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原農村發展論壇”幾點看法
作為農民的兒子,我是應該去關注這個論壇的。農村將來的發展不僅關系到我父母的未來,更關系到我的未來。作為一個學文學的人,我有責任去關注民生,一個真正的文人是心系國家心系百姓的。
汪慶華的講話中提到,農村現代化的基礎是更新農民的觀念意識。我覺得這點是對的,農村的現代化改革是一次廣闊的持久的運動,如果農民的思想觀念與改革舉措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那么這次改革就會打很大的折扣,甚至會是實際上的失敗。但是如何改變農民的思想觀念,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去改變,這點是至關重要的。大家一直認為農民的觀念陳舊,農民思想頑固,我認為這點是不對的。農民不是不愿意接受新的觀念,是因為那些觀念不足以讓他們產生信賴,反而給他們一種危機感。農民是務實的,他們不會從什么戰略角度看問題,他們關注的是自己的生存問題。這點是無法改變的,否則農民就不是農民了。他們對新政策的不信賴甚至抵觸,是因為他們吃過這方面的虧,曾經被所謂的新政策害過。因此,改變農民的觀念不是強制輸入,而應該是通過充足的實際行動和適度的信息傳達,讓農民去主動認可接受這些改革思想;應該將農民思想的改變和改革措施結合起來,同步進行,不能一味地埋怨農民思想落后。
汪慶華還提到,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是國家政策驅動。國家政策很重要,農村現代化是什么樣的現代化,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現代化,用多長時間實現現代化,實現過程中又有怎樣的保障措施,這些都需要國家提出明確的規劃。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導,改革只能是一片混亂,問題百出。華中師范大學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說要將過去的問題導向轉變為戰略導向,應看到三農問題不是問題,考慮到農村現代化的長遠性和全局性。觀點是好的,但在實際操作中要真正實現三農問題不是問題,恐怕不是一句話兩句話的事。前面談到,農村現代化需要國家政策支持,應該站在一定的高度去看待,但也該高時高,該低時還得低。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龍翼飛從法制角度談土地權益,這是個非常重要也非常難辦的問題。農村發展方面的法律法規十分不健全,農民合法權益保護方面也十分薄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沒有健全的監督管理制度,農村改革怎能不讓人擔憂。社科院研究員黨/國英對農村土地問題的擔憂是十分必要的,聽他講農村問題十分欣慰。他看到了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的弊端,看到了農民潛在的危機。土地流轉會不會讓僅僅有一點土地的農民變得連這點土地都沒有,從而成為真正的赤農;盲目的拆遷會不會變成“農民搬家”,這些都是任何一個關注農民的人必須擔心的。
還有一點,也是大多數專家都看到的一點,農村現代化需要錢。錢從哪里來?是國家撥款,還是從農民身上搜刮?現在的農民不用再交糧食稅了,而且還能領到一點糧食補貼,孩子義務教育階段上學也不再交學費。但是農民卻慢慢發現自己相對越來越貧困,自己的地位相對也越來越低。他們感到,自己變成了隱性的被剝削者。農村現代化過程中,農民是否真的能得到實惠,還是拭目以待的。
聽這些專家們的報告,有一種感覺,他們似乎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理論工作者,一派是實踐工作者。經常下到農村考察的專家和經常與高層領導研究政策的專家是不一樣的,他們在某些問題上的認識甚至是大相徑庭。還是欣賞黨/國英和劉道遠這樣的人,不管怎樣他們實實在在地去關注農村農民了。還回到上面,真正讓農民接觸到的東西農民才會信任,真正為農村農民好的改革才會是成功的改革。如果像辛亥革命那樣只能讓農村換個招牌,那么還不如不換,畢竟招牌也是要花錢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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