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現實而對“和諧”問題的思考
陳寒鳴
自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有關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以來，“和諧”成為非常流行的關鍵詞。
其實，“和諧”一詞并非今人所創，而是古已有之。中國儒學有重“和”的傳統，而儒家對“和”，主要有三種理解：（1）“多樣性的統一”。西周末年史伯云：“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國語·鄭語》）。這里以“以他平他”界說“和”，亦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1]。“他”即相異者，“以他平他”即會合異類之物并使之均衡，然后乃有新事物發生，這也就達到了“和”。《左傳·昭公二十年》有晏嬰論“和、同”的言論，其所謂“和”是指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濟”。孔子認為“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是兩種不同的處世原則，其弟子有若提出“和為貴”，孟子則提倡“人和”（《孟子·公孫丑下》）。（2）儒道兩家的創始人都重“和”，但二者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區別。老子提出“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但他強調的是“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五十六章），這里“和與同相互對立的觀點開始趨于消失”，“‘和’字逐漸被了解為‘無沖突’之意”[2]。（3）“相從相應”或“相互順應”，“和”即相互順應而不相沖突或避免沖突，“一般所謂調和、和順，都是此義”[3]。如漢代公孫弘提出：“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漢書·公孫弘傳》）“和”的三種涵義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是第一種理解，亦即“包含著差異、矛盾、互為‘他’物的對立面在內的事物多樣性的統一”[4]。
“和諧”確乎是中國人所追求的一種理想。由于對這理想的期盼，加以執政者的大力主張，以至人們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和諧，比如全國總工會領導便曾發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勞動關系”的號召。然而，當我們看到這些年，不僅“包身工”和童工這些1949年后滅絕了的現象均驚現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血汗工廠”、“人間地獄”式的私有企業。私有企業主們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強令工人超時加班，許多工人經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時，嚴重損傷工人體制。許多工人難以支持而離職不干；許多中途病倒；許多工傷事故正是在過度疲勞中發生；有的力不能支，暈倒車間；還有過勞猝死。許多工廠企業、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外資企業，廠房、工作場院地不合標準，狹小擁護，通風、照明、降溫、保暖不全；車間、倉庫、宿舍混處；通道不暢、門窗鎖閉，消防設備不達要求；機器缺少應有的安全防護裝置；生產使用有害有毒物質，不采取保健防護措施。煤礦等采掘工業，安全防護措施百病叢生，違章操作，帶病超產，管理混亂。在此情況下，煤礦特大、惡性事故接連發生，愈演愈烈，毫無改進。許多工廠有害有毒物質傷害工人，塵肺病、血液病成群發作。機器軋斷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許多工人因工致傷、致殘，許多終生喪失勞動能力，許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圖的企業主不顧職工死活。出了事故，瞞報、以多報少，威脅利誘，強使職工家屬私了，給點錢，推出不管之類現象，不斷發生。許多工廠企業后勤供應極不重視。工人宿舍常常讓數十人擠在一幢簡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溫，冬不保暖，人多噪雜，又臟又亂，工人無法安穩休息。企業食堂，伙食質量低劣，工人勉強充饑。許多工廠、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和外資中小企業，任意奴役壓迫工人。許多工廠在雇傭保安專門用于鎮壓工人；管理人員；保安人員，亂罰工人，打罵工人；進出廠門，實行抄身制；一旦認為廠里丟了東西，亂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職工脫衣裸體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隸勞動，要求辭職，還不容許；逃走被抓回來，就遭毒打、罰跪、禁閉，甚至把女工關在狗籠里恐嚇；侮辱婦女，有的資本主在女廁所中安裝攝像境頭。至于二億多農民工更普遍遭受著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嚴重剝削、壓迫和賤視。總之，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正處于遭受中外資本家剝削和壓迫的災難之中。我不知道這樣一種狀況下，中外資本家與工人勞動群眾“和諧”嗎？倡言“和諧”，力主構建什么“和諧勞動關系”，是不是要我們處于這種狀況下的工人勞動者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剝削、壓迫和奴役？如此“和諧勞動關系”是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嗎？！
誠然，我們今天倡導和諧勞動關系，這對當今中國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很有意義的。而充分汲取儒學重“和”的傳統資源，切實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則對和諧勞動關系的形成乃至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必會有所助益。但據上述儒家本義，“和”、“和諧”講的是“多樣性的統一”，“和而不同”絕非如老子泯滅差異、消除對立，而是在承認、直面并包容差異、矛盾的前提下求同存異，以漸臻“和”的理想境界。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人們是由有著各自利益需求的不同階級、階層組成的，利益需求既各有不同，就難免會有矛盾、斗爭，存在對立，“和”遂成稀貴之境界。只有承認“分”的客觀存在，運用包括斗爭在內的種種手段正確處理好各種矛盾、調整好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關系，才有可能爭取達致“和諧”之效。由此而使我們想到1949年6月李立三《在公營企業中貫徹公私兼顧問題的幾點意見》中所說，公營企業里在公、私之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還存在著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長遠利益與日常利益之間的矛盾，作為工人群眾的工會，其所處的地位和環境決定了它必須多關心和代表工人的日常利益；想到1950年7月鄧子恢在《關于中南區的工會工作》中所說，不僅公營企業中工會工作者的立場和態度不應與行政管理人員混同起來，而且工會畢竟不同于政府，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工會與政府人員也應有所區別；想到1956年9月賴若愚在中共“八大”所作《進一步發揮工會組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中提出的“工會的獨特作用”，他認為在我國，國家利益和職工群眾利益根本一致，但二者失調也是常有的現象，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矛盾的，故而工會既要教育職工群眾正確對待國家利益，又要組織職工群眾保護自己的利益，還必須發揮職工群眾的監督作用以有效防止和糾正官僚主義；想到1957年各地工人鬧事事件不斷增長之時，賴若愚在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所說，工會要真正代表群眾利益，支持群眾的正確意見，要站在群眾之中來說服群眾，要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通過發揚民主發揮應有作用；又想到劉少奇1951年6月在讀鄧子恢文章及高崗批駁鄧子恢的文章[5]后所作長篇筆記[6]中說，在工廠內部人與人的生產關系上存在著矛盾，國營工廠內部的基本矛盾就是國營工廠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就是國營工廠內部的公私矛盾，由這種矛盾所構成的國營工廠內部的各種關系是國營工廠中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國營工廠中由工人群眾細織工會并由工會代表工人群眾和工廠管理機關調處各種有關雙方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在關涉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問題上，工會工作者與國營工廠管人員的利益和立場是共同的、一致的，但在關涉雙方的各種個別問題上，他們彼此之間各自站在同對立相矛盾的地位與立場上。他們的觀點雖是從分析國營企業社會生產關系入手，針對著國營企業工會的地位和立場而發的，有鮮明的當代性與現實針對性，但從文化思想上來看，其所論是與儒學傳統“和而不同”的精神相契合的。
這就給予我們以重要的啟示。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多種所有制并存，利益關系呈多元化態勢。非公企業中存在著雇傭與被雇傭這樣一種矛盾甚至對立的勞資關系，公有制企業中也有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生產關系，而嚴重存在著的腐敗現象以及“化公為私”的改制對普通職工群眾利益的嚴重侵害等等使企業內生產關系更加復雜化，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更加突出（“通鋼工潮”就是由這種利益關系沖突和嚴重矛盾的激化而引發出來的顯例）。在這種客觀情況下，建設現代企業文化，構建和諧勞資關系，并進而推進整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就應本著儒學傳統“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直面現實，承認并尊重多樣性、多元性的存在，以“分”為客觀前提、以“爭”為必要手段，力求“和”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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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3頁。
[2]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585頁。
[3]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頁。
[4] 方克立：《關于和諧文化研究的幾點看法》，《高校理論戰線》2007年第5期，第5頁。
[5] 鄧子恢《關于中南區的工會工作》發表后，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的高崗認為鄧說“欠妥”，遂于1951年4月撰寫了題為《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一致性》的文章，對鄧子恢進行針鋒相對地批評，認為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人利益完全一致，工會與行政沒有立場的不同。
[6] 劉少奇這篇作于1951年6月的長篇筆記是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對國營企業中的矛盾進行科學分析，并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工會運動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獻。但這篇文獻長期未能公開發表，直到三十四年以后，才以《國營工廠內部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為題編入《劉少奇選集》，與世人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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