，應保持與勞動貢獻差距相一致的收入差距，才有助于鼓勵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樣，按非勞動生產要素分配，保持與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和資本效率差距相一致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發揮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只要是合法收入，不管多高，都要依法保護。但是，“過高的收入”，即使都是合法取得的，也應通過稅收予以調節。
稅收是一個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要縮小收入差距、控制貧富差距的拉大，政府應健全稅收制度，強化稅收管理，加大稅法執行力度，嚴厲打擊偷稅漏稅行為，加強對收入的稅收調節，完善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累進稅等，使高收入者的收入適當降低，并將所征資金用于社會公益、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事業，縮小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之間的差別，以促進社會的公正分配。
稅收是調節社會財富的重要手段，而社會保障制度則是維護社會公正的底線，是一張“社會安全網”。只有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形成一種有效的社會平衡協調機制，切實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構筑社會安全網，要增加投入，在國家財政許可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完善失業保險制度，擴大社會保障范圍，廢除一切歧視弱勢群體的政策，借助社會的力量，建立多元的資金籌集渠道，發揮基層和社區組織在社會保障管理和服務方面的作用，形成資金來源多樣化、保障水平規范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重新界定和規范政府職能，應該以維護社會公正為核心。只有以維護社會公正為核心，才能有效防范和制止各種違規行為，切實履行起點和規則的人人平等性。建立體現公正的社會價值分配機制，克服或緩解公眾對不公正現象的不滿情緒，促進市場秩序的規范發展，形成社會公正與效率統一的良好局面；只有轉變政府職能，讓政府逐步退出市場，克服政府行為市場化傾向，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水平和能力，才能有效干預分配不公平問題；為公眾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發揮政府校正不平等的作用。在現代社會，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主要方式和載體，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主要產品。公共政策要體現社會公正，維護社會公正是政府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時需要考慮的。公共政策的公正性首先應體現為公眾參與的廣泛性，公眾的廣泛參與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參與能夠促進政府與公眾間的對話，使政府與公眾之間協同一致。公眾的廣泛參與，要求政府為公眾提供利益表達的機制，廣泛傾聽各階層的利益訴求，通過相互之間的對話、談判、協商，求得共識，從而有效地維護公正的社會公共秩序。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越是稀缺的資源，投資回報率越高。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離不開市場機制的作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貢獻的大小由市場衡量，勞動報酬由市場決定和實施。在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的相互作用決定著勞動報酬水平。提高勞動報酬，一方面，必須提高勞動的質和量，提高勞動力中的人力資本含量，這是按勞分配原則的客觀要求，也是科學發展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勞動者自身利用市場供給方的力量與需求方進行“博弈”。勞動報酬取決于勞動者自己對勞動力市場信息的了解，取決于自身勞動力的質量以及勞動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勞動者及其群體對其權益的維護和實現程度等。這些都需要作為市場主體的勞動者，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提高自己的勞動報酬，進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時，政府還必須在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方面有所作為。一是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使勞動力供需雙方公平地在市場上競爭。只有公平競爭，才能使工資率客觀地反映勞動力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和再生產勞動力的成本。二是嚴格勞動執法，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只有嚴格勞動執祛，才會切實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例如，使勞動工時和勞動強度符合國家的規定，使八小時工時制落到實處，使加班能夠得到合理報酬，減少惡意欠薪等現象。三是根據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的實際情況；確立不斷調整工資指導線，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使勞動報酬能夠隨著經濟發展逐步合理地增加。四是組織職業培訓，協而提高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存量，使勞動者通過素質和技能的提高增加勞動報酬。
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統籌城鄉發展，必須更加注重加快農村發展，關鍵是抓好四個環節。一是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政策，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二是農業和農村自身要加快發展，推進城鎮化。三是城市發展要和農村發展相協調，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四是統籌推進城鄉改革，消除體制性障礙，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義務教育制度和稅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體制和機制。
要縮小現階段城鄉在稅負、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大力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盡快取消不應當由農民承擔的稅費負擔，創造條件最終實現城鄉稅制統一。要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進一步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合法權益，最終實現城鄉就業平等。要加快農村教育發展，深化農村教育改革，為解決“三農” 問題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要在農村推行大病醫療統籌和救助，解決農民就醫難和因病致貧返貧的問題，探索建立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逐步縮小城鄉在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方面的差距。
限制部分國企高管畸高的薪酬
企業高管、技術人員對企業貢獻大，收入高一點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是私營企業，老板的收入是員工的幾十倍，這不是什么問題。但國有企業就不同了，因為它是國有資產，企業大多不是現任老總創辦的，企業的高額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國有資產以及行業壟斷，所以老總和高管拿畸高的工資是不合理的。要對國企高管的薪資進行三掛鉤控制。
一是從整個社會薪酬狀況著手，實現與社會平均職工工資的掛鉤。也就是說，“10到12倍”的比較對象、基準，既不應該是本企業的職工工資，也不應是本行業的職工工資，而只能是全社會的平均職工工資。數據顯示，2006年149戶中央企業主要負責人平均薪酬為53．l萬元；而同年全國城鎮職工年均工資為21001元。前者為后者的26倍，顯然早已超出了“ 10到12倍”的范圍。
二是從國有資本經營狀況著手，實現與企業分紅水平和程度的掛鉤。國企既是國家、全民的企業，那么在稅收之外，就必須將其經營所得向國家分紅，這既是市場規則的必然要求，也是衡量國企社會責任乃至存在價值的最直觀、最根本標準。因此，國企包括高管在內的薪酬合法性，就必須建立在充分向國家分紅的基礎之上。換言之，其所有利潤，只有先交足國家的，才有資格談自己的薪酬。
三是從各行業市場環境著手，實現與具體企業壟斷程度的掛鉤。制定國企高管薪酬規范，應該考慮各行業國有企業的特點。如果某家國企所在行業處于高度壟斷的地位，如煙草、電力、石油、電信、金融等，無論其經營管理水平如何，都能靠此輕松獲取超額利潤，那么其高管薪酬，就必須得到最嚴格的控制。相反，對于那些處于充分市場化、高度競爭行業的國企，“其高管薪酬”則可以采取更寬松的標準—20倍、30倍，甚至更多倍于職工平均工資也無妨。
?。ā董h球視野》摘自《中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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