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以山東省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踐為基礎，討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如何推動村莊再組織化。該合作社是以讓渡集體利益的方式來引導小農戶進行組織化生產，而不是直接讓小農戶從集體合作社中分紅，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小農戶不再是被動的福利接受者，而是具有能動性的創造和建設主體。從該村的案例中可以反觀集體經濟發展的目標：壯大集體經濟是要讓集體“代替”群眾來致富，給群眾發放福利，還是讓集體“帶動”群眾，激活群眾內生的創造力?
【摘 要】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踐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參考。合作社通過發揮集體的統籌功能化解了小農戶的生產困境，合作社并沒有以直接分紅的方式來“代替”小農戶致富，而以“讓利”的方式“帶動”了小農戶的長遠發展。在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激活了村莊治理，集體經濟建設成為村集體動員黨員的契機，集體還通過黨員撬動了村莊的宗族力量，大大減少了村莊發展的阻力;同時，集體活動的增多也重建了村莊“社會”的公共性。集體經濟的發展需要村集體與村民密集互動，也成為后稅費時代“懸浮型”政權落地的一種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含義作出了明確的說明：“農村集體經濟是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與聯合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意見》對農村集體資產也做了界定，將農村集體資產劃分為三種類型：以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山林等為代表的資源性資產、以農業基礎設施和集體企業等為代表的經營性資產、以用于公共服務的文化和衛生資源為代表的非經營性資產。此外，《意見》還強調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義在于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引導農民逐漸實現共同富裕。此后，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其中，壯大集體經濟也被置于重要位置。2018年，中央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不僅提出了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更強調要發揮村黨組織對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對于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意義，一種看法傾向于強調壯大集體經濟是要增加農民收入，并將村集體經濟薄弱作為影響農民財產性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1]。從近年來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的研究來看，絕大部分關注的也是其經濟意義，這類研究的關注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歷史和發展現狀的研究。有研究總結了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歷史變遷，提出農村集體經濟經歷了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以村辦企業為主，90年代以農村股份合作企業和農民專業協會為主，2000年以后以農戶+龍頭企業、社區股份合作社、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興集體經濟形式為主[2]。這類研究強調，目前中國村級集體經濟存在發展水平低、發展不平衡、生產性經營收入比重低、村集體負債較重等問題[3][4]。
二是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的研究。有研究者對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進行了類型劃分：以長三角、珠三角和山東的膠東半島地區為代表的工業化模式，其集體經濟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工業;以能人帶動為基礎的后發優勢模式，這類村莊主要從工業、農產品加工業或旅游業中獲取集體經濟收入;以盤活集體資源(包括集體管理的果園、荒山、魚塘等)為基礎的集腋成裘模式，這類村莊一般采取租賃、入股、拍賣集體資源的方式增加集體經濟收入[5]。
還有研究者從土地使用的角度展開討論，強調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路徑主要依靠兩種，其一在全員土地入股的基礎上建立土地股份合作制，其二在農戶自主流轉土地的基礎上形成不同的土地集中和農戶結合形式，集體經濟組織收取土地流轉費或資本化收益[6]。
上述研究主要是從農村集體資產的經營角度來討論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問題。但實際上，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一部分，農村集體經濟不僅具有集體資產的管理和經營這一經濟屬性，更涉及了黨組織、村集體與村民等多個主體的行為，涉及不同主體的合作和利益博弈，因此，農村集體經濟也內在地包含了政治意義。集體經濟的發展與集體所有制密不可分，集體所有制的實踐又與村莊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不可分割，因此，對農村集體經濟的討論也應該包括其對村莊治理的影響。
一些研究者已經開始從治理角度討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問題。有學者強調重建農村集體經濟的意義有兩點：一是在集體內部建立集體收入的分配機制，其關鍵不在于每個農戶能分配到多少收益，而在于在村莊內形成利益關聯機制，讓村民真正參與到村莊事務中，借此組織起來;二是在國家資源大量輸入村莊的前提下，通過激活村集體的組織力量，解決國家轉移的資源無法直接對接億萬小農戶的難題[7]。
另有研究在區分“公有制”和“共有制”的前提下，根據資源性資產的具體占有、控制和經營狀態，區分了四種集體產權秩序的實踐方式：以蘇南地區為代表的“團體—公有”型產權秩序、以珠三角地區為代表的“團體—共有”型產權秩序、以山東部分實踐“兩田制”地區為代表的“個體—公有”型產權秩序、以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承包經營形態為代表的“個體—共有”型產權秩序。研究者強調，在公有產權秩序下，無論集體資源是多還是少，基層治理能力都比較強，而在共有產權秩序下則相反[8]。
還有研究者以深圳的城中村為例，討論了城中村集體經濟發展對村莊的再組織作用，通過對集體財產的代理經營、村落社區的建設管理和為原村民提供社會保障等方式，集體經濟組織成為村莊新的聯結紐帶和承擔村莊事務的主體[9]。上述研究對于揭示當前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概況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已有研究也暗含了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一個爭論，即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究竟是為了提高村民的分紅收入，還是為了加強村民的組織化程度?今天關于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預期大多是提高村民的分紅收入、帶動村民“致富”。這一預期中有兩個問題。一方面，村集體經濟與村民之間往往是以“分紅”的形式實現利益關聯，這固然可以避免村民承擔風險，但在這種情況下，村民通常是“福利享受者”，村集體“代替”而不是“帶動”了村民發展經濟，村民也缺乏被組織起來的條件。實際上，在沿海地區的一些資源密集型村莊，村集體經濟收入不菲，但由于村民只是接受福利分配的對象，因此，村莊只是處于低度組織化的形態，集體經濟收入的增長并沒有相應地帶來村莊治理能力的提升[10]。另一方面，過于強調村集體經濟對村民致富的作用，在現有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會遇到不小的挑戰。即便是在作為“世界工廠”中心的珠三角地區，靠村集體經濟收入的增長來持續提高村民的分紅收入也難以為繼。隨著勞動力工資的上漲和珠三角地區越來越多工廠的搬離，珠三角地區本地農戶以地租為基礎的收入來源(包括集體分紅和房屋出租)也在減少，其與外來農民工的收入差距正在縮小。相當一部分村社集體甚至不得不通過貸款來給村民分紅[11]。
無論村集體從事什么行業，市場風險的客觀存在都使“穩定增收”成為一個極難實現的目標。但實際上，在村集體與農民的關系中，比經濟關聯更重要的是政治關聯。稅費改革后的基層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是政權“懸浮”的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鄉鎮為中心的基層政府難以回應村民的訴求[12]，基層政府缺乏與村民打交道的制度性渠道，對村民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都在下降。在稅費改革以后，村集體亟需重建一種能與村民建立密切互動的機制，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可以成為一種途徑。
本文以山東省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踐為基礎，討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如何可能推動村莊再組織化。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有特殊說明的除外)的工作是由煙臺市委組織部牽頭，從2017年開始開展的，其主要目標就是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帶領群眾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到2019年7月，煙臺市范圍內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已從最初的11個試點發展到1100多個村[13]，本文所選取的案例就是11個試點村之一。盡管各村合作社的具體經營策略有所差異，但在對村莊社會的再組織化方面也顯示出很多共性。本文的經驗材料來源于筆者2019年10月在煙臺市的調研，所調研的縣區皆為普通農業型地區，既無特殊區位優勢(與珠三角對比)，也非資源密集型地區，因此，此次調研對于思考普通農業型地區如何發展集體經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本文以煙臺市G區的一個合作社為例，主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在發展集體經濟過程中如何建立與村民的利益關聯，尤其是如何“帶動”而不是“代替”村民發展生產;二是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黨組織如何推動了村莊社會的再組織化。由于煙臺市的實踐仍然處于探索階段，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都能良性運轉，但其中發展良好的合作社仍然展現出一些可復制的機制，因此，本文旨在對這些機制進行探索性分析。
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的生產統籌
煙臺市的合作社并沒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將土地收歸集體，以集體統一經營的方式來運營。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40多年后，各村的情況都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的思路也不一樣。G區X村是煙臺市最初開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試點的11個村之一。在最初成立合作社時，煙臺市為每個合作社提供了10萬元的扶持資金;此外，M市也為其范圍內的市級示范社提供了20萬元的扶持資金。因此，第一批11個試點社每家有30萬元的政府扶持資金，后來發展的合作社也獲得了數量不等的啟動資金，這些資金解決了合作社發展初期的資金難題。X村的合作社是2015年成立的，其前身是該村在2011年成立的一個農業技術開發中心。X村一共270戶，750多人，全部加入了合作社，入股方式有土地折價入股、現金入股和勞動力入股三種。全村耕地面積約500畝，還有山地約500畝。
到2019年，該合作社目前經營的土地面積達到400畝左右，其中，村集體的土地有140多畝，其余土地是合作社自2015年開始陸續從村民手中流轉的。X村合作社經營的土地中，有20多畝土地是育苗基地，用于育櫻桃樹苗，合作社已經與大連的一家公司訂立了樹苗收購協議;其余土地用于櫻桃種植。合作社種植的櫻桃樹都是經濟效益高的品種，只要不遇到自然風險，就沒有銷售問題。X村合作社的最大特點并不在于其經營效益，而在于村集體能以合作社為依托，對村莊的農業種植結構進行調整，解決單家獨戶的小農戶遭遇的經營困境。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國家政策不斷固化土地承包關系，強化農民的土地承包權，但同時也使村集體的土地權利不斷被削弱。村集體本有義務解決一家一戶辦不好和不好辦的事，但由于集體土地權利的弱化，村集體往往難以發揮統籌功能，近年來的土地細碎化問題導致的農業生產困境日益突出，這也是全國大部分農村地區在水利灌溉、農業技術推廣等方面遇到“最后一公里”[14]問題的根源。
【組織起來】
同時，近年來，國家不斷強調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農業生產的優質化、品牌化，但依靠分散的小農戶來進行農業生產結構調整也困難重重。為了應對小農戶的生產困境，全國各地開始出現各種自發實踐，一些村集體通過動員村民置換地塊來實現細碎土地的整合，或通過將村民組織起來的方式來解決農田灌溉問題[15]，提高小農戶的生產效率。X村合作社的實踐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以合作社為依托，X村不僅以靈活的方式化解了小農戶的生產困境，幫助小農戶實現種植品種優化，還引導著小農戶走向生產合作。
（一）小農戶的生產困境與農業生產結構調整難題
X村以櫻桃種植為主，已有多年的種植歷史，但大部分村民的櫻桃樹是老品種，其經濟效益遠遠低于新品種。
X村M支書介紹，目前當地比較好的品種是“美早”，該品種的櫻桃價格高的時候能達到20多元/斤，最差的“美早”也是17～18元/斤。但村民種植的品種大多是“先鋒”，這種櫻桃的價格只有2～3元/斤，好的“先鋒”櫻桃也只能賣到4～5元/斤。盡管“美早”櫻桃種植在當地已經完全推廣開來，且改換品種的成本也不高，一棵3年樹齡的樹苗成本僅200多元，3年后就能掛果;但村民往往不愿意改種更有經濟效益的“美早”櫻桃，寧愿固守著老品種，每年僅能從櫻桃種植中獲得5000～6000元的純收入。
村民這種“不合邏輯”的行為并不是因為人們通常認為的“思想保守”，而是因為單家獨戶的小農戶面臨的四重生產困境。
第一， 由于每戶農戶的櫻桃種植規模都很小，大多數農戶的種植規模是1畝左右，農業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農戶缺乏改種動力。
第二， 每戶農戶的土地都非常分散，灌溉一次要滿山跑，管理不便;且很多土地也沒有灌溉條件，只能靠天收，所以農戶往往不愿意改換新品種。
第三， 單家獨戶的農戶在銷售櫻桃時也容易遭遇中間商的壓榨。由于櫻桃樹從開花到采摘的過程最多只有50天，平時基本不用管理，所以大部分村民平時外出務工，只將櫻桃種植作為副業，只在晚上進行管理，全村僅20%左右的村民完全以種植櫻桃為主業。也就是說，大部分村民白天都要出去打工，只能晚上采摘櫻桃，櫻桃收購商對此也深諳于心。在櫻桃上市的高峰期，一些商販白天出13元/斤的高價收購一小部分，到了晚上就只出10元/斤的收購價，小農戶只能接受低價。
第四，由于櫻桃本身的特點，櫻桃種植的自然風險很高。X村支書說，在櫻桃成熟季節，下雨天有村民在家里哭，因為櫻桃一遇到雨水就會開裂。在成熟季節，每天有20%的櫻桃成熟，連續下兩天雨，農戶就會損失30%～40%的產量。
以上四重生產困境制約了當地的生產結構調整，也不利于小農戶增收。僅靠小農戶自身是難以突破這些困境的。一方面，改換品種會帶來無法預知的市場風險，即便他們愿意通過嫁接來改良品種，卻也無法知曉三年后才能有收益的新品種是否還能保持高價格。另一方面，要減少自然風險，就需要投資修建大棚設施，但這是一筆不小的投入，僅靠農業收益微薄的單個小農戶來投資也難以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產業結構調整不能實現，一家一戶辦不好的事情可以在集體的統籌下解決。
【山東櫻桃產業助力鄉村振興|圖源：新華網】
(二)合作社的生產統籌：集體引導下的農業結構調整與生產組織化
為了讓小農戶可以無后顧之憂地改換品種，在M支書的發動下，X村黨員們共同商議出一個方案：鼓勵村民用自己分散的果園來置換合作社連片的果園，后者種著優質的“美早”品種，而且已經進入了豐果期。這一置換會分批次進行，以合作社現有的果園為中心，逐漸向外擴展置換。每批劃定一片與合作社果園相鄰的區域，讓區域內涉及的村民用自己的老品種果樹來置換合作社的優質品種果樹。在第一批劃片區域全部置換完以后，該區域內由村集體投入資金，在老品種的櫻桃樹上嫁接新品種，三年后，這批嫁接后的樹也進入了豐果期，就可以再次復制該模式，將更多的村民動員進合作社，直至全部村民進入合作社。同時，在完成土地置換后，村民可以合作管理集體山林，而不再如過去一樣單家獨戶地來管理。村民可以自由組合成小合作社，在這個小合作社內部，村民可以自行協商誰負責什么工作，以及工作量如何計算。如此，村里的大合作社也減少了管理成本，農戶的組織化程度也可以得到增強。此外，在土地置換后，由于換上了優質品種，老百姓的收入也會增加，到那時可以讓小合作社內部商議是否投資建大棚，抗擊自然風險，這也可以解決單家獨戶的小農戶無力投資設施農業的問題。
X村合作社通過集體的引導來推動種植品種升級，完成了小農戶僅靠自身力量難以完成的品種優化，更推動著小農戶走向合作化生產，村集體的統籌功能發揮了關鍵作用。一方面，果園置換的本質是合作社承擔了品種改種的未知風險，在新品種的櫻桃樹進入豐果期后才啟動與小農戶的果園置換工作;同時通過果園置換來實現對小農戶土地的整合。合作社是品種改良的先行者，在果園置換時，由于合作社果園中新品種的櫻桃樹已經進入了豐果期，所以小農戶以老品種換新品種既不用承擔成本，也不用承擔風險，其收益不降反升。地方政府對合作社的資金扶持增強了其風險防控能力，這也是合作社可以發揮引導作用的重要背景。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來說，X村的案例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參考方案。同時，以個人土地置換集體土地，從而對細碎化的土地進行整合，X村也提供了一個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的路徑。村集體并沒有以強制流轉的方式，高成本地進行土地集中，而是以靈活的方式將土地置換過來，在這一過程中，集體的能動性和主體性大為增強。
另一方面，村集體的統籌也并沒有一“統”到底，而是以“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為原則。X村合作社以土地整合的方式來帶動小農戶的合作生產，但為了避免集體勞動的監督困境，合作社鼓勵村民自發聯合形成小合作社，開展小范圍的合作經營，且合作原則由農戶自定。合作社的“統”表現為統籌安排，為小農戶的組織化生產提供外部條件，但并不“代替”他們進行生產，生產仍以小農戶為主體。以小合作社的方式將小農戶組織起來，讓他們內部協商管理方案，而不是機械地進行集體勞動，統一記工分，是一種既能調動村民積極性，又不會影響效率的靈活經營方式。此外，對于大合作社而言，這也是一種最低成本的果園管理方式。
將小農戶組織起來還帶來了三個優勢。首先，合作社可以將土地集中連片，通過申請項目的方式解決道路、灌溉的問題;其次，在櫻桃銷售時，由于銷售量大，合作社就有足夠的議價權，且合作社可以統籌協調收購，不用收購商到各農戶家去收購，避免了將櫻桃反復騰挪，影響品質，這也使合作社可以在銷售中掌握主動權;最后，合作社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X村的櫻桃都不使用化肥，與市場上一般的櫻桃不一樣，且由于合作社是黨支部領辦的，地方政府也給予了諸多支持，并幫助宣傳，有利于品牌的推廣。因此，從農業生產供給側改革的角度來說，X村合作社對小農戶的組織十分有利于當地農業向優質化、品牌化、綠色化方向發展。
(三)“帶動”而非“代替”：農村集體經濟與個人增收的辯證關系
X村合作社的實踐體現了村集體經濟與村民個體利益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土地置換的方式來帶動小農戶，表面上看不利于集體經濟收入的增加，甚至會讓合作社有所“虧損”。但在M支書看來，集體的“虧損”其實也不能算“虧損”，因為成立合作社就是為了服務村民。“集體賺錢本來也是為了分給老百姓。”讓村民以“次”換“優”，相當于合作社讓利于民——小農戶在置換果園后增收的部分實際上是集體讓利的部分，所讓出的“利”也相當于村集體以一種特殊形式給村民提供福利了。這一實踐的啟發意義在于，集體經濟的發展對村民收益的帶動并不一定要表現在“分紅”或福利分配上，盡管分紅是當下絕大部分地區發展村集體經濟的指標之一。增加村民的福利的確是有意義的，但在這種情況下，小農戶只是被動的福利接受者，而不是具有能動性的創造和建設主體。X村合作社盡管給村民直接發放的福利有限，卻通過讓利的方式為小農戶的生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為小農戶未來的進一步增收奠定了基礎。換句話說，該合作社是以讓渡集體利益的方式來引導小農戶進行組織化生產，而不是直接讓小農戶從集體合作社中分紅，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
更進一步說，從X村的案例中可以反觀集體經濟發展的目標：壯大集體經濟是要讓集體“代替”群眾來致富，給群眾發放福利，還是讓集體“帶動”群眾，激活群眾內生的創造力?X村雖然給村民發放的直接物質福利有限，卻探索出了一條以集體給村民讓利，帶動村民發展的路徑，可以說，X村給村民提供的是“隱性福利”或“間接福利”。這種“福利”是隱性的，集體并沒有先增加收入，再向村民發放物質福利，但這種隱性福利的意義更大。它帶動的是小農戶的長遠發展能力，更重要的是小農戶的合作化生產能力。雖然從短期來看，集體給村民讓利，集體經濟收入并沒有顯著提高;但從長遠來看，村集體的力量得到了強化，集體土地面積增加，集體收益也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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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中，要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系，“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X村合作社提供了一個集體帶動個體發展的典型案例，在合作社的運營中，不僅集體力量得到了強化，小農戶也得到了發展。盡管由于特殊的氣候和自然環境條件，當地有種植櫻桃的特殊優勢，這使X村合作社的良性運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當地適合種植櫻桃的區域并非僅限于X村。該村合作社的成功并不僅僅因為特殊的外在條件，而有更重要的內部因素，即該合作社的每一項重大決策都是在村民自治的基礎上形成的，下一部分將重點討論這一點。
三、村莊的再組織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治理意義
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同于一般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由于合作社是由村黨支部牽頭成立，獲取經濟收益就只是合作社的發展目標之一。除此之外，合作社還承擔了村集體的功能，為村民提供生產服務，提供社會福利，維系村莊秩序，這些也是村莊治理的重要內容。不同于“政經分離”后的集體經濟合作社，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恰恰維系了“政經合一”。在最早試點“政經分離”的珠三角地區，有研究發現，離開集體經濟的支撐，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能力下降，村民自治也會陷入空轉[9]。但由于煙臺的合作社是由黨支部牽頭建立的，黨支部作為黨組織在基層開展工作的基本單元，其牽頭成立的合作社與村民之間就不僅有經濟上的聯系，更有全方位的聯系，這也是煙臺的合作社能在發展集體經濟的同時激活村莊治理的關鍵前提。盡管壯大集體經濟是煙臺市發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初衷，但在后稅費時代，壯大集體經濟這一“結果”與發展集體經濟“過程”中對村莊政治的激活同樣重要。本部分以煙臺合作社的經驗來討論當地集體經濟的發展如何推動了村莊的再組織化。
【煙臺棲霞市全域推進村黨組織領辦合作社】
(一)對黨員的動員：“先鋒隊”的模范作用
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黨支部發揮了關鍵作用。調研中探訪的每一個村支書都談到了黨員的貢獻，黨員的“先鋒隊”作用在當地的合作社建設中十分突出。黨員的積極性一旦被調動起來，還會帶來更廣泛的政治動員，村民代表、普通村民也隨之加入了村莊集體經濟的建設中。X村發展集體經濟的第一步就是對黨員的動員。
1. 以具體的公共事務調動黨員的積極性
X村兩委干部共4人，村民代表30人，黨員28人，其中，有7個村民代表擁有黨員身份，因此，村民代表和黨員一共有51人。X村的M支書2009年回村當村支書，此前在外承包建筑工程，收入很高。2009年前，X村換過多任村支書，但村內一直矛盾不斷，上訪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村莊還有39萬多元的債務，那時X村在當地是組織軟弱渙散的負面典型。M支書回村工作以后，大量走訪了黨員、老干部，并通過開黨員會和老干部會形成基本的共識：在暫時擱置原有矛盾的情況下，村莊中的所有工作都由黨員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議。在這個共識下，X村開始開荒種樹，積累集體收入，這也是X村合作社發展的起點。如果村莊中沒有實際的治理事務，黨員便無法做到務虛和務實相結合，往往容易走向空洞化和形式化，黨員的積極性也會逐漸降低。M支書說：“我們帶領黨員開荒山、種地，但怎樣開荒、買什么苗，都由28個黨員決定。如果出現14：14的結果，黨員大會給了我一個特權，這種情況下我說了算。之前黨員參會積極性不高，不是黨員自身的問題，是因為前幾任支書把村集體的地都賣完了。現在他們(指黨員)吃完飯，沒事就會到村委來。這個辦公室就是我們村的‘中南海’，大事小事都在這里決定。”可以看到，僅靠形式上的“開會”是難以真正調動黨員積極性的，X村之所以能做到黨員高度參與村莊事務，最根本的原因是村莊中有實際的建設事務。此外，每個黨員的意見都要被尊重，黨員的決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而不是走過場，這是X村黨員的積極性被調動的重要原因。在為開荒做準備的過程中，M支書召開了大量的會議。他說，為了動員黨員都能參會，村兩委通常是提前一天晚上用廣播通知大家。如果有黨員有事不在家，他會晚兩天再召開會議，盡可能讓所有黨員都參會。所以村里的黨員逐漸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但凡需要離村兩天以上的黨員，都會提前打電話告知M支書，黨員離村請假也逐漸成了慣例。正是在對黨員的高度動員下，村莊的重大決策既符合實際，又思慮周全。前文所述果園置換的方案就是在黨員們的反復商議中形成的。M支書頗為自豪地說：“黨員為我們獻計獻策，我們這些年一步都沒走錯過。”以發展集體經濟為目標，黨員真正被組織起來，成為村莊決策的智囊團。
2．“四兩撥千斤”：通過黨員撬動宗族力量
在開荒山種樹前，X村兩委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遷墳。死生事大，墳墓搬遷在農村是一件難度極大的工作，稍有差池就容易引發上訪。X村的荒山上一共有470多口墳，已經基本搬遷完成，發揮關鍵作用的就是黨員。在充分動員下，X村依靠黨員們給自己所在的家族成員做思想工作，順利完成了墳墓搬遷工作。G區政府對遷墳也有一定的補助，遷墳以后，區政府為每戶墳主家庭補助2000元，X村為其另提供300元的補助。遷墳的所有成本由村集體承擔，M書記說：遷墳一共花了100多萬元，主要用于修建公墓，以及遷墳以后平整山地和種樹。遷墳成功使村莊風氣大改，也大大增強了村莊的凝聚力。
之所以要遷墳，一是因為墳墓浪費土地，有些家族勢力比較大的村民，2個墳就占了7分地;二是因為墳地占有不均，導致不少村民心生不滿，一些家族勢力小的村民，在家中老人過世后只能葬在自家的自留地里，不敢葬到山上。每年清明時節都有村民發生沖突，墳地是村內不穩定的一大因素。M書記說，遷墳必須一次成功，否則如果搬到一半，有人反悔，就進行不下去了。從決定遷墳，到正式開始搬遷，村里用了一年的時間做準備工作。在這一年的準備時間中，村集體除了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外，還選了公墓的地點，大到公墓選址、公墓環境打造，小到公墓墓碑上的字用什么字體，所有工作都由全體黨員去跟各自所在的家族成員溝通，形成了統一意見。最終，公墓占地總共不到10畝，M書記說，這批公墓村里500年都用不完。村里還把公墓周邊的幾十畝撂荒地也流轉了過來，種上了綠化樹。M書記說，在遷墳一事上，村民為了配合村里的工作已經做了犧牲了，如果公墓再破爛不堪，會傷害村民的感情。種植綠化樹，打造公墓環境，也是黨員開會商議的。將來這片綠化樹還能作為苗木出售，這一片區域可以發展成一片苗木基地。
從各種細節中都可以看到，村莊的大小決策都是通過開黨員大會形成的，這些決策又與黨員自身及其所在的家族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大家都有積極性參與，且在黨員大會上形成的決定通常既有人情味，也符合村莊的長遠利益。遷墳對X村的發展來說具有多重意義。不僅節約了80多畝土地，增加了集體土地面積，還改變了村莊內部長期以來的墳地占有不公平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以遷墳為契機，村莊完全實現了對黨員的整合，黨員的力量被充分調動起來。在遷墳過程中，村兩委多次召開黨員大會商議具體方案，動員黨員去做各大家族的工作，使黨員在村莊公共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凸顯。這既樹立了黨員的公共形象和威望，也讓黨員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意見對村莊發展有實質影響。正因如此，黨員們才真正重視黨員大會，才形成了離村必請假的不成文規矩。對黨員的動員是有輻射效應的，尤其是一些老黨員、老干部，他們都是在村莊中德高望重的人，代表著各大小家族的力量。因此，當黨員們真正組織起來后，村莊的社會力量尤其是宗族力量也被撬動起來，從而使村莊發展的阻力大大減小。
3．“黨員帶頭”與“先鋒隊”作用
在遷墳工作前后，黨員在很多方面都發揮了帶頭作用，他們不僅帶頭搬遷墳墓，為了更快地推進遷墳工作，黨員們還義務上山幫助遷墳戶清理雜草。更重要的是，在遷墳以后，黨員投入了大量義務勞動進行開荒整地，真正體現了“先鋒隊”擔當作用，整個過程持續了2年多時間。
由于那時候村集體還沒有太多收入，雖然雇了人開挖機，但開荒中仍然需要不少人力投入。村兩委規定，黨員必須參加開荒，村民代表自愿參加。雖然村兩委對黨員有要求，但也沒有懲罰措施，是否參加開荒仍然靠黨員自覺，這些勞動投入也都是義務的。老黨員的覺悟更高，村兩委號召以后他們就自愿去勞動了。在老黨員、老干部的帶動下，更多黨員開始自愿參與開荒、種樹。M書記說，當時村里有一個83歲的老黨員，村兩委最初是不想讓這個老黨員參與的，擔心發生意外。這位老黨員說，自己雖然不能干重活，但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堅持要求上山勞動。村兩委最終同意讓這位老黨員參加種樹，他就堅持在山上坐著幫忙修剪樹苗。在黨員投入到開荒工作20多天后，有五六個村民代表也開始參與其中，再往后，一些村民也自愿加入進來。正是因為黨員的公心和帶頭作用，群眾對黨員的信任程度也不斷加深，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得到真正發揮。
M書記說，“只有不稱職的村干部，沒有不稱職的老百姓。我們黨員在山上整地的時候，老百姓主動把家里的饅頭、菜、水給我們送上山，讓我們墊墊肚子再干。”當義務勞動的黨員“愚公”們感動了村民時，村民也跟了上來，共同參與集體勞動。村集體實際上通過對黨員的動員也調動了群眾。更重要的是，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與黨員的“先鋒隊”作用是互相強化的。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為X村發展集體經濟奠定了重要基礎，在該村集體經濟逐漸壯大以后，黨員也得到了回饋。
在X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前期，黨員投入了很多義務勞動，但M書記一直在想辦法不讓黨員的積極性受到打擊。在遷墳工作結束后的2011年年底，M書記召開了黨員和村民代表會，并邀請了各大小家族的代表列席會議。在會上，他提出了一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黨員也是人，也要過日子。他們發揚高風亮節，沒有一個人來找我要過一分錢。他們為村莊發展作了貢獻，但老是讓他們這么干，是不是打擊了他們的積極性?”參會的黨員都表示他們不求回報，“我們也不是為了錢來做這件事的”。但村民代表等都認為給他們報酬是理所應當的，不能讓黨員只講貢獻，沒有回報。在這種情況下，M書記提出，今后讓黨員在節假日為村里打掃衛生、掃雪，包括黨員參加村里的會議，都讓會計給他們記工。村集體暫時沒有錢，但先記工，等將來有了收入再給他們報酬。大家一致同意了。
從2014年開始，村集體每年都拿出一部分資金，給60歲以上的老人發放福利，由于村里的黨員也大多是60歲以上的，所以黨員也開始享受到集體經濟發展帶來的福利。X村對黨員“先鋒隊”積極性的保護既是策略性的，又是公開的。M書記表示：“如果開荒、遷墳這些工作開始前就許諾給黨員報酬，這種報酬的性質就變了。村民會認為黨員是為了錢去參加開荒的。但我(在工作全部結束后)提出這一點，是要表達支部對黨員關心的態度。”一方面，村兩委動員黨員義務付出，讓村民看到了黨員的無私奉獻，事后再談補償，可以避免讓老百姓認為黨員去開荒就是為了賺錢，避免讓開荒工作變成黨員的特權。另一方面，M書記在大會上提出給黨員補償的問題，將給黨員的報酬公開化，讓黨員、村民代表、家族代表共同討論決定，讓它成為村莊公共事務的一部分，而不是村支書個人送給黨員的“人情”。在將利益公開化的情況下，村民是沒有意見的，沒有暗箱操作，就沒有猜疑和不平。因此，X村既強調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也為他們爭取了一定的利益，不讓黨員的無償勞動變成負擔。
(二)對村民的動員：村莊社會公共性的重建
X村對村民的動員是潛移默化的，并沒有像對黨員的動員一樣直接。除了動員村民進行果園置換外，村集體對村民的帶動主要體現在村莊社會秩序的重建上。
遷墳事件對于整肅村莊風氣，重建村莊內部的公平和秩序意義重大，這也是X村化解歷史矛盾的一個重要契機。實際上，遷墳節約土地的意義遠遠不及對村莊內部公平感的重塑。墳地本身就是宗族勢力的一個重要表征，正是在祭祖活動中，宗族認同感得以再生。所以墳地占有不均是村莊內部出現分裂的導火索，墳地也成為一種符號，每天都在提醒著人們村莊內部的各種不公正。通過遷墳，村內原有的不公正被認真解決，重建了村莊的公義。在煙臺市調研中，好幾個合作社都是在發展經濟之前，先梳理了村莊內部的社會關系。發展經濟需要動員村民參與，因此，化解村莊內部原有矛盾，梳理村內關系是進行經濟建設的前提。
G區組織部的一個年輕干部說：“農村老百姓的訴求其實只有兩個，一是要公平，二是要有希望。把人盤活才能探索不同的發展模式。”這句話可以作為X村發展的一個注腳。通過遷墳確立村莊內部的公平感，凝聚民心，在此基礎上才有發展的希望。無論是在合作社櫻桃園的集體勞動中，還是在村莊的不同會議上，村莊社會的公共性都在逐漸重建。
M書記說，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大家在合作社勞動，村民之間(原有)的矛盾都化解了。村民都在一起干活，有兩個鬧別扭，不說話了，其余人也覺得別扭。中間只要有個有威望的人出面說，‘你倆怎么不說話?鬧得大家都別扭。晚上一起去我家吃飯吧!’關系就緩和了。”他還提到，“有時候開會也會使村民之間的矛盾化解。在討論某一件事情時，例如要不要打井，大家很容易產生爭論。本來兩個人關系不好，但在打井問題上的觀點一致，一個人說‘你說得有道理’，他倆反而開始有交流。”這些雖然都是細微處的觀察，但展現的卻是村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可見，集體生活有助于化解村莊內部矛盾，這種集體生活包括集體會議、集體勞動、廣場舞等。
在人民公社解體后，村莊生活日益走向個體化。在缺乏公共性的村莊生活中，“社會”的力量逐漸消解了。于是，村莊內部的治理事務變成村干部與村民的“正面交鋒”，中間沒有緩沖地帶;且處理糾紛成為村干部的事，與其他人沒有關系。X村的案例卻展現了在集體生活中重建村莊社會公共性的可能，在當地其他村莊的廣場舞活動中，也出現了同樣的邏輯：村民個體之間的矛盾可以在集體活動中得到化解。也就是說，村民之間的矛盾不一定完全要靠村干部來解決，在集體活動中，在群眾內部可以自動地化解一部分矛盾。確保村莊內部基本的公平和正義，是獲得群眾信任的基礎。集體經濟建設的任務為梳理村莊歷史矛盾提供了契機，有利于重建村莊社會秩序。
同時，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村莊公共生活也可以重新開啟。在缺乏公共生活的情況下，村民之間的小矛盾沒有化解渠道，如果無人過問，會慢慢積累成大矛盾。如此，村莊社會內部的戾氣可能不斷滋生，人與人之間就會逐漸走向淡漠和疏離。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集體勞動、頻繁開會，為村民提供了集體生活的空間，也使村民個人之間的矛盾不再是私人事務，而融入了公共事務中，被大家共同處理。集體生活可以成為重建村莊“社會”的渠道。在后稅費時代，集體經濟的發展可以成為推動“懸浮型”政權重新落地的路徑。在任何一個村莊，村集體經濟都不可能在真空中發展，村集體需要面對復雜的村莊生態，處理歷史矛盾，在此基礎上才能動員群眾參與。村莊中的矛盾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產生、需要不斷化解的，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如果得不到處理，小問題也會積累成大問題，久而久之，村民就會不再關心村莊公共事務，甚至會對村兩委產生敵對情緒，村兩委對村民的動員能力也會大大減弱。這意味著，在基層治理中，村兩委需要與村民頻繁互動，二者之間需要一種機制性的渠道來建立關聯，只是在農業稅費取消后，這一渠道需要重新探索。在農業稅費時代，村兩委干部因為要收取農業稅而需要不斷與村民打交道，在此過程中可以化解相當一部分矛盾，因為處理了問題才更容易收取稅費。在稅費取消后，一些有土地調整傳統的村莊仍然能在周期性的土地調整中與村民頻繁互動，土地調整也為村莊內部的矛盾化解提供了政治空間[16]。不過，隨著土地確權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完成，土地調整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的案例展現了一種讓“懸浮型”政權落地的可能性，村集體經濟建設這項需要長期進行的工作可以重新打開村干部與村民密集互動的通道。
四、小結與討論：重新理解農村集體經濟
本研究以煙臺市一家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發展歷程為基礎，討論了這類合作社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建立與村民的利益關聯，以及黨支部如何通過發展農村集體來推動村莊社會的再組織化。
【合作社的大櫻桃】
研究發現，單家獨戶的小農戶在櫻桃種植和品種優化方面面臨多重困境，靠單家獨戶的小農戶難以實現種植品種的改良。該合作社通過發揮集體的統籌功能，設計了果園置換方案，讓小農戶以零散的老品種果樹置換合作社果園里已經進入豐果期的優質果樹，不僅實現了種植結構調整，還推動了小農戶的合作化生產，形成了“統分結合”的種植安排。
這一案例的獨特之處在于，合作社并不是以直接“分紅”或發福利的方式帶動小農戶增收，而是通過“讓利”的方式讓村民以“次”換“優”。以“授人以漁”而不是“授人以魚”的方式帶動小農戶，合作社為老百姓提供的福利是“隱性”的，合作社并沒有以直接分紅的方式來“代替”小農戶致富，而是“帶動”了小農戶的長遠發展能力。盡管從短期來看，集體經濟收入并沒有顯著提高;但從長遠來看，村集體的力量得到了強化，集體土地面積增加，集體收益也會提升。也就是說，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與小農戶個人增收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而不是刻板的、模式化的。
這一案例還展現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治理意義。不同于“政經分離”后的集體經濟合作社，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維系了“政經合一”，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也激活了村莊治理。其中，最突出的是該合作社在發展中實現了對全體黨員的高度動員，讓每一位黨員的意見都能真正被尊重和重視，并被合理化汲取。同時，該村也通過黨員撬動了村莊的宗族力量，大大減少了村莊發展的阻力;黨員們更是在墳墓搬遷、開荒種樹等工作中發揮了“先鋒隊”作用。更重要的是，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與黨員的“先鋒隊”作用之間是互相強化的。除了對黨員的直接動員外，該村對村民也進行了潛移默化的動員。通過遷墳，該村重建了村莊內部的公義秩序，凝聚了民心。在此基礎上，通過集體勞動、頻繁開會，村莊的公共生活也得以重新開啟，集體生活發揮了化解村莊內部矛盾的功能，也成為重建村莊“社會”的渠道。在這個意義上，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成為后稅費時代“懸浮型”政權落地的一種路徑。集體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想要在短期內通過發展集體經濟來帶動村民迅速增收會遇到諸多挑戰。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集體經濟的意義，應重視集體經濟與個人增收之間的辯證關系，避免以是否分紅或分紅多少作為衡量集體經濟發展的硬性指標。同時，在現階段對集體經濟發展的治理意義不應被忽視，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集體經濟的發展作為一項長期工作，可以成為村莊重新組織化的一條機制性路徑。
從上述判斷可以引申出兩點討論，一是關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經濟風險問題，二是如何看待這類合作社發展中的“能人”作用和群眾動員問題。
就第一點而言，煙臺市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目前遇到的一個重大挑戰就是經濟風險問題。M市組織部門的一位科長認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同于一般合作社，我們求穩。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只能贏，不能虧。老百姓認為，跟著黨支部走，如果虧了，他們不會理解，因為在老百姓看來，黨支部就該領老百姓致富。哪怕一個項目很掙錢，但如果有風險，我們也先不上(這個項目)，要先奠基、打基礎。”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是目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首要原則，這也讓當地的村支部壓力巨大。誠然，降低風險是合作社必須考慮的問題，但“只能贏、不能虧”的原則背后仍然是經濟發展至上的訴求，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一原則實難實現，還可能束縛合作社的發展。如前文所述，在集體經濟發展中，對群眾的組織和動員與集體經濟收入的增長同等重要，只有群眾真正被動員起來，才能避免合作社與群眾之間“只能利益共享、不能風險共擔”的問題。因此，有必要調整合作社的發展預期，將對人的組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就第二點而言，煙臺市的不少合作社之所以能發展成為“示范社”，與村支書個人的能力密不可分，本文的案例中M支書的個人能力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何看待集體經濟發展與能人的關系也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M市組織部的一位科長說，“在這里，能當上支部書記的都是能人，都是在外面發展經濟發展得好的。”由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發展目標是壯大集體經濟，這意味著帶頭人需要具備經濟頭腦和商業眼光，因此，村支書往往是經濟能人。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中，雖然能人的作用很重要，它卻與富人治村的邏輯有很大差異。富人治村的最大問題在于他們不用動員黨員和普通村民參與，可以以個人之力為村民提供福利，為村莊提供公共品，但這也消解了村莊公共性[17]。煙臺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雖然也依靠能人的帶動，卻同時強調要建立黨支部與群眾的聯結紐帶，強調對群眾的組織[18]。本文強調集體經濟的治理意義，強調集體經濟發展的過程與結果同樣重要，也是意在突出群眾動員的意義。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依托于集體土地所有制，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實踐往往與村民自治原則不可分割，因此，能人的作用不能替代群眾的政治參與，或者說，能人村干部的能力之一應當是對群眾的動員。
參考文獻:
[1]農業部經管司、經管總站研究課題組.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3)：13-15.
[2]王德祥，張建忠.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式發展趨勢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1)：8-10.
[3]張忠根，李華敏.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現狀與思考——基于浙江省138個村的調查[J].中國農村經濟，2007(8)：69.
[4]梁昊.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問題及對策[J].財政研究，2016(3)：71-72.
[5]孔祥智，高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變遷與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J].理論探索，2017(1)：118-120.
[6]高富平.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與農村集體經濟的轉型——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9(4)：111-113.
[7]賀雪峰.農民組織化與再造村社集體[J].開放時代，2019(3)：194.
[8]桂華.產權秩序與農村基層治理：類型與比較——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政治分析[J].開放時代，2019(2)：39-43.
[9]周銳波，閆小培.集體經濟：村落終結前的再組織紐帶——以深圳“城中村”為例[J].經濟地理，2009，29(4)：631-634.
[10]陳義媛.公共品供給與村民的動員機制[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8(4)：105.
[11]賀雪峰.論農民的地權意識與公共治理——以珠三角地區為例[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1)：11.
[12]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J].社會學研究，2006(3)：28.
[13]滕軍偉.山東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助力農戶脫貧.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11/c_1124737798.htm.
[14]王海娟.項目制與農村公共品供給“最后一公里”難題[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63.
[15]王海娟.地盡其利：農地細碎化與集體所有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16]陳義媛，甘穎.土地調整的政治邏輯：對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再思考[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2)：107.
[17]賀雪峰.論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調查為討論基礎[J].社會科學研究，2011(2)：115.
[18]中共山東省煙臺市委組織部.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的實踐探索[J].黨建研究，2019(4)：59.
(作者：陳義媛，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與農業現代化問題研究;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中國農村調查”，原刊于《求實》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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