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實踐標準離開唯物論辯證法就“連兒戲還不如”
——評宣傳小崗村的方法論問題
習近平去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群眾觀、階級觀、發展觀、矛盾觀，真正把馬克思主義這個看家本領學精悟透用好。
這里講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基本要求，就是既要堅持和應用好實踐是認識的唯一源泉，又要堅持和運用好實踐是檢驗認識性的唯一標準。40年前“真理標準討論”，揭開了的改革開放的大幕。從此以后，實踐標準使用頻率也越來越高。去年紀念改開40周年時，媒體掀起宣傳改開偉大成，就紛紛運用實踐標準，借以證實改革開政策、舉措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但如何正確理
和運用實踐標準，卻還有很多的經驗和教訓亟須總結，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真正把馬克思主義這個看家本領學精悟透用好”，把我黨我國建設得更好。
真理是對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的正確反映。這就是真理的本質。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正如毛澤說所指出的：“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61頁)
在馬克思主義里頭，實踐標準同唯物論、辯證法是有機的統一。實踐標準是以唯物論為基礎的，又貫串著辯證法。因之，正確地堅持和運用實踐標準，就要客觀地、全面地看待實踐的結果。否則，就難于不失之偏頗，甚至“連兒戲還不如。”
去年紀念改開40周年，中央某主流媒體(以下簡稱《央媒》)發表重要文章，宣傳小崗村帶頭“包產到戶”的偉大創舉，就是存在這個問題。
《央媒》2018年2月3日在題為《向著新航程揚帆奮進》文章中說：“40年前，發端于小崗村的‘大包干’成為改革開放一聲春雷，沖破思想桎梏，喚醒沉睡的大地。按下紅手印的18戶農民當時不會意識到，他們的抉擇其實觸碰到一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包干到戶’調整了生產關系，改變了原有的分配方式，極大釋放了蘊藏在每個人身上的生產力，如同釋放了魔力，次年，小崗迎來大豐收，整個生產隊糧食總產13.3萬斤，是前十余年產量的總和，一舉結束20余年吃國家救濟糧的歷史。”
只過10個來月，這同一個《央媒》2018年10月16日 在《小崗，與時代同行 》又說：“40年前，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讓小崗村民缺乏生產積極性，‘上工像綿羊，休息似倒墻，一年累到頭，還是餓肚皮’。為了吃飽飯活下去，1978年的冬天，嚴金昌等18戶農民憑借敢為人先的勇氣秘密商議分田單干，按下了‘大包干的紅手印，也定格了中國農村改革的起點。
包產到戶明晰了農民的承包經營權，釋放了農村生產力。大包干第二年，小崗生產隊糧食總產相當于1955年到1970年產量總和。”
這里，顯然是以實踐標準判明，40年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嚴重束縛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上工像綿羊，休息似倒墻，一年累到頭，還是餓肚皮”，而一旦實行分田到戶，就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如同釋放了魔力，次年，小崗迎來大豐收，整個生產隊糧食總產13.3萬斤，是前十余年產量的總和”，或“ 小崗生產隊糧食總產相當于1955年到1970年產量總和。”
應當承認，小崗村1978年分田單干后，次年“糧食總產13.3萬斤”， 迎來空前大豐收，“一舉結束20余年吃國家救濟糧的歷史”，這對小崗村來說，確是奇跡。它表明了分田單干后小崗村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次年就獲得空前大豐收。這也是事實。
《央媒》的這種論斷，儼然是以實踐標準作為依據，有理有據，但仔細推敲，則大謬不然。因為此種“實踐標準”，既背離了唯物論，又遠離了辯證法。
在馬克思主義里頭，實踐標準是以唯物論為基礎的，堅持和運用實踐標準，首先就得承認這個標準的唯物論，堅持“觀察的客觀性”，客觀地看待實踐的結果，一就一，二則二，是就是，否則否，來不得半點主觀隨意性。恩格斯說得好：“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樸素的了解，而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分”(《馬恩選集》第3 卷，第527頁)。觀察自然是這樣 ，觀察社會當然也是這樣 。
所以，正確地堅持和運用實踐標準，就一定要尊重唯物論，就得承認無論是小崗村包產到戶后頭一年的糧食產量，還是此前搞集體時的糧食產量，乃至比對前者相當于后者多少倍，都是不依賴人的意志的“客觀實在”，“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分”。
《央媒》2月3日說，小崗村“分田到戶”后，“如同釋放了魔力”，次年“糧食總產13.3萬斤，是前十余年的總和”， 到10月18日又說，頭年的13·3萬斤“相當于的1955到1970年糧食問題產量的總和”。
而10月30日經濟日報題為《小崗之路》卻是這么說的：小崗村分田到戶后，“到了1979年，如同釋放了魔力，小崗村的糧食產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萬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萬斤，相當于文革期間年均產量的4倍”。 這里也是以實踐標準，證明了小崗村包產到戶“如同釋放了魔力”，奪取了糧食大豐收，也證明了它文革期間集體經濟確是搞得很糟。這就比較靠譜，比較客觀。
如果以此為準，兩兩對比，《央媒》的實踐標準就“附加”了太多的“外來的成分”，遠離了唯物論。
先看，小崗村“文革期間糧食年均產量”究竟是多少?
小崗村1979年的糧食總產，《主媒》說，13.3萬斤，《經濟日報》說是13.29斤，是一致的，真實的。那么，小崗村“文革期間年均產量”又是多少?
《經濟日報》提供的數據：文革期間“每年糧產3萬斤左右”。
但按《主媒》2月3日的說法：小崗村包產到戶后的次年“糧食總產13.3萬斤，是前十余年的總和”， 只以“十年”計，每年的糧食總產是1.3萬斤 ;“十余年”每年糧產就更少了。
這樣一來，《主媒》就把小崗村此前搞集體時“每年是3萬斤左右”主觀臆斷成只是1.3萬斤 ，這是不是太隨意，太任性，太“唯心”了?
再者，小崗村包產到戶后頭一年的糧食總產(13.3萬斤)，究竟是此前搞集體時的多少倍?
《經濟日報》說，小崗村1979年“如同釋放了魔力”，糧食一下子增加到13.29萬斤，但只“魔力”成“文革期間年均產量的4倍”。它擺出的依據是，小崗村“之前年是3萬斤左右”，四年就是13萬斤左右，確是“相當4倍” ，即“一年等于四年”。
而《主媒》主流卻把“一年于4年”，說成“一年等于十余年”，乃到地“相當于之前的16年”，把“4倍”無限夸大，吹成為“10余倍”，以至“16倍”，這豈不是隨意“附加任何外來成分”?豈不是遠離了唯物論?
還有，所謂“一年等于10余年”，或“16年”究竟可不可能?
《主媒》2月3日為凸顯小崗“魔力”，不惜采取“跳躍式”比法，斷言“大包干”第二年小崗生產隊糧食總產相當于1955年到1970年糧食產量的總和”，即是說，從55年至70年，小崗村走集體經濟之路，長達16年，總共也只產糧食13.3萬斤，年均則僅8125斤。以小崗村分田到戶時“可分地304畝”計，平均畝產僅只產糧26.7斤，除去畝種子，每畝實際“收獲”也就10來斤。
試問：這在客觀上可能嗎?是對客觀實在的真實反映嗎?果真如此，那小崗農民還不如統統去討米要飯更好，何必年復一年種地呢?
可見，應用實踐標準如不尊重唯物論，不堅守“觀察的客觀性”，任意“附加外來的成分”，就會離開唯物論十萬八千里!
《央媒》的這種實踐標準不僅不客觀，而且不“辯證”。
社會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這個標準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由于實踐是從低到高的過程，因而實踐對認識的檢驗也是發展過程。“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列寧說得好：“如果從全部事實的總和、從事實的聯系中去把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從全部事實總和、不從聯系中去把握事實，而是片面的和隨便挑出的，那么事實就只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還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這就是說，正確把握實踐標準，辯證地看待這“實踐的結果”，就得力求看“全部事實的總和”，而不是“片面的和隨便挑出的”的事實。否則，就“連兒戲還不如。”
遺憾的是《央媒》就是這樣。
他們只精心地“片面挑出”某個“事實”，而不及其余。諸如，單單挑出小崗村分田到戶后，“頭年總產13萬斤”，就以此斷言實踐證明，小崗分田到戶解放了生產力，“如同釋放了魔力”。但這個村此后二年、三年，乃至十年、二十年“魔力”是否繼續?又“魔”成了什么樣子?卻一概置于不顧。
殊不知，實踐檢驗是過程，不能只看一時一事的成敗 ，要看盡量從“全部事實的總和”來看。小崗村分田到戶后“頭年”，固然是釋放出的“魔力”，但長遠點看，它其實也就曇花一現，短暫得活像小孩子玩“沖天炮”，一沖就沒了。
對此，《沈浩日記》就記載得清清楚楚。
沈浩原是一不大不小的“縣官”，2004年空降為小崗村任“第一書記”。按說，小崗村“分田到戶”，經過“釋放魔力”長達23年，應是面貌巨變，滿村輝煌。而令他上任后經過調查研究得出結論，卻是匪夷所思：
“小崗，是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但20年來并無什么發展，年收入的水平還低于全縣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若如此下去，這面旗幟也就自然倒下去了。”(《沈浩日記》2003年12月15日，第58頁)集體還欠下3萬多元的債負。
“小崗出名后，黨和政府給予了很大的重視、關心和支持，社會各界也給予了不少幫助。但小崗現在依然是貧困和落后。”(《沈浩日記》2004年2月4日，第81頁)
原來，小崗村“分田到戶”后，在黨和政府那么大的“重視 、關心和支持”下，竟然“20年來并無什么發展”，“ 現在依然是貧困和落后”。“20多年”的實踐，證明了“ 分田到戶”的限局性。
可見，堅持實踐標準的辯證法，承認實踐檢驗是過程，全面觀察實踐的結果，就既要看到小崗村分田到戶后“次年”釋放出的“魔力”，糧食大豐收，又要看到此后“20年來并無什么發展”，“仍然是貧窮落后”，分戶單干，局限性也很大。
另外，他們只“片面挑出” 小崗村分田到戶后的1979年年糧食“總產”為13.3萬斤，卻不顧按其可分地304畝計，每畝平均“單產”其實也就427.6斤，放眼全國，并談不上什么“魔力”。其時全國農村，一個生產隊、大隊、公社，乃至一縣，畝產高于437斤的，并非罕見。安徽鄰近的河南，王宏斌領導南街大隊，1978年糧食畝均就過了靠近了千斤，為小崗村畝均437.5斤一倍還多。筆者1974年作為湖南省委工作隊到沅陵縣馬底驛公社平溪大隊工作，所在的李山沖生產隊是山區，當年糧產每畝已過了500斤，秋收后李隊長還給我來信“報喜”。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33,211.5萬噸，比上年增長高達9%，平均畝產量也達371斤。小崗村這么一個小生產隊畝均盡管比全國高66.5斤，但也不宜吹得太玄乎。
再者，他們“片面挑出”小崗村分田到戶前的極端貧苦落后，什么“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缺乏生產積極性，‘上工像綿羊，休息似倒墻，一年累到頭，還是餓肚皮’”，實踐似乎證明它們過去搞集體害人不淺，卻不顧沈潔正是痛感分戶單干“20年來并無什么發展”，“ 現在依然是貧困和落后”，才堅定選擇重走集體經濟之路。
2004年底，沈潔帶領全村干部到大寨、華西村、南街村參觀，學習他們堅持集體道路的經驗。據《南街村村報》2004年11月28日報道，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村"的安徽省風陽縣小崗村一行13人在村黨支部書記沈浩的帶領下，來南街村參觀，尋求集體共同富裕的道路。來訪的13人中有村主任、會計、婦聯主任及當年最早分田單干按手印的18名發起人中的4人。通過參觀學習，沈浩緊握檔案館副館長張天順的手感慨地說：“向你們學習，首先把思想武裝起來，將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
可見，70年來，小崗村就經歷從集體到個體，再從個體到集體的發展過程 。如果將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前集體經濟之路說得一無是處， 為何只過20來年為什么又重走集體之路?
綜上所述，正確把握和運用實踐標準，就得尊重唯物論，客觀地看待實踐的結果，不“附加任何外來的成分”;就得尊重辯證法，全面地、聯系地看待實踐的成敗，不可“片面挑出”某個“事實”，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否則，實踐標準離開了唯物辯證法，就“連兒戲還不如。” 這樣，小崗村小崗村幾十年“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發展，也就充分證實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考察農業時明確指出的“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乃至毛主席反復指明的中國農民的唯一出路是社會主義，都是否定不了的真理!
(201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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