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學者,一場演講15萬元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知識就是力量”回鍋后,以往被稱之為“臭老九”的專家學者,也被推上政治、經濟、學術研討等各個領域的演講舞臺,他們在閃光燈的烘托下被“神化”。
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論述,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說白了就是改變原先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時向西方世界開放的過程中,應運而生了一批“經濟學家”、“學者”、“專家”。有本土的、海歸的和進口的(香港、臺灣等);也可分為官方(御用)的和非官方(媒體炒作)的;還可分為歌功頌德的,鳴鑼開道、投石問路的,轉唱反調、標新立異的,隨風轉舵的等等。這個時代是迷信專家的時代,看病要看“專家號”;讀書要進“學者門”,困境要聽“專家評”。上網google一下“專家說”,就跳出一億多條信息。我們周圍充斥著強大的專家學者群,他們到底給我們了帶來什么?有幾個專家學者準確或部分預言到了去年9月開始的全球危機,乃至經濟危機呢?
美國的次貸危機,讓全球經濟陷入了一片恐慌。國內的經濟專家們似乎當時并沒有預則到中國也將會遇到的經濟災難。還有一些人對舉辦奧運后一般股票下跌的歷史數據,感到擔心,但主流媒體卻不刊登此類意見看法。在我國國內廣受媒體吹捧、卻未能給國民一些經濟警示的專家學者們又是怎樣的一番風貌?
成思危,卸任人大副委員長。他于1949年從臺灣老家奔赴大陸參加革命,直到今年才回臺灣見妹妹們。他老人家曾在中央電視臺高唱:“2008年中國股市是牛市”;其后股市一路下跌,到4000點時,他老人家又說“2008年中國股市是牛市,只不過由快牛轉為慢牛”;到3000點時,他老人家還在說中國股市不跌破2500點仍然是牛市;當股民聽從他老人家的話,賠得快傾家蕩產時,股市已經跌破2000點。這時他老人家才不得不承認2008中國股市是熊市。股民再信他剛割肉賣掉時,股市卻又開始反彈。
有的事物不是我們能夠控制,就如成舍我控制不了他兒子成思危那樣,專家也不是萬能。這類專家不聽也罷,可有的行業是人為操作,那種專家就更讓人失望。
房價是最能表現專家滑稽一面的。08年金融危機剛開始,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說,“現在買房,就是愛國。”受到人民大眾的唾罵;09年已受金融危機重創時,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董藩還在做“房地產業將再次拯救中國”的演講。誰都知道中國現階段的房價是虛高的,可是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研究員、常務副秘書長王建還大言不慚:“保守地說,今后10年,中國的大城市,無論是上海、北京還是南京,房價要漲3倍;大膽地說,10年房價要漲5倍以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罵道:“說房地產炒過頭,那是胡話。”
在其他行業,專家也是頻頻冒泡:
“我們不能提高勞動者的工資,低工資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否則,外國投資都跑到越南等工資比我們低的地方去了。”--李劍閣,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媒體呼吁援助窮孩子是無知 ”“沒錢就別接受高等教育 ”。--王旭明,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教育專家。
“很多病人在術后是出于對醫生的感謝送‘紅包’的,‘紅包’也可看做醫患感情交流的一種方式。這種可利于醫患關系和諧發展的良性互動應被社會認可。”--吳博威,全國政協委員,山西醫科大學教授,副校長。
“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樊綱,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他還承認:“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
“不能因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價。”7月16日上午,在一場“解讀水價問題”的小型論壇上,有專家語出驚人。
“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中國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厲以寧,原北京大學光華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
對于這樣一系列的胡說亂侃,不把群眾利益放眼里的偽專家學者,我們還能用言語提醒他們所謂“公德”為何物嗎?
曾經的中國知識分子,以擔負社會責任為己任,可遺憾的是,這種優秀品質因為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漸漸離現今的專家學者遠去。
在大大小小的官方或非民間論壇上,或衣冠楚楚、或不修邊幅的經濟學家頻繁出現,縱論經濟走向、把脈市場動態。和演藝界的明星一樣,在邀請方、中介機構、經濟學家之間,已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產業鏈條,而頻繁走穴、趕場已成為部分經濟學家的“主業”。該報歷時一月的調查顯示,經過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階段,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階段,經濟學家的出場費一路暴漲,普遍由萬元以下升至3-5萬元。
現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大陸非常流行舉辦大型收費講座。門票的賣價便宜的約三千元,貴的則高達上萬元,一般規模都在三百至五百人之間。雖然收費昂貴,但因邀請知名經濟學家所費不菲,多數收入都到了學者口袋去了,主辦的機構大概只能賺到蠅頭小利。例如十年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出席國際知名論壇的出場費已有一萬美元。而如今經濟狀況之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的出場費高達十五萬人民幣;緊跟其后的是近期活躍在報刊雜志、電視媒體前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是個來自臺灣的學者),連續十天,以每場十萬元獲取大量通告費。目前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的霍德明、巫和懋等學經優異的教授,在企業論壇上的出場費,往往也都在五千美元以上。另外厲以寧等學院派學者也有每場六萬元身價,知名度較低的魏杰、賴偉寧收費也要四萬左右。
有人又要納悶了,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削尖腦袋,花高額費用去聽專家箴言呢?“專家時代”!正因經濟的低迷,中小企業都希望能從專家的口中得到真知灼見從而擺脫即時的困境,可是從那一場場會議學習中,是否真的給中國企業帶來新生呢?答案不言而喻。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說,“中國現代化的標志是北大教授擁有轎車和別墅。”我想,現在這個特殊的經濟環境下,首先擁有轎車和別墅的就該是那些教授了。他們富裕了,可中國現代化了嗎?
當然,也有不是靠賺演講費來獲取外快的,有更多一部分是在利益集團的大權力、大金錢的誘惑下,成為某些特殊利益團體的代言人,說出違心的、利益集團希望聽到的話。比如之前列舉出的一系列傷害到人民大眾的言論。知名網絡評論人士“五岳散人”一陣見血地指出:自從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跟著全球性金融危機被擠破,我們就看到各路學者粉墨登場了。雖然我們從來不對任何人的人品抱有過高的期望,但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表演確實讓人觸目驚心。究其原因,不外是某些學者在學術上失去了自己的脊梁骨,變得如同軟體動物一般,只要人家給錢就會去做花瓶,成為房產商的吹鼓手。
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為了自己的利益,某些專家的言論已經偏離了群眾和真理的軌道。他們的身份地位給他們帶來比常人更多的社會影響性,他們的一句話,可能會影響到社會公共利益、政府實施決策。他們有自由表達個人的觀點,但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對于他們已經失德的假話、空話、廢話、屁話,我們該如何去監督他們呢?
首先,民眾不要過度的迷信專家學者,媒體不要夸大及神化他們的能力。在真理與常識面前,我們要勇于對專家不良言辭做出辨別與質疑,媒體公正報道,對違背大多數人利益的言論作出強烈的譴責;
第二,建立學者誠信檔案,把他們的觀點、公眾言辭記錄在案。該“案底”與其學術經費、評定職稱相掛鉤,施加言論真實負責的壓力;
第三,取消專家學者的不當言論豁免權,對于嚴重損害社會穩定及人民利益的言論,須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四,公開專家學者講座的通告收費標準,依法征收稅收。相關行業應按職稱、等級、能力劃定收費標準,防止蓄意炒作引起的身價暴漲。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