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鋼事變

通鋼事變

原載：《鳳凰周刊》

□  記者  周宇  特約撰稿員   陳天白

7月24日上午，吉林省通化市通化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通鋼集團）發生嚴重群體性事件。上萬名工人聚集在廠區，高呼口號，堵死鐵路，導致全廠停產。剛剛上任的總經理陳國君被工人圍困、毆打致死。
此前一兩天，吉林省國資委剛剛向通鋼集團干部和職工宣布，民營企業建龍鋼鐵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建龍集團”）將要增資控股通鋼集團，但立即遭到普遍反對。陳國君為建龍集團代表。
建龍集團與通鋼集團的重組始于2005年，結束于2009年3月。本次是建龍集團第二次重組通鋼。
但上一輪的并購并不成功。重組中，由于參與重組的各方實力有限，通鋼集團被剝離員工未獲安撫，處境困難。重組后的通鋼集團也未獲得大量資金注入，再加上利潤連續下滑，導致在職員工減薪、待崗情況加劇。這令重組遭到通鋼集團眾多員工的長期、反復抗議。
此番重組在吉林省政府和省國資委安排下，建龍集團欲強行進入接管通鋼集團，引發更激烈的反彈，終于釀成慘劇。

“火線”重組

2005年通鋼集團與建龍集團的重組改制，是當年吉林國企改制的重頭戲。重組改制由一年前才成立的省國資委主導、推動，省直有關部門大力促成。
此時的吉林，正處于國企改革大躍進的風潮之中。該省希望通過“國有資本退出”，使國有股比例在競爭性行業中降到20%。
按照計劃，吉林省必須在一年內基本完成816家省屬國有企業改制任務，稱為“816工程”，涉及職工60萬名。
這一計劃到2006年4月基本完成。吉林省國企改革進程也從東北三省最慢的地區，一躍成為最快的地區。官方報道稱，3年內，吉林省多達3000家國企“華麗轉身”。
這一年，作為吉林省最大的鋼鐵企業，通鋼集團年產各類鋼材300萬噸，排名中國企業五百強第303位。
而總部位于北京的建龍集團擁有唐山建龍、吉林建龍、浙江建龍等10多家子公司，在中國民企競爭力500強排名中列第48位。截至2004年底，其總資產為162.5億元，凈資產60.7億元。
但建龍集團并非專業的鋼鐵企業，而是涉足房地產、造船、水泥等眾多產業。其旗下的鋼鐵企業，大多通過并購而來。
尤為重要的是，雙方的重組并非“強強聯合”，建龍集團方面顯得實力不足。
與通鋼集團重組的是建龍集團旗下的浙江建龍，浙江建龍又是以吉林建龍作為資產入股，故此間報道均稱此次重組為“省內資源和產業的整合”。
吉林建龍年產量在100萬噸左右，遠低于通鋼集團。這令重組被通鋼工人諷刺為“小飯店與五星級大酒店的重組”。不過有專家指出，判斷一個企業的實力，不僅要看其產量，還要看其盈利能力等，如果企業僅產量可觀，但利潤率低、資產負債率高，其資產質量自然不高。
吉林省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周柱山此間告訴媒體稱，政府之所以支持重組，是因為吉林省已經作出了年底之前省內國有企業全部退出的規劃。此時吉林省的800多家國有企業已經只剩下不到100家。
此間，鋼鐵協會人士對通鋼的評價是“整體盈利狀況良好”。而吉林省國資委人士曾透露，建龍實力偏弱，如果有第三者出來要合作，還會重新考慮。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建龍集團正深陷寧波并購案的困境。
2004年6月初，正處于籌備期的寧波建龍成為繼江蘇鐵本后又一個被國家重點查處的違規鋼鐵項目，導致寧波當地多名官員，以及商業銀行遭到處罰和調查。
但在一年之后，建龍集團就在吉林獲得了“補償”。
2005年11月28日，剝離附屬機構和資產后，整合優質資產重新成立的通鋼集團、吉林鐵合金有限公司與浙江建龍鋼鐵有限責任公司、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正式簽署了重組協議。
新通鋼注冊資本38.83億元，由國有企業變為國有相對控股企業。浙江建龍以吉林建龍入股，擁有“新通鋼”36.19%的股份。吉林省國資委擁有46.64%的股份，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擁有14.6%的股份，通鋼的管理層為2.57%。但在最后關頭，吉林鐵合金神秘退出。
2006年底，國務院國資委在長春召開全國國有企業改制工作座談會，吉林國有企業改制方式受到表揚，并被總結為“吉林模式”。
“通鋼模式”作為“吉林模式”的三種成功模式之一，“更為國務院國資委所看中”，被認為為國務院國資委指導地方大中型國有企業改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但一些領導眼中的成功模式，并未被通鋼普通員工所接受。此后數年間，雙方合作一直矛盾不斷。
通鋼集團內部對建龍集團的實力始終有所質疑。質疑還包括建龍方面從通鋼集團抽走資金、經營能力不足等。
2009年初，通鋼集團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虧損嚴重。
今年3月，建龍集團與通鋼集團達成初步意向，建龍集團退出通鋼集團，轉而擁有吉林精品鋼基地的所有權，并擁有通鋼原有的礦山所有權。
在這一時機選擇退出，令建龍集團在通鋼集團上下形象更趨負面。

“包袱”發酵

通鋼集團的重組，按照“先改制，后重組”的原則，由吉林省國資委對通鋼集團的凈資產先行剝離和支付。
2005年11月，通鋼集團的17所自辦學校、6個公安機構以及醫院等34戶輔業單位全部完成改制。
通鋼內部人士提供的數據稱，其中，進入改制后企業但退出國有職工身份的25077人，內部退養7606人，自謀職業的2622人，移交教育、公安在職人員1177人。
通鋼集團資料顯示，新的合作者建龍集團并未支付改制成本。在建龍集團進入之前，省國資委享有的凈資產中，已經支付了集團主業改制成本15.71億元，并從原通鋼集團的凈資產中扣除。
這也導致通鋼集團在重組中所占股份降低了幾乎一半。
朱駿就是內部退養人員之一。這使她原本準備依靠終身的國企工人身份早早地終結。
1992年，通鋼征用了朱駿所在村莊的土地，并承諾將村民們招工，成為通鋼的工人。未成年人則在成年后，優先進入通鋼。
整個村莊沸騰了，盡管村里有自己的磚廠、醋廠、百貨商店，但能成為國企職工依然令村民們興奮。村里甚至放棄了對上述資產的賠償要求，高高興興地去“洗干凈腳”進城當工人了。
朱駿同樣興奮，她寧愿去工廠出大力，也不愿在村里坐辦公室。“廠里給開支，不用愁。”此外，城鎮戶口、吃細糧、老了有保障，都是朱駿所向往的。
2005年下半年，在對重組的美好前景的宣傳之中，廠里開始動員員工們內退。內退的標準多種多樣：男工52歲，女工45歲就必須內退。如果不夠年齡，工齡滿30年的也要內退。按照上述標準，實行“一刀切”。
時年46歲的朱駿也在內退之列，但微薄的內退工資卻令朱駿傻眼了：240元每月，工友中最少的僅169元。
這頓時引起內退工人們的集體抗議。
工人們稱，內退工資是按照1995年前后的工資水平計算的，而非按照當年或前一年的水平計算。
一名因為達到30年工齡而被迫內退的老工人稱，他的內退工資屬于最高的水平，約600元。而按照前一年工資水平計算，約為1400元。
如此巨大的差距成為內退工人的抗議焦點。
到2007年底，朱駿達到正式退休年齡，開始轉為領取正式退休工資。此時，經過緩慢的上漲，朱駿的內退工資已經上漲到了580元。但正式退休工資反而降到了530元，直到兩年后的現在，才上漲到670元。
正退工資降低成為普遍現象，有工友從內退時緩慢上漲到的600元左右，降到了400多元。
“根本沒法生活。”朱駿抱怨。她懷念退休前每月1000多元時的快樂生活，又更加后悔來當工人：早知如此，還不如老老實實在農村種地。
2005年9月，新通鋼重組協議尚未簽署之時，內退職工們已經開始了上訪告狀。這是4年后陳國君血案的最早發軔。
百余名內退職工選出3名代表，到長春上訪。這一次的抗議活動一直持續到第二年年初。
2006年11月起，內退工人們的上訪訴求開始轉變。從最初的“損害工人利益，一刀切內退不符合國家政策”，擴展到舉報通鋼重組時涉嫌國有資產流失。
此間，一些內退工人去北京上訪，另一些則聚集在廠辦公樓門口，或是堵公路，但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直到2008年年末，退休工人也加入了舉報隊伍，兩股力量結合，質疑重組的聲音像滾雪球一樣擴大。

重組質疑

杜濤是反對通鋼與建龍重組的一大批退休工人之一。許多干部將舉報材料悄悄傳遞給他們，由他們來不斷地向上舉報。
杜濤全身心投入舉報的理由是：“通鋼要是被整黃了，兒子、后代的飯碗就全沒了。”
一份名為《關于對吉林通鋼與私企重組侵害企業國有資產的檢舉》的上訪材料，對將浙江建龍用來入股通鋼的吉林建龍評估為14.04億元表示強烈質疑：吉林建龍僅有約100萬噸生產能力，評估價值卻與300萬噸生產能力的通鋼集團相差不多。
業內專家指出，資產評估價值并不能與生產能力直接劃等號，它是綜合生產能力、生產成本、盈利能力、負債情況、研發能力及后續發展等因素的整體評定，如果僅以生產能力或產量大小來評估價值，會有失偏頗。
工商資料顯示，以2005年9月30日為評估基準日，吉林建龍凈資產11.69億元，比14.04億元低2.35億元。
即使如此，老工人們也懷疑拿吉林建龍作為全部資本入股，浙江建龍或許并未對通鋼集團投入任何資金，而吉林建龍實際上與通鋼集團關系也并不密切：
2006年4月13日，通鋼集團向吉林省工商局提供的一份《情況說明》稱：“改制完成后，我公司作為吉林市建龍鋼鐵有限責任公司的控股母公司享有相應的股東權利，吉林建龍成為我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其法人資質仍然存在，該公司所有的資產所有權仍歸該公司所有，故我公司無需辦理吉林建龍鋼鐵所有財產的產權轉移、變更手續。”
老工人們倍感憤怒：重組通鋼集團，建龍集團似乎是“打了欠條”。
2005年重組時，雙方制定了《重組補充合同》，約定在18個月內分四期還清重組欠款（此時建龍控股及關聯企業占用了吉林建龍的資金）。
2009年3月20日，通鋼集團就此對老工人們答復。答復稱，《重組補充合同》約定，浙江建龍自2006年1月1日起至約定的還款日，分期返還所占用吉林建龍的資金并支付利息。逾期部分則收取違約金。答復之前，通鋼集團已收回全部欠款和利息。
答復未提及具體欠款數額和約定的還款日。
老工人們的另一質疑是，重組中可能存在國有資產流失。
上述舉報材料稱，2006年底通鋼總資產175.42億元，2007年末達到268億元，但在2005年通鋼與私企重組時，通鋼總資產僅被評估為107.99億元，兩年間相差160億元。
老工人們認為，資產懸殊說明通鋼資產有可能是在重組中被嚴重低估了。
但省國資委對數據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讀：
“你們反映的2008年6月公布的通鋼集團資產總額為268億元，這是通鋼集團改制重組后的資產總額（剝離了輔業單位等）。（與重組前的107.99億元相比）這個數據也說明，通鋼集團改制重組后的發展是迅速的，也證明通鋼集團改制重組的方向是正確的，不存在資產流失問題。”
省國資委還引用數據稱，2006年末，通鋼集團資產總額為173.47億元；2007年資產總額為267.89億元；2008年通鋼集團自查年總額358.04億元，已經達到700萬噸鋼的綜合生產能力，這些數據表明通鋼集團改制重組后，確實有迅速的發展。
省國資委的答復中沒有解釋重組后通鋼數百億資產是如何增長的。記者就相關重組情況咨詢吉林省國資委宣傳處，該處工作人員表示，現在不便答復，以后將開新聞發布會統一介紹情況。
北京六合正旭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負責對雙方的資產評估。大陸媒體《中國經營報》獲得的2005年9月30日《通化鋼鐵資產評估報告書》顯示，生產設備僅價值900萬元，無形資產與土地使用權價值均為零。
該媒體引用通鋼集團人士的話稱：“幾個高爐加起來也不止900萬元，實際上這種按照賬面資產評估是不科學的，現在已經很少使用。”一些仍有生產能力的高爐在評估中價值為零，“實在讓人想不通”。
省國資委沒有提到的另一事實是，在資產增長的同時，通鋼集團的利潤卻大幅度下降。
2004年，通鋼集團擁有300萬噸鋼鐵的年生產能力，當年實際產量252噸，利稅15億元，利潤8.5億元。
建龍進入的2005年當年，通鋼集團的鋼、鐵、鋼材產量均大幅度攀升，但是實現利稅降至9億元，利潤則降至2.6億元。2006年，通鋼集團凈利潤為3.65億元，依然遠遠低于重組之前。
直到2007年，新通鋼才實現利潤9.48億元，略超過重組前。此時正值大陸經濟過熱，各大鋼鐵企業均大幅度盈利。這令上述利潤并不被認為是建龍的功勞。
一年之后，經濟危機來襲，建龍也未能扭轉乾坤。僅2009年第一季度，通鋼就巨虧近10億元。與之對比的是，吉林建龍僅虧損2億元。
這樣的經營狀況顯然令國資委的解釋顯得蒼白，也令上訪者們對國資委的解釋失去了興趣。他們堅決要求公布2005年重組時吉林建龍與通鋼集團的資產評估報告，但這一請求始終未獲同意。
2009年3月2日，約6000名退休工人、退休干部、內退職工、工人家屬在通鋼廠辦公樓前集會，訴求包括公布重組之前的資產評估報告，以及維護退休工人自身利益問題。
這是通鋼改制以來的第二次較大規模集會。至此，集會者們從未與建龍集團代表接觸，在崗工人也沒有大規模加入。
所有抗議都指向通鋼領導和國資委，而非建龍集團。對他們來說，這些都是“自己家里的事”。
出乎意料的是，在崗工人無形中聚集的憤怒反而比上述人群更加激烈，以至于7月24日的形勢，完全超出了退休和內退工人們的掌控。

工人“怒火”

2005年之前，通鋼集團的工人梁老五月薪最高拿到過2400元。重組之后逐年下降，直至現在的1200元。
收入直線下降，或許因為不盡如人意的經營業績。但讓工人們憤怒的是，“領導們全都一夜暴富了起來”。
工商資料顯示，2005年12月底，以孫玉斌為代表的通鋼集團管理層，被吉林省國資委賦予9990萬元獎勵。這些獎勵作為2.57%的股份直接計入重組后的通鋼集團注冊資本。
上述方案中，職工則沒有任何股份。
如果嚴格按照國資委的文件，上述獎勵需要經過通鋼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形成決議后，報省國資委備案。但這一“高層吃肉，工人沒湯喝”的分肥方式，顯然沒有經過職代會審議。以至于不論是梁老五，還是退休工人代表，對此都不甚了解。
不僅如此，重組后，工人們覺得領導們都“富了起來”，就連車間主任，買車的也多了起來，這在以前，是極為罕見的。
建龍集團進入后，帶來了民企先進的“三級管理制度”，相應設立了一級管、二級管、三級管。他們和原有的管理者一起，成為拿高薪者。
2008年底，梁老五被廠里以“減員增效”為由通知回家歇著，何時上崗“等通知”。回家歇著期間，梁每月僅有300元的收入。
在此前后，通鋼集團先后宣布了4批待崗名單（各分廠情況不同）。梁老五所在段，超過一半工人回家待崗。
梁老五們對下崗有刻骨銘心的仇恨：不僅因為通鋼離通化市區約15公里，相當于一個封閉的小世界，重新找到工作的機會極小，更在于他們回家后，發現工廠又招聘了大批臨時工、農民工去干原本應該由他們來干的活。
此間，通鋼還曾引進480人的中冶寶鋼檢修隊。有工人代表稱，當初的宣傳稱，這批人是“高科技人員”。但工人們從公安網上查閱了每個人的資料后發現，480人中高中生不到100人，其他多為來自南方各省的農民。
這一發現令工人們的憤怒越來越集中到建龍集團身上，工人們認為是建龍集團將南方的失地農民送到通鋼來搶他們的飯碗。
一次工人集會上，有人喊出口號：“趕出野鬼！”
2009年3月6日上午，通鋼部分分廠貼出第四批待崗名單。工人們被告知，這是最后一個班，明天就不用再來了。
但在下午，工人們又被突然通知，明天繼續上班，不用待崗了。并且要回家通知前三批待崗的工人，趕緊回來上班。
第二天工人們才知道，形勢逆轉的原因是：建龍已經撤出通鋼，雙方股權分立。與建龍同期撤離的還有480人的中冶寶鋼檢修隊。
3月20日的通鋼公司文件稱：“鑒于通鋼與建龍股權結構重新調整，經研究中冶寶鋼檢修隊伍撤出通化鋼鐵有限公司。”
當天晚上，有人鳴放煙花炮竹予以慶祝。一名帶頭上訪的老工人接到了大批工人打來的長達2個多小時的感謝電話。工人們認為，是老工人們的持續抗議，令建龍和檢修隊離開，自己得以復工。
梁老五也因此回到了車間。兩個多月的待崗，就像是做夢一樣。梁稱，工人們這時候的干勁特別足，都想憋足了勁，讓企業早點走出困境。
峰回路轉，隨著中央4萬億刺激方案的出臺，中國鋼鐵行業形勢竟迅速好轉。通鋼也逐月減少虧損，直至6月份，盈利已達6000萬元。
沒有人能預料到，建龍集團此時又回來了。

喋血“7·24”

7月22日上午，省政府專題會議作出通鋼集團增資擴股的決定：建龍集團以10億元現金和其持有的通鋼礦業公司股權，向通鋼集團增資控股，持股66%，吉林省國資委直接持有通鋼集團的股權降至34%。
省國資委啟動預案，開始緊鑼密鼓地操辦控股事宜。
當天晚上，省國資委主任李來華在通化賓館召集副總經理以上干部，宣布了建龍控股通鋼集團的決定。
大陸多家媒體報道稱，此時安鳳成在內的通鋼集團4位主要領導堅決反對控股，并當即辭職。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2007年9月19日，孫玉斌所代表的，包括安鳳成在內的經營層所持股份已經變更至吉林省國資公司名下。這是重組后，通鋼集團最后一次較大的股權變更。
安鳳成的辭職被外界普遍解讀為，為了個人利益向省政府要挾，并阻撓通鋼的進一步改革。但在工人們看來，這是這個他們并不都喜歡的領導干的一件正確的事。
7月23日，省國資委工作組進入通鋼冶金區，分別召開通鋼中層以上干部和集團公司所屬子公司班子成員、在崗職工代表和內部退養人員、離退休的原廠級領導座談會。
突如其來的決定在通鋼集團引起軒然大波，抗議隨之醞釀。當天傍晚，兩名退休工人貼出了數十份“緊急通知”，通知大家第二天早上8時集會，討論建龍集團控股問題。
博弈悄然展開，氣氛逐漸緊張。
晚上，李來華組織省國資委、省信訪局、省公安廳、通化市政府、通化市公安局召開通鋼集團維穩工作協調會，要求通鋼集團連夜采取措施，加強安全保衛，杜絕在崗職工中發生串聯行為，并對重點人員再進行一次訓誡。
7月24日，建龍集團董事長張志祥及建龍集團董事兼副總裁李明東、陳國君等人，分別被安排與職工談話，試圖說服工人們接受建龍集團的控股。
這一天，是陳國君被委任為通化鋼鐵總經理后上任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剛滿40歲的陳國君一直是張志祥手下干將，被認為是實干派，人品較好。陳遇難之后，與之接觸過的通鋼人士對其評價也頗為正面。
當天8時20分，工作組接到報告，通鋼門口出現人員聚集。
此時，朱駿、杜濤都已經在集會現場。梁老五則在焦化廠上班。
通鋼集團辦公樓前，內退工人代表打出 “建龍侵害國有資產，從通鋼滾出去”的橫幅，退休工人代表則發表演講。
這一次，聚集者中首次出現了大批在崗工人。
盡管老工人們反復要求大家一定要守法維權，場面還是迅速陷于混亂。年輕工人們搶走了內退工人手中的橫幅，要往生產區沖。老工人們試圖阻攔，雙方發生毆斗，一名內退老工人被年輕人踢了數十腳，險遭不測。
年輕人們“像瘋了一樣”高喊：“別聽他們的，什么守法不守法的，餓死你呢！”“你們這些老人真糊涂，為什么攔我們！”
工人們很快堵住了鐵道，并最終導致全廠7座高爐全部停產長達11小時。
上午10時，被派往現場做工作的通化市政府人員遭到驅趕、毆打。上萬名失控的工人令場面完全失控。
剛剛下班的梁老五在焦化廠里聽到了當天普遍流傳的“傳言”：建龍控股后會讓工人們全部下崗。
梁頓時被激怒了，也陷入癲狂，與工人們一起高喊：“建龍滾出去！”將整個廠區團團圍住。
10時半左右，正在與職工談話的陳國君在焦化廠被發現，再也未能脫身。張志祥和李明東也一度受到攻擊，但在警方的保護下得以撤離。
中午12時20分，已經遭到毆打的陳國君打出求救電話，稱已經隱藏起來，要求盡快營救。但沒有人能夠將他從上萬名鋼鐵工人的圍困中安全帶走。
16時40分左右，陳國君被圍困者找到。有人拆下暖氣片，砸爛四道門，將其拖出，反復毆打。
梁老五看到一群群工人蜂擁而至，毆打奄奄一息的陳國君。陳所在的房間玻璃盡碎，桌椅雜亂，墻角的魚缸也被砸爛。整棟樓的窗戶幾乎無一幸免。
此間，武警、公安，以及救護車多次試圖營救，都被外圍的工人阻攔，無法靠近。
17時15分左右，李來華冒著石塊的攻擊，對工人們當場宣布終止建龍集團控股案的決定，依然未能將陳國君救出重圍。
一小時后，陳國君被打現場傳來消息，陳已經不省人事，生命垂危。副省長王祖繼再次要求部署警力，全力解救。
直到夜里23時，白山市增援警力到達，警方才最終運出陳國君，將其送往醫院。目擊者稱，陳在數小時前已經凄慘死去。
第二天早上，通鋼家屬區及各廠門前貼出文件，吉林省政府決定終止建龍集團控股通鋼集團的方案。
3天后，吉林省國資委新聞發布會稱，陳國君之死系“個別非在崗人員發起并鼓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員聚集所致”。
記者就重組失敗及陳國君殞命等事宜采訪建龍集團，對方答稱，現在不便發言，以后會有統一信息發布。
此間，大陸《新京報》猜測，事件或為通鋼管理層、通鋼外既得利益者等多種勢力操縱所致；將陳國君殘酷毆打致死的，并非工人，而是其他不明身份者。警方也在就此調查。
但朱駿、杜濤和梁老五反而不想把責任推給外人。他們都相信，毆打陳國君的，并非外人，就是工人自己：即使沒有人操縱或煽動，工人們已經足夠憤怒。

沒有贏家

7月24日晚上，通化電視臺、通化廣播電臺不斷地反復播放建龍集團永不入股通鋼集團的通知。白天曾經集會的通鋼集團辦公樓前的明珠廣場上響起了鞭炮聲和歡呼聲。
鞭炮聲中，鋼鐵工人們勝利的喜悅遠遠超過了對一個生命消逝的惋惜。
然而，工人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并不是真正的贏家，雖然他們在“保護國資”、“保護自己工作權利”的旗幟下打退了建龍集團，但也打退了其他潛在的重組者，這讓急需新資金、新技術、新管理的通鋼不知又要經歷多久的煎熬。更何況，不管工人們的理由多么“神圣”，他們這種粗暴甚至蠻荒的表達方式，無疑使他們失去了發展和轉型的可能良機。
伴隨著工人們的喜悅，歷時4年，兩度攜手，通鋼集團重組最終以慘烈的方式徹底失敗，通鋼顯然并不是贏家。
通鋼集團以甩掉數千員工、眾多輔業等大量“包袱”，并自降身價為代價，致使民怨沸騰，引來的卻是一個不愿意注入資金革新通鋼技術和設備的“合作者”。
“合作”之下，通鋼集團依然要靠貸款來上項目。工商資料顯示，2007年，通鋼集團的資產上升至267億元，但負債也猛增至驚人的186億元。
當然，合作者確實帶來了新的管理和經營理念。匿名通鋼中層人士稱，建龍決策速度快，管理和用人機制靈活，是老國企無法比擬的。
但先進的經驗經過4年磨合之后依然水土不服：突然拉大的管理者、員工之間的懸殊收入，令其在工人心中失去了正義性。再加上嚴格的處罰制度，以及國企工人“鐵飯碗”式安全感的消失，致使建龍先前傾注的精力和熱情瞬間化為烏有，還搭上了主要干將陳國君的性命。
陳國君的殞命似乎有著某種前兆。2008年底，通鋼煉軋廠主管廠長宋凱因為批評工人在上班時間喝酒，竟然被殘忍錘殺。但就是這個簡單的報復殺人案，在案發幾個月后才告破。
然而宋凱之死，似乎并未令通鋼人反思國企弊病，而是再次將其歸咎為建龍的進入。有通鋼人發帖稱，通鋼人快醒來，不要再窩里斗了，趕快把建龍趕出去。
與工人們的狂熱不同，在鋼鐵業內人士看來，通鋼急需變革：通鋼雖是省級重點企業，但在全國范圍內看，規模還是太小，即使是在東北，也遠在鞍鋼等大企業之下。而在鋼鐵企業重組合并的大背景下，通鋼集團“嫁人”的確是必走之棋。
2003年，中央出臺《關于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被認為是通鋼重組的背景之一。《意見》提出“要鼓勵骨干鋼鐵企業聯合重組，建成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北方精品鋼材生產基地”。
2005年，通鋼的重組改制實施方案也提出：“在近兩年內形成1000萬噸鋼的生產能力，建成精品鋼基地，重點發展不銹鋼、無縫鋼管、汽車用鋼三個項目。”
但時至今日，通鋼離上述目標距離仍遠。
這同時也是建龍之痛：為建成吉林建龍的精品鋼項目，建龍也已經傾注心血多年。再加上此番永遠失去與通鋼集團合作之機會，并損兵折將，建龍損失同樣慘重。況且此后兩家如何分家，建龍能否從通鋼抽走自己想要的精品鋼基地等優質資產，尚難預料。
與此同時，前后一手操辦此事的吉林省國資委也飽受指責。回想5年前吉林省國資委風風光光操辦此事，還獲得國務院表揚，如今落得如此結果，“大躍進式”、“家長包辦式”的國企重組路徑，反思同樣不可避免。
國有鋼鐵企業轉制、重組，被普遍認為是大勢所趨，通鋼此后也難以避免。但此次通鋼慘劇暴露的弊病之多也令人驚訝：
“國退民進”對職工利益的戕害、改制過程中職工參與權的被剝奪、民企兼并國企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之嫌、民企兼并國企之時的激烈文化沖突、國資委等“家長”們在重組兼并中似乎不盡規范的程序選擇、老國企人對現代企業制度的抵抗等。
不幸的是，多種積弊與多年的積怨積攢在一天之內猛烈爆發，買單者卻是一個在此過程中并不關鍵的角色，年僅40歲的職業經理人陳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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