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制改革改錯了嗎？——對兩種民主制度的一點思考
紅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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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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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本站原創
對兩種民主制度的一點思考 紅木（2006年8月4日）最近看到三條新聞，心里實在堵得難受。一條是發生在7月10日的《福建一紡織廠女工熱死，曾向廠方請假未批準》（新華網7月10日），說的是福建私營企業長隆紡織廠女工劉運芳長期加班加點工作，在酷暑中被活活熱死在工作崗位上。另外兩條分別是《市長親自拍板 福建漳州大老板子女中考加20分》（新華網8月3日），說的是福建漳州出臺規定，為“尊重關心民營企業家”，大老板們的子女中考加20分，和《昆山企業主給官員打分 低分者將下課》（新華網8月3日），說的是江蘇昆山私營企業主可以通過“打分”直接讓不合意的官員“下課”。聽“精英”、“主流”們說，這樣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普世的民主。而美國整天在其本土以外通過戰爭和“天鵝絨革命”推銷到其它國家例如前蘇東、拉美地區的也正是這種民主制度。筆者認為，恰恰是這種標榜著“最最民主”的制度，是人類生產力水平進入社會化大生產以來最壞、最落后的上層建筑。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球兩制”的時代，“民主”這種上層建筑自然有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區分。所謂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毛主席曾明確地說過，就是“勞動者管理”。他認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各種權利中最大和最根本的權利，是其他一切權利的保證。如果沒有這種社會主義民主這條新路，共產黨是跳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的。一句話，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讓人民當家作主”，這和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即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是一致的。筆者曾經指出，這種民主思想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之上的，它承認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因而主張由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而總是標榜“唯我獨革”資本主義民主，抑或叫資產階級民主，是建立在唯心史觀的基礎上強調“精英”創造歷史，人民群眾在他們視野里不過是今年年初某“主流理論家”所言的“阿貓阿狗”。這種民主制度，表現為承認“精英”、資本的人格化代表當家作主，然后每四年給人民發一張選票讓他們從兩個或幾個在經濟上剝削自己、政治上壓迫自己的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中選一個上臺繼續剝削和壓迫自己，美其名曰這就是最好的民主。一些人說，資本主義民主象美國、歐洲那樣是多么“完美”，可他們就是看不見被樹立為“樣板”的中心資本主義國家的邊緣還有近百個“又有私有制、又有民主”的外圍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民主”是通過黑社會、血腥和暴力來實現的。改革開放以來，總有人抱怨“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經濟體制改革”。筆者倒認為，恰恰是由于這種“精英”主導“政治體制改革”，才導致了上文中福建女工劉運芳的熱死、漳州非大款子女和大款子女受教育權的不平等以及昆山政府官員的命運掌握在私營企業者手中。這是因為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判斷一個國家民主化進程的優劣，最起碼要看這個國家真正能當家作主的人的絕對數量。如果某一個國家這個數量不斷銳減，最后只集中到權貴的手上，那么這根本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最標準的專制國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這就叫資產階級專政。最近剛看完兩本關于蘇東劇變的書，一本是著名蘇東問題專家周新城教授的《對世紀性悲劇的思考》，另一本是克里斯蒂婭·弗里蘭的《世紀大拍賣》，兩本書從不同的角度為我們展現了前蘇聯“精英”主導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給現在俄羅斯人民帶來的無限痛苦。堅持認為自己“很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世紀大拍賣》這本書的封底上寫道“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經天真地認為，只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樣的市場經濟都能保證經濟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市場經濟是有好壞之分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會出現岔道和彎路。其中之一，就是偏離規范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方向，演變為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通過閱讀這兩本書，筆者深深地感覺到，唯一能夠讓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不至于演變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方法只能是堅持以人民群眾為本、堅持決不照搬西方民主制度，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否則將來還會有千千萬萬的女工劉運芳無辜地死去——他們死于一種據說是“真民主”的政治制度。最近還有一本名為《浙江發生了什么——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的新書很值得關注，出自《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章敬平之手。章先生在這本書里信誓旦旦地保證他所描寫的浙江財紳不會變成古辛斯基或霍爾多可夫斯基那樣的寡頭，可是當我們經常性地看到上文中那三條新聞的時候，有誰還會相信章先生說的是真的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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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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