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右至左第5位為李革新
1995年3月，全國文化體制改革撤銷了省文化廳(局)政策研究室，我從研究室主任改任河北省文化市場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實職為：河北省文化廳文化市場管理處處長。廳里有的廳領導知道我比較“古板”、“正統”，說“讓革新管文化市場有點‘勉為其難’!”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原來城鎮中的工人文化宮、企業俱樂部、廠礦小劇團、年輕人自娛自樂的露天舞場等，逐步淡出職工業余文化生活;而裝修豪華、高檔的營業性夜總會、歌舞廳，像被巫師的“法術”呼喚出來一樣，從南到北遍布城鎮街區;一些“先富”大款、達官顯貴，享受著與解放前大上海“不夜城”一樣的娛樂生活;這些場所經營者更是利用這一“新經濟增長點”大賺特賺其錢，色請陪侍、“性工作者”貨暢其流、大行其道;電子游戲廳賭博、淫穢色情錄像廳星羅棋布，有的學生沉湎于這些場所，夜不歸宿(家庭、學校)，嚴重危害著青少年身心健康。一位母親在大雪天，騎著自行車跟蹤、尋找沉迷于電子游藝廳和錄像廳的兒子，不小心自行車滑倒，被摔的滿臉是血，她在舉報信中呼吁：“救救我的孩子吧!”
一葉知秋。社會文化娛樂生活的西化，“拉動”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在悄然改變，新形勢下文化市場管理任重道遠。凈化文化市場，查處文化娛樂場所違法經營，影響經營者的收入，甚至斷了人家的財路，同時掃了玩家的“雅興”，遭到阻撓是不可避免的。一次我們查處某鄉鎮一個音像出租、銷售店，經營者蹦著高大吵大鬧，圍觀的鄉親越聚越多，我走上大門臺階，手里舉起帶有淫穢色情圖片的光盤封面，大聲疾呼：“鄉親們，我們誰家不養孩子，哪個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長大成人，有出息、走正路?如果你家的孩子成天看這樣的光盤，你們能容忍、能放心嗎?”圍觀群眾漸漸走開散去，經營者只得承認錯誤，接受了處罰。
近七年的文化市場管理管理、查處文化娛樂場所違法經營，艱難曲折，有驚有險，幾件事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一、查處某市“百樂門”歌舞廳兩稽查隊員被打
我任文化市場處長第二年的1996年5月初，接到群眾舉報信，稱某市“百樂門”歌舞廳有“三陪”小姐40多名，4樓是舞廳，5樓專設賣淫嫖娼的“宿舍”(俗稱“炮房”)。舉報信說，如果我們不查處，他們就向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反映。我在舉報信上批示：“請市文化局會同公安部門聯合查處，半個月后將查處結果報文化廳市場處”;但半個月后，報來的結果卻是：“小姐們全跑了”，據說是有人透了風。我和處里同志們商量決定把這個地方放一放再說。
5月13日，我與趙麗娟、王兵英，由稽查隊員兼司機康喜柱開車，一行4人先到其他市檢查了幾家歌舞廳、電子游藝廳;于5月17日晚轉到該市，先去驗收了市文化局準備上報的一個文明歌舞廳，指出他們仍然存在色請陪侍問題，需要繼續整改;之后，到就近的“愛神大酒店”用了晚餐。該酒店與“百樂門”一馬路之隔。于是派王兵英、康喜柱二同志以消費者的身份進入“百樂門”，先進行暗查。我與趙麗娟檢查了“愛神大酒店”，對該酒店存在色請陪侍問題提出批評，并辦理了處罰手續。
夜里12點，我和小趙穿過馬路去了“百樂門”。剛一進門，后面的大門“咔啦”一聲就上了鎖;我們要上樓也被保安截住，說老板說了“誰也不讓上去”。我說“你們這是非法劫持!”保安說“領導不要誤會，老板說請你們在這里稍等一會。”
幾分鐘后大門打開，進來一中年男子，一見面就向我抱拳，說：“李處長，我叫馬俊杰，是這個舞廳老板馬俊祥的弟弟，實在對不住，聽說上邊出了點事，我先上去看一下，一會兒再請你們上去。”
又過了大約二十多分鐘，他們把我和小趙“請”上四樓，擺上了茶桌，泡了茶水，兩名稽查隊員王兵英、康喜柱也在那里。因我們在樓下大廳遭到“控制”，嗅到這里氣氛緊張，說“這茶我們喝不起，你們扣押我們這么長時間，是違法行為。”說完，起身出門，康喜柱開車，四人迅速離開。
回到賓館，聽王兵英、康喜柱詳細匯報了事情的經過：
二人進到歌舞廳，在不暴露身份的情況下，通過實地查看和與客人、小姐聊天，發現該歌舞廳色請陪侍確實嚴重，與月初收到的舉報信反映的情況完全吻合;正在他們亮明身份，給陪舞小姐作筆錄、取證時，歌舞廳老板馬俊祥喝酒回來，帶著一身酒氣，氣急敗壞地罵道：“TMD，去年你們李處長罰了我兩萬，我還沒去找他算賬呢，這回又來搗亂，干嗎非要和老子過不去?”他看到見茶幾上放著錄音機，罵道：“哈哈，你們TMD還錄音!”順手抓起錄音機摔爛了。小康悄悄把磁帶撿起來，放在了窗臺上，用一塊抹布蓋住，以做證據。接著馬俊祥就對他們大打出手，鼻子被打得流了很多血，地上許多血腳印。一個保安把他抱住，說“老板，別打了，惹大禍了”。
馬俊祥的弟弟、該市某銀行干部馬俊杰上樓后，制止、批評了他哥暴力抗拒執法，兄弟倆把王、康二人帶上5樓，把他們滿是血跡的背心和襯衣脫下來，幫助他們擦去胸前的血跡，換上馬俊祥自己的兩件白襯衣，兄弟倆跪在地上給兩人磕頭說，“實在對不起了，李處長在樓下等著你們呢，希望在處長面前多多美言，這次我們確實是錯了……”
凌晨2時，聽了兩位隊員介紹情況后，我分別給市文化局主管副局長、市場科科長打電話，說明事情的經過;又向文化廳主管文化市場的廳領導和省委宣傳部主管“掃黃打非”的韓副部長打電話，報告了事件經過。
大約3點多，文化局主管副局長和市場科科長來到招待所。了解情況后，他們給區派出所打了電話;第二天早晨6時，省委宣傳部韓副部長驅車趕來，會同我們和派出所干警一起去查封“百樂門”，這時候4樓舞廳已是空空如也，所有電器、物資設備已轉移一空。
我們回到石家莊后，馬俊祥弟弟馬俊杰給我來過一封信，打過一次電話，再三承認錯誤，希望得到原諒。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你哥哥違法經營，敗壞社會風氣，擾亂文化市場，毆打執法人員，完全是犯罪行為，憑什么原諒你們?”
沒想到，后來該歌舞廳竟反咬一口，先到文化部申請“行政復議”，又到石家莊中級法院“起訴”了我們。我和全處同志，在堅持正常文化市場管理的同時，還得學法律，搜集百多條證據，給文化部和石家莊中級法院寫“答辯”材料，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后來省文化市場“管委會”、“掃黃打非”辦公室、省政法委與市中院多次召開協調會。從一些人的言談話語中，我明顯感覺有的單位的屁股坐到“百樂門”一邊，認為我們文化市場執法，妨礙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屬于“違法執法”。當時，“民告官”是一股潮流，一些部門的某些人和有的媒體，對文化娛樂場所經營者“情有獨鐘”。對這樣扯皮的“協調會”，我內心非常氣憤，但又難以說出口，只能再三陳述事實的經過。
為了確保打贏與“百樂門”的官司，經省政法委秘書長傅劍仁同志推薦，1997年5月13日，我和劉剛去石家莊“五七路”河北省“政法干部學院”，向該院副院長、河北著名高級律師李益民同志匯報案情。李院長看了卷宗，表示堅決支持我們打贏這場官司，并在保持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從法律專業角度，對我們的答辯材料提出修改意見。
省文化市場“管委會”、“掃黃打非”辦公室、省政法委最后一次召開“百樂門案件”協調會，是1997年5月23日。已經是河北省司法廳副廳長的李益民與會，在聽完大家發言后，她明確表態說：“這不是明擺著嗎?馬俊祥對抗文化市場執法，毆打執法人員，屬于違法犯罪，逮捕馬俊祥不就得了嗎?”至此，一錘定音，終結了一個多月的扯皮，終于有了個公正的說法;后來據知情人士透露，某些單位的一些人屁股確實坐在了經營者方面，人家“就是想整整你們，叫你們出出洋相”!
后來，該市公安局派兩位干警來文化廳外調，我和劉剛負責接待，并出具了證明材料，但據說當時該老板“在逃”，這件事就不了了之。在當時大環境影響下，阻撓文化市場執法，毆打執法人員的違法經營者，并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
二、大雪天，赴唐山檢查文化市場遭遇重大車禍
1997年1月上旬，元旦過后，華北地區連降幾天大雪。省委宣傳部轉來一份河北省電臺的《內參》，舉報唐山幾個歌舞廳色情陪侍問題嚴重，要求我們5日內報查處結果。1月9日，我和副處長張振英、干事劉剛、司機康喜柱一行四人，上午9時出發，赴唐山檢查舉報中提到的幾個歌舞廳。
天還是陰沉沉的，京石高速公路的積雪已被清除，只有一片片簿簿的小雪糝，在來往汽車屁股后路面上飄來飄去刮著“小旋風”;過了北京、通縣以后，路上的積雪基本沒有清理，路面上全是疙疙瘩瘩的“冰溜子”;原計劃晚上六七點鐘到達唐山，看樣子是不可能了。我用“大哥大”給唐山市文化局王恩陽局長打了電話，說我們大約八九點鐘趕到，有幾個歌舞廳的舉報信，詳細情況見面再說。
下午4點左右到達三河，在進三河的大轉盤處，汽車打滑，轉了個180度，本來是向東開，車頭朝了西。好在當時沒有別的來往汽車。我們掉頭，繼續東行往唐山趕;過了三河，京哈公路就更難走了。本來一月份天就短，又是雪天，天漸漸黑了下來，車前的積雪被車燈照的發著白光，車屁股在雪地上扭著“搖擺舞”咯吱咯吱地爬行;劉剛在副駕駛位置打盹，張振英副處長喝了一口水也開始打盹;車速大約40邁左右。到了天津薊縣洇溜鎮小現蕖村，我眼看著車子向左邊的路上滑了過去，我喊了一聲“哎呀”!就聽“咔”的一聲巨響，覺得汽車急速打轉，……后來不知怎么我就趴在了雪地上了。
汽車第一次是被一輛迎面開來的桑塔納撞上。強烈的撞擊力，把我和張副處長的后排座震動后翻，汽車后蓋被撞開，我們兩個是從震開的車后蓋“飛”了出來。據道路兩邊正在收工的老鄉說，在前邊一輛桑塔納把我和張副處長撞下來之后，后面緊跟著來了一輛10多米長的集裝箱，“騎”著我們兩個過去，說我們倆“是從后邊集裝箱的后車輪子下面‘漏出來’的”。
在我被摔在雪地上的一剎那，并沒有昏迷，知道自己還活著，只是覺得左腿肚子有些疼，扒開褲角看有一塊血漬，顧不得疼痛，我試著從地上爬起來，一瘸一拐地去找汽車。這時車頭已經朝西了。我扒著車門看到司機小康的頭和上半身歪在副駕駛位置劉剛的胸前，兩人都緊閉雙眼，喊他們的名字誰也不回答;我問“張振英呢?”有老鄉說：“這里還趴著一個呢!”我回頭看時，張副處長在我爬起來的地方一動不動。我蹲下喊“振英，振英!”他問“處長，咱們怎么了?”我說，“怎么了?車禍呀!”
我站起身，走到人群中，從兜里掏出文化市場稽查證，對鄉親們說：“我們是河北省文化廳的，到唐山出差，鄉親們快快幫助我截車、救人啊!”同時我也張開雙臂截車;大約過了三四輛車，都從我前面繞個“S”，就飛快地開走了。后來過來一輛警車，上面有“公安”兩字，下來四五位警察，說：“你放心，我們一定幫你截一輛車。”這時，來了一輛箱式小貨車，幾位警察把車截下，指揮著鄉親們往車上抬人。警察們告訴大家不要動小康的頭，照原樣把他放在劉剛的懷里。非常遺憾的是，我當時暈頭轉向，對幾位人民警察，既沒有表示感謝，也沒有看看他們的汽車牌號。
我問這里離哪個醫院近?鄉親們說往前30里就是薊縣醫院。禍車還在那里停著，辦案文具箱、大哥大包，地上一片狼藉，我的手表也不知去了哪里。我說這些東西怎么辦啊?鄉親們說：“這你就別管了，我們給你看著，你趕緊去救人吧”。在汽車開往薊縣醫院的路上，我用“大哥大”分別給省文化廳辦公室孫毅主任和主管文化市場的廳領導，以及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長打了電話，簡要報告了事故的經過。
大約七點來鐘，車子到達薊縣醫院。大門前有六七位小伙子，都是當地出租車和三輪車司機，幫助我推平車、抬人，把三個傷員送進醫院拍片子、作CT。劉剛年輕，在來醫院的路上，昏迷中從小康胸前吐過去一口污物，就逐步清醒了，經檢查他屬于輕微腦震蕩;張振英副處長也已經清醒，但就是一點也不能動，他是左肩胛骨骨折;司機康喜柱問題最大，屬于高位截癱，雖然頭腦清醒，說話清楚，但醫生用鑷子尖劃他脖子以下各個部位，沒有絲毫的知覺。
小康和張副處長住院要押金。我問小康錢在什么地方?他說在他上衣左邊口袋里有辦案經費6000來元，加上我自己的200元，辦了住院手續;之后，我逐個打聽了幫我抬人、推平車的幾位小伙子，他們是：薊縣上蒼村的李衛國、縣城東關的王貴、張樹林、西關的張建國、綠莊子村的李貴，一位叫郝玉明的沒能記住是哪村的。我與劉剛商量，每人付給他們100元，表示感謝;那個箱式小貨車司機，是東三營村的，叫孫國富，當時我拿出200元給他，他堅決不要，搡了我個“趔趄”，我拐著腿邊追邊喊，到底也沒有追上，讓他跑掉了。
大約8點多，玉田縣新華書店經理李瑞，接到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長的通知開車趕來，等張振英和小康住進病房，輸上液后，我又問小康那里還有沒有錢?康說汽車上文具箱里還有6000元，里邊還有照相機等等。這時，劉剛已經完全清醒，立即派他乘玉田縣李經理的車，回事故現場去找東西;大約10點多，劉剛回來說，地上的箱子和其它東西都不見了蹤影，汽車也被拖回到縣交警隊。除去交住院押金等花銷，裝有6000元辦案經費的箱子也找不到了。我明顯感到錢不夠用，就給廊坊市文化局市場科打電話，請求支援。
晚11點左右，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長、市場科王科長驅車趕到;次日(10號)凌晨4時左右，文化廳辦公室主任孫毅、副主任趙堅，乘廳老干部處司機趙文斌的車趕來。我和孫、趙兩位主任商量后，給文化廳市場處調研員于曉峰打了電話，讓她通知康喜柱和張振英的愛人明天速來薊縣醫院。4點多鐘，文化廳兩位主任和唐山文化局兩位領導再三催促，讓我和劉剛趕快去休息一會;醫院西鄰就是醫院自辦的“華佗酒店”，廖經理把我們安排到了315房間。哪里睡得著覺?大約凌晨5點多有人敲門，是廊坊市場科的兩位科長安美雄和張雅玲送來6萬元現金。我也和他們一塊起身又去了病房。
上午10時，于曉峰帶康喜柱的愛人劉志萍、張振英的愛人李霞來到。此時二人的檢查結果已經出來，經與廳里兩位主任和唐山市幾位同志商量：康喜柱因傷勢過重，必須留在薊縣醫院搶救，其愛人劉志萍留下陪護;張副處長可回石家莊治療。雇了一輛救護車與愛人李霞隨于曉峰回石家莊。
后來，康喜柱媳婦劉志萍的姐姐和姐夫老馬——一位上校軍官等來到醫院。馬上校提出要康喜柱轉北京治療，院方認為路面全是冰疙瘩，汽車顛波，康喜柱有生命危險;馬上校又提出請示“中央軍委派飛機來接”，大家認為無此可能，被否決。
12日，醫院骨科主任劉桂林為康做了顱骨牽引手術。晚7時文化廳主管文化市場領導來到醫院。次日，我隨領導與醫院領導和骨科主任會面，拜托院方全力救治。廳里幾位領導回石，我與劉剛留下，繼續配合醫院對小康搶救、治療，同時配合縣交警隊處理交通事故。
1月16日，廳里派機關兩位同志來換我和劉剛回廳里休息幾天。哪里舍得離開?18日早晨，臨走時我和劉剛去病房與小康告辭，面對著傷勢嚴重、生命垂危的戰友，我說：“小康，你好好養著，我和劉剛回去幾天……”，止不住眼淚流了下來。廊坊市場科兩位科長架著我的胳膊，上了回石家莊的汽車。路徑洇溜鎮派出所，我們下車與該所交警見面，談了9日下午事故現場丟失的辦案工具箱等物品，請求協助破案。后來果然破案了，是一個小學生用我們的辦案文書做作業，被老師發現后向派出所報案的。
回到石家莊我就開始發燒，在機關醫務室輸液一星期，身體有所恢復后，我與辦公室孫主任和劉剛，于1月29日返回到薊縣醫院。一下車就直奔病房。看到小康病情比較穩定，已經退燒到37度左右，部分肢體也在恢復知覺。經與醫院和康喜柱家屬商量決定：我和孫毅主任、劉剛，于2月1日凌晨3點40分，由薊縣醫院骨科劉桂林主任和一位郭護士全程陪護，夜間行車返回石家莊，住省三院;到3月4日，康病情基本穩定，根據家屬的要求和廳領導同意，由我處一位干事護送，轉到北京博愛醫院繼續治療。
正在這時侯，“百樂門”歌舞廳老板，不知受什么“高人指點”，到文化部提出了“行政復議”，又到石家莊中院起訴我們執法違法。我的主要精力不得不轉移的寫答辯材料上來，結果如前所說，馬俊祥暴力抗拒文化市場執法，依法逮捕，但其因外逃，就不了了之了。
這一段時間，我們既要和“百樂門”打官司寫答辯材料，還得堅持正常的文化市場管理、查處違法經營，忙得不可開交，不得不窮于應付。幾十年來理論學習、寫作的愛好被迫中斷，多年一字皆無，幾年后到省委宣傳部編輯《河北政工》，才逐漸找回“寫文章的感覺”;處里的經費，很大一部分用來為小康治病;康的愛人過一段時間就來廳里報銷一次“不在醫保范圍”的藥費，經費壓力太大，包括小康幾次住院、轉院，花在小康身上大幾十萬元。
1998年5月6日，在省衛生廳孔處長、機關黨委專職副書記李宗蕊和副廳長張紹廉同志的幫助下，給我們報銷了174868.37元。1999年4月17日，康喜柱從北京博愛醫院轉回河北省人民醫院，直到出院回家養病;我也在2001年7月2日正式退休。
事故第二天，張振英副處長回石治療，不久即痊愈。小康經過多年治療基本能夠生活自理。但出門還要拄著雙拐。在搶救、治療小康過程中，有一種“私下議論”，說如果當時小康“光榮”了，頂多花兩三萬塊錢，早就沒事了。廳機關一位老會計劉瑞和反對這種說法，他說：“你們這么說就不對了，李處長是挽救了一個家庭啊!”用現在的話說，老劉說這話也算是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吧!
三、全省“掃黃打非”大會發言，全場落淚
1997年4月21日上午，河北省委、省政府在石家莊召開全省文化市場管理、“掃黃打非”工作總結表彰大會。參加會議的除了主管文化市場管委會和“掃黃打非”工作領導小組的省委、省政府領導、省直出版、公安、工商等有關部門文化市場管理人員外，有各市委主管文化市場的副書記、宣傳部主管副部長、文化局主管副局長和文化市場科(處)長，約200來人。我在大會上了重點發言，題目是《為繁榮和凈化文化市場奮力拼搏!》，三個小標題：一是“講政治，牢記黨的根本宗旨，堅持文化市場管理的社會主義方向”;二是“講法制，堅持依法執法，嚴格規范執法行為”;三是“講奉獻，不畏艱難全身心投入掃黃打非”。
我在發言中特別提出：在我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市場管理隊伍的初創時期，必須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此，我多次組織全處學習毛主席的“老三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反對自由主義》等，要求檢查文化市場必須兩人以上，不允許個人以“文化市場管理者”的身份進入文化娛樂場所和與經營者私交;無論是明查還是暗訪，必須堅持依法執法，以理服人，特別是以“消費者”身份查處色請陪侍問題，只可以通過實地查看和與顧客、工作人員聊天的方式，了解真實情況;執法人員要以良好的人格保持良好的形象，與陪侍女性在沙發上談話、了解情況，必須保持兩拳頭(約20公分)的距離，不允許以“要小姐”等“真消費”的方法“套取”實情;查出來問題、亮明執法身份和宣布處罰時，遇到經營者情緒激動，蠻不講理，甚至動粗、動武，要堅持忍耐、克制，除了用手抵擋外，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處里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經營者饋贈和飯局。
“勢力紛華，不近者為潔，近者而不染為尤潔”。我自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比較謹慎，是嚴格要求自己的，做到了“花繁柳密處撥得開”，管文化市場近7年，恰逢兩個孩子結婚，全省娛樂場所經營者一無所知。2000年5月26日小兒子結婚前一天下班時，我提出明天用一下車，處里同志們才知道，有掏50的，有掏100的，湊了一桌飯;事后一位干事說，要提前給老板們發個“請柬”就好了!我說那樣就把我給毀了……退休多年后，遇到調出文化廳的干事張建國，我說那些年你們光跟著我奔波勞累，什么好處也沒得到;他說，處長可別這么說，要是你發了財，我們都窮光蛋，大家肯定恨你，你不是也跟我們一樣艱苦奮斗嗎?
我發言中的具體例子，重點匯報了“百樂門”歌舞廳兩位稽查隊員挨打和薊縣車禍兩件事。我上講臺前，與平時要好的幾位女同志坐在一起，她們開玩笑說：“李處長，你發言的時候要怕哭不出來，是不是得先點上點眼藥水呀?”我說：“用不著，我還是能控制自己的!”但是，當講到我第一次離開薊縣醫院，去病房與小康告辭時，說“小康，我和劉剛……”嗓子里立刻憋了個大“疙瘩”，到底還是說不出話來了，眼淚也像是“開了閘的水”，再也控制不住，嗓子哽住了幾秒鐘，會場上一片寂靜，不少同志在擦眼淚，也聽到有人抽泣的聲音!
我發言后，H副省長問：“老李，衡水事件處理了沒有?”我回答說老板反咬一口，還告了我們一狀，H副省長說：“這很明顯嘛，是執法與違法的問題，法院要抓緊處理!”下午舉行大會發獎和會議總結，獎給我們市場處一面錦旗，上寫：“獎給省文化廳文化市場處，一九九六年文化市場管理、‘掃黃打非’工作先進單位;落款是：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1997年4月21日。”
下午大會總結時，省委L副書記講話幾次提到我們市場處，說：“我省文化市場管理、‘掃黃打非’工作多次受到中央表揚，就是因為有這樣一支隊伍。上午聽了文化廳李革新同志的發言，我們心里都很難過;各市委、省直各部門領導，都要關心這支隊伍，穩定這支隊伍，為他們創造必要的條件，編制問題、經費問題、交通工具問題,都要關心;對他們政治上要嚴格要求，生活上也要關心”;同時囑咐我們“要打起精神來，繼續把文化市場管住、管好。”在后來的接觸中，首長也幾次鼓勵我說：“你李革新怕什么?去年你們市場處差一點‘全軍覆沒’，都沒有把你嚇倒，還有什么困難克服不了的嗎?”1998年，L書記親自在我們購買辦案專車《申請》上簽字批示，撥款支持我們買了一輛新車，在省公安廳交管局上了警車車牌，一直陪伴我退休。
退休前的一年多，我和我們市場處除了檢查歌舞娛樂場所外，主要是按照2000年6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會議精神，針對電子游藝市場賭博問題，按照國務院和文化部的要求，帶領全處進行電子游藝市場專項治理整頓。到11月底，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全省電子游藝經營場所，由治理前的3255家下降到1150家，壓縮2105家，壓縮總量為65%。治理中我親自起草編印《電子游藝廳整頓專刊》12期，有4期受到主管文化市場省委、省政府領導的批示表揚，有1期被全國電子游藝專項治理辦公室第54期《簡報》印發全國，予以表揚。
整個電子游藝廳整頓期間，我忙的不可開交。一次我正在主持各市簽訂壓縮電子游藝廳《保證書》會議，轉業到邯鄲魏縣的老戰友陳光秀有急事要來石家莊找我，他在電話上說，他們車子已經到了邢臺，正在往石家莊趕;我覺得實在沒時間接待他們，就楞是讓他們汽車掉頭，折回去了;2000年9月14日，省里召開文化市場管委會和“掃黃打非”工作會議，催促我們處盡快出臺《全省音像市場專項治理行動方案》。從省里開會回來，晚上我們連夜加班，突擊寫材料，當時我正患感冒，發燒39度，實在堅持不住了，把三個椅子排在一起，躺在上面口述，由其他同志記錄，直到第二天凌晨2點材料定稿，才由干事張建國、王國明兩人架著胳膊把我送回家。
2000年12月，經河北省文化市場管委會、省“掃黃打非”辦公室推薦，我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第13次全國“掃黃打非”會議，受到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國家“掃黃辦”等7部、委、辦表彰，獲全國“掃黃打非”先個人榮譽稱號，披紅戴花上了12月27日央視新聞聯播，《河北日報》、《燕趙都市報》、《河北文化》等均作了報道;事跡編入2001年《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設年鑒》。
文化市場管理、處罰違法經營，我的態度是比較堅決的，但也有心軟、手軟的時候。有一次處里根據舉報，查處了某市一個小型電子游藝廳。當稽查隊員詢問業主時，那對中年夫婦“撲通”跪了下來，誠懇地承認了錯誤，表示堅決改正，絕不再犯;兩口子都是下崗職工，家境困難，上有老下有小，為了維持生計，開了個七八臺設備的電子游藝室，實在交不起罰款。我從市委宣傳部開會回來，聽了隊員的匯報，與大家商量，免除了罰款，由市文化局市場科監督經營，改正錯誤。我說：“對弱勢群體，特別是對下崗職工的輕微違規，還是以批評教育為主，改了就好，罰款是手段不是目的，都罰得‘傾家當產’了，社會還怎么安定啊?”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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