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陳斌(化名)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一個“工友交流會”，參加交流會的多是一線工人，陳斌也在其中。他介紹了自己是工業區內某個工廠的一名業務員，然而，他的自我定位是“工人”。今天的中國社會，“工人”的定位已經變得不清晰，那段特殊的社會主義歷史讓“工人”這個指稱在中國變得模糊，現在似乎更流行用“農民工”來描繪當下的大部分工人。
我記得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是一個爸爸，外面租房很貴，我的基本狀況是：家庭處于撕裂的狀態，我沒有能力租個房子把老婆、女兒接到深圳來生活。她(女兒)說的第一句話不是我教的;她叫第一句爸爸，我沒聽到;她第一次走路，我也沒看到。我對我女兒很愧疚，但是我無力去改變這些東西”。他說完這句話，大家就都沉默了。我注意到，他說的是“我沒有能力在深圳租房子”，而不是“我沒有能力在深圳買房子”。也許，他連想都未曾想過在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吧。
因為第一次見陳斌是在“工友交流會”上，我想當然地認為他應該跟大部分“農民工”一樣，中學就輟學出來打工，或是職業技術學院畢業。于是，第二次見面時，當得知他竟是大學本科畢業時，我非常驚訝。我訝異的是，一個大學生竟然會自我定位為“農民工”，今日的中國大學畢業生竟然無法在深圳租房定居!猶記90年代初期，大學生還是城市中的“珍稀品種”。
我并非不知道中國社會有這么一個龐大的大學生弱勢群體，早在2009年廉思在《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中呈現了以高智、弱小、聚居為特點的大學生群體時 ，我便關注到了這個群體。只是2009年的“蟻族”多數尚未成家，他們多數將當下的困境視為生命歷程中的一段落魄歲月，他們對自身未來的期待是“社會精英”，“絕大多數蟻族認為未來五到十年內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會提高，對自己未來成功普遍抱有很強的信心。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蟻族和社會精英之間的邊界具有通透性。” 那時候的蟻族雖然辛苦，卻“意氣奮發”，對未來充滿期待。而今日陳斌，正在以自己的生命歷程給2009年的蟻族們重重一擊。
三遷工作
陳斌，27歲，19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肥西縣的一個村落，2009年畢業于合肥某普通本科院校國際金融專業。2009年的合肥還彌漫在“學好外語，進軍外企”的氛圍當中，“進外企”成了陳斌和他的同學們共同的夢想，他一直希望延續大學專業，從事“國際貿易”行業。然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合肥一家游戲公司當英文客服，剛進去的基本工資是800，轉正后是1500。由于英文客服需要跟國外客戶交流，所以他有時候需要上夜班，當時的平均工資不足2000，公司沒有包食宿，所以他還需要花200多塊錢在外租房。
2011年，本著想“出去看看”的心態，并延續“國際貿易”的職業規劃，陳斌去到了姐姐打工的東部沿海城市——寧波。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個加工廠做出口工作，2011年，他的基本工資是1800，包吃住，還有1%的銷售額。他第一年的提成是15000，第二年提成是25000。就在寧波的這家工廠，他認識了他的妻子，并于2012年結婚。他的妻子是安徽阜陽人，在該加工廠當質檢工人，懷孕后便回安徽老家待產。
陳斌的父母都是60歲左右的當地農民，家中有個姐姐，為了能支撐弟弟讀書，很早就出去打工了。陳斌的父母除了平時在自家的農地上種田之外，還會在村里打一些零工。村里有個木板廠，不僅打理農田，父親還會到村里的這個工廠打工賺錢，有時候村里有人建房子，父親也會去當建筑工。陳斌告訴我，從大二時，他就沒有再花過家里的錢，除了在學校爭取勵志獎學金之外，寒暑假他也會去打工賺錢。結婚的所有費用，也都是自己工作幾年賺的。
妻子懷孕后，經濟壓力開始增加，陳斌不得不尋求新的工作機會。他聽親戚朋友說深圳的工資比浙江更高一些，于是，他也動了前往深圳工作賺錢的念頭。除卻經濟方面的考量，陳斌對深圳實際上也有一些向往，年輕的陳斌想去探索這個與世界接軌的城市。于是2013年五月份，在女兒出生兩個月之后，陳斌只身前往深圳迎接他的第三份工作。陳斌目前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處于發展階段的貿易公司，老板也比較年輕。作為外貿業務員的陳斌底薪四千，包食宿，同樣是1%銷售提成。由于2013年初來乍到，陳斌的提成只有幾千塊，但是2014年，他估計會有三四萬的提成。
一環扣一環，不得不買房
2014年初，陳斌買房了，不過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合肥郊區。90多平米的毛坯房一共花費了59萬，首付是19萬。他的父母掏出了家里所有的積蓄五萬多，而他和妻子兩人幾年工作下來也有八九萬的積蓄，雙方的姐姐也各自拿出了兩萬的積蓄借他們。就這樣，拼拼湊湊，把首付湊齊了。陳斌的提成是每年一次性提取的，現在他每個月都在還房貸，他每個月有2900的貸款要還，而剩余的1100則一方面承擔自己每月的簡單消費，一方面承擔家庭的支出，生活相當拮據。為了盡量避免任何可能的消費，他的生活已經被壓縮得不能更簡單了。
說到買房，陳斌說，“其實之前沒想過要買這個房，但是如果沒有房子，我回去要怎么生活?孩子要在哪里上學?上學的租房費用要如何承擔?老家也要被拆掉了，到那一天我不想一家人沒有地方住”。
這要從一筆帳說起。陳斌說，“我如果把我老婆接到深圳來，那么房租、奶粉錢和小孩生病的花費，這些費用加起來一個月兩千塊是跑不掉的。如果我老婆不上班，我就要一個人養三個人。如果我老婆去上班，小孩又沒人帶。以后上了幼兒園，學費就更多了。”以陳斌今天一個月4000塊的收入，要在深圳租房養家恐怕不可能，買房就更是他不敢想的了。事實上，不僅在深圳租房生存困難，即便是在合肥，要一家人租房生活，也并非易事，陳斌告訴我，他的行業在合肥的基本工資就2500左右，提成部分也無法保證。可見，即便回到合肥，陳斌同樣面臨著這個困難，并且收入還會大幅度降低。所以，除非回到老家村里，否則在其他任何城市的租房費用對于陳斌一家而言都是巨大的負擔。
昂貴的租房費用并非導致陳斌決定買房的唯一原因，2012年，由于合肥新橋機場的建立，周邊的村落必須拆遷，而陳斌的家也處于拆遷的規劃范圍內。他告訴我：“我們那邊很多地方，地一旦被征了之后是沒房子住的，要到鎮上租房子，并且很可能租不到房子。我周圍基本都是這個情況，政府會給你租房補貼，但是新房子還要過幾年才能蓋好，要等蓋好了，政府才能給你。”這就意味著，如果沒有自己的房子，陳斌一家老少將可能面臨數年時間在外租房的窘況。他說，“每個人都想要有個家，沒有誰想漂泊，不能居無定所。如果只是住宿，感覺又不一樣”。
且不提陳斌擔憂的“寄人籬下，房東隨時能讓你一家離開”的困境，這個社會對老弱婦孺的租賃也并不友善。他說：“有老人租房特別不方便，有些房東不給老人租，嫌老人臟，又怕老人生病，有忌諱。我們一家人這么多口人，要租一個稱心的房子也不容易”。老家面臨拆遷，也是促使陳斌下決心買房的原因之一，長期戶外勞作的陳斌父母都已是耳順之年，陳斌實在不忍心父母再遭受遷徙之苦。
女兒的出生，迫使陳斌一家最后做出了這個決定。正如陳斌對自己目前家庭狀況的描述，他的家庭目前處于一種撕裂的狀態。陳斌只身在深圳工作，妻子不得不離開老家到合肥市的工廠上班，而女兒則在老家由陳斌的父母帶。妻子每周休息一天，這一天她會趕回老家與女兒相聚，加上加班費，妻子每月的工資有3000多。我也問過陳斌，為什么不讓妻子到深圳工作呢，這樣至少夫妻兩人可以團圓。他說：“主要是考慮到孩子比較小，她在合肥工作起碼周末可以回家看小孩，她(女兒)已經沒有父愛，我不想她連母愛都沒有。”隨著女兒逐漸成長，他也意識到自己不得不買房。“租房子最怕搬家，房東讓你搬，你就得搬，畢竟那始終不是你的房子。而搬家的時候，最頭疼的是孩子的讀書問題，你搬走了，孩子讀書怎么辦，孩子小學初中最好學校固定一點，不然影響學習。”種種原因，讓陳斌全家最終決定湊錢買房子。孩子的出生，對于陳斌一家而言，無疑是買房的巨大動力，我也問過他，那怎么不遲點再要小孩呢，他一句“太晚生沒人幫我們帶”竟把我堵得啞口無言。
講完故事之后，陳斌突然對我說，“不講起來還不知道，這些事情都是一環扣一環的，我不得不買這個房子。”
進退維谷，不敢想象的未來
像陳斌這樣，沒有重點大學畢業證，沒有資源，只身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年輕人并非少數，他們以各種方式蝸居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或者如蟻族般聚居而住，或者因為各種原因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他們對一線城市帶有憧憬，然而，成為這個城市的居民對他們而言卻非常困難，更別提舉家定居于此。種種困難讓他們對這個城市望而卻步，而有限的收入使得他們不得不減少社交，這又讓他們難以融入這個城市。有人會說，何不回家?“逃離北上廣”早就不是什么新穎的口號，陳斌用他的經歷告訴我們二線城市同樣有種種無奈。像陳斌這樣，在家鄉所在二線城市亦沒有多少資源的人而言，“逃回北上廣”又成了當下的另一種潮流。“逃離”還是“逃回”，無論怎么選擇，不可避免的都是前路茫茫，他們進退維谷，他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徘徊。他們的未來會如何?
“未來?我不敢想象未來的生活狀態。我爸媽都年紀大了，我爸干不動了，女兒也要讀書了，明年我必須回去。一份工作只能還貸款，我還有一些債務要還，一份工作應付不來，到時候可能只能找幾份兼職”，陳斌說。
陳斌現在跟家里的溝通全靠電話，深圳的生活節奏和老家又有一些不同，他自己和妻子也常常加班，所以實際上他們的通話頻率也并不高。然而，如今的每一個電話對陳斌而言都是巨大的壓力，每一次電話的主題都是問他什么時候回去。他告訴我，“十一的時候我老婆就讓我回去，但是我債還沒還完，她每次打電話都問我什么時候回去，我說還完外貸再回去，不然回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時候能還姐姐的錢了。我不知道別人父母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每次打電話回家，我父母都嘮叨，他們唯一的指望是我，就希望我回家。記得有一次是年關，我爸在工廠里喝醉了，還是在問我什么時候回去。”對于孝順的陳斌來說，父母的盼歸無疑是巨大的壓力，他還告訴我，他從小在農村長大，他親眼看到父母親有多么累，父親打工的那個工廠條件很差，中午剛吃過飯就要開始干活。父親要一天從早忙到晚，根本沒有休息的概念。
當然，妻子和孩子的期待也讓陳斌在這座城市坐立不安。“不僅老爸老媽說，我老婆也在電話里說，讓我早點回去，她說，你看你，每次回家，孩子都不認識你。是真的，孩子看到我就哭，抱她的時候也不讓我抱，像個陌生人。那時候覺得很心酸，在外面打拼雖然經濟好一點，但是失去了很多東西。雖然我也能在電話里聽到她喊爸爸，但是我卻不能參與她的成長。我覺得我女兒好可憐，老家也沒有同齡人，她一個小孩子每天只能跟在奶奶身后。這一點我就比她好很多，我小時候父母都在身邊。他們現在雖然物質上比我們擁有得多，但是精神上很可憐”。
就陳斌一家目前的狀況，改變家庭撕裂狀態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去”。然而，不管“留下”，或是“回去”，對他而言都是煎熬。“回去”以后呢?他也不知道，對他而言，當前的最大問題，就是還清買房留下的這些債務。
結語
這不是陳斌一個人的故事。他告訴我，他身邊的所有親戚朋友都正在經歷這種家庭撕裂的境況——勞動力在另一個城市，家里剩下父母孩子。放眼中國，幾個億的人口都在面臨著這樣的狀況。不僅是陳斌這樣的農村大學生，數億農民工也大多數面臨著這個困境。當然，農民工問題又是不同的脈絡，他們的困境與陳斌也有不同，這里不作展開。讓我們回到陳斌的故事的本身，表面看來，似乎是一個房子/一個家把陳斌逼到不斷換工作，而今又進退維谷的境地。然而，這又哪里只是一個房子的問題?正如陳斌自己所言，“這些事情都是一環扣一環的”，那么，我們要如何去解開房子背后的每一個環節?
福柯指出，新自由主義導致了經濟學認識論的轉變：從經濟活動分析延伸至之前被認為的非經濟領域，從經濟活動的分析轉向人類行為的內在合理性分析。每一個個體被建構為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而經濟人也被重新定義為自己的企業家。 作為經濟人的勞動者成為具有人力資本的技能-機器，教育、健康等問題被納入了“人力資本”范疇當中。 可見，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已經滲透到個人生命中的每一個環節，從個人發展到家庭，到教育，到后代，我們和陳斌都活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底下。那么，女兒的出生、父母的健康自然也逃脫不了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型。
今天陳斌們的生命已經完全被新自由主義制度綁架了，任何一個環節都沒有反抗的余地。故而，女兒的出生在帶給陳斌一家喜悅的同時，更多的無疑是壓力。這種壓力迫使陳斌為增加收益不得不流動到深圳，家庭從此撕裂。然而也正如陳斌所說，再遲幾年他的父母便沒有能力幫他帶孩子了，那么孩子的教育成本又將提高。而在今日的中國，若是選擇不要孩子、反抗既有的家庭體制/文化傳統又將給陳斌帶來更多不同的——可能是來自父母的，可能是來自社會的——壓力。表面上這是陳斌自己選擇的生命，實際上卻都在整套既有制度的計算之內，即便不買房，他也進退兩難。他最終與無數普通人一樣，屈服于既有結構，然而作為金字塔底層的他不同于2009年樂觀的蟻族，他是悲觀的、痛苦的，卻不得不向前的。即便前面沒有希望，即便他連自欺欺人的本錢都沒有了，他依舊受制于這套新自由主義話語結構;而此刻房地產商正站在結構的頂端風度翩翩、侃侃而談。
此刻，我們——所有和陳斌一樣正在為房子而努力著的年輕人——還有什么理由繼續擁抱新自由主義，成為地產商等壟斷資本的墊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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