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兩會已經閉幕，委員、代表們提出了不少有意思的提案、議案和建議，其中我最關注的是關于“教師減負”的話題。
大家聽慣了學生“雙減”，對“教師減負”可能還比較陌生。其實，“教師減負”并非今年兩會才發明的新詞，早在2019年，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寶生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就表示要下大力氣為教師減負，當年年底，中辦、國辦下發了《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此后連續四年，教育部、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各地教育部門紛紛展開調研，出臺相關政策，制定教師減負清單。
然而，實際情況如何呢？似乎是收效甚微。2023年，《羊城晚報》聯合粵港澳大灣區中小學校長聯合會組織開展《關于教師工作狀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83.8%的老師工作日每天工作時長超過8小時，其中32.72%的受訪者工作時長在10小時以上；當被問及“哪些方面造成了老師的工作負擔”（多選），近八成受訪者選擇“處理教學之外的工作多，上級下達任務，填表、做表等其他任務”，“學校舉辦的除教學任務以外的活動多”也有逾半受訪者選擇。2023年10月31日，鄭州管城區建興路小學呂老師留下遺書后去世引起了社會關注。年僅23歲的呂老師2022年6月大學畢業，2023年8月考入該校任教并擔任班主任，平時性格開朗。家屬提供的遺書顯示，呂老師稱除教學工作外，應付上級檢查、擬寫材料等課外行政工作壓力大。
正是因為教師負擔過重已經成為了不可忽視的問題，而上至國務院下至學校出臺的各項措施收效甚微。加上呂老師一類的悲劇事件的發生，今年兩會上，再次有代表、委員提出“教師減負”相關提案、議案和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建議減輕中小學教師行政壓力。全國人大代表、滄州市第十六中學校長唐景麗建議各級政府建立校任務目錄清單，賦予教育行政部門把關權力。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眾議立足高等教育，建議國家為教育紓困，減少和限制有關考評。
這些建議與已經出臺的各項政策相比，并沒有提出根本上不同的解決方案，可以預見，這些口號大于措施的建議很難行之有效，“教師減負”任重而道遠。我不禁思考，是什么造成了教師負擔過重，又為什么給教師減負如何困難。
梳理各級部門關于“教師減負”的各類文件可以看出，它們把教師負擔的來源歸結為各種調研、統計、信息采集和督查檢查評比考核等事項名目多、頻率高，各種社會活動向學校和教師攤派任務，由此給老師造成額外負擔，而減負也是要減輕這些“額外”負擔。
固然，老師們苦“表格”之害久矣，然而杜絕“表格”之害不是簡單的再列個禁止做表格的表格就能解決的。表格所列禁止事項有限，而可以給老師布置的任務無窮。哪怕把“黑名單”換成“白名單”，有關部門也有諸多變通辦法。
我們不難發現，表格也好，檢查也罷，還有攤派任務等事項，無一例外都來自于上級部門的安排和任務，學校是沒有接受不接受的權利的，老師是沒有做與不做的選擇的。
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先解決行政系統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問題。如果教育行政部門不把自己當作領導機構而成為服務機構，教育公務人員不做安排任務的領導而做服務學校和老師的公仆，其他行政機構也不凌駕于學校和老師之上，不因行政級別高、領導待遇高就給學校和老師攤派任務，杜絕無意義的表格而走到群眾中間調查研究，那么學校和教師也就不存在額外負擔了，自然可以專注于教育教學工作。這種辦法，不僅于教師而且于全體人民有大利，但委員和代表們卻不愿去提。
當然，哪怕教師額外的負擔能夠徹底消除，教師本身的工作負擔卻不被委員和代表們提及。《中國教師發展報告2022》指出，中小學教師工作強度總體水平偏高且呈現上升趨勢，多數教師認為工作日每天的工作排得滿滿的且平均每天工作時長大于8小時。另有調查顯示，我國中小學教師的周工作時間較長，平均達到54.5小時，大多數老師帶兩個以上班級甚至多學科任教，大部分教師晚上和周末都要加班。2021年，重慶城口縣某高中的31歲教師李老師留下遺書跳河自盡。李老師在遺書中說自己假期患上了肝病，治愈后學校未經他本人同意，直接安排了高三重點班班主任工作。2020年上學期，李老師擔任四個班的教學工作和一個普通班的班主任工作，下學期，他擔任高三年級三個班的教學工作和一個重點班的班主任工作。學校的一位負責人卻說，李老師每周的工作量是16節課，在4個政治課教師中，他的工作量是最少的。
重慶城口縣一名教師李某跳河失蹤，直到22日，經過了12天的尋找，這名教師的遺體終于被打撈上來。圖源：騰訊新聞
我是在某二線城市的中學做代課老師，每周承擔2個班10節課的教學任務，每周兩次課后服務值班，同時任班主任。根據學校的要求，班主任每天早上7點到校，下午4點半下班，因為處理班級各種事情，實際下午5點前很難下班，如遇課后服務值班則是晚6點30下班。雖然看似每天只有兩節課，但學生早讀、課間、大課間、午休的盯班，備課、批改作業，教育學生、開會、填表、與家長溝通，這些事情加在一起，實際上每天工作滿滿的，忙完一天的工作身心俱疲，最怕晚上家長打來的電話。
工作的負擔很大，心理的壓力同樣巨大。“雙減”以來，學校、家長對成績的要求更高了，加之安全工作、學生心理健康工作、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的要求，班級管理工作更加煩瑣，不論出了什么事，老師都難逃其咎。
一方面對老師的要求高了，另一方面因為財政壓力教師編制收緊，于是學校只能聘請代課教師來完成日益繁重的工作。用我們領導的話說：“學校對代課教師和在編教師一視同仁。”然而，一視同仁的只有工作量，報酬不在領導視線范圍內，各項收入加在一起，代課教師的工資只有在編教師工資的一半。甚至于工作量也難以一視同仁，因為在編教師可以憑借鐵飯碗的底氣拒絕一些要求，而代課老師的拒絕方式只有“不愿意干就走人，這個學校缺了誰都照樣轉”（領導對代課老師的原話，恐怕他不敢這樣對在編老師講話吧）。
說了這么多，我對代表、委員們關于“教師減負”的議案、提案和建議的意見，一是他們沒有提出切實舉措，二是他們完全沒有提及如何減輕教師本身工作的負擔。我認為真正要減輕教師負擔，應該著力解決行政系統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問題，同時增加教師人數，保障教師的各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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