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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黑幫背后的紅白鏈條

新華網（ 2009-10-23 ）

戴著“紅帽子”，有“白老大”撐腰，重慶“黑老大”的成長史，就是一部中國某些地方社會轉型期的真實寫照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安同發自北京 槍殺辦案民警，肢解被害人尸體，人大代表成了黑幫老大，司法局長竟然是幕后同伙……你以為在看警匪片，其實，你看的是一場真人秀，秀場：山城重慶。
    10月19日，重慶黑幫世紀大審判進入第二周，以雙胞胎張波、張濤為首的14人“涉黑”團伙被控5項罪名。兩天后，楊天慶等9人“涉黑”案宣判：楊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罪被判處死刑。
    張波、張濤和楊天慶只是冰山一角，參與這場真人秀演出的有1544人之多，330多億贓款被繳獲，這幾乎是重慶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因為一場“掃黑”行動，這座中國第四大直轄市正經歷從未有過的陣痛：一個崛起中的西部明珠，何以成為黑幫泛濫之地？黑白兩道又如何同流合污，控制重慶的經濟命脈，甚至“威脅到政權的根基”？

“黑老大”流變史

    1997年，重慶市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重慶黑幫由此開始蛻變，更多地將黑手伸向經濟領域，不變的是一樣的兇殘

    沒有人一出生就是“黑老大”，但一旦成為“黑老大”都一樣的兇狠手辣。
    在重慶市中心解放碑步行街入口處，有一個云夢閣夜總會，這里是陳明亮的“黃賭毒”據點。這位重慶江州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高中畢業后，進入重慶長江儀表廠工作，后又南下深圳經商，始終默默無聞。回到重慶后，他放高利貸、操縱賭場，成為橫行一方的地頭蛇，打擊報復是其稱霸江湖的叢林法則。
    2005年7月18日，陳明亮的手下王勇因與胡某有矛盾，便持兩支仿“六四式”手槍追殺胡某，最后逼迫其寫下五萬元的欠條后才肯放人。有時，為了一點口角就敢殺人，陳先后制造故意殺人案件２起、故意傷害案件２起。
    搞“黃賭毒”需要打擊報復，搞實業亦然。重慶警方公布的材料表明，涉黑團伙已經滲透到了當地的能源、交通、建筑以及糧油菜肉等各個領域。
    鵝公巖是重慶普通的一座大橋。2007年8月，一個名字叫做黎強的人指使手下公然在這里搶走一輛公共汽車。靠著打砸搶，短短幾年，這位重慶市人大代表拿到了重慶的100多條公交線路經營權，其勢力已足夠影響到城市的公交命脈。
    重慶大渡口區政協委員王天倫，是今普食品有限公司是董事長，掌控重慶豬肉市場41%的份額。重慶周邊地區的豬肉供貨商經常接到今普的電話：“如果還敢送貨，后果很嚴重”。2006年，今普“成功”進入重慶市各大中小學食堂，成為“放心肉供貨企業”。
    時光倒退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重慶黑幫并不像今天這樣有太明顯的經濟目的，那時候的黑幫講義氣，喜歡打架，1.62米的封曼是當時重慶黑幫最大的主角。
    那時，文革結束沒多久，治安形勢相當惡化。在當地媒體的描述中，封曼以“打架兇狠著稱”，并擅于幕后策劃組織。不久之后，改革開放后的第一輪嚴打在全國拉響，封曼未能幸免，因聚眾斗毆被判刑兩年。
    重慶黑幫真正開始蛻變是在1997年重慶市成為全國第四個直轄市之后，發展上的新機遇使得經濟領域出現更多的黑手。
    1998年，重出江湖的封曼，開始拉攏原巴南區人大代表、巴南區經濟開發管理委員會主任肖某，騙取驗資和工商注冊，成立自己的房產公司，由此達到“事業巔峰”。
    誰曾想，三年后，重慶開展直轄之后的首次大規模嚴打，封曼作為黑幫代表人物再次被抓。經警方查證，封曼案牽涉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46人，其中包括處級以上干部25人，他用于拉攏、腐蝕黨政干部的費用達數百萬元。

黑白一家親

沒有“白老大”的保護，就沒有“黑老大”的存在

    封曼之后，新的黑幫人物王平、王渝男迅速崛起，警方的一些人開始成為其最大的“保護傘”。
    此時，文強開始若隱若現地出現在黑幫之中。這位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是“涉黑”級別最高的官員。1992年9月起，文強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期間擔任公安系統主要領導長達16年。
     1996年，重慶朝千隧道發生震驚全市的槍戰，王平正是其中的涉案者之一。而在此前，已經是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的文強，與王平過從甚密，在王平女兒的生日宴會上，文強公然出現。他后來的解釋是王平是他培養的線人。
    公安子弟王渝男，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在重慶璧山縣白云湖開設了一個有數十人參與、籌集賭資400多萬元的“百家樂”大賭場。2000年10月底，民警突然發起襲擊，沖進賭場，一位民警頸部中彈身亡。
    這位民警的犧牲，讓王渝男的“保護傘”頓然失效，王后來被判處無期徒刑。
    王的落馬，牽連出了眾多“白老大”，包括原重慶市公安局治安總隊總隊長李虹、原市公安局辦公室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龍蜀渝、原市公安局水警總隊政經保科科長汪德泉等。
    這時，另一重要人物開始登場，她就是文強的弟媳謝才萍。在警方行動前十分鐘，她帶著錢從容離去。王渝男等人落網后，她開始填補空白，利用文強的關系大肆經營賭場，并一度成為“重慶最安全的賭場”。
    46歲的謝才萍并沒有多大的能耐，原本不過是一名普通的地稅局干部。她在短短４年時間，能成為一個坐擁十幾個地下賭場的“涉黑”女老大，離不開白老大”的保護。根據公訴機關指控，2008年４月，謝才萍領導的“黑賭”組織為使其開設于黃泥塝御井茶樓賭場不被查禁，安排組織成員龔湛杰給郭勝、甘勇送去18萬元，為賭場提供非法保護。郭勝時任重慶市公安局渝北分局黃泥塝派出所副所長，甘勇時任該所民警。
    不但容忍犯罪行為，“白老大”還樂于充當“黑老大”的“雇主”。
    上世紀９０年代末，陳明亮就已經有諸多違法犯罪事實，但一直安然無恙，有的舉報人反而被暴力威脅、毆打、敲詐勒索。一位多年來一直控告黎強的車主表示，黎強曾當眾稱：“隨便你們去哪里告，到處都是我的兄弟伙。”

反黑背后是反腐

    必須根本轉變“GDP崇拜”的政績觀念，才能杜絕公權部門主動扶持黑惡勢力
　
    “千方百計拉攏腐蝕黨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尋求‘保護傘’，這是當前黑社會的一大特點。”重慶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認為，另一大特點就是，“一些黑惡犯罪頭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政治外衣，加緊向政治領域滲透，尋求‘政治庇護’。”
    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為一種政治待遇，向“致富能人”傾斜，成為代表委員最重要的民意基礎反而成了可有可無的指標。這一現象并非重慶獨有。其實，這是一些干部“GDP崇拜”和政績觀異化的另一種表現，也是“黑老大”戴上“紅帽子”的土壤。
    有了這頂“紅帽子”，“黑老大”們等于給自己的強取豪奪披上了堂皇的外衣。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周澤認為，“打黑除惡”必須根本轉變“GDP崇拜”的政績觀念，杜絕公權部門在政績沖動下主動豢養、扶持黑惡勢力；另外，也要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包括紀律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才能堵死黑惡勢力向政治領域滲透的縫隙。
    任建明跟周的觀點不謀而合。這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認為，要加強預防工作，并且作為一項長效機制對待。黑惡勢力之所以存在，政府和社會兩方面原因都有，但是矛盾的焦點還是政府公共權力。“如果我們經過長期努力，能夠從公共權力腐敗的治理開始，將廉潔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話，黑惡勢力存在和發展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小。”

打黑貴在制度化

    運動式的司法實踐是不能持久的，犯罪還會卷土重來

    “‘打黑’并非重慶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辦法。”10月16日上午，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向媒體介紹了“打黑”的初衷。
    “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門口，舉著血淋淋的照片，畫面讓人神經緊張。黑惡勢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戶用刀砍殺牲畜，慘不忍睹。”薄熙來動容地說，“去年我們清繳刀具，大砍刀堆積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謝才萍開賭場從中抽頭，賭場開在五星級飯店，旱澇保收。這連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則徐都不能容忍。”
    不過，有律師擔心它是一種運動式的執法。《澳大利亞人報》援引北京律師夏南(音)說：“這種運動式的司法實踐是不能持久的，犯罪還會卷土重來。”參與“涉黑”案辯護的重慶律師周立太則擔心，“打黑”行動可能擴大化。對此，重慶市檢察院和法院公開表示，將嚴格依法辦案，不會擴大打擊面。
     重慶市檢察院表示，全市檢察機關要將每一起案件，辦成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驗的鐵案，對黑惡勢力犯罪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堅決嚴厲打擊。對于被裹挾參加黑惡犯罪團伙，犯罪情節較輕的人員，在與涉黑涉惡犯罪有關聯的公司、企業工作，對“涉黑”組織犯罪不知情，而實施輕微犯罪或違法行為的人員，嚴格區別對待。
    重慶市高院要求，不能因為“涉黑”案件被告人的社會危害性和公眾的仇視心理而剝奪被告人的應有權利。法官在審理“涉黑”人員時，要與普通刑事犯罪一樣，嚴格遵守法定程式，嚴守審判中立。

“黑老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