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經營體制變遷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節選自王曙光著《中國農村》一書)

　　21世紀初，“新農村建設”的口號再一次被提出來。“新農村建設”確實是一個好口號。類似的口號在20世紀30年代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提出過，然而占據鄉村權威治理空間的鄉村士紳體系、占據鄉村行政管理空間的保甲制度、傳統的宗族力量和殘缺的農民土地所有權制度、政府包辦式農民合作運動等，都不足以支撐國民政府的新農村建設的看似宏大的構想。

　　這個口號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也被雄心勃勃的新政權提出來了。土地制度徹底改變，農民獲得了土地的所有權;鄉村治理空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新的政治代表人充當了村莊的權威，原有的士紳體系和宗族力量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鄉村行政管理制度逐步轉變為以政治控制為核心的體系，這種政治控制使原有的松散式的農村行政管理逐漸轉變為集中式的農村行政管理;與此相適應的，是政府對農村合作制度的充滿理想的大力推動與基本務實的工作理念。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段時間，新農村建設取得了若干奇跡般的成果，農業生產的秩序和效率都提升了，農業要素的整合(包括勞動力、土地、生產工具以及信貸資金等)大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力，使糧食產量得以維持新中國成立之后百廢待興、工業建設高潮逐步到來、新政權行政體系不斷膨脹的局面。

　　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新政權所實施的農村政策由于深受當時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逐步變得僵硬和單一化。在這種僵硬單一的農村政策體系下，產生了對農民所有生產要素自由支配權的全面的干預與控制，而合作化在極短時間之內的迅速升級，剝奪了農民自由選擇生產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權利。對農業剩余的大規模強制性剝奪以及農民在人民公社中退出權的缺失使農民對合作社制度和農村權威體系失去了信任，從而孕育著內部變革的可能性。以安徽鳳陽小崗村為代表的草根力量，終于在一瞬間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顛覆和否定的原有的大一統的土地制度、鄉村行政管理制度和治理體系，實行分田單干，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這一次對傳統農村土地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否定，獲得了務實的中央決策者的默許式的激勵，在一定程度上使各類農業生產要素的支配權重新回歸到農民手中。農民有了土地的支配權，有了自己勞動力的支配權，有了對自己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從而使農村經濟煥發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與生機，農業生產在短暫的幾年內就超越了歷史水平，糧食產量之高甚至使農村在80年代后期出現了賣糧難的局面。

　　然而，在這場“否定”之后30年，農村又面臨著新的挑戰，農村大規模凋敝、鄉村治理體系癱瘓、農業生產效率和市場適應性的低下，使原有的農村生產關系又孕育著新的變革和“否定之否定”。在21世紀初期，“新農村建設”這個誘人的口號第三次被提出。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人們突然發現，分田單干也許只能解決溫飽問題，但解決不了農民的致富問題。安徽鳳陽小崗村，盡管衣食無憂，結束了出去討飯的歷史，但是農民收入不高，生活水準低下，人均收入竟然落后于鳳陽縣的平均水平。當小崗村還在陷于“分”與“合”的爭論中不能自拔的時候，有一些村莊卻在悄悄地行動了。一些村莊采取的農村建設模式是一種全方位的合作模式，對單干體制進行了“否定之否定”，很多地方的合作社和集體經濟開始重新煥發生機。合作社幾乎將一切生產要素加以重新整合，農民通過生產要素的整合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使分散的小農經濟轉變為農業的集約化和規?；洜I。

　　分散的小農與現代化農業產業之間的矛盾，封閉的鄉土社會構造與現代社會運行體系之間的矛盾，是農村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現代農業已經產業化，農業生產的各個系統需要高度組織化的體系與之相匹配，分散的小農在信息獲取、簽訂契約、生產質量保證、市場開拓等環節難以適應農業產業化的需要。同時，封閉的鄉土社會在人際交往方式、基層組織方面的劣勢也非常明顯，已經很難適應現代社會交往機制的需要。鄉土社會以宗族、親緣凝結起來的交往網絡在現代的社會中已失去往日的優勢，而農村現在又難以形成新的組織架構來代替原有的宗族與親緣關系網絡。因此，從農村基層治理的角度看來，與現代產業化的農業生產制度的內在要求相適應，農村迫切需要有新的組織化載體，來應對現代農業產業化帶來的挑戰。

　　這就涉及到農民自組織能力的提升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體系已經基本處于渙散的狀態。聯產承包責任制被視為我國農村改革最偉大的制度成就，這個制度也確實釋放了農村的生產力，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推進奠定了基礎。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另一方面也使得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倒退到小農經濟時代。我國有漫長的小農經濟的歷史，在這個長達幾千年的過程中，造就了我國民眾濃厚的小農意識。而農村大包干之后，小農經濟又成為主導的經濟形態。當大包干所帶來的制度變遷的能量釋放殆盡之后，小農經濟內在的弊端就逐漸暴露出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農村改革近40年后，農村又面臨著一次新的變革，這次變革的核心是提高農民的自組織能力，重新塑造農民的組織載體，以與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相對接。

　　(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副院長，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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