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最近，南街村因為工人維權鬧得沸沸揚揚，某些左派也對它大事攻擊，我覺得有必要將前年寫的一個訪后感原封不動地在這里發一下。當然，我在這個隨筆中對它對工人權益的侵犯是估計不足的，但我還是認為它在這方面并沒有超出社會平均水平，只是貫徹了外圓的原則。我支持工人維權，但不贊成脫離社會大環境而針對個別企業。一些人因為理想幻滅攻擊南街村，卻沒有反思自己的理想是否脫離現實太遠。南街村的優越性在于組織起來、克服了單個農民在市場中難以生存的局限性。至于民主管理，好像體現得不是很明顯。對外，就是集體資本主義，外圓內方，這是外圓的內容之一。南街村畢竟是一個經濟組織，它很難在理想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太遠。
南街村訪后感
從7月17日晚入住南街村賓館，到7月19日中午離開，我們一行在南街村參觀訪問將近兩天。主要有以下收獲和感想：
首先，初步澄清了一些誤解和歪曲。(1)有些人說，南街村本來計劃修建一道長城，將本村與外村隔離開來，只是因為缺錢，才被迫停下來。接待辦的段主任告訴我們，長城是作為一個景點建設的，朝陽門是原來臨潁縣南關城樓。我們認為，這個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實在看不出南街村將自己與外界隔離開來的必要，它實行外圓內方的政策，不僅深深卷入市場經濟大潮之中，而且有1萬多名外來務工人員在本村工作，還有面向全縣招生的南街村高中。如果說建圍墻是出于治安的需要，那也是說不通的，因為現在圍墻沒有建起來，可是南街村村民住房以及職工宿舍并沒有裝上防盜網。相反，作為景點是說得通的，而且為什么把這個景點設在面向臨潁縣城的一面，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只要你到朝陽門那里望望長城內外，就會發現南街村的整潔有序與外面東街村的臟、亂、差簡直有天壤之別，這難道還不是一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展示南街村優越性的理想場所嗎?我們曾經登上朝陽門外的譙樓四下觀望，周圍的亂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順便說一句，這譙樓里面也供有一尊毛主席像。當然，還有一個疑問，就是長城這個景點為什么沒有開放，以后再去一定問個清楚。
(2)有些媒體說南街村在2004年已經股份化了，其中王宏斌本人持有9%的股份。實際情況是怎么回事呢?段主任告訴說，那是為了上市需要進行的包裝。2004年經濟形勢大好的時候，有證券公司上門，要給南街村包裝上市。村黨委認為，一上市，就不可避免地要服從資本的利益，堅決不干。2008年，南街村經濟形勢不好，特別是資金緊張，證券公司又找上門來。村黨委本著外圓內方的方針，準備將調料廠上市。證券公司認為以集體的名義上市不利于融資，所以才做了股份制包裝，實際上是屬于集體的。而且，上市最終沒有做成，因為手續比較繁瑣，村黨委嫌麻煩，就放棄了。我們認為這個解釋也是說得過去的。當然，有人會說，如果當時調料廠上市成功，會留下化公為私的法律隱患。但我們認為，只要王宏斌在，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
(3)有學者對南街村的財務情況與整個國民經濟的財務情況進行了對比，發現南街村的經濟效益明顯低于整個國民經濟，卻可以得到農業銀行源源不斷的貸款，南街村一度負債達16億元，因此他認為南街村的奇跡是政治支持的結果。還有媒體就南街村個別企業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大造輿論說，要不是政治支持，南街村早就破產了。實際情況是怎么回事呢?根據段主任以及另一位年輕干部的介紹，我們得知，南街村獲得銀行貸款始于1995年，當時朱镕基副總理在考察南街村之后說，南街村農副產品深加工搞得好。于是銀行貸款就來了，不僅提供貸款，而且希望南街村只給利息，不還本金。當時南街村效益好，其實是不需要貸款的，但是銀行找到一個可靠的客戶，巴不得多貸點，甚至為此托關系、走后門。因此，南街村敢于負債經營，不完全是王宏斌敢想敢做的結果。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南街村整體上從未達到資不抵債的程度。至于個別企業資不抵債而可以不宣布破產，那是南街村內部治理結構導致的：南街村所屬各個企業雖然名義上實行獨立核算，但實際上是只負責生產，不負責經營，個別企業即使資不抵債，也有村集團總公司兜著，除非它認為沒有維持的必要了。南街村的債務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據說一部分貸款是被沖銷掉了。這是怎么一回事呢?2008年以來，銀行緊縮銀根，對南街村也變了臉，不僅不再想法設法給貸款，而且連本金都要收走。南街村認為不合理，說：過去你們想方設法塞貸款，所以我們才鋪這么大的攤子?，F在你們又要把資金抽走，這不是坑人嗎?況且我們又不是給不起利息，為什么不讓我們慢慢償還?于是，雙方僵持不下，這就是欠款不還的由來。在此期間，南街村資金極度緊缺。流動資金不敢以集體名義存入銀行，害怕被收走沖賬，只得以干部個人名義分頭存入。后來，作為妥協，南街村償還了部分本金，支付了利息，而銀行也放棄了部分本金。目前了解的事實大致如此?？梢?，南街村的債務問題雖然不無政治因素，但決不僅僅是政府支持南街村的結果。況且，小崗村得到的政治支持還少嗎?為什么稀泥巴扶不上墻呢?至于南街村經濟效益低(2014年總資產20億，利稅1.5億)，這個還需要研究，以農副產業加工為主顯然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另外，據南街村的干部說，南街村從2013年起不再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堅持做好人、做好事、做好產品，這與經濟效益較低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訪談的過程中，還形成和強化了幾點關于南街村的認識，主要是：
(1)南街村并非完全的集體所有制。首先，南街村一度有四個合資企業，包括與外商的合資?，F在有一個合資企業的日資退出了。
其次，南街村的集體經濟顯然具有集體資本主義性質。盡管某些一貫宣揚不問姓資姓社的人提到這個事實時總帶有酸不溜秋的怪味，但南街村的集體資本主義成分是無可爭辯的：在南街村集體經濟就業的本村村民只有1000多人，而外來務工人員高達1萬多人;這1萬多外來務工人員的工資是按市場價格決定的，而且原則上不得享受本村村民的福利。但也必須指出的是，南街村的這種資本主義是溫情脈脈的：它給所有的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免費的吃住，包括宿舍的水電費也都是全免的(當然，來自臨近村莊的務工人員一般不愿意在這里住);它授予工作滿10年以上、獲得先進工作者的外來務工人員榮譽村民稱號(工程技術人員不受工作年限限制)，榮譽村民享受村民福利待遇，聽起來條件苛刻，但迄今為止已有2000多名外來務工人員獲得榮譽村民稱號。如果再考慮南街村利潤率較低，這種集體資本主義的色彩就更淡了。
第三，南街村村民內部實行以福利為主、工資為輔的分配制度(工資福利三七開)，福利制度帶有按需分配色彩、平均色彩(比如兩代人住75平米的房間、三代人住92平米房間)，高層干部和在本村入黨的黨員都領取250元的月工資，帶有某種共產主義色彩或平均主義色彩，與集體經濟的按勞分配有明顯不同。
(2)南街村模式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很可能在王宏斌之后發生演變，甚至向股份制蛻變。南街村模式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是“250群體”，包括主要干部、本村黨員，大約500人，他們在經濟發展中、在全村治理中的作用大，權力也大，但工資明顯低于村民職工(月工資3000左右)，屬于明顯的利益受損群體。當然，村委會對他們也有一定的補償，對外交往費用包括一部分私人性質的交往費用都由集體報銷(比如有的干部去外地探親，村委不僅報銷路費，而且發一份產品作為禮物)，但這畢竟只是補償，而不是對其勞動成果的適當報酬。因此，為了維持這種分配制度，必須大講“政治掛帥”，大講毛澤東思想、為人民服務。應該說，大多數干部都達不到王宏斌的境界，所以這種分配制度的維持最終要靠王宏斌的個人權威。一旦這種權威不在，這種分配制度也很難維持下去，“250群體”必然要求調整收入分配。如果在不觸動各種隱性補貼的情況下把他們的工資增加到3000元(這里且不考慮經濟發展和職工收入增長)，則每月將增發工資150萬元，每年增發1800萬元。但更可能的是比這個標準翻一番(不要求補償過去的物質損失已經不錯了)，屆時對經濟必將產生很大的沖擊。如不能滿足這種要求，則干部有可能要求流動就業，以及對存量資產進行股份化改制。必須指出的是，就是在目前，南街村的“政治掛帥”也已經在退潮，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畫面是：廣場上“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的標語中“光芒”兩個字不通電了，晚上看不見，也沒有得到及時修理，被我們這些外來參觀者目擊了。還有，傳說中的民兵24小時為毛澤東塑像站崗的現象也沒有看見，一問才知道南街村現在根本就沒有民兵，費用太高，負擔不起。另外，原南街村二把手、村委會主任王金忠貪污巨款、養情婦的丑聞，也說明南街村現有制度的脆弱。(順便指出，有干部認為，二把手的丑聞在一定意義上是王宏斌造成的：二把手貢獻很大，但榮譽卻被歸于班長一人，所以心理失衡，于是在物質方面尋求補償?？梢姡鹾瓯箅m然也是250一族，但他只是物質利益受損者，不算真正的利益受損者)
除了“250群體”以外，有些村民也有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南街村雖然在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村容村貌等方面做出了遠遠超出農村水平的成就，但它到底只是一個城鎮化的農村。受大中城市明顯高出一截的經濟文化誘惑，許多青年學生用腳投票，選擇了離開。到一定年齡之后，部分父母可能因為要投奔子女而提出股份化的要求。就是在目前，也有部分村民嫌工資低，要求出去謀職業，現在村里已經對此有所變通，規定：一戶只要有一個勞動力在村里上班，住房等家庭福利就可以享受。如果在王宏斌之后發生來自上層的股份化革命，村民中肯定會有部分人起來響應的。更為重要的是，據我們目前的觀察，南街村村民在本村事務中總體上屬于消極服從角色，王宏斌的政治掛帥主要是在對干部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兩參一改三結合總體上是在走形式，大多數村民沒有也很難被組織起來參與管理。到上層鬧股份化的時候，大部分村民雖然沒有外出就業的想法，但未必會有反對股份化的自覺，反而有可能因為短期利益而選擇盲從。
簡而言之，南街村模式的不穩定性，在于它利用政治掛帥和個人魅力扭曲價值規律，實行腦體倒掛的分配制度，利用福利制度約束村民的流動，以及用以福利為主的分配制度限制村民的消費選擇，因此它在王宏斌之后一定會發生演變的。至于是否會股份化，如果屆時合理地調整收入分配，并對村民的流動給予適量的補償，這種前景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3)不管未來發生什么變化，南街村模式的歷史意義都是不可磨滅的。如果南街村未來發生“250群體”一定幅度的漲工資現象，以及提高工資在分配中的比重，我們認為這屬于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正常調整，不會對南街村的經濟產生破壞性的影響;如果能夠在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還有可能進一步做大做強。但是，股份化將開啟追求眼前利益的潘多拉魔盒，驅使人們把注意力轉向變現或資本運作，生產和長遠利益將被輕視。在這種情況下，南街村經濟(不僅僅是集體經濟)走向解體，也不是沒有可能。考慮到南街村的產業結構低下、利潤微薄，這種風險就更大了。
即使發生這種最糟糕的事情，也無法掩蓋南街村模式曾經的輝煌。而南街村之所以能夠創造這種輝煌，最基本的一點是因為它走了集體經濟的康莊大道，避免了單個農民和單個農民工在市場中苦苦掙扎、被零割細剮的局面，單就是這一點，它就遠遠地勝過小崗村的羊腸小道;而以王宏斌為首的南街村干部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提倡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目光遠大，立足長遠，并且善于抓住機遇(抓住鄉鎮企業發展的機遇，抓住農業銀行送貸款的機遇)，適時做大做強，可謂快馬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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