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的中國改革是以“經濟市場化”為導向的，其目標是增進效率、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可導致國力增強、基礎條件改善、政治凝聚力增加等多方效應，但最基本、最終極的目的，還是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要轉化為生活水平提高，其中最核心的指標是人均經濟收入的增長。在這里，經濟本身的絕對增長量是一極，人口的增減量是另一極，二者共同決定了一國的經濟增長能否轉化為國民生活狀況的改善。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專題比較中國與印度的經濟改革，發現雖然中印兩國在90年代以來經濟都快速增長，但印度人口增長較快。因此，從1990至2003年，印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僅4％，中國則達到8.5%。由于人均經濟收入大幅增長，中國的貧困水平顯著下降。從1981至2001年期間，中國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數大約減少4億。而從1977至2000年期間，印度貧困人數僅減少6900萬。現在，35%的印度人日收入低于1美元，而17%的中國人日收入低于1美元，充分體現了在發展中人口大國中人口增減對國民生活水平變化的決定性作用。印度等西方式政體在改善國民生活水平方面存在兩個難題：一是無力推行強硬的計劃生育措施；二是當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調整時，缺少強力推行下去的鐵腕，只能雷聲大、雨點小，或者停留在行動的邊緣迂回、磨蹭。
從經濟增長本身需要看，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對中國也有重要意義，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如果中國人口增長達到印度的速度，經濟增長的幅度會被人口增長基本抵消，無法提高國民生活水平。撇開由此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不談，這意味著中國將只能繼續維持目前這種勞動力大量過剩、以勞動者低廉價格取勝的粗放型經濟運行模式，無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主要依賴對外出口向以內需為主的轉型，“可持續增長”將成為一句空話。 內需擴大主要依賴居民消費能力的增長，而居民消費能力的顯著增長又必須依賴于人均經濟收入的持續增長；只有當這種增長累積到一定程度，大面積的消費結構升級才可能發生，國內需求才可能上臺階，進而帶動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顯然，要實現這一點的前提，不僅經濟必須保持持續增長，而且同時必須保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持續增長，即在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同時減少人口增長。
另一方面，雖然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但迄今為止，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仍存在不少障礙，世界各國都為這種流動設置了或多或少的壁壘，這意味著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需要支付額外費用。這種費用的多少，與國際經濟的價格體系高度相關。目前的現狀是，低端產品交換高端產品需要支付更多費用，因此高端產品生產國在這種交易體系中可獲得“超額利潤”；另外，由于不可再生資源日益稀缺，價格高企，其它生產要素與之相交換也需承擔更多成本。這些都是主張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學者至今還有意無意忽視的問題，這意味著一國的生產規模并非越大越好，它受制于一國自有的自然資源數量。與許多人想當然的印象相反，人地矛盾即人與自然資源的矛盾在全球化的當代反而表現得更加突出。對于人均資源相當貧乏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減少人口增長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方面，而且是最直截了當的途徑。
不僅如此，對于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來說，控制人口增長同樣具有斧底抽薪的作用。人口過多不但加劇人地矛盾，而且也必然加劇人人矛盾，即加劇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磨擦，加劇社會關系的緊張。就象何清漣曾說過的，中國人口過多，制約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經成了高懸在中國人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雖然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在毛澤東時代已經奠定，但真正嚴格實施，并且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還是從鄧小平主政之初的1980年開始的。當前，民間學界對“計劃生育”的詬病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加速了社會老齡化的趨勢，二是造成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衡。近幾年兩會期間，每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提議盡快停止獨生子女條例的執行，恢復原先“一個不少，兩個正好”的方針，理由是現行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人口老齡化的隱憂已經開始逐步顯現。即使是曾經領導新加坡實行生育限制政策的李光耀，近年來也高調批評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聲稱“至今還沒有一個國家是在致富以前就先老化的”。
其實，老齡化是現代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它是隨人均壽命的增長而自然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沒有搞計劃生育，同樣出現了人口增長率下降甚至是負增長，同樣需要面對老齡化加速的問題。這種由生活水平及生活習慣的改變所導致的人口增長率下降，反過來也保障了生活的水平與質量——不能想象發達國家在人口快速增長的條件下還能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如果美國人口達到中國的一半，它的民主制度將被大幅扭曲（有可能向印度靠攏），它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可能立即崩潰。
由于厲行計劃生育，老齡化現象在中國必然提前出現，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實，但后果并沒有某些人危言聳聽的那么嚴重。老齡化只表征了一種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由于中國的勞動力嚴重過剩，隨著產業結構升級這種過剩將愈演愈烈，老齡化并不會造成中國勞動力資源不足，反倒可以減輕適齡人口的就業壓力。換言之，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并不造成明顯障礙，它主要是給社會分配造成一定困難。在經濟增長不變的情況下，收入分配將發生變化。當一個就業人口需負擔更多的非就業人口時，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消費單位的收入分配模式將面臨較大壓力。此時，政府的責任增加，政府必須加強對收入分配的介入，加大二次分配、尤其是代際轉移支付的力度。這對于自我標榜為有限政府的西方國家或許是種麻煩，但對于實行權威政體的中國來說，并不太難。
另一方面，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衡確實會帶來系列社會問題，它甚至可能改變人們的某些傳統觀念與生活習慣。但這種傳統觀念和生活習慣的改變反過來又會改變人們在生育時的性別選擇，形成一種自然調節。當然，這種自然調節的實現需要一個過程，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在此之前，政府有責任強力介入并作出適當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必須嚴格打擊B超選擇性流產。
任何一項政策，都必然兼有利弊。政府必須權衡輕重緩急，決定取舍順序。近年來國際社會盛贊中國人口政策卓見成效，預計不久中國人口總數將少于印度退居第二。但就在此時，媒體又傳出“國家已經把生二胎的權力下放給各省市人大自行規定；目前，部分省、市已經出臺規定，允許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等相關訊息。對此，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計劃生育已見成效，迫于各種壓力，中國政府放松了對人口生育的限制。另一種可能是，當一種政策的效果達到頂峰時，往往也是其負面效應積累到頂點之時；中國對人口生育的限制其效果雖然還沒有達到峰值，但負面性已開始積累。為了消解和轉移集中在中央政府層面的壓力，也為了將來達到頂峰時的軟著陸，中央將此事的“決定權”在形式上移交給了地方人大，允許后者作出少許調整，但并沒有實際放松對人口生育的限制。
筆者希望實際情況是第二種。雖然現代社會任何單一的政策目標都必須承受來自其它目標方向上的牽制，很難貫徹到底；但作為締造了中國社會近30年政治穩定、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計劃生育”國策今天還任重道遠，遠未到可以松懈的時候。作為承受多重壓力、受到多方關注的重大舉措，“計劃生育”工作也如逆水行舟、稍懈即退；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退下去就很難再回到原來的高度。所以，現階段還是“氣可鼓，不可泄”；“允許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之類的緩壓措施，實宜緩行。
——《中國財富》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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