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蕭的恢弘巨作《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中文版終于與讀者見面了。這部歷經十年、根據七十二位農村婦女的訪談以及大量細致的檔案材料整理而成的口述史距其英文版的出版有整整五年，這樣的等待，對于那些迫切地想要了解毛時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權力如何進入地方社會、帶來哪些地方政治與經濟景觀的變遷、以及農民(婦女)又如何理解與回應這些變遷的中國讀者來說，是值得的。正如香港大學《中國評論》編輯路易斯·愛德華在評論時說，這本書“在未來幾十年都將會被閱讀，且毫無疑問將鞭策其他人去開展新的、激動人心的、有關其他時段、中國其他偏僻農村的研究。”
本書中文版封面
“一切社會主義都帶有地方性”
建國以后，共產黨旋即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其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造方案：婚姻家庭變革、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百花齊放、反右運動、人民公社、“大躍進”——短短的時間畫卷上，濃墨重彩地勾勒出共產黨立志摧毀封建的、官僚的資本主義舊中國，建立人民民主的、繁榮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雄圖大略。然而，“大躍進”失敗帶來的沮喪在整個鄉村社會彌漫，成為共產黨政權在不少重大議題上進一步探索的主要障礙。相較于1950年代各種運動的波瀾壯闊，風起云涌，中國農村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可以說是過于靜默了。
一直以來，學界與社會對于中國在1950年代乃至整個毛澤東時代的各種社會主義實踐充滿了好奇。官方的記載和討論主要采取一種自上而下的視角。每一項改革方案以運動的形式發起，接著是一系列的宣傳部署、問題修正，最后是運動廢止，整個過程往往在檔案里有明確的呈現。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具雄心的政權，如何讓農民理解其改革方案并獲得他們的支持，事實上是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面臨的課題。然而，地方民眾如何理解運動，如何迎合如何抗拒，如何將各種新觀念整合進自己的日常實踐，地方政權又是在哪些力量的合力下達成平衡——這一切在官方的敘事里卻是不清晰的。
另一方面，學界對新政權的最初十年也有極大興趣，但學術研究的焦點往往放在作為權力中心的城市而非農村。雖然少數學者，如韓丁、塞爾登，對于處于運動漩渦的農村進行了精細的描述，但中國地理環境的多樣性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使得播撒其間的社會主義種子呈現出不同的生長過程和形態，而探索其間的差異是理解中國社會主義豐富內涵的重要途徑，也更能有效地回應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下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種種質疑與曲解。
賀蕭在書里提出的重要的議題之一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地方性問題。“即使是一個中央jiquan的國家頒布的最具指示性的法令，也必須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下被貫徹實施，由當地干部根據特定情境對法令作出闡釋、修訂、強調以及改變。無論在何處，國家政策的實施都取決于地理環境、事先的社會安排及當地的具體特色”。透過這樣的視角，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在地方傳統背景之下國家話語的矛盾之處。比如，在官方敘事里，中國共產黨將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生產勞動獲得經濟獨立看作是婦女解放的第一步，然而在賀蕭考察的位于陜西省的四個村莊(分別位于四個縣城)，婦女們在解放年以前從來都不是“幽居隔絕”。事實上，戰爭、匪盜、饑荒及疾病導致男人長期缺席，婦女從來都是農業勞動者和經濟貢獻者。她們干農活以獲得食物，紡織棉花賣布掙錢交稅，只是在新國家的話語里，婦女早已出現在社會空間的事實被排除了。
這種“自下而上”的視野還顯示，國家權力進入農村，對于舊“封建”思想并非采取全盤拋棄的策略，而是以一種矛盾的手法處理新政權在基層生根的問題。國家一方面批判這種阻礙婦女追求自由解放的封建禮教，另一方面卻在塑造“新社會的理想新婦女”過程中將婦女的傳統美德與國家權力相結合。國家不再是抽象的地方社會的“侵入者”，婦女“作為國家美德化身的身份使‘國家’和‘社會’分界的產生成為一個地方性的議題，甚至延伸到家庭空間以內。國家成了一個鄰居，甚至成了家庭中的一員”。賀蕭對于地方社會細致入微的觀察讓我們看到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復雜性：新的社會制度脫胎于舊的社會制度，在這個過程中，正是由于國家的妥協，抑或策略，從而使得舊的社會規范以某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著，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占領社會生活的制高點。這在婦女解放的議題上尤其明顯。
集體化：記憶的性別
《記憶的性別》一書里最令人著迷之處是，通過口述的方式，農村婦女關于社會主義豐富的經驗被記錄下來。不同于主流男性敘事的視角，婦女們的講述不僅使宣傳畫里熱火朝天建設社會主義的場景變得無比生動，那些被排除在畫框之外的、可能曾經被認為不和諧、不知如何安放的細節，如今被關注，被仔細地整理，由此我們得以看到一幅更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畫卷。“婦女既是革命性變革的對象也是行動的主體”，社會主義歷史的書寫，若缺乏對半數人口經驗的整理，尤其是她們在這場偉大變革中的角色、貢獻，一定是不完整的。
盡管農村婦女從來都不曾有過“幽居隔絕”的生活，但出現在公共空間并不意味著她們在地方公共事務上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婦女從封建家庭中解放出來應該以婦女是否參與地方政治作為重要的衡量標準。從婦女經驗來看，新社會帶來的變化首先表現在公共生活的建立和參與，但這個過程卻并不順利。正如同賀蕭在書里描述的，婦女被國家塑造成集體的一分子，在地方重組中，婦女不僅僅是動員的首要對象，也往往是各種方案主要的執行者——從互助組、合作社帶頭人，到勞動模范直至公社黨委書記。但地方社會矛盾、復雜多變的國家政治與婦女本就不熟悉的公共生活為變革帶來重重障礙和阻力。不過，那些針對婦女進入公共生活的反對的聲音，雖然在事實上應該被理解為國家權力進入地方社會、重塑地方公共空間所遭遇的抵抗，但或許正是由于面對各種各樣的沖突，婦女才開始思考她們是誰、在未來可以成為什么樣的人，這樣的個人覺醒才是邁向解放最重要的一步。
新中國農村的勞動女性。圖片來源：界面新聞
另一方面，隨著土地改革的結束、合作化運動的日益展開，農村婦女開始擁有一個新的身份：勞動者。社會主義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嶄新的社會制度，共產黨獲取政權以后，通過對勞動價值的制度性肯定以及對勞動者的贊美，國家實現了勞動者生產的主體性并力圖最終實現其社會的主體性。在婦女們的回憶里，建國后最初的幾年是伴隨著歌舞、說笑度過的。由于田野里的工作、數不清的晚間會議，同齡婦女尤其是未婚女子有了許多“被批準和認可的”碰面機會，勞動極大地擴展了婦女自由活動的社會空間。進入高級合作社以后，集體勞動不僅成為婦女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作為社員的她們獲取合法身份的唯一渠道。作為日常實踐的“勞動”在重新塑造婦女生活經驗、重新定義性別關系方面的影響深遠。在這里，官方主流敘事里常常隱藏的那些有關性別的艱辛、困惑、掙扎甚至抗爭的聲音顯得異常清晰。
賀蕭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同工同酬的討論上。自合作化運動以來，按工分計算收入的做法越來越普遍，然而工分制本身的復雜性卻是新生的社會主義集體必須面臨的挑戰，在考慮勞動者體力上的差異、工種、工作的時段、工作地點的遠近、勞動價值的計算方式(計件和計時)等因素的同時堅持同工同酬的原則遠非一件簡單的事情，更何況在當時，無論是共產黨干部還是普通勞動者都無法找到可以借鑒的經驗。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合作社以及后來的人民公社往往選擇容易操作但可能犧牲部分公正的策略，比如簡單地按照男女的范疇確定工分標準。在賀蕭的書里我們也看到，勞動的價值“不是由一天工作時間的長短或工作的任務來決定，而是由是什么樣的人從事勞動來決定”，男子整體上獲得比婦女多得多的工分。
這種明顯有悖于同工同酬原則的做法，正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們認為共產黨沒有恪守承諾努力推動男女平等的表現之一，也是眾多批評者將社會主義制度看作吃大鍋飯的主要證據。盡管賀蕭對此也持批判的立場，不過她的研究也顯示，國家并非對此袖手旁觀，婦聯在面對同工同酬和調和性別差異等錯綜復雜的問題時仍然努力維護婦女權益。而婦女的敘述則將我們引向同工同酬在實踐過程中更豐富的面向。我們看到，由于農業勞動的特點，男女體力上的普遍差異的確在創造的勞動價值上有所體現，但同時，能力強的婦女仍然有機會通過有意識的斗爭獲得同工同酬，而這一點又常常與婦女生命周期的特點相聯系。比如，上了一定年紀、有不少孩子需要照顧的婦女，無論是出工的天數還是能勝任的工作，往往少于年輕未婚或未生育的婦女，拿到手的工分自然就會少很多，而后者通過主動報名承擔“重活”，與男子的工分相差無幾。此外，合作社也采取計件的方式計算勞動價值，一定程度上地彌補了按性別評估工分可能有失公允的做法，雖然這種情況比較“罕見”。
摘棉花的勞動婦女。圖片來源：界面新聞
《記憶的性別》的另一個成就是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被遮蔽的歷史世界”。一直以來，學界對于中國農業女性化的歷史往往只追溯到改革開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認為市場化改革將農村剩余男性勞動力帶離農村，流向沿海城市，留下婦女以完成當時還未免去的各種稅費任務。然而婦女們的回憶顯示，隨著社會主義“高潮”，男子被派去從事合作社里其他工分更高的勞動，比如照看機器或者副業生產，婦女成為常規的農業勞動力，開始全面承擔此前主要由男子負責的各項農事活動，甚至連防澇這樣的“重活”婦女也會參與其中。“婦女不出勤，莊稼靠誰做呢?”年輕的共和國在農業方面的成就，是婦女們作為核心勞動力所創造的，這段似乎沒人留意的歷史，若不是婦女們的講述，恐怕將永遠留在塵埃里。
在這個農事女性化的過程中，原本以性別作為區分范疇的“重活”與“輕活”，“技術活”與“非技術活”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盡管這消解了農業生產領域所謂身體“差異”帶來的不平等的勞動分工的基礎，但又埋下了在更大范圍內的不平等隱患——之后的幾十年里，國家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對農村、農業的過度索取導致農村的普遍貧困，阻礙了農村婦女的經濟發展;轉型期農村勞動力的非農轉移過程中，婦女也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
家庭的變革：一場沒有真正開始的革命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的產物，也是私有制最后的堡壘，必將隨著私有制的滅亡而滅亡。在家庭領域中位于主導地位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占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因此，如何改造家庭、如何處理家務勞動，也是衡量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是否有決心、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婦女的標準。
社會主義中國對家庭的改造可以說是從《婚姻法》的頒布開始。在共產黨與新近成立的中華婦女聯合會看來，婦女地位低下，其根源在于傳統的家庭制度，因此，創建性別平等的社會必須以改造私人領域為前提。但是，改造私人領域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大量文獻顯示，《婚姻法》的頒布在農村社會激起了普遍的反響。男性農民將之視為“離婚法”，基層干部不配合，伴隨著這些消極的反應是各個地方不時發生的與婚姻相關的傷害婦女或婦女自殺的報告，而這也是不少西方女權主義學者批評共產黨沒有有效貫徹落實《婚姻法》的原因。然而，這些文獻的問題是，除去數據和千篇一律的敘事，我們聽不到婦女的聲音——一場以解放婦女為主要目標的婚姻家庭改革運動，婦女的聲音何以能缺失?她們如何看待這場運動?她們的生命軌跡是否且如何因社會主義運動而改變?
1950年《新婚姻法》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chineseposters.net
《記憶的性別》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婦女們的講述讓我們看到，正如同暴力在婚姻改革運動中屬于極端現象，抗爭成功從而獲得婚姻自主的個案也不多見。大部分婦女的生命依然沿著傳統的軌道向前推進，國家效應被原有社會規范大大抵消。就其原因，按賀蕭的分析，一方面，婚姻的締結不僅僅涉及兩情是否相悅，婚姻的物質基礎對于多數婦女來說可能是一個更現實的考慮，然而“革命當時還未有開始觸及物質條件的問題，沒有任何蹲點干部或者革命良方能夠解決她的困境”。另一方面，婚姻不僅僅是兩個個體之間的事情，婚姻家庭中交纏錯綜的社會關系遠不是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敘事能夠涵蓋的。賀蕭因此提醒我們，在理解集體化時期的婚姻變革時，要關注“婦女在維系或者離開一段婚姻時，她們自己在感情、現實和政治之間作出的利益權衡。這些權衡有助于使她們成為具有美好品德的婦女，值得被頌揚，并易于被她們的社區辨識”。
一個許多人都好奇的問題是：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是否曾經打算消滅家庭制度?從《記憶的性別》所呈現的看來，針對婦女的解放策略主要體現在生產領域而不是在私人生活/再生產領域，婦女依然是家庭生產和情感活動的主要承擔者。隨著集體化發展的不斷深入，國家在對于“勞動者”婦女不斷提出新要求的同時，對于婦女家務勞動的負擔(因家庭規模擴大而越發沉重)卻保持沉默。賀蕭因此將國家在私人領域改造方案的失敗視為“理論上的忽視”。她認為，不同于帝國時期的思想家或者20世紀早期的活動家——前者將家庭看作是社會秩序和國家運作的基礎，而后者則視家庭為公共惡習的根源——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部分政策將家庭描述成暗藏封建殘余和阻礙社會主義的地方。
當然也有研究顯示，國家并非一直對家務勞動“視而不見”，國家一度曾試圖將家務勞動理論化以使其納入社會主義生產的體系，只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家務勞動話語被革命話語所代替。或許這些研究對象不同、結論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研究正是“地方性社會主義”的表現，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復雜、豐富的表征，但對于之前的有關中國共產黨對于家庭的態度問題，顯然這些研究都無法提供一個確切的答案。或許，與其討論共產黨是否打算消滅家庭，不如看其有關家庭的改革方案是否實際上削弱了家庭的父權制基礎。
賀蕭花了大量的篇幅記錄“大躍進”期間人民公社的“五化”實踐：食堂化，縫紉化，產院化，托兒化，磨面加工化。主流的敘事往往將“五化”描述成國家為了解放婦女勞動力而不是婦女本身的策略，賀蕭似乎也沒有擺脫這種窠臼，將對于“五化”的記錄和討論放在了題為“勞動者”的章節。然而，倘若我們將關注點放在改革方案本身，則會發現其對于家庭生產的顛覆性力量。從食物的加工、準備到孩子的養育，婦女在私人領域的生產和情感活動基本上都被囊括其中，難怪有學者將“五化”稱作“一項了不起的解放婦女的試驗”。遺憾的是，“大躍進”以失敗告終，而關于失敗的回憶往往是苦澀的，在曾經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從家務勞動中抽身出來的婦女們的記憶里，除了“可憐的”鮮有其他，雖然我們仍然能感受到盤桓在那個宏大的解放目標前面的同樣巨大的困難：物資的奇缺，管理經驗的不足，專業人員的缺乏。
重訪社會主義
賀蕭在書里努力講述了一個關于中國、關于社會主義的“足夠好”的故事，它超越了以往大多數關于集體化婦女研究簡單化、臉譜化的敘述，展示了婦女的生命軌跡與農村社會主義的相互關系。然而我們需要看到的是，一個“足夠好”的故事取決于很多的因素，包括講述故事的歷史節點。正如同在討論“美德”的問題時，作者疑惑“如果訪談是在1955年(或1975年、1930年)”，婦女們回憶是否會有不同，什么時候談論集體化對于婦女理解“集體化”、“社會主義”可能也是至關重要的。賀蕭對婦女們的訪談始于1996年，止于2006年，這時候的中國農村(尤其是中西部)一派凋敝景象：經濟增長緩慢，農民負擔嚴重，鄉土道德文化淪喪，外出打工逐漸成為潮流。如此社會經濟形態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如何形塑了婦女的記憶?
《記憶的性別》英文版書封及本書作者賀蕭 圖片來源：usc.edu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至少我們從書里看到，盡管婦女關于集體化時期的回憶大多是不滿意的，她們的種種抱怨并非總是針對集體制度本身。賀蕭的研究沒有或無法處理的是，如何辯證地描述和理解中國的集體化歷史。比如，同工同酬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可能隨著工分制的不斷完善獲得更好地落實。事實上，近年來的一些文獻已經顯示，到了1970年代，按件計工分在不少農村已經是一種普遍的做法，而在少數堅持到今天的集體經濟村莊則成功地實現了“按勞分配”原則。
《記憶的性別》是一本這個時代需要閱讀的書籍。近些年發生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不僅對“歷史的終結”提出質疑，同時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以反抗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個意義上，重新整理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教訓，揭示其內在矛盾以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無疑可以幫助我們展開對一個后資本主義世界的想象。重訪社會主義不僅讓我們明白歷史如何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它還會指引我們未來行進的方向。
注釋：
本書未刪節中文版可在賀蕭網站上全文閱讀：
https://gailhershatter.sites.ucsc.edu/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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