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國家為了推進城鎮化，拉動經濟增長，以及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我國中西部地區正在經歷快速的縣域城鎮化。一個介于大中城市與鄉村的第三空間正在形成。
2010年之后，中西部地區進入快速縣域城鎮化階段。中西部的縣域城鎮化由三重因素推動：
一是城鎮化的拉力。城市代表著“美好生活”。城市公共服務健全，消費方便，燈紅酒綠，對一些農民有吸引力。鄉村的一部分經濟精英自發到城鎮買房定居，如鄉村教師、公務員、鄉村小老板。
二是城鎮化的推力。農民進城的標志是買房。城鎮化的重點因此變成了賣房。城鎮化推高房價地價，維持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一些地區通過學校撤并、學區房劃分等方式，推動農民進城買房，以此推高地價并獲得財政收入。
三是城鎮化的壓力。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到縣城買房，農民的生活預期發生了變化，城市替代了鄉村，成為農民的目的地。城鎮化由此進入到農民不得進城買房的階段。
2015年之后，很多中西部地區農村結婚出現了必須進城買房的風氣。買房才能談到女朋友，買房才能幫兒子結婚。農民舉債進城。一些地區40%以上的農民已經到縣城買房。
縣域城鎮化改變城鄉關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到沿海打工，掙錢攢錢寄回老家，鄉村是目的，城市手段。短期辛苦服務于長期的鄉村生活價值。這一時期，農民忍受城市的臟累苦，是有鄉村作為盼頭。
這一階段，農民外出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返鄉。城市資源通過農民工帶回鄉村，東部地區發展成果通過農民工流動輻射到中西部地區。
2010年之后，農民卷入到縣域城鎮化中。一方面，鄉村存在城鎮化的自發動力，如農民在沿海打工二十年而積累下來一筆資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有意推動。一些地區地方政府將教育等公共服務變成手段，推動農民進程。在引導農民買房方面，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的邏輯一致。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階段。而地方政府的積極政策極大地加速了這一過程。一些農民還沒有準備好，卻又不得不進城，出現了被動城鎮化。
進入縣域城鎮化階段之后，城鄉關系由過去的二元性，走向了一元化。
過去，農民的生活目的在鄉村，掙錢手段在城市，收入在城市，消費在鄉村，近期工作在城市，遠期打算在鄉村。農民以“打工者”的身份，往返于鄉村之間，運氣好的選擇進城，運氣不好的返回鄉村熟人社會。城市是機會，鄉村是退路。
隨著國家農業稅費取消，以及惠農政策實施，鄉村盡管經濟發展水平比城市低，但是國家禁止資本下鄉，放開農民進城就業，因此，形成城市對農民開放、鄉村對資本封閉、國家通過轉移支付手段補貼鄉村的“保護型城鄉結構”。
在二元性下，城市與鄉村在統計上是一個標準，在生活上缺失兩套體系。作為機會的城市，與作為退路的鄉村，構成整個社會結構。
進入縣域化階段之后，城鄉由二元走向一體。但是，城鄉經濟差異客觀存在。農民被卷入縣域城鎮化，農民進縣城買房之后，就業機會不會增多，收入不會提高，支出卻大幅度增加。
中西部地區的縣域城鎮化由于缺乏工業化支撐，本質是“依附性”——農民買房的首付是打工積攢的，首付之后的房貸依然要靠外出務工掙到。
縣域城鎮化相當于在東部地區與中西地區之間，以及大中城市與鄉村之間，制造了一個“非工非農”的社會空間。
站在城鄉關系角度看，縣域城鎮化不僅打破了之前的“保護型城鄉結構”，也打破了城市反哺鄉村體系，形成了新的城鄉剝奪關系：
一是資源抽取。縣城房價以及日常消費消耗農民的儲蓄，城市抽取鄉村資源。
二是價值剝奪。城市是“美好生活”之地，空心化的鄉村成為貧困、老年人留守的地方，鄉村空心化，鄉村價值也空心化。
三是社會分層。城鎮具有梯度，城鎮化梯度與社會分化契合，城鎮化構成社會分化手段，縣城在整個城市體系處于末端，農民進縣城被卷入新的社會分化體系中。
四是人口再生產。大量人口集聚縣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提高，養老難度加大，婚姻生育成本也提高，鄉村所支撐的低成本的勞動力再生產優勢喪失。
五是治理風險。縣域就業不足、社會陌生化等提高了社會治理風險。縣域城鎮化所帶來的“橄欖型”不是理想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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