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非常重視農村調查，發表過多篇論述研究的文章和調研報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論斷，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理論基礎，具有諸多的實踐魅力和現實意義。從1926年到1941年間毛澤東農村調查的重要文獻包括《反對本本主義》《農村調查》《關于農村調查》《尋烏調查》等文章，并被收錄于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通過對《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的文獻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十九大所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以及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可以得出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八大啟示。
作者簡介：張楊，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1926年，毛澤東在湖南湘潭西鄉所做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中，得出了“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1](p.33)的重要論斷。該論斷體現了毛澤東對于民情的體恤、對于國情的掌握、對于世情的了解，更體現出中國共產黨把“走群眾路線”作為黨的生命線。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所遺留的寶貴思想遺產遠不止此，在更深層次上還具有諸多實踐魅力和現實意義。那么，毛澤東在農村調查與實踐中有哪些可以成為解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辦法并進一步指導鄉村振興戰略?對此，本文進行深入研究。
毛澤東在1930年《反對本本主義》中深刻地指出：“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1](p.3)鄉村振興戰略在全國范圍內的展開，不僅是因為它是中央的頂層設計，更是因為它符合了當今中國農村改革的大方向以及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重新提出：“鄉村是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2]這繼承了毛澤東在1955年所親筆書寫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3](p.527)的著名論斷，而新時代又把鄉村振興重新提升到了民族復興的高度，我們必須堅決地貫徹。
一、 堅持以解決主要矛盾為基本出發點，以多面受敵法為基本方法
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著重強調了在錯綜復雜的事物發展中存在著諸多矛盾，但必然有一種是主要矛盾，而矛盾的基本形態是不平衡，又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面對如何解決矛盾，他指出：“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4](p.322)1941年9月在《關于農村調查》的有關方法論闡述中，毛澤東指出：“今天無論解決任何問題，都應該以這個主要矛盾作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假如丟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細微末節，猶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仍是無發言權的。”[1](pp.25-26)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5]“三農”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也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短板，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體現。當前，城鄉發展不平衡是最大的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
新時代亟須破解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世紀性難題，即城鄉之間的對立。馬克思提出：“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6](p.556)面對城鄉的矛盾，毛澤東指出需要用質的方法去解決，就是要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4](p.311)。多年來，部分區域形成了歧視農民的歪風邪氣，設置了許多農村發展的障礙。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通過壯大集體經濟，解決城鄉、區域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在開篇論述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意義時，明確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2]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以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基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全體農民的共富、共享、共福。
毛澤東在1941年9月《關于農村調查》的方法中，以一個人初來延安從陌生到科學、具體地了解延安所需要的研究方法舉例，給出了調研農村、治理農村的方法，即從觀察到分析，再從分析到綜合。這實際上是要求解決“三農”問題不僅要善于分析，還要善于綜合，有分有合，綜合施治。他強調蘇東坡用“八面受敵”的方法研究歷史是合理有效的，而“今天我們研究中國社會，也要用個‘四面受敵’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四個部分來研究，得出中國革命的結論”[1](p.24)。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多面受敵法的最好體現。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同樣需要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六者結合，缺一不可;其總體要求是把擺脫貧困作為前提，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者結合，缺一不可;其具體方略是通過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的“鄉村五振興”理論形成良性的協調、循環系統，缺一不可。
二、 加強頂層設計，確保穩中有進、持之以恒
毛澤東在1941年9月《關于農村調查》的第一節“情況是逐漸了解的，需要繼續不斷的努力”[1](p.21)中，強調農村工作信奉科學與長期調查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是信奉科學的，不相信神學”[1](p.21)，在此基礎上，為了與時俱進地適應事物的運動性、變化性、進步性，“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1](p.21)。如何做到長期，他具體要求：“我們的調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驟地去工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的工夫的。”[1](p.21)其中所強調的農村工作需要長期性、有耐心、有步驟等要素，奠定了農村發展的總基調，即穩中有進、持之以恒。新時代更需要這種總基調，才能不斷地深化認識農村、發展農村、振興農村。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和目標，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構和完善屬于漸進式，沒有成熟的樣板可循，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穩中有進、分步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科學的戰略規劃，同樣也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需要堅持實踐出真知，把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有機統一起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是栽盆景，不是造典型，更不是搞“大躍進”“一刀切”，需要作為國家的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來抓，必須持之以恒，久久為功。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結合十九大精神，首次明確了分階段、分步驟、穩中有進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共分為三個階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第一階段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第二階段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第三階段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2]要言之，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扭住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三大核心任務”[7]。
三、 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多元化放活鄉村經濟
毛澤東格外強調反對本本主義，尖銳地指出：“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為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1](p.4)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為中國發展帶來的生機與活力舉世矚目。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十九大報告中關于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中也明確要求“堅持全面深化改革”[5]。但目前還應堅決警惕打著“趟深水區”的政策幌子，搞私有化或民營化，搞貧富兩極分化，甚至是有悖于習近平有關“四條底線”思想，即“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8]。當前，部分地區所進行的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存在農村集體土地向城市工商資本、國際資本集中的風險。正如馬克思曾指出的，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方式就是“把土地所有權弄成荒謬的東西”[9](p.697)，資本主義的農業方式不符合社會化經營的總體要求。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提出的“堅持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正確方向，發揮村黨組織對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2]這在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至關重要。中央所實施的土地確權的出發點是摸清農村集體產權的家底，但要“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占集體資產”[2]。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實際上是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背離了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十九大所提出的“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略中明確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5]由此可見，在發展方向問題上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其核心在于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制度和集體層經濟實力的壯大。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是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基礎，有利于增強農村基層組織的集體凝聚力，有利于推動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有利于實現共富共享共福。馬克思曾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10](p.707)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絕不能把西方農村資本主義私有制(如美國式資本主義家庭農場)變為普遍的光，而掩蓋了其他一切色彩，應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
此外，毛澤東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視角出發，準確把握時代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相適應。在1941年4月《農村調查》的跋中，面對抗日戰爭時期的主要矛盾即民族矛盾，毛澤東在勞動政策、土地政策、政治權利等方面提出了聯合與斗爭的兩重性政策。他準確地把握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任務，客觀地認清了單純發展公有制經濟在當時生產力和國情條件下是錯誤的，強調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的必要性。他指出：“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在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分，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且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著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1](p.19)需要格外指出的是，這里所指的讓自由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絕不是否定社會主義經濟、否定共產主義理想，而是為了更好地抗日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他著重強調了在雙重政策中要“嚴肅地堅決地保持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和保護社會經濟中的有益的資本主義成分”[1](p.19)。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既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動搖，即堅持農村集體所有制和集體層經營不動搖，也應鑒于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實現鄉村經濟多元化。這兩部分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割裂與對立起來。
四、 正確對待“統”與“分”的矛盾運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越是在決勝小康的“最后一公里”，就越是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就更加需要重溫毛澤東對于還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所進行的農村調查，特別是在榔木鄉對于合作社運動的分析可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具有很強的現代價值。清華大學農村研究首席專家劉奇教授提出“鄉村振興需要第三次動能轉換”[11]，即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農村已經歷“分”的“裂變”、“流”的“流變”的兩次動能轉換之后，更需要使各種生產要素、各方力量集合發力，也就是需要“合”所帶來的“聚變”。
毛澤東對榔木鄉合作社的調查結果對新時代壯大集體經濟仍有諸多啟發。榔木鄉合作社運動起自1931年紅軍所進行的第三次反“圍剿”戰爭之后的顧嶺村。顧嶺村的村民以自愿的方式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每股五角，共籌集了80多元，以合作社形式做起了生意，取得了成效。村合作社取得初步成效后，于1932年1月將村合作社改為榔木鄉合作社。1932年9月，全區按每股五角集資了800股，半年的時間400多元的本金共賺了600多元，利潤率達150%，規模進一步擴大。該合作社賬目明晰，“分紅時，清算賬目，懸榜公告”[1](p.316);利潤分配的比例既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又實現了集體層經營的擴大再生產，其中50%作為公積金，30%用于分紅，10%為營業者及管理、審查委員的獎勵金，10%為文化教育費用，實際分紅中為更大限度的發放紅利而臨時取消了文化教育費用，但毛澤東指出“以后應該恢復”[1](p.316);注重入股份額的差別不能過大，避免出現新的資本大戶，如規定在“改股金為一元，每人不得超過十股”[1](p.316);社員享有買貨優惠的權利，比市場價要優惠，大致便宜2%;注重搭建分工明確的管理委員會，如“管理委員會十一人，審查委員會七人”[1](p.316)。
《矛盾論》中指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而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4](p.301)“統”與“分”的矛盾是農村發展的最大矛盾，是農村發展的內部矛盾，兩者的矛盾運動推動著農業的發展。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江蘇團審議時，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從農村破題，大包干是改革開放的先聲。當時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但實踐的結果是，‘分’的積極性充分體現了，但‘統’怎么適應市場經濟、規模經濟，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12]“統”即有統一的黨組織領導，采取集體勞動或經營模式，不斷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分”即分田單干或家庭聯產承包制或私人家庭農場，旨在發揮農民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發展的歷史，以小農戶為單位的個體勞動和集體規模經營交替進行，大致走出了從“分”到“統”，再到重“分”輕“統”的進程。而主“分”的小農經營無法有效地利用土地、資金、技術、市場等資源，無法滿足市場經濟和規模經濟的社會化大生產要求。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小農經濟是富不起來的，小農業也是沒有多大前途的。我們要的是抓大農業”[13](p.6)，這是對毛澤東農業合作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寫道：“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4]新時代“統”與“分”的矛盾運動中，需要使“統”的集體主義思想愈發深入人心，并逐漸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主導思想。
當今中國壯大集體經濟可謂是遇到了土地、資金、民心、領導覺悟、歷史認識問題等重重困難，但畢竟新時代的中國在農業生產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民物質精神水平等方面，較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入新時代，鄧小平關于發展集體經濟或集體化的“第二次飛躍”論中所提出的四個條件，即生產力水平、管理水平、多元化經營水平、集體經濟水平正在逐漸成熟，通過壯大集體經濟來實現鄉村振興正在路上。
五、 發揚永久奮斗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1939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曾著重強調了永久奮斗。其中所包含的四層內涵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一是多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做懷揣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有志青年。毛澤東說：“十九年前，《共產黨宣言》在全國印得很少，哪里去找這樣好的理論?哪有現在你們這樣幸福?你們生長的時代很好，是幸福的時代，比起我當學生的時代來，是大不相同了。”[14](p.189)二是發揚中國青年的革命傳統，發揚青年黨員的艱苦奮斗精神。“中國的青年運動有很好的革命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永久奮斗’”[14](p.190)。三是有志青年應永遠“跟工人農民站在一塊，跟老百姓站在一塊”[14](p.191)，永久奮斗，他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四是要把永久奮斗的精神，代代相傳，把事業干到底。毛澤東說：“將來你們老了，教育你們的兒子也要代表他們，兒子再告訴兒子，孫子再告訴孫子，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并且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傳遍全中國，不達目的不止。”[14](pp.193-194)
2018年習近平在春節團拜會上指出“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15]，強調了奮斗在新時代的重要意義，并指明奮斗具有長期性和曲折性，與毛澤東所提出的“永久奮斗”的內涵一脈相承。習近平還著重強調了奮斗為了誰、同誰站在一起，提出：“我們要堅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始終為人民不懈奮斗、同人民一起奮斗”[15]，并要求切實把奮斗精神運用到進行偉大斗爭中。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回答了社會主義經濟為誰發展的重要問題，強調“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6]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人的關鍵在于發揚永久奮斗的精神。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號召“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破解人才瓶頸制約”[2]，必須強化鄉村振興人才支撐，“要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2]，并提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加強農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等五項具體舉措。人才支撐措施要與培育新時代青年的奮斗精神相連，振奮基層干部群眾的精神。由此，鄉村振興的人才培養工作需要激發奮斗精神，貫徹共享發展理念，需要內外因相結合，努力選拔與培養大批高校畢業生返鄉或去鄉貢獻智慧和才干，加大在優秀青年農民中發展黨員的力度，加大選拔高校畢業生村官與選派村第一書記的工作力度，培育一大批致力于農村科研工作的有志青年，使青年們敢于挑重擔、挑大梁。
六、 積極發揮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核心作用、發揮農民的創造精神和主體性作用
毛澤東所調查的榔木鄉合作社成立初期，黨組織內部有社長、采辦、會計兼營業員共三人，都體現出蘇區領導干部很高的共產主義覺悟，“改鄉社時，決定每人月給工錢三元，但三人不受”[1](p.315)。毛澤東評價到：“顧嶺村合作社為全縣合作社首創，又辦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稱。”[1](p.316)毛澤東非常重視在蘇區設立合作社發展的榜樣，通過榜樣的模范作用和收集的經驗來帶動蘇區其他落后區域的共同發展，并在農業經濟的發展中為全國非蘇區帶來榜樣的力量。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1](p.287)
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還強調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樹立勇于甘當小學生的精神。他認為做好農村工作的第一要義就是“第一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1](pp.15-16)。而眼睛向下的關鍵，在于充分理解與承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指出：“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1](p.17)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第一部合寫的重要哲學著作《神圣家族》中，論證了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偉大作用，曾指出：“群眾給歷史規定了它的‘任務’和它的‘活動’”[6](p.285)“歷史的活動和思想就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6](p.286)在歷史上，我國農村就創造了璀璨的農耕文明。解放后，在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進行了偉大的合作化、集體化實踐，并因地制宜開展多種經營、農工商并舉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發揚創造精神，形成了家庭承包經營與集體層經營的雙層經營體制、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推行農業產業化經營、實行小崗村與南街村、塘約村、代村、戰旗村等不同類型并存的創新性發展模式。
其中關于山東代村模式，習近平在今年“兩會”時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人民日報》1月22日和23日報道的山東省代村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代村原先是一個貧窮落后村，民心散，村風亂，是遠近有名的‘上訪村’，村集體負債近400萬元。王傳喜擔任村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后，率領黨支部帶領群眾把一個既貧困又渙散的村發展成為集體經濟強大、村民共同富裕的村。2017年全村各業總產值20多億，村集體收入1.1億元，村民人均純收入6.5萬元，村集體資產增長到12億元。王傳喜同志也當選為黨的十九大代表。我們就是要打造千千萬萬個堅強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培養千千萬萬名優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和組織保證。”。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同樣要求應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扎實推進抓黨建促鄉村振興，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組織力，抓鄉促村，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成堅強戰斗堡壘”[2]。可見，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鄉村基層黨組織發揮鄉村領導核心作用，帶動億萬農民繼續發揚創造精神，切實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充分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此外，四川戰旗村全面落實2018年2月12日習近平視察該村時的重要講話精神，堅持黨建領航強堡壘、改革興村激活力、鄉村振興譜新篇，充分發揮黨總支的“火車頭作用”，讓戰斗的旗幟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宏偉實踐中高高飄揚。截止2017年，戰旗村集體資產達4600萬元，集體經濟收入462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53元，成為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示范村。
七、 重視農村調查，改變固化思想和腐化思想
重視農村調查是毛澤東開展農村工作的基礎。毛澤東認為調查是解決問題的必經過程。他形象地把調查比作十月懷胎，把解決問題比作一朝分娩。調查過程要注重有始有終，切忌停留在表面問題，研究不深入，就不可能獲得客觀、全面、準確的結論。“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1](p.2)，是毛澤東對“調查就是解決問題”一節中的重要表述。毛澤東曾總結說，“我們從前的調查還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偏于農村而不注意城市”[1](p.7)。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個的不足是偏于城市而忽視農村的力量。這也是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原因。雖然我國城市人口的比重大約已經占到了60%，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將進一步下降，但是“三農”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地位不會變，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基礎性地位不會變，多數農民仍然居住在鄉村的國情也不會變，這都需要持久地深入調查并完善統分結合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和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即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
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重點強調過一部分同志“安于現狀，不求甚解，空洞樂觀”[1](p.8)的保守問題，著重批判了“飽食終日，坐在機關里面打瞌睡，從不肯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調查”[1](p.8)的作風問題。他提出要大聲疾呼改變這些同志的保守思想，以此“換取共產黨人的進步的斗爭思想!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1](p.9)。目前，由于改革以來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落實有偏差，很多干部形成了重“分”輕“統”的固守思維，往往“一分了之”“一包了之”“一流了之”，造成了“集體觀念日益淡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比較普遍，農村基層組織渙散，農民組織化程度低，鄉村秩序的基礎受到沖擊。”由此，集體化、集約化經營的鏈條被嚴重割裂、土地拋荒現象隨處可見的嚴重問題。例如，有些農民雖然早已不以種田為生，對于獲取土地流轉費用也沒有很高的熱情，甚至是熱衷于等待城市資本下鄉以期土地升值，由此造成了農民寧可土地拋荒也不愿意流轉的現實問題，極大地阻礙了規模經營、機械化經營和土地資源利用效果。這些問題亟待各級干部深入調研，并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
此外，在1941年4月《農村調查》的跋中，毛澤東預見性地提出共產黨員可能會被資產階級腐化以及形成資本主義思想，并要求時刻警惕。他尖銳地指出：“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斗爭”[1](p.20)。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央高度重視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在“拍蠅”行動中，加大對農村基層腐敗和扶貧領域腐敗的懲處力度。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嚴厲整治惠農補貼、集體資產管理、土地征收等領域侵害農民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2]
八、 注重調查數據的完整性、準確性、實用性，推進農業大數據發展應用
毛澤東在1930年5月所完成的《尋烏調查》中，開篇就談到失掉別的任何東西都不著急，但失掉之前所做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的七處系統的農村調查，讓他時常念及并永遠也不會忘記。其中，談到愛人楊開慧被殺害時，也很在意楊開慧手中的五個農村調查(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損失了。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于田間地頭調查的重視，以及對于數據匯總與分析的重視。幸運的是最大規模的《尋烏調查》得以完整的保存，其中包括5章39節共8萬多字，涉及了尋烏的行政區劃、交通、商業、舊有土地關系、土地斗爭的五大方面內容。這是因為，“《尋烏調查》是毛澤東農村調查的經典之作，其中蘊含的調查研究思想與方法，對于新時代領導干部開展調查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17]
毛澤東通過對尋烏所轄的七區四廂十二堡的調查，得出了非常詳盡的數據。在對于尋烏的交通調查中，把水路、陸路、電報、郵政等交通方式都一一理清。毛澤東對于尋烏的商業目錄的調查更具代表性。他把門嶺到梅縣的生意、安遠到梅縣的生意、梅縣到門嶺的生意、梅縣到安遠、信豐的生意、惠州來貨、尋烏的出口貨、尋烏的重要市場，都用個數、重量、價值、種類等數字單位來表示。特別是詳盡、完整地列舉了尋烏城的商業門類。如，鹽、雜貨、油、豆、屠坊、酒、水貨、藥材、黃煙、裁縫、傘、木器、伙店、豆腐、理發、打鐵、爆竹、打手飾、大洋鐵、修鐘表、圩場生意、娼妓、同善社等。其中，雜貨又列舉了牙粉、牙刷、膠底鞋等131種，水貨列舉了咸魚、海帶、糖等39種并把其價格、用途分別進行說明，還梳理了各類水貨的銷量，并分為11種使用較多的門類和28種使用較少的門類。此外，對于農村人口成份和舊有土地分配情況也進行了詳細的調查。毛澤東不僅重視數據的完整性，還非常重視數據分析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并不避諱存在的問題，敢于實事求是展開自我批評。例如，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明確指出：“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1](pp.42-43)。
現代農業的發展更加離不開大數據的支撐。農業大數據的發展與應用是衡量一個國家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標準，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備條件，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我國農業信息化在農產品電子商務網絡零售、益農信息社建設、農業物聯網區域試驗、農業農村大數據實踐等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新時代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到2017年底，或建成益農信息社超過8萬個;農業物聯網區域試驗示范擴大到9個省份，相繼推出了426項農業物聯網新產品、新技術和新模式”[18]。但對于大數據的自主創新、數據資源共享、大數據與農業社會治理的融合度等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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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春節團拜會[N].人民日報，2018-02-15.
[16]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N].人民日報，2015-10-30.
[17]陳金龍.《尋烏調查》的當代價值[N].學習時報，2018-01-10.
[18]王小兵，康春鵬.聚焦聚力 推進農業大數據發展應用[N].經濟日報，201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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