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安全也是“硬道理”

安全也是“硬道理”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十四 

                             江 涌

                原載《世界知識》2008年第13期

    5·12汶川大地震這一巨大天災深深震撼著、刺痛著每個有良知人的心。在舉國上下眾志成城、共赴國難的同時，每個能夠思考的國人，都應痛定思痛，深入思考中國從這場大災難中汲取什么樣的教訓。如果此前一系列的不幸尚不足以令我們深刻反思的話，那么汶川大地震巨額財產損失、幾萬名同胞的生命，尤其是那些承載多少家庭希望與夢幻的孩子們的生命，應令我們徹底反省。

安全的“硬道理”愈發凸顯

由于生存條件艱巨，中華民族因此很早就有了很強的危機意識。《周易》就告誡，“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孟子》的警告更加直接，“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們的東鄰日本，是個人多地狹、資源貧乏而又多災的國家，每年發生有感的地震約1000多次，全球地震的10％發生在日本及其周邊地區，由此國民培育出濃厚的危機與防災意識。尤其是在1923年9月東京大地震后，日本對建筑抗震提出了統一標準，并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應對機制，還設立了“防災日”。經過多次災害的歷練，日本不斷加強安全能力建設，從而成為能夠有效防范、抵御各種自然災害的先進國家之典型。

相較日本人，當今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淡薄多了。近些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繁榮，太平盛世的情緒彌漫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一些人甚至提出要修改國歌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歌詞。其實我們也遭遇了眾多自然災害，人為災難也未少見。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4萬人死亡，由此產生一大批孤兒、孤老和孤殘，經濟損失（按現在來衡量）達6000億元人民幣。然而，從汶川大地震來看，最起碼從建筑質量要求來看，我們并沒有充分吸取唐山大地震的慘痛教訓。有報道顯示，處于地震帶汶川等縣市，很少有學校教育學生如何防范地震，有學生因對地震“敏感”影響課堂秩序，反倒成為同學嘲笑以及老師處罰的對象。

如果簡單將當今中國人定性為“缺乏危機意識”也是不全面的，中國從古到今，都非常注重社會秩序的穩定，由此建立里一整套穩定社會秩序的機制，這也應是危機意識的一種表現。但是，穩定不等于安全，穩定有太多的主觀臆斷與政治色彩，安全不僅有面臨危險的主觀感受（安全感），而且還有置于危險境地的客觀狀態。在中國古代，從禹湯開始，歷經周成王、秦穆公、漢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諸多王朝，如果遭遇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宰相通常是要辭職的，皇帝也會發“罪己詔”，歷數自己的“罪過”，請求老天的饒恕。如此，人們心理平靜，社會安定。2001年1月，印度古吉拉特邦發生里氏7.9級地震，奪走近兩萬人生命，數十億美元的財產頃刻間化為烏有，富庶的古吉拉特邦的經濟一下子倒退了20年。當時當地的穆斯林普遍認為，是無節制的電視節目惹怒了真主，所以安拉就以地震來懲罰人類。于是，穆斯林居民紛紛砸毀電視機，人們的心理由此平靜，社會由此安定。

但是，我們知道，上述處理問題的“有效”辦法，顯然不是“科學”的，只是獲得了某種安全感，并沒有改善安全的客觀狀態，因此當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其實我們長期以來片面追求表面穩定而忽視實質安全的做法，也是經不起推敲與實踐檢驗的。唐山大地震時，地方地震監測站震前曾有預報，但是當時的中央（實際為“四人幫”把持）專注于批判“右傾翻案風”，地震局的領導也不得不講政治。但是，秩序穩定與政治高壓能抑制住大自然的巨大能量釋放嗎？改革開放后，改革、發展與穩定成為國家工作的中心，國家專注于經濟建設，所以倍加珍惜社會穩定，穩定壓倒一切。但是，我們一些地方、一些部門誤解了“穩定”的內涵，為“穩定”而“穩定”，想怎么“穩定”就怎么“穩定”，粉飾太平下往往會掩蓋更多更大的危險。5月9日四川省政府網站上有篇報道，標題是“阿壩州防震減災局成功平息地震誤傳事件”，文章說馬爾康縣有村莊傳言地震，防震減災局及時平息謠言。無他，只是擔心影響社會的穩定，或許還有幾分擔心影響奧運的祥和。

自然、科學、規律，是不講政治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定勝天、征服自然、駕御規律，對自然、科學、規律的傲慢與無知，過去、現在都會付了出沉重代價。因此，再高尚的人群都應在大自然面前保持百倍的謙遜，社會穩定必須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科學、尊重規律的基礎之上。

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給了我們一個“試金石”，那就是三個“有利于”，即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安全、國家安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顯然相應地內涵于三個“有利于”，提高安全感、增進安全狀況應是發展的重要目標。從宏觀領域看，隨著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世界主題，尤其是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人們對“安全”概念有了新的感知與理解，原來的以軍事安全為核心、包括政治和外交安全在內的傳統安全似乎與普通民眾漸行漸遠，而其它諸如金融危機、資源環境危機、恐怖襲擊、重大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的影響越來越大。就微觀方面而言，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早就揭示，當人們生存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后，安全的需要會日益迫切。宏觀趨勢與微觀理論反復印證，當今中國，在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后，居民對安全的需求迅速提高，安全與發展同是“硬道理”，安全可能還是更大的“硬道理”。

發展的“硬”道理為何越來越“軟”

國家的崛起、民族的復興與大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需要發展，都依賴發展，所以對于中國，不僅是過去、現在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發展都將是硬道理。黨的十七大強調，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在發展這一“硬道理”的指引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由于發展觀被嚴重扭曲，導致我們在發展規律的把握上、發展理念的創新上、發展方式的轉變上、發展難題的破解上，存在一系列問題，發展的“硬”道理因此也就越來越“軟”。

發展規律：經濟化。長期以來，我們將社會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發展是硬道理”長期以來被曲解為“增長是硬道理”，社會的全面發展在一些部門和地方被理解演繹為國民生產總值（GDP）的不斷提高，經濟規律被當成“萬能規律”。兩千多年前，亞圣孟子告誡梁惠王：“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然而多年來，我們多項工作的實際指導方針，就是一切向“錢”看，或看錢是一切，不斷放大、夸大乃至迷信經濟手段、市場功能，功利主義彌漫社會每個角落。因此，諸多社會事業甚至越來越多的公共權力被紛紛市場化，那些難以帶來經濟效益的社會事業紛紛被邊緣化。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18日引用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陳龍生的話說，汶川以前曾多次發生大地震，但內地相關地質部門并未加強對震災的監測。陳龍生分析，唐山大地震后中國“曾大力加強震前預報”，并于上世紀70-80年代建立起“全面檢測地下水變化”的機制。但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防震工作反而“停止”甚至“嚴重退步”。

經濟規律：簡單化。與多項無經濟效益的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相反，各類與經濟相關的事業則興旺發達。“超常發展”一度成為地方政府普遍的“口頭禪”，著名的“深圳速度”（一周就能蓋起一層樓）被廣泛學習效仿、無限延伸演繹。我們曾不斷被講述這樣的故事：在西方甚至幾年蓋一棟小樓、一兩百年蓋一處教堂，講述者由此譏諷那是“蝸牛”速度，是資本主義帝國斜陽的特征。

近年來，社會經濟問題日趨復雜，在強調“快”的同時，注意“好”的效果。但是，問題已經是積重難返，浮躁、浮夸、做表面文章盛行，“形象工程”競賽登峰造極。動輒就要搞地區最好、全國最好，如今還紛紛要搞全世界最好。在建筑行業，大都是炫耀設計的潮流、裝修的現代、環境的新奇，有的甚至把建筑空間可以大拆大改當成賣點；房屋銷售中罕見將樓盤的結構特點和質量標準作為廣而告之的重點；寫字大廈動輒高百米，外表通常都是魚鱗般吊掛著厚重石板或鋼化玻璃，平時看上去光鮮亮麗，但是一旦遇上地震或強風，瞬間可能成為殺人兇器。

發展目標：異化。我們的發展目標就是要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不斷解放和提高生產力，以不斷滿足大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短短幾十年間，我們象變魔法一樣，從地底間喚出巨大的經濟增量，GDP世界第四，很快就是第三，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我們炫耀，這就是“財富”。我們殫心竭慮，不斷通過優惠不能再優惠的政策招商引資，最后終于把“人間天堂”改造成了“世界工廠”，我們心滿意足，這就是“財富”。當然，我們津津樂道的還有大中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我們認為這就是“財富”，是碩大無比而且還在不斷增長的財富。然而，我們這些“財富”的壽命往往只有二、三十年，而巴黎老城區幾百年的建筑比比皆是。我們的街道修了挖、挖了修，早就有“馬路拉鏈”一說。有專家出來解釋，這是經濟活力的體現。然而，一場大地震過后，這些原來反復被炫耀的財富與政績，瞬間變成了瓦礫、垃圾與過眼云煙。

發展理念：僵化。中國近代以來長期落后，而且還有落后挨打的痛苦經歷，所以對西方頂禮膜拜的思想嚴重，凡是西方的都是先進的、文明的，都是我們應該學習和模仿的。西方為“先污染，后治理”的工業化模式付出了沉重代價，我們還是眼睜睜走上了這條不明智的道路。城市化也在亦步亦趨。城市在無限擴張，農村人口向城鎮集聚，城鎮的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人口只好向空中集聚。

“兩院”院士、建筑與城市規劃學家吳良鏞總結唐山大地震有三條教訓：一是建筑工程安全應在首位；二是城市“生命線”（包括四通八達的交通、通訊等公共設施）十分重要；三是城市綠地是一個有效的“救生圈”，足夠的綠地可以起到隔離作用。然而，中國的城市規劃并沒有充分吸取這三大教訓，建筑質量、“生命線”與“救生圈”很少齊備，中小城市與小城鎮更是等而下之。所以，一旦遇到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毫無疑問會造成嚴重后果。

專家普遍認為，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次8級的大地震的震中不是在成都、重慶等那些人口數百萬、上千萬的大城市，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但是，沒有誰能保證，未來大地震不會在人口高密的大都市發生。因此，對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來講，應該獨立設計自己的城市化道路，應該分流大城市的居住人口，探索小城鎮、分散化、多功能衛星城的現代居住模式，這種模式可能會更加安全，居住會更加舒適，同時抵御自然災害和減少傷亡的能力也會更強。

發展成果；兩極分化。黨的十七大明確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毋庸置疑，即便我們剔除很多虛假的財富，我們還是創造了巨大真實的財富，否則我們就不會在國際社會那么招人妒忌，應對年初冰雪災害和現在的震災也就不會那么胸有成竹了。但是，巨大財富總量的分配嚴重不均。“大中城市似歐洲，邊遠農村象非洲”已經是當今中國的生動寫照。我們還堅定地保留社會主義稱號，但是我們的收入差距在整個世界已為數不多。國際專家估算的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吉尼系數，中國已大大超過警戒線。

對比富裕的大城市居民與欠發達的小城鎮和農村居民，發展差距更加強烈。近些年來，在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許多小城鎮如雨后春筍般地冒了出來。但是，和富庶的大城市相比，這些從耕地中崛起的小城鎮往往在建筑安全標準的執行上非常寬松，農村則毫無標準可言，因此在遭遇地震沖擊后，小城鎮和農村居民損失慘重。此外，在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阡陌縱橫，道路四通八達。但是，在偏遠的西部尤其是那里的山區，很多地方還沒有實現“三通”，地方的所謂經濟中心，往往也只有一兩條像樣的道路。汶川地處四川崇山峻嶺之中，大地震發生后，山體滑坡、涵洞塌方，道路即被堵塞，數千年前的“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的記憶重新再現。發展的巨大差距不僅為自救與救援設置了重大障礙，同時也為災后重建帶來了巨大困難。

多難興邦需要正確的安全觀與發展觀

《左傳·昭公四年》：“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這大概是“多難興邦”成語的由來。在今年2月南方發生冰雪災害時，溫家寶總理就以“多難興邦”勉勵國人，“中國從革命到建設，就是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而前進的，我們完全相信通過克服這場自然災害，我們會把中國建設得更加美好！”這是一個成熟政治家應有的革命樂觀主義。在地震發生后，共和國總理第一時間就趕赴災區，第一線指導緊急救援，映襯著災區的慘狀，那情那景令無數國人、世人動容。

但是，我們的一些部門的第一時間是趕快撇清自己的責任。XX部發言人表示，“受災地區房屋是依照相關標準而建的，但是此次地震及余震的強度超出了最初設計的抗震標準”。“和普通房屋相比，學校教學樓往往是大跨度大開間建筑，自然容易倒塌”。這明顯是在考問國人的智商：那些希望小學的校舍為什么不倒？政府大樓的大跨度大開間會議室、禮堂為什么不塌？中國建筑工程中的貓膩早就為國人熟知與詬病，相關部門為什么第一時間對此反映如此遲鈍？

汶川地震發生后，相關部門在第一時間給了充分理由解釋：地震預報仍是世界難題，而且大地震預報關系社會穩定，所以結論應相當謹慎，對此大眾能夠理解。但是，當有人再次懷疑：三峽工程建成后，原來風調雨順的四川與重慶為何災難不斷？三峽工程是否改變了上游的地質、地理、自然生態？同樣的部門立即出來進行斷然否定，前后判若兩人，絲毫未見對科學嚴謹謙遜的態度。世人是否注意到，2007年3月，由于暖冬，僅僅是誤報了櫻花開放時間，日本氣象廳為此向國民公開道歉。

“吃一塹，長一智”，但中國人偏偏是“好了傷疤忘了痛”。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其慘痛教訓，我們吸取了多少，值得反思。我們不能簡單將汶川劫難歸咎于天災，完全不可抗逆。因為同樣的地震發生在日本，肯定不會有如此大的傷亡。我們不能滿足于與唐山大地震的簡單比較，歷史在進步，而進步緩慢了就是退步。我們不能滿足自我安慰與麻醉：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

沒有置疑與反思，無以進步，而且還有可能不斷重復慘痛的教訓。1966年邢臺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經過對工程震害調查和相應的科學研究，修訂了建筑抗震設計標準，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自上世紀90年代商品房開發市場開始活躍后，國家陸續出臺了《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建筑抗震設計規范》等相關建筑質量和防震防災的嚴格規定和要求。但是，在中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也是毋庸置疑的公開秘密。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盡管中央政府表現出了超強的快速反應能力和強大的動員能力。但是，由于平時沒有任何危機意識與應對機制，地方部門應變能力差，反應遲緩，縣市級普遍缺乏抗震救災的機器設備、技術裝備和專業知識，無法有效地組織居民抗災自救，特別是在道路、橋梁坍塌，斷水、斷電、斷通信的嚴峻情況下，大部分只能坐守待援，耽誤了被埋人員的寶貴時間。

地震預報仍是世界難題，但中國能夠而且可以做得更好。關于地震，中國有幾千的各種觀測和非常全面記錄，有群策群力群防的經驗，這些資料與經驗凝聚的“土法”中同樣包含著科學。上世紀70年代，我們通過“土洋結合”成功預報幾次大地震，世界罕見。因此，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沒有能力做到的，中國沒有理由也一定做不到。中國的知識精英必須克服西方領先難以超越的心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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