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是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4周年，這是種業發展最關鍵的一年。《意見》明確指出：商業化育種必須退出科研院所，把種子企業建成科技創新的主體。農民日報邀請官員、專家、經理座談，占去了一個整版的篇幅。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都不愿意觸及中國種業發展的實質問題。我寫了幾篇博文，供網友評析。今天奉上第一文)
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4周年，稍后有關部門陸續發布許多派生文件，都是在維護和回避科研體制改革泛論種子企業的發展。4年過去了，農業科研體制改革依然遲滯，步履維艱;把商業化育種從農業科研院所分離出去，困難重重;鼓勵科研人員進入企業或兼職研究，難上加難!
一是，根深蒂固的“層級制度”。我國農業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長期實行的一整套體制，完全是從“蘇聯老大哥”那里照搬過來的。“蘇聯”已經解體20多年，俄羅斯可能也不搞這一套了，而中國經歷30多年的改革，農業科研院所依然沿襲行政體制的組建模式，農業科研人員參照“行政級別”，相對應地比對為部級、局級、處級、科級，享受著類同政府公務員的級別和相應的職稱、獎勵、福利等方面的待遇，稍有作為和有能力的，還有擢升研究員、教授，掛冠院士，以及榮任所長、院長或政府高官的機遇。趨利爭名是人的本性，在這種誘惑和環境中還有多少科研人員愿意去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為企業承受育種風險和生存壓力呢!
二是，重大科研項目向“官學兩棲”人員傾斜。農業科研實行“項目”管理制，基本上由行政一把手(院長、校長、所長等)掌控，按官位分配科研資源和獎勵已經是不成文的規定。官員利用權力維護既得利益，占科研人員不足10%的“官隊”控制了90%的科研經費。有位、有權、有錢最后還有名。查一查新近國家科技大獎的獲獎人，名列前茅的多是行政一把手。農業科研體制改革最大的難題就是“去行政化”，通俗地說就是去除“官本位”。但如果官員認為“革自己的命”比較困難，那就意味著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的。
三是，農業科研資源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農作物育種研究是由若干技術環節組成的系統產業鏈條，包括規范種質資源、改良育種材料等，而培育新品種是最接近市場的下游環節。現階段農作物育種管理有三個特點：即90%以上的種質資源和育種人員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90%以上的科研經費投入到育種研究;90%以上的農作物品種是由科研教學單位選育的。培育的品種或轉讓進入市場，或自辦種子經銷處、開發部、服務點，公共資源通過合法渠道“私有化”，大部分轉讓或經營收入進入“小金庫”成為職工福利、獎金。這種“雙軌科研體制”被認為是阻礙現代種子產業發展、抑制科技創新的主要障礙。
四是，農作物育種研究多渠道財政投入。在政府“管理主導型”模式下，存在部門分割、管理多頭、職能重復、雙重定位等問題。農業科研經費投入涉及到很多中央部委以及地方部門，如發改委、財政部、科技部、農業部、教育部等。戴頂“帽子”，掛塊牌子，各牽一條線，各管一大片。“線官”拽一拽，“首席”團團轉。這種疊椽架屋、錦上添花地重復設置，實質上是政府部門向基層延伸權力和利益的體現。項目與經費掛鉤，權力與利益鏈接，這就出現了“跑部”、報表、總結、開會、游覽，各盡其職，各獲其利。科研人員整天疲于琢磨官員的心思，花費大量精力、金錢、時間跑項目、爭經費，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時間不到1/3。
五是，農業科研成果私有化取向。表現在：?育種研究個體化。中國農作物育種隊伍數萬人，但少有形成規模化研究的科研共同體，基本上是有多少“育種家”就有多少研究組。科研院所的研究組大多是1人，多者2～3人或許是夫妻子女店。造成院所之間、育種人員之間相互封閉、研究重復，小作坊式育種、小群體之間選擇，期盼“突破性”小概率發生。‚研究材料私有化。科研人員擁有的親本材料和新培育組合，被視為私有財產和商業機密，彼此間很難做到資源共享或友好交流。親本材料的私有，造成資源浪費，重復低效，很難培育出具有創新性的高產優質品種。ƒ成果交易地下化。農業科研體制造就育、繁、推脫節，種子企業依靠從科研單位購買品種。今天一個國審品種售價從幾百萬到上千萬元，育種有功人員得不到應有的獎勵或紅利，這就促使研究人員將親本材料或新育組合與企業私下交易，通常都會有幾十萬至上百萬元的收入。
中國種業發展，科研體制改革是一個躲不開又必須邁過的“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不僅需要大刀闊斧的政治勇氣，還需要統籌兼顧的政治智慧。各級政府必須下定決心，改變觀念，簡政放權，要在符合經濟規律、市場規律的基礎上，使企業逐步成為真正的自主經營的產權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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