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我正在云南哀牢山區的一個村子里走訪，一位不太熟絡的朋友，翻了我在云南田野調研的朋友圈，然后給我留言說：為什么云南農村里也很少看到有耄耋老人?
當時我正顛簸在山路上，沒有回復他。
晚上回到酒店，我正想慢慢給他解釋，拿著手機卻發現這個問題變得越發沉重。
是的，中國的農村越來越年輕，年輕到農村人的平均壽命只有68歲。
2017年，國家統計局與衛健委聯合發布《全國各省的平均壽命排行》，以北京、上海、天津為代表的大城市的平均壽命均超過了80歲。
而云南的平均壽命只有69.54歲，略高于西藏不到一歲，居全國倒數第二。
早在2011年，熊培云在《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新書采訪時就說過：中國農村與城市的平均壽命相差了12歲。
都說農村環境好，但是為什么壽命卻這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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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節回老家，猶如一場永遠的告別式。
那些親切而活躍的面孔，誰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見面。許多人感覺久未謀面，忽然間想起，母親才說，他/她已經在某年某月病逝了。
人們都說農村山清水秀、自給自足，卻總感覺死神一直在村子上方環繞，收割的人越來越年輕。去年，我一堂哥患上肝癌，去世時才40歲，全家僅剩下一老父親，剛過六十，成了真正的鰥寡孤獨。
我父親因食道癌去世后，母親總在抱怨，現在奇奇怪怪的病怎么這么多?在她小時候，人們很窮，吃不飽飯，但是卻從未聽過這些病呀。
這種現象并非只發生在我們村子。
從2016年至今，5年間我訪了中國數百個村莊，從東北到云南，從青藏到華東，這幾乎成了農村的共性，魔怔了一般整飭著全國的所有農村。
我們查閱了許多資料，也證明了這一事實。
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在上升，從2010年開始，已經成為中國人主要的致死原因。《2015年中國癌癥報告》中，我們清晰地看到這樣的描述：
將所有癌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結合起來看，農村居民的年齡標準化數據要高于城鎮居民——農村癌癥發病率為213.6人/10萬人，城市癌癥發病率為191.5人/10萬人;農村癌癥死亡率149人/10萬人，城市癌癥死亡率109.5人/10萬人。
無論是發病率還是死亡率，農村居民的年齡標準化數據都要高于城市居民。
四年之后，《2019年中國癌癥報告》也指出：十多年來，我國城鄉癌癥發病率呈上升趨勢，平均每年保持3.9%的增幅，尤其是農村地區，發病率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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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寧靜美好的農村，卻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中。
這幾年，在考察食材的過程中，也到訪過許多貧困家庭，在這些困難的家庭背后，大多都有一個因病致貧的共同命運。
當我們深究原因的時候，除了習慣各異的生活方式和條件欠佳的農村醫療，我們許多人忽略了另外一個問題：農藥化肥的錯用與濫用。
我國農民的文化素質普遍不高，對農藥的防范意識薄弱，進行農藥作業操作不規范，導致農民噴灑農藥時，最先受到傷害的是農民自己。
在2020年云南永續中心年會上，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亞洲理事會主席周澤江在開幕式上也講到：農民噴灑農藥時，自己吸入和經皮吸收的農藥，是食物農殘攝入的若干倍。
事后，我找周老師詢問數據，周老師說：目前還沒有具體數據，但農民自己肯定受害更嚴重;食物攝入的統計單位是PPM(百萬分比濃度)，以毫克算，但是如果打農藥，就不是毫克的問題了。
盡管國家及地方層面，也一直在規范和引導農民施藥規范，例如：避開高溫時間、噴藥前喝水、佩戴口罩和手套、必須穿防護服、噴藥后及時洗澡等，但是收效甚微。
據我國急性有機磷農藥中毒(AOPP)統計，20世紀80年代，我國每年農藥中毒人數約10萬余人;1992年—1996年26省5年中毒人數247349例;1997年—2003年間，農藥中毒108372例;2007年，僅山東省報告AOPP的人數在2096例。
1995年—1998年，僅山東省無隸縣人民醫院收治的農藥中毒患者就達329人。
就在2020年8月28日，浙江省紹興市諸暨市第四人民醫院急診科，不到10天時間，就有8人入院，皆因農民徒手拌農藥，給水稻打藥。
每年，因為農藥急性中毒的新聞，層出不窮，有些事件令人揪心。
除急性農藥中毒以外，近幾年，因服毒自殺而臭名昭著的百草枯中毒事件，被稱為“只給你后悔的時間，但不給你后悔的機會”。所有的患者都是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肝腸寸斷，而醫生們卻毫無辦法。就連百草枯之父李德軍也無奈地說：沒有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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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急性中毒的案例永遠只是冰山一角，而我們看不見的更大的隱患還隱藏在水下面：慢性中毒。
早在10多年前，國內許多學者就開始對長期接觸農藥的農民進行了漫長的跟蹤調查，他們紛紛發現，農藥對在癌癥、阿爾茲海默癥、睡眠、精液質量等方面有著顯著的負面影響。
2010年，新鄉醫學院李鵬老師等人，對豫北地區1176名長期接觸有機磷農藥的農民和100名無農藥接觸的農民進行了分組對照統計，統計結果發現：長期接觸有機磷農藥，會引起血中脂質過氧化指標的增加，接觸有機磷農藥>10年的農民，體內自由基明顯高于正常人。
也就是說，長期接觸有機磷農藥的農民，患上包括但不限于癌癥在內的重大疾病的概率要明顯高得多。
有機磷的毒殺原理，對神經系統損傷也不可估量，引發精神錯亂、語言失常、抑郁癥、焦慮癥等癥狀。
2009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簡報》上刊登了一項有機磷農藥與自殺意念關系的研究報告。這項報告的研究對象為我國浙江省的農村，所選樣本共10035人，其中9811人完成了訪談。而報告顯示：使用有機磷越多的地區，存在自殺意識也就越高。
報告的推斷已成事實，這樣的“自殺村”就真實存在著。
印度卡爾戈內，有一個叫巴迪的村莊。村子僅有2500人，大約320戶人家，但在過去20多年里，這里就發生了超過350起自殺事件，每一戶就至少有一人自殺而亡。
而且，在2016年的第一季度里，巴迪村又多了80名自殺村民，2016年初，村子里幾乎每天都有人自殺。
人們很難解釋自殺的原因，甚至連媒體和政府都認為這是一系列靈異事件。
卡爾戈內，又是印度最貧窮落后的地區之一，在生活壓力下，巴迪村許多走投無路的農民選擇了輕生。
直到有一天，一名精神科醫生才揭曉了答案：容易自殺，可能與村民濫用有機磷農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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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磷農藥，究竟是個什么鬼?
在化學農藥中，根據化學結構的不同，分為有機化合物和無機化合物，有機化合物占農藥中的絕大部分。
有機磷農藥，在農藥市場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當今農藥的主要類別之一，全世界已有超過了300多個品種。
在我國，曾一段時間，有機磷農藥占農藥市場的70%份額，現在雖有減少，但是有機磷農藥的殺蟲劑占據著半壁江山。
根據毒性，我們大致可將有機磷農藥分為：高毒類、中毒類、低毒類。
令許多人聞風喪膽的敵敵畏，也只是有機磷農藥家族中的中度毒農藥。比敵敵畏更毒的有機磷農藥，不勝枚舉，而且許多有機磷農藥在氧化后，毒性再次大增。
1937年，德國科學家施拉德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款有機磷殺蟲劑。由于其毒性強烈，被德國納粹列入化學武器，投入到戰爭中使用，研發了毒氣炸彈“崩塌”和其加強版“沙林”。
1950年代開始，商品化的有機磷殺蟲劑開始迎來了它的時代。有機磷農藥的崛起，與有機氯農藥的被禁有著直接關系。
1970年代以后，由于有機氯農藥的嚴重危害，土壤中的半衰期最高可長達600年，甚至在南極企鵝體內都查出了有機氯農藥殘留。發明人穆勒還曾因此獲諾貝爾獎，可是在面世不到30年后，有機氯農藥被聯合國全面禁止投入農業，中國也在1983年開始禁止了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機氯農藥的使用。
有機氯農藥的被禁，使得有機磷農藥開始備受追捧，大放異彩。各種含有機磷的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紛紛研發面市。2019年中國農藥總產量為225萬噸，共2000余家正規農藥企業。
1998年，由50多個國家聯合簽署的《鹿特丹公約》，將甲胺磷等5種高毒有機磷農藥列入禁用藥;2005年，中國成為《鹿特丹公約》締約國，宣布從2007年1月1日開始，全面禁用甲胺磷、對硫磷、甲基對硫磷、久效磷、磷銨等5類高度有機磷農藥。2018年，農業農村部擬禁用甲拌磷、涕滅威、水胺硫磷、氟蟲胺等四種高毒有機磷農藥。
甲拌磷是一種高毒農藥，由于其毒性猛烈，通過觸殺、胃毒等作用于目標體，很多人又將它特別分類為：劇毒農藥。可通過吸入、食入、經皮吸收，急性中毒者：可發生惡心、嘔吐、腹瀉、水腫、昏迷，或可猝死。慢性中毒：會造成神經損傷、三致危險(致癌致畸致突變)、白血病等。大鼠口服實驗中，半數致死量為2.1～3.7mg。
好了，讓我們回到現實。
2020年10月15日，西安一幼兒園食堂內小青菜被檢出甲拌磷超標51倍!食品中的含量不得高于0.1mg/kg，而抽檢的小青菜甲拌磷含量高達0.51gm/kg。
直到12月初，事件才被媒體披露出來，而在這期間，有家長反映，已有孩子出現腹瀉腹痛情況。
孩子永遠是最脆弱的群體，吸收好，發育快，體重輕，食材中的農殘往往在他們身上影響會更大。
農民大多是被驅使的，在一場又一場的交易中，他們處于被動。他們噴灑的所有農藥，都是在消費行為的引導下不自覺完成的，他們也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啊。而我們是否也應該覺醒，在食物安全方面，我們如何保護好自己的孩子啊?
胡適說：決定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首先看他如何對待孩子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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