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人口紅利與經濟的持續增長
在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可以產生新的儲蓄動機，形成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還可以獲得收益。這被一些學者稱為“第二次人口紅利”。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有了一個明顯的突破。此前，這個領域的研究長期集中在觀察人口規?；蛉丝谠鲩L率與經濟增長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出的結論并不確定。然而，當研究重心轉移到觀察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績效關系上來之后，人們發現，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比重不斷提高這樣一種生產性人口結構，可以通過保證勞動力充足供給和儲蓄率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額外源泉，或可稱之為“人口紅利”。在解釋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創造的“東亞奇跡”，以及西方經濟史上新大陸[16.01 1.52%]經濟超過舊大陸經濟增長的部分時，一些經濟學家發現，人口年齡結構的改善從而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做出了很大貢獻，可以解釋超出穩態增長率部分的25%至100%不等。
與此同時，關于人口紅利在一國和地區的存在，也回應了主流經濟學家對“東亞奇跡”的置疑。新古典增長理論把勞動力短缺從而資本報酬遞減作為其前提假設。因此，如果沒有觀察到全要素生產率這個指標的改進，任何經濟增長表現都被判斷為是不可持續的。例如，艾爾文·揚和保羅·克魯格曼就曾在亞洲四小龍高速增長時期，依據這些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的表現，質疑所謂的“東亞奇跡”，并斷定其增長的不可持續。然而，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經濟發展中，在剩余勞動力被全部吸納前，由于存在人口紅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可以不發生。也就是說，在其他體制環境得到保障的條件下，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的增長這種增長方式，在二元經濟式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可持續性。這種異于新古典增長理論圭臬的增長類型的有效性，在東亞的高速經濟發展中得到印證。可見，人口紅利的觀察與解釋，在經濟增長理論中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實現的高速經濟增長，同樣有其人口因素的作用，即由于在改革期間，人口政策、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共同推動了人口轉變過程，人口結構呈現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點，形成有利的人口結構從而潛在的人口紅利。這種潛在的人口紅利，在改革開放創造了日益符合市場經濟制度環境的前提下，通過二元經濟式的發展過程，參與經濟全球化而得以實現。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
既然人口紅利的源泉是人口轉變特定階段產生的年齡結構優勢，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這個人口年齡結構自然會發生變化，即從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轉變為老年型的人口結構。事實上，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從20世紀60年代的高速增長，進入到90年代的相對緩慢增長，并預計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長。與此同時，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00年已經接近7%，并預計在2015年達到9.6%。相應地，人口撫養比屆時抵達由下降到上升的轉折點。
如果遵循以往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比重不斷提高從而保證勞動力充分供給和高儲蓄率)，以及相應的估算人口紅利的代理變量(人口撫養比)，則上述轉折點的接近和抵達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減弱乃至消失。但是，也有文獻指出，在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可以產生新的儲蓄動機，形成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還可以獲得收益。這被一些學者稱為“第二次人口紅利”。不過，如果僅僅從老齡化時期儲蓄動機角度來觀察，尚不能構成在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上，堪與第一次人口紅利相提并論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在理解人口老齡化原因時，人們通常著眼于觀察人口轉變從最初的少年兒童人口減少階段，進入到相繼而來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階段，從而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提高這樣一個事實，但是，往往忽略由于壽命延長帶來的人口預期壽命提高所起的作用。我們設想，即使人口年齡結構不發生在少兒年齡組、勞動年齡組和老年組之間的消長，如果老年人活得更長，按照老年人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這個指標來觀察的老齡化程度也會提高。由于經濟社會發展，中國預期壽命已經從1982年的67.8歲提高到2005年的73.0歲。在健康壽命延長的條件下，老年人不啻寶貴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因此，第二次人口紅利也只有從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來觀察，才具有顯著意義。
需要強調的是，人口紅利的獲取是有條件的，特別是需要一系列制度條件。已有文獻表明，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關鍵在于以比之后者更快的速度實現增長，從而形成一個趨同結果。而這個趨同被巴羅和薩拉伊馬丁稱為條件趨同，即只有滿足一系列物質的和制度的條件，發展中國家諸種潛在因素才能成為現實的經濟增長源泉，從而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中國人口撫養比下降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開放才創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而按照定義來看，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要求更高，涉及到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對于不同國家來說，第一次人口紅利來得有早有晚，因而去得也有先有后，在許多早期發達國家甚至看不到明顯的人口紅利效應。因此，雖然中國享受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際上卻并不存在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有特別的人口負債這個問題。只是在第一次人口紅利與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獲得之間，需要避免出現人口紅利的真空時期。如果通過在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條件的同時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中國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二、儲蓄動機、儲蓄源泉與社會保障制度
模擬研究表明，如果把現行的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改變為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制度，就意味著到2020年，有相當一批退休人員可以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現收現付制度來養老，從而大幅度降低社會養老負擔率。
從個人生命周期看，在進入勞動年齡前屬于少年兒童依賴性人口，進入勞動年齡后，通過就業成為生產性人口，隨著年齡提高退出勞動力市場后，通常便成為老年依賴性人口。與此相應，人們通過就業掙取勞動收入的時間主要集中在20歲至65歲間，即由于接受教育時間延長，真正就業的時間要比通常所說的勞動年齡延后4-5年。
另一方面，無論一個人是否具有勞動收入，他的消費卻是終身發生的。這樣，就形成了個人勞動收入和消費的生命周期特點，即終身保持相對穩定不變的消費，而勞動收入從接近20歲才開始有，隨后迅速提高并于25-45歲間穩定在高水平上，以后則逐漸下降，到65歲左右便消失。
由于勞動收入與消費時期上的不完全對應，個人、家庭乃至社會都要儲蓄，以時期上不均勻的收入去對終身相對不變的消費進行平滑。因此，按照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定義，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越大、占全部人口比重越高，則潛在儲蓄能力越強，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則會產生高儲蓄率。然而，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減緩乃至絕對數量下降，老齡化程度提高的階段到來的時候，則會出現儲蓄率下降情形。
不過，正如有的學者分析的那樣，在老齡化條件下，儲蓄動機以及為未來所進行儲蓄的保值增值都仍然是可行的，而是否能夠成為現實則取決于相應的制度條件，特別是養老保障制度的性質。也就是說，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由于使未來被供養人口無須依賴自己的養老金積累，因而為此而儲蓄的動機不能激發出來。
自中國接受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雙支柱模式后，兩個賬戶長期混合管理，在存在大規模歷史欠賬的情況下，個人賬戶被作為統籌基金支出，形成空賬運行。直到2001年，從遼寧省開始進行做實個人賬戶改革開始，才產生一定程度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積累額，即累積起來的每年收支余額。這一改革擴大到黑龍江和吉林，進而又有另外8個省市自治區試點。雖然試點省份有所增加，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余額積累有所擴大，但由于繳費率逐漸降低以及大量省份尚未啟動這一改革，總的積累水平十分有限，而且分布高度集中。
然而，現收現付制建立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撫養比低的基礎之上，如果上述條件變化，則要求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支撐。
一般認為，由于預期壽命提高和生育率下降，供養人口與依賴人口的比例發生變化，現收現付制度不可避免地面臨下列三種調整，或者三者間的某種組合，以求解決養老保險資金不足的問題：(1)提高稅收或強制繳費水平；(2)降低養老金給付水平；(3)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要求。
但是，如果及早進行個人賬戶積累，則可以大大緩解問題。我們的模擬研究表明，如果把現行的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改變為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制度，就意味著到2020年，有相當一批退休人員可以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現收現付制度來養老，從而大幅度降低社會養老負擔率。
三、預期壽命、退休年齡與勞動力供給
擴大勞動力總體規模和降低社會對老年人的供養負擔，可能不是要在當前的臨近退休年齡人口身上做文章，而是要使當前這一代年輕人逐漸被培養成擁有更充足人力資本的勞動者，使他們具備能力延長工作時間。
人口老齡化并非只是不同年齡組之間比例關系變化的反映，還是人口預期壽命提高的結果。把身體健康的因素與人力資本積累(包括教育、培訓和干中學)因素結合起來考慮，有效工作年齡理應伴隨預期壽命的提高而延長。做到這一點，就意味著可以通過把實際退休年齡向后延，從而擴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降低每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的退休人數。值得指出的是，法定退休年齡與實際退休年齡是不一樣的，實際退休年齡可能因勞動力市場狀況而產生巨大偏離。據調查，2005年中國城鎮勞動者的實際退休年齡僅為51歲，而不是法定的大多數男60歲、女55歲的退休年齡。
真正能夠改變人口工作時間從而對老年人供養能力的，是實際退休年齡。把實際退休年齡從50歲延長到60歲，可以大幅度降低老年人口撫養比，即把每百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供養的老年人口，從2050年的109人降到58人。但是，如果單純改變法定退休年齡而勞動力市場卻無法充分吸納這些人口，則意味著剝奪了他們在就業與退休之間的選擇，使他們陷入嚴重的脆弱地位。很多發達國家把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作為應對老齡化及養老基金不足的手段。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使得這個做法不應成為近期的選擇。
首先，勞動力市場上常態的供求關系不同。勞動力短缺是大多數發達國家所處發展階段的實情，而中國雖然正在超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卻還沒有形成普遍的勞動力短缺常態。這意味著在西方國家，由于勞動力市場需要一個追加的勞動力供給，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可以為勞動者提供更強的工作激勵，而對中國來說，類似政策卻意味著縮小勞動者的選擇空間，甚至很可能導致部分年齡偏大的勞動者陷于脆弱境地：喪失工作卻又一時拿不到退休金。
其次，勞動者的不同群體在退休后的預期壽命不同。預期壽命是反映人口健康狀況的綜合性指標，在總體水平上受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影響，在個體上與不同人口群體的收入、醫療乃至教育水平密切相關。因此，同樣的退休年齡，不同群體退休后的余壽是不同的，從而導致能夠享受養老金的時間長短各異。例如，即使在美國，1997年67歲年齡組人口在65歲上的余壽，在全部人口達到17.7年的同時，女性高達19.2年，而低收入組的男性僅為11.3年。中國預期壽命的差異應該更加顯著。調查顯示，從地區差距來看，2000年上海為79.0歲，而貴州僅為65.5歲。
第三，以人力資本為主要基準來衡量的勞動力總體特征不同。中國目前臨近退休的勞動力群體是過渡和轉軌的一代。由于歷史原因，他們的人力資本稟賦使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不利競爭地位。例如，在美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中，20歲的受教育年限是12.6年，而60歲反而更高，為13.7年。但目前在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年齡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例如，受教育年限從20歲的9年下降到60歲的6年，而與美國的差距則從20歲比美國低29%，擴大到60歲時比美國低56%。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延長退休年齡，高年齡組的勞動者會陷入不利競爭地位。
可見，擴大勞動力總體規模和降低社會對老年人的供養負擔，可能不是要在當前的臨近退休年齡人口身上做文章，而是需要創造條件，使當前這一代年輕人逐漸被培養成擁有更充足人力資本的勞動者，使他們具備能力延長工作時間。
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源泉，從而創造對勞動力的強勁需求，才能做到充分利用當前的勞動力資源，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進而為迎接第二次人口紅利創造條件。在改革開放期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的適應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是非農產業就業崗位的最大創造者。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趨緩以及就業擴大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沿海地區則直接感受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由于中國地域廣闊，地區間在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上存在巨大差異，世界經濟歷史上發生過的國家之間產業轉移模式即所謂“雁陣模式”，完全可以成為國內產業轉移的路徑。這樣，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更加充分地利用現有勞動力，可以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
四、人力資本、勞動生產率與比較優勢
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逐漸實現地區間轉移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通過深化教育實現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巨大潛力，可以使中國制造業繼續保持競爭優勢，從而使人口紅利得以延續。
人們所討論的人口紅利概念是指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對儲蓄率和勞動力供給這兩個經濟增長條件產生的正面影響，但是，勞動力供給中實際上包含著人力資本因素。
如前所述，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仍然可以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安排，擴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從而保持勞動力供給的充裕。此外，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并非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相反，人口結構變化還創造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擴大和深化教育的條件，這可以被看作是從人力資本方面創造經濟增長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人口轉變引起的年齡結構變化，表現為接受基礎教育的人口(即年齡在5-14歲的少年兒童人口)的規模及其占總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趨勢。與這一趨勢相對應的則是勞動年齡人口相對滯后的變化軌跡，即后者呈現先上升隨后穩定繼而下降的預期變化。這兩個年齡組人口的變化關系，會結合成一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在學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趨勢。
這個現象的經濟含義則是，教育資源的制約會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有較明顯的緩解，從而國家、家庭和社會可以把更多資源用于教育的擴大和深化。在5-14歲年齡組在學人口與15-59歲年齡組勞動人口之比(在學人口供養率)趨于降低的情形下，可以有條件把在學年齡提高到5-19歲年齡組，其與20-59歲年齡組勞動人口之比同時下降，從而不會遇到嚴重的資源制約。在目前義務教育普及率已經很高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如果在未來能夠把實際退休年齡再加以提高，則資源約束會進一步減輕。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在義務教育基本普及的同時，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也有長足發展。但是，中國教育發展程度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而國內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教育發展差距也是巨大的。例如，發達國家的在學率一般在18歲以前都基本保持在100%，與此相比，中國在學率水平從12歲就開始陡然下降。
觀察城鄉間的教育水平差異，也可以看到幾乎相同的變化軌跡。這一方面固然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制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今后通過深化教育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潛力。理論和經驗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一項計量分析表明，在制造業，職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17%。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的職工構成改善為全部是高中學歷職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進一步改善為全部是大專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
許多關于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的判斷，在觀察問題的方法上失之偏頗。如果單純從工資水平觀察，似乎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就意味著比較優勢的減弱。按照這種認識，在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產生影響之前，伴隨勞動力短缺現象的出現，近年來工資水平普遍上漲較快，無疑削弱了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
然而，一國或地區產品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并非完全取決于工資水平，還取決于勞動生產率水平。具體來說，應該從工資和勞動生產率結合的指標上來認識，即相對工資水平與相對勞動生產率水平之比——“單位勞動成本”。即使工資率已經開始提高，只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更快，該指標就仍然可以維持在較低水平，從而意味著產業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得以保持。而這種假設恰恰是2000-2007年中國制造業的實情，即工資上漲但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快，導致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單位勞動成本”年平均下降速度分別為8.7%、10.8%和7.6%。
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逐漸實現地區間轉移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通過深化教育實現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巨大潛力，可以使中國制造業繼續保持競爭優勢，從而使人口紅利得以延續。
點評 在制度創新中尋求更多的人口紅利
文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人口是一個包括了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多方面要素的整體，分析中國人口問題，必須從系統的、動態的觀點出發，而且要服從于社會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資源合理利用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蔡昉的講演從中國變動中的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關系中捕捉到了中國未來人口紅利的變化趨勢及特征，在著重探討如何延長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同時，重點討論了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以及如何避免兩次人口紅利之間出現的真空現象。這些觀點既深入淺出，又發人深思。
“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的某個特殊時期出現的。但是它來得早去得也快，嚴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大大加快，第一次人口紅利也因此而加速消失。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延長中國的第一次人口紅利時間或創造出第二次人口紅利就顯得尤為重要。
面對人們普遍擔憂的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即將耗竭的憂慮，蔡昉則認為，只要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源泉，創造出對勞動力的強勁需求，就能夠做到充分利用當前的勞動力資源，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進而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新時代。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蔡昉指出，應該從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兩個角度著眼，充分使用勞動力，提高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通過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形成新的儲蓄動機，保持儲蓄源泉，以獲得與第一次人口紅利具有同等意義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這一觀點為我們開啟了創造中國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勇氣與決心，并希望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來實現這一目標。綜合考量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相互作用，遠比單純就人口問題談人口發展來得重要。
當然，任何人口紅利都不是免費的午餐。無論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負債，都是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生育率與死亡率變化不同步，人口年齡結構在某一特定時期出現的人口現象，是支付上出現錯位的結果。因此，無論哪一種人口紅利遲早都是要我們來償還的。努力發展經濟，不斷創造新的增長點，才可能是人口的永久“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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