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邢少文
“她們太懶了，上班的時候玩手機，聊天，做事情不負責任，哪像我們呀。”陳婧頭一扭，提高聲調對著李若蕓說，李若蕓笑了笑，不做聲。
這是一條小小的商業街，有可供歇腳的長凳，時近黃昏，“70后”陳婧和“90后”李若蕓在此聊著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業園區被巨大而又沉悶的灰色籠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廠房，身著藍色和淺灰色工裝的女工們來來往往，貨車和摩托車四處穿梭。
這個位于廣州市番禺區石碁鎮舊水坑村的工業區中，有日立、勝美達、卡西歐、豐達電機等多個外資廠，園區里到處懸掛著大批招收女工的橫幅，早晨的時候，廠區車站邊擺著一長溜招聘的桌子，村里的管理方統一為這些工廠招聘。
高峰時期，這個工業區曾工作和居住著8萬人，但隨著企業部分產能的向外轉移，現在只有3萬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過往，10年前就來到舊水坑的湖南人陳婧是目睹者，就連她自己，也是幾進幾出，換廠、結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鄉為據點，在工作中，她則以舊水坑為據點。兩邊穿梭，沉默又堅韌。
去年剛剛高中畢業的李若蕓是新一批舊水坑的落腳者，后來，她說她認同陳婧對她們年輕人的看法，只不過可能只是時代不同的緣故吧，選擇多了，人就不會那么善于忍耐了，其志并不在那條單調枯燥的生產線。
像她這樣的年輕工人，如今已是番禺區外來務工人員的主流，根據番禺區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2010年的統計，番禺流動人口已達117萬，如果將70、80、90后的流動人口歸為“第二代”，這個人數已有87萬多人。龐大而年輕的外來工群體的歸依，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面臨的現實挑戰。
職業空間
在一家日資工廠中，陳婧的主要工作是在音響組裝流水線上釘螺絲、貼膠布、裝海綿，2002年，她剛到這家廠的時候，基本工資只有300元/月，最多的時候一個月加班五六十個小時，也只拿到500多塊錢，她所在的企業在2004年由于中層管理人員的投訴，在勞動部門的強迫之下，才將基本工資提高到600元，近3年來，隨著廣州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基本工資才提到1300元，現在加上加班費，她一個月能拿到2000多元。
她生活的范圍基本局限于這個工業區，個人生活中的主要開支是房租和吃飯，10年前，陳婧的月生活開支是200多元，現在大概600元。10年間生活成本的上漲幅度和工資的上漲幅度相差不多，不同的是，現在她有兩個孩子，大女兒都已經13歲了。
中間，她曾跳槽去了奧林巴斯的工廠，但情況相差并不多，“哪個廠工資高一點，就去哪個廠，后來這邊工資加了，又回來了。”
情況和10年前已大為不同，以前是排隊進廠，現在機會多得多，工廠缺工的現象普遍。對于這些一線的生產工人而言，跳槽的機會雖然很多，但選擇去什么樣的工廠，除了工資的高低，還要看各種保險繳納的情況，更重要的一點是，升遷的空間。
來自陜西的楊煜在一家生產轎車零配件的日資工廠模具車間當班長，基本工資2000出頭，算上加班費，月收入在3000多元。在他看來，工廠正規，管理也相對寬松，并不打算跳槽。下一步要選擇離開，就回老家了。他的3位同事亦贊同這種看法。
按照規定，現在加班時間不得超過30小時，每小時的加班費用也按規定執行。由于今年的整體外需不好，訂單不像前幾年那么旺盛了，加不加班，則由個人決定，“這是我最看中的，如果再換工作，最主要的考慮點也是這個，這樣我可以安排時間去上夜校。”李若蕓說。她現在讀一個可以拿到本科文憑的夜校，需要5年的時間。
在這些年輕的工人中，對于學歷與文憑的看法近乎一致，沒有學歷，意味著在工廠中的上升通道將幾乎徹底喪失，“工作了20年的熟練工，如果你沒有學歷，工資比剛畢業的大學生還低。”陳婧很是不滿。在日資企業中，高中學歷文憑，意味著最多就只能做到班長，在他們的眼中，只有大學生才能得到像課長、次長這樣的升遷機會。而根據統計，2010年番禺“第二代”流動人口中，初、高中學歷者占到了79%。
一方面，他們會認為上升空間對于自己來說最重要，一方面卻又囿于現實，被固定在一個狹窄的位置上。“沒有學歷，你去了別的工廠，所謂的技術熟練程度、經驗別人是不認的，去了又得從頭開始，又要重新開始處理和上級的關系，沒有意思。”楊煜說。
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可能也在這里呈現，在楊煜看來，花那么多的時間和成本去考一個更高的文憑，沒有這個決心，似乎也不值得，而李若蕓則富有這方面的進取心，“我還年輕，不想總是這個樣子”。
在工廠中，這些一線工人得到的培訓和知識提升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工廠只在乎節省成本的熟練工。也因此，他們的打算是如果工資還過得去，就先做下去，或者干脆選擇回家。誰愿意在一個看不到前景的地方長久地工作呢?誰又愿意在一個看不到未來的地方長久地生活呢?
城市空間
這是一個還沒有徹底城鎮化的地區，城市白領、外來的新工人、本地的農村人，每到周末，在番禺區的市中心市橋，人群和摩托車交織，顯得嘈雜無比。
不過，楊煜很少在休息時間去逛街，“有女朋友的就去得多”。在非休息的時間里，他們在工廠與出租屋之間來回穿梭，下了班大部分時間都在上網，聊天，娛樂活動很少。
楊煜帶著《南風窗》記者來到石碁鎮的赤崗新村，他對于當地農民的生活羨慕不已。這是一幢4層樓高的出租屋，全部被隔成10平方米左右的單間，一間300元，數了數，共有四五十間，一個月就有1萬多塊錢的收入。10平方米的單間，放下一張床、一張電腦桌和椅子，已顯狹窄。因為樓距狹窄，在房間里，手機信號時常會消失。
而在舊水坑村，1984年開始，該村在招商引資中并沒有像一般村莊那樣把自己的土地出賣分紅，而是由村統一建設廠房、宿舍和生活區，將它變成集體物業。從1989年到2006年底，村集體公司發給村民股東的紅利已超過了3億元。
和中國大多數的城鎮工業化進程一樣，當地居民分享到了這一進程的好處，但那些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外來工人卻處于過客狀態，收入不足以支付在當地的安家費用。
“小孩子上幼兒園，在這里一個月的費用就相當于老家一個學期的費用，誰負擔得起啊。”楊煜說。和他們的上一代打工者一樣，雖然沒有奢想過買房，但他們并不排除在此地多呆10年8年。至于什么時候回去，目前并沒有計劃，即便是打算結婚，也還不想回去，“回去做什么?村里肯定是不想回，回老家的小縣城，要先想好做點什么生意才行，而且，老家那種地方到處都要講關系，也很難的”。說起前途，他和他的工友們都顯得很迷惘。
2000年，番禺撤市并區，這12年，是城鎮化最快的時期，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城鎮化進程的諸多景象，在此斑駁交錯。
在番禺所轄的9個鎮中，也存在鎮域發展的不平衡，公共交通設施建設分布不均的情況，有些鎮有大量的產業工人聚集，有些鎮則居住著大量的城市白領—由于廣州市中心房價的高昂和空間的逼仄，番禺成了許多廣州市區工作的白領及富人居住的“城郊”。
房地產價格逐年飆升，如今，在位于石碁鎮這樣位置相對偏僻，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一手房價格也達到9000元/平方米。這對于月收入在1000多到3000元之間的工人而言，只能望而興嘆。
那些環境優美，占地面積上千畝的樓盤，與大型的工業園區邊擁擠的出租屋，以及本地人的小洋樓，構成這個城區3個不同的人群世界，他們的生活彼此交集很少。
戶籍制度的羈絆，公共服務的不均等化，依然是橫亙在這些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之間的巨大制度障礙。在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策略之中，隨著地方財政的富余，曾經滯后的城市管理也在逐步開展，番禺在城鎮社保、醫保、教育上正在逐漸向城鄉一體化的方向走，農村居民也正在逐漸擺脫農民的身份，但龐大的外來人口卻未能享受到這些。
2010年，廣東省推出了積分入戶政策，外來務工人員達到一定的積分即可入戶，并將其與教育等公共服務掛鉤。但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與落實，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種各樣的門檻設計使得它所吸納的，只能注定是那些外來人員中學歷比較高，有一定的職務，甚至是國有企業和機關單位的外來人員，而并非大多數的制造業工人。
根據相關部門的統計，番禺全區義務教育階段共有18萬學生，其中外來人員子女8.4萬人，占了46.6%，但2011年番禺區僅有474人憑居住證參加“積分入學”計劃免費入讀公辦學校。
直至2008年，這個地區才開始將外來務工人員的醫療保險作為城鎮化中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的一部分，在石碁鎮，2011年，只有668名外來務工人員獲得了合作醫療保險的賠付。
中國的城鎮化依托于工業化，但卻又落后于工業化。對于那些年輕的工人們而言，或許他們的家鄉未來會隨著產業的轉移，城鎮化的后發優勢讓他們像目前他們居住地區的居民一樣，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好處，但是，在中國30年的發展積累之中，他們的上一代以及他們這一代都在承受著這種身份異化所導致的利益受損，這些“中國制造”輝煌的締造者，難以完成職業身份與社區居民身份的轉換。
重塑政經關系
工資增長和公共服務提供無法與經濟發展的成就相對應，由此導致的制造業工人利益受損需要在新的時期進行調整。
大致可以做一個這樣的對比：根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以2001～2004年為例，2004年廣東省中小工業企業創造的利潤是2001年的4.6倍，實現利稅是2001年的3.3倍。但陳婧的工資在同一個時期，如果沒有勞動部門的強制要求，她的工資增長還不到一倍。
中國的1994年曾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在隨后的近10年里，制造業中的勞工工資提升水平可以算得上是極其緩慢的。一直到21世紀初，在珠三角地區，許多工廠的一線工人月收入也不到1000元。
經濟增長的利潤分配結構是失衡的。以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為例，代表政府所得的生產稅凈額和代表企業所得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余占GDP比重分別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代表勞動者所得的勞動者報酬，到2007年已降至39.7%。
如果從番禺地區截止2007年的統計來看，一般財政預算收入和稅收收入都保持了年均20%以上接近30%的增長，但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不到14%。
在全國各地，新工人都普遍面臨同樣的困境。在制造業，工資增長幅度的緩慢，與勞動力市場長期的供過于求有關，也跟地區經濟發展中利潤分配的結果有關。財政稅收沒有為這些外來的工人提供更多的諸如教育、醫療、廉租房等公共服務返還，資本方在獲得資本利得之后主要用于擴大再生產和股東分紅，工人工資則長期被壓低。
在居民的身份上，這些外來的工人受到政策性的歧視;在職業身份上，大量侵犯工人合理權益的事件在制造業中經常發生，勞資關系存在嚴重的不對等。如何重塑這些工人與政府、企業的利益格局，是解決新工人何去何從所要面臨的。
1998年以來，番禺區唯一的一家勞工權益民間組織“番禺打工族服務部”一直為打工族的工傷賠償及維權服務，其負責人曾飛洋10多年來的體會是，個人維權與有組織的資本對抗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工廠的打擊報復和漫長的法律程序使得這樣的個人維權無休無止，成本巨大。
勞資關系的重塑要化個人維權為集體維權，改變工人維權分散化，原子化的狀態，加強工人組織與資本方的談判力量，但這樣做的結果不是要推動勞資對抗，而是集體協商、合法維權，在工人權益的保護，包括社保、工資、福利的談判上達成妥協。而要建立集體協商的對話平臺，除了讓工人成為工會的組織力量，讓工會成為工人的組織資源，別無他途。
不過，他也承認，勞資關系中的這一重要變化，不僅在于政府和企業從過往勞資沖突引起的社會問題中主動反省，還在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已經不可逆轉地發生改變，招工難、工人流動性大，也成為資本方愿意推動勞資關系談判的一大原因。
時而發生在全國各地一些以外地務工人員為主的群體性事件，似乎也在昭示著勞資關系的變化。
(注：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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