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月18日電 年關將至,多地再現農民工“討薪潮”:山西太原“民工討薪命喪派出所”事件未消,山東濟南、湖南武岡等地農民工討薪事件再起。
新華社多路記者近日赴遼寧、山西、河南等地采訪了解到,由于經濟增速下行、房地產市場遇冷,中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正成為當前討薪矛盾多發地區。
一邊是國家和地方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法規不斷出臺,一邊為何農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討薪年年難”?
層層轉包加層層拖欠,農民工處于“生物鏈”最底端
記者采訪發現,與往年相似,今年農民工欠薪仍集中在房地產等工程建設領域;所不同的是,中西部和中小城市成為當前討薪的“重災區”。
究其原因,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三四線城市和小城鎮成為農民工的重要輸入地。與工程審批、工資保障等制度都比較完備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尚未構建起規范、完善的監管制度,所以農民工欠薪問題驟然增多。
我國相關法律要求,工程項目必須由具備相應資質的建筑企業承建,但在實際運行中,個人承包卻大行其道。河南省一位建筑勞務公司負責人介紹,一些關系戶只需繳納一筆占工程造價2%-5%的掛靠費,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資質從開發單位承攬工程,然后他們再層層轉手分包。
山西省長治市總工會副主席李燕說,建筑施工領域工程轉包、分包現象普遍,致使債權關系復雜。“由于層層轉包,導致責任主體分離,農民工和用工單位事實上不存在勞動關系,即使跟包工頭,也往往是口頭合同,提供不了正規的勞動關系證明。一旦某個環節資金出現問題,就會形成工資拖欠。”
在層層轉包加層層拖欠中,農民工處于“生物鏈”的最底端。近幾年,一些中西部地區和不少中小城市,熱衷于靠房地產拉動地方經濟。隨著樓市熱潮退去,許多開發商和承建商的資金泡沫像海市蜃樓一樣突然消退,被欠薪的農民工則像貝殼一樣被晾在沙灘上。
“連環債”討要難,“幕后債務人”竟有基層政府
記者采訪發現,農民工欠薪問題往往盤根錯節,糾纏在建筑合同的甲方乙方的是是非非里,像理不清的“蜘蛛網”,又像嚼不動的“橡膠糖”。更讓農民工無奈的是,欠薪的“幕后債務人”有時甚至還是基層政府。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連環債”鏈條:農民工工資被包工頭或建筑承包商拖欠--建筑承包商又被上游的建設項目企業拖欠--許多市政建設項目企業又被當地基層政府拖欠。由于面廣量大,討薪往往陷入“死結”。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勢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財政吃緊,不少公共工程處于停滯狀態,政府成為事實上的欠薪債務人。而遼寧省有關部門的一份材料顯示,遼寧省內有的基層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現象嚴重,金額增多、期限延長。僅三家處于不同地市的民營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門拖欠市政建設工程款數額巨大,其中一家民營公司因為欠薪上千萬元,董事長已經數次被農民工堵在辦公樓里。
“惡意欠薪”追刑責需破除“玻璃門”
2011年,“惡意欠薪”與醉駕一起被寫入刑法修正案,但從近年來的實踐來看,兩者發揮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駕入刑后,嚴厲查處了大量酒駕、醉駕行為,形成極大震懾,而入刑打擊“惡意欠薪”的力度還需不斷加大。
人社部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各地移送司法的890件惡意欠薪案件中,截至2014年1月15日各地法院審結僅53件。2014年前三季度,各地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向公安機關移送了1718件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犯罪案件,公安機關立案945件,占總移送案件的55%,一審法院審結553件,占總移送案件的32%。
遼寧安行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律師說,一些地方私下要求,一般不起訴或行政處罰開發商。某些官員和開發商的“曖昧關系”,使得勞動監察與司法銜接過程中存在“玻璃門”。
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認為,勞動保障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不暢,導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處理,無法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影響了依據刑法打擊欠薪犯罪的效果。
“到法院起訴周期很長,即便法院判決農民工勝訴,很多時候也面臨著難以執行或拿不到錢的結局。”沈陽一位負責農民工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員說,對于討薪農民工來說,贏了官司拿不到錢,只意味著又白花了訴訟費。
部門互相推諉冷漠,專家稱關鍵在于政府積極作為
相比起法制監管“不到位”,農民工對討薪過程中各部門互相推諉的冷漠更為痛心。記者采訪發現,在多數縣市,工資清欠分散在勞動監察、信訪、工會、公安、建委等多個部門,推諉扯皮時有發生。
2014年12月初,42名在遼寧本溪打工的湖北籍農民工反映被拖欠118萬元工資長達兩年之久。記者跟隨他們討薪,親歷了從區信訪局被支到區勞動監察大隊、市勞動監察支隊,最終又返回到區信訪局的“踢皮球”過程。如果不是媒體對事件進行了曝光,這些農民工很難拿回自己的工錢。
但更多的討薪農民工仍在被“推來推去”。記者了解,山西太原城外的“書林苑”小區里,來自四川廣元的農民工邵佳喜和66名工友,住在四面漏風的空樓里,每天只吃兩頓飯,等著討要被拖欠的170多萬元工錢;來自河南信陽、64歲的農民工黃憲委,為討要已被拖欠3年、涉及50多名農民工的67萬元工錢,住進位于鄭州的中泛置業有限公司的老總辦公室里一個多月;來自遼寧朝陽的王春義,在阜新經濟開發區帶著50多名農民工,討要被拖欠兩年的21萬元工資……
據悉,多地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有許多防止欠薪的規章辦法,但因種種原因執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工資保證金制度,各地都要求工程單位按照項目總造價向政府繳納一定比例的保證金,一旦企業欠薪,政府可動用保證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在一些地方,企業找找關系,領導打打招呼,這筆錢就可以不交或少交;有的地方雖然收了錢,但由于勞動、建設等部門各管一段,“收易支難”,造成巨額資金躺在賬戶上“睡大覺”。
此外,一些應急救助制度也難以“落地”。山西省總工會用降低“三公經費”結余和各地財政配套款,籌集到9000多萬元的“討薪應急救助周轉金”,當發生欠薪時可以由這筆錢代發工資,后期工會再向債務人追索。不過,由于周轉金在使用過程中必須滿足諸多前提條件,給動用帶來了難度。如何讓周轉金真正發揮作用,各地還需創新一些“接地氣”的可操作細則。
沈陽建筑大學教授劉亞臣認為,現行的建筑業合同將工人工資混雜在工程款中,容易造成建筑商對工資款的侵占和挪用。他建議,將工資款單列,不允許改作他用,開發單位和建筑商應當在主管部門的監督下設立專門賬戶。以這種方式保證農民工工資月清月結,防止事后追討難。
劉亞臣認為,農民工欠薪問題能否解決得好,關鍵還在于各地政府部門積極作為,真正關心和切實解決百姓冷暖問題。
相關報道：親歷討薪農民工的寒冷一天:“每天都是度日如年”
2015年01月18日 來源：新華網
“每天都是度日如年”——新華社記者親歷討薪農民工的寒冷一天
新華網沈陽1月18日電 年關將至，農民工討薪引發的極端事件接連發生，引起社會關注。他們到底過得怎樣?每天都在想些什么?新華社記者日前分赴山西、河南、遼寧三地，隨機并實地走訪了一些正在討薪的農民工，親身體會他們在寒風中那無助的守候。
“一天只吃兩頓飯”
1月8日10點，邵佳喜和工友們已經在工地上架起了火堆。“天太冷，房子里待不住，每天只好這樣烤火取暖，好在工地有廢木料，不然就完了。”邵佳喜對記者說。
這里是離山西太原城區10公里的西溫莊鄉西賈村，火堆后是叫做“書林苑”的房地產項目。2014年9月，今年52歲的邵佳喜與其他66名工友，從四川廣元到這里做鋼筋工和木工，一直干到11月底，每人只領到2000元，其余工資全被拖欠至今，共170多萬元。
“現在身上的錢只夠4天用了。”邵佳喜說著，從口袋中掏出所有的錢，數了數有80元，這是他和愛人未來4天的生活費。
邵佳喜就住在火堆后未完工的一間樓房里。屋里只有用木板釘起來的一張床和兩個桌子。墻上掛著的袋子里有一小塊臘肉、幾粒花生米、兩個雞蛋和一把紅辣椒，米袋子和油壺幾乎都空了。已到中午12點，記者問邵佳喜吃什么，他只說早上吃過了。“早上吃的稀飯和花生米，下午4點多再吃口面條，今天就能頂過去。”其他工友也一樣，現在每天只吃一兩頓飯。
當邵佳喜望著空空的飯碗嘆氣的時候，此刻，遠在遼寧省鐵嶺縣高強南村的龐福軍也一樣愁容滿面。
1月8日中午，記者找到鐵嶺縣凡河鎮高強南村龐福軍的家時，這位40歲的農民剛從城里討薪回來，但還是兩手空空。“今天去討的是鐵嶺世紀華庭小區欠的工錢，去年從開春干到秋后，欠了3萬多元一直沒給。”龐福軍說，現在他家已入不敷出，每天只能吃兩餐。
“拿不到工錢，沒臉回家過年”
河南鄢陵縣“東方威尼斯”住宅項目，開發商為河南東升興隆置業有限公司，施工方為河南華安建設有限公司。“東方威尼斯”二期工程從2013年10月開工到2014年9月，有600多名農民工無法按時拿到工錢，涉及金額高達1300多萬元。
來自四川廣元蒼溪縣的李章仁、李振軍父子被拖欠7萬多元工錢。已62歲的李章仁說，他做的是最辛苦的混凝土打灰的活，辛苦一年什么也沒拿到。“現在身無分文。打電話給老家，老伴就問為何不往家里匯點錢，我只能答應著。馬上春節了，再拿不到錢，我們就去河南的救助站里過年。”
帶著李家父子出來打工的包工頭鄭文說，為了干這個活，他貸款上百萬元，從前年一直墊資到現在，現在都翻不了身。“看這個樣子，春節前拿到工錢的希望不大了，這個春節還不知道該怎么過呢。”
比他們更難的是，為了討薪，來自遼寧朝陽的王春義已經兩年沒有回家過年。從2012年11月開始，經熟人介紹，王春義和生金林兩人組織57個農民工從遼寧朝陽到阜新市經濟開發區參與一家公司的廠房建設。按照與建筑商口頭約定，工程結束后支付工資。工程完工后，王春義聯系建筑商卻始終聯系不上，建筑公司辦公地點已經人去樓空。從此，王春義開始了漫漫討薪路。
“已經兩年沒回家了，要不到錢，沒臉回去。”提到過年，這位身材魁梧的遼西大漢眼里噙著淚花，“一到年關，老家里全擠滿了討薪的人，咋跟大伙交代。”
“感覺像皮球，踢來踢去沒人管”
為了討薪，王春義和生金林從2012年底開始，多次找過阜新市經濟開發區勞動局等部門，這些部門都說“管不了”。
9日下午，記者隨王春義等幾名農民工一起先后來到阜新經濟開發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幾位領導都拒絕接受采訪。幾經轉折，開發區的發改局局長許青雙接受了采訪。他說，2014年9月已經以區政府的名義起訴了投資方與施工方，但法院正在搜集證據，何時能有結果他“說不清楚。”不過，根據他們掌握的情況，乙方資金并不充裕，即便法院判決生效，農民工也可能拿不到錢。
正在山西太原討薪的邵佳喜，也一樣經歷著被“踢來踢去”的命運。邵佳喜掰著手指頭說，他到太原市小店區信訪辦去過3次，區勞動局去過3次，太原市勞動局去過1次，鄉政府去過3次，區政府去過1次。“太遠了，每次都是20多人包車去，一去都是一天，每次都是絕望。”
“信訪局推勞動局，勞動局推鄉政府，把我們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他們說這是小產權房，他們管不了。”說起這事，帶邵佳喜來打工的李建憤憤不平，“我問他們，開工的時候你們都知道，我們從5層蓋到15層，那時你們怎么不說不管?”
說起這幾天的打算，李建告訴記者，還沒進展的話準備再去市政府。“我們能進得去嗎?進去之后有用嗎?”李建說著說著低下了頭。(參與記者馮雷、孫亮全、李亞楠、孫仁斌、王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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