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邦濟民”日前接到河南省方城縣眾多農村中小學教師反映，稱當地教體局為了協助政府清收農村信用社的貸款，竟采用欺詐哄騙的手段，使他們在舉債清繳了個人擔保的貸款份額之后，仍然深陷擔保泥潭，無法解脫責任。這些基層教師現在舊債未了，又添新愁，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工作和生活，有的人甚至已經瀕臨崩潰邊緣。
在一份題為《方城縣政府清繳不良貸款喪失政府公信力》的聯名信上，這些老師們稱，“方城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為了轉型河南農商銀行，對此前的所有不良貸款進行清繳，針對公職人員……2022年2月23日開始第四次清繳，方城縣委、縣政府統一部署，繼續實行“三停五不”，并由方城縣紀委監委牽頭、各單位領導分包到人，對所有公職人員進行清繳……”
據當地知情人士介紹，方城縣農村信用社存在大量不良貸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公職人員擔保而形成的——因為前些年，信用社既要完成放貸任務，又要防范對方沒有還款能力，所以就只針對那些能找來公職人員簽字擔保的，才會放款。
對于方城這樣一個農業大縣來說，財政供養的公職人員畢竟有限，不過農村中小學教師卻人數不少。他們收入不算高，但也是旱澇保豐收的公職人員，正好符合信用社的擔保條件。況且這些中國最底層的知識分子普遍愛面子、臉皮薄，在小縣城這種熟人社會里，很難禁得住親戚朋友的幾句好話，很容易以“舉手之勞”來“助人為樂”——但偏偏他們在農村中小學教師這個崗位上，習慣于兩耳不聞窗外事，又是最缺乏法律風險意識的一個群體。往往在稀里糊涂之下，就成了信用社轉嫁風險的對象。
據知情人透露，在方城縣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里，或有不低于90%的人都做過貸款擔保，很多人還不止擔保一筆。
可是盡管有包括教師在內的這些公職人員擔保，但由于信用社本身就存在管理不善、審批不嚴格等等問題，導致一些貸款的手續“先天性”不完備，甚至到期之后信用社自己催收又不及時，天長日久，極易形成借貸糾紛。日積月累，不良貸款越來越多——據知方城縣農村信用社總共吸收居民存款140億，外放貸款60多億，其中不良貸款就將近20億——遠遠超過了國家規定商業銀行最高5%的不良貸款警戒線，已成為最可能觸發地方金融“暴雷”的隱患之一。
其實不僅方城如此，農村信用社不良貸款問題在整個河南省都是普遍現象。本來農信社就是地方政府的“錢袋子”，幫自家“錢袋子”清欠收貸，自然也是各地政府應有的工作。尤其是從2021年7月份開始，在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的主導下，清收不良貸款、保全農村信用社的信貸資產，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已成為各地黨委政府必須限期完成的“一把手工程”。
就是在此背景下，方城縣從2021年7月28日刮起了一股“清欠風暴”。但是好多陳年舊賬確實已超過了法律時效怎么辦？——政府下文明確規定，凡是公職人員和黨員干部拖欠有農村信用社貸款的，不管是自貸或是擔保，更不管民事、刑事責任是否超期，只要不能按時完成清繳任務，由縣紀委監委、組織部牽頭，一律實行停職、停薪、停崗和不提拔、不調動、不評先、不加薪、不晉級的“三停五不”政策。
一句話，以強力的行政干預手段，介入信貸糾紛。
按理說，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清收公職人員自貸、或為他人擔保的貸款，應屬合理合法。但是方城縣這些教書育人的農村中小學教師，為何會不懂得這個道理，乃至要以公開投訴、群體上訪來表達強烈不滿呢？
原來，他們不是不承擔自己的責任，而主要針對的是“政府言而無信，政策朝令夕改”。
老師們反映，2022年2月23日縣里開始第四次清繳，最初采取計算全部本息分攤到該筆借款各公職人頭，接著改為本金加利息折扣，最后確定按照所有擔保人平均分配份額，個人擔保清零。
也就是說，如果張三欠款本息合計90萬元，而這筆貸款是由李四等3人為其擔保，則李四等3人每人的最低份額比例為30萬元——李四需還款30萬才算將自己負責的份額“清零”——但是因為方城縣“無論是涉及的金額，還是欠款人數，在南陽市各縣區中均為最多，整體推進情況在全市排名末位”。一句話，方城的清欠工作落后了，縣里為了趕在上級要求的2022年2月28日之前，清欠工作“清零見底”，就承諾你只要還上你擔保的本金份額，利息可以打折優惠——2022年2月23日，方城縣清收農信社不良貸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的【2002】一號文件“關于利息優惠的通知”，印證了老師們的這個說法。其中明確規定，“若在2月27日下午17：00前主動現金清還的，在通算利息基礎上再給予20%優惠”。
兩天后，2月25日，縣紀委監委、縣委組織部派出30個聯合督導組，緊急通知“各單位務必于2月27日晚清零見底”。
2月26日，方城縣清收農信社不良貸款工作領導小組再次拋出力度更大的“優惠措施”——“對于公職人員擔保的不良貸款可按全部擔保人的本金平均額分擔，公職擔保人可按各自分擔的份額償還本金；可以緩收應承擔的利息。”
按老師們的說法，其實還不止是“緩息”，領導們在最后一天又承諾的根本就是“免息”了！——
“方城縣紀委、各單位一把手領導、信用社領導都當面信誓旦旦承諾：只要繳納個人承擔本金份額，隨后統一開具解脫證明，并由縣信用合作聯社、縣紀委、法院三個單位蓋章，從此不再有任何牽連。我們在各級各類各位領導的誘導下，聽信領導的承諾，東拼西湊，到處借債勉強湊夠個人承擔的本金份額，然后簽訂《執行和解協議》。至2022年2月27日止，我們還清了個人承擔的本金份額，但并沒有收到各單位承諾出具的解脫證明和《執行和解協議》。”
“2022年3月18日下午，我們接到單位通知，于3月19日上午11:00前必須上繳應還本金的20%作為利息，簽訂《繼續擔保協議》，然后按照《緊急通知》精神，該擔保人徹底解除擔保責任。”
《方城縣政府清繳不良貸款喪失政府公信力》
看明白了吧？在“清零”最后期限到來的時候，領導們為了完成工作任務，就說只要你把自己擔保貸款的本金份額還上，這些擔保人從此就可以解脫了，不再追究責任了。但是當老師們東拼西湊終于把這些本金還上之后，卻得到通知，還得再繳本金的20%作利息，并且還得給信用社簽訂《繼續擔保協議》——只要你擔保的這筆貸款中還有其他責任人沒有清繳，只要信用社還有一分錢的本金或利息沒有收回來，你就永遠不可能解脫，永遠得承擔連帶責任。
至此，這些老師們認為自己是受到了方城縣教體局的愚弄和欺騙！
——在這些老師中，鄭建彬的遭遇頗具代表性。
鄭建彬和愛人喬國玉都是清河鎮某小學的教師。2013年4月，礙于一個名叫趙海軍的朋友情面，夫妻二人加上另外兩個農民，共同為趙海軍擔保了一筆30萬的貸款。誰知道此人在貸款已經到手的情況下，卻謊稱信用社沒放出貸款，需要重新為一個名叫趙國寅的人擔保，實際上是哄騙鄭建彬與喬國玉又擔保了第二筆30萬的貸款。
鄭建彬說，趙海軍之所以能從信用社貸出這兩筆款，是因為他和信貸員王學軍是發小。王學軍明明知道第二筆貸款名義上是趙國寅主貸，但實際上趙國寅只用了6萬，剩下的24萬都是趙海軍用了——如果真正依法來講，這就是弄虛作假、至少可以算作改變貸款用途，不該放貸的。可是王學軍不僅放貸了、而且每年都跟趙海軍聯手操作著讓他們這些擔保人去續約。一直到了2019年，第二筆貸款名義上的主貸趙國寅不愿意去續約了，但趙海軍又還不上錢，于是信用社才起訴了趙國寅，隨即連第一筆貸款也無法續約，一起進入了司法程序。
交友不慎，被人忽悠。鄭建彬只能埋怨自己。他也并不是不打算承擔這個責任。其實早在2019年法院介入的時候，連貸款人自己都沒還錢，也只有他曾經代為償還過3萬元的本息。
這次政府出面清貸，明確認定他們夫妻二人在這兩筆共60萬的貸款中，應負份額是30萬。2022年2月27日，在政府要求的“清零”截止時間之前，他們找兄弟姊妹借了個遍，才借了20萬；最后又剜窟窿打洞借了10萬塊錢的高利貸，終于湊夠了自己兩口子的“份額”——目的就是想著能“享受”方城縣清收農信社不良貸款工作領導小組制定的“優惠政策”，趕快把夫妻兩人的責任解脫了算了！
誰料想，3月18日下午，鄭建彬和喬國玉跟別人一樣，同時接到單位通知，要求他們在第二天上午11:00之前，必須再繳應還本金的20%——再繳6萬作為利息，并且還得簽訂《繼續擔保協議》——只要趙海軍一天不還完錢，他們夫妻二人就得繼續扣工資，繼續承擔責任！
尤其令夫妻二人崩潰的是，他們發現自己的銀行卡也在這同時被法院凍結。甚至連微信錢包里幾百塊錢零錢都被凍結了！——其實從去年清欠開始，他們就已經被扣發工資的70%。今年過年，鄭建彬只發了589.76元，喬國玉發了690.24元，二人合到一塊兒不到1300，一家四口人就是靠這點錢過的年。而現在明明已經聽從領導們的要求，說好的還了30萬就算解脫了，誰知卻又是上了一當！還要被逼著繼續承擔責任——按方城話來講，這不但是把人當“老鱉一”捉，更是要把人往絕路上逼啊！
鄭建彬說，以前怨我自己瞎了眼，認錯了人，活該承擔責任。可是教體局的領導、縣紀委的領導、縣政府的領導們為啥也像那個不講信義的趙海軍一樣，出爾反爾、說話不算話？！難道我們這些老師，就活該被當成軟柿子捏？
相比鄭建彬的遭遇，其實還真有被捏成軟柿子的——有老師反映，此前曾因清欠問題，被法警直接從課堂上當著小學生的面戴上手銬押走……
2022年3月18日，就在接到方城縣教體局那個“出爾反爾”的通知后，情緒激動的老師們立即寫出了聯名信，公開譴責方城縣政府喪失政府公信力。要求兌現原來還上本金即算“清零”的承諾，并要求追究方城縣農村信用社一直存在的內外勾結、違規違法放貸的責任——老師們舉例說，有擔保人根本就沒到現場簽字、拍照，只是出借了身份證，就被辦理了貸款；有的擔保人本來自己就已被法院列入了失信人黑名單，卻仍然被信用社審核通過；有的主貸人則是站在別人的奧迪車和別人的樓房前拍照，就能被信用社視為有還款能力而放貸，如果不是內外勾結，怎會如此？
還有老師反映，前幾年在政府擔保的所謂“金融扶貧”項目里，方城縣農村信用社動不動就發放出去的貸款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千萬，據說總共高達7.8億，卻至今也沒有回收——其實大家都知道，當年壘幾個豬圈和羊圈就放出去的這些貸款，才可能是真正的不良貸款——那些使貸款的人可能壓根兒就沒想著還！那么同樣作為擔保人的政府，又該怎么追究責任？為何對農村基層教師這些體制內的最底層，卻越瘸越要用棍子敲，甚至敲骨吸髓已“清欠”兩三個億了，還不舍得放手，難道真要讓這些人實現另外一種“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才算罷休嗎？
聯名信上，只有58人簽字、按了紅指印——據說，他們只是剛建了一個微信群，剛開始準備聯系上千名同病相憐的老師團結起來為自己維權，即被方城教體局的領導察覺……
微信群可以被解散，簽名可以被制止。但是擔保的責任不能解脫，銀行卡不能解封，工資依然被扣發，這些老師們胸中憋悶的那口氣就依然在。眼前如何生存下去的難題，也依然像一座大山壓在頭頂。
如果他們連自身生存都成為難題，天天要先為一碗稀飯發愁的話，那還能指望方城的教育好起來？
優化信用環境、建立健全社會誠信體系是正確的。基層中小學教師的誠信觀尤其會直接影響他們啟蒙教育的下一代。
但實事求是地講，政府的誠信無疑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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