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是21世紀影響世界進程和改變世界面貌的兩件大事之一。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城市不斷向外圍擴展，大量農村住房用地以及耕地被征用，很多農民失去了土地、離開了院落式的平房，搬到社區單元樓房中居住，出現了 “農民上樓”的現象。這種現象已遍及北京、山東、上海、重慶、云南、黑龍江等地，影響了上千萬農民和市民。
一、本文的研究意義和研究方法
“上樓”之后，農民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機遇與挑戰并存。農民脫離土地后，新的價值觀、社會文化等接踵而至，在失去土地經濟來源以及物質基礎的同時，心理和精神上也會產生極大的不適，很多農民面臨著“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難以融入城市、自我認知失調等困境。“農民上樓”所引發的各類問題不容忽視的，這關系到農民能否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更關乎社會秩序維持與建構，乃至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和發展。
目前學術界對與“農民上樓”以及失地農民等方面的研究浩如煙海，但大多圍繞征地、拆遷糾紛、補償款等問題展開。從住房改變入手，對農民上樓前后生活狀況變化進行的研究數量很少。筆者希望從農民上樓前后生活方式的變化入手，研究城市化的宏觀進程對農民生活的微觀情況造成的影響，其中包括對經濟收入和職業、社會互動方式、文化風俗、社會和角色認同等方面的影響。
筆者走訪了隸屬H市S區T屯的Y村，該村位于H市西北部郊區，占地面積約為24萬平方米，常住人口約700人，其中絕大部分為農業戶口，由Y村村委會管轄。該村總耕地面積約為4200余畝，人均耕地面積5~6畝，屬于H地區等級較高的耕地。上樓之前，該村的經濟主要來源于第一產業，每戶農民都有承包地或自留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同時有部分農民外出打工，主要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體力勞動，且主要在農閑時節進行。另外，部分農民擁有多間房屋，進行房屋租賃和小生意經營。
2005年該村土地被征用，將該村村民遷出，拆毀原村的土地和房屋，并由H市的BC集團在原地進行房地產開發，將該村變為一個商業住房社區，并將該社區中5棟8層多單元樓房作為回遷樓。2010年11月，Y村村民正式入住回遷樓。
Y村是比較典型的因城市建設用地擴張而導致“農民上樓”的例子。筆者的一位親屬是Y村的村民，通過他聯系村民進行訪談比較方便的，所以筆者選擇了Y村作為研究對象。
筆者采用滾雪球的方式，以一戶人家為起點，由這戶人家發展兩戶人家作為“下線”，再由這兩戶分別聯系新的家庭，以此類推，共選取14戶家庭，對不同年齡層的村民進行訪談，盡可能增強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學性。
二、“上樓”對農民經濟生活的影響
1、 生產方式和職業——流動的失業
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到，只有靠土地謀生的人才知道土地的重要性，對于鄉下人來說泥土是他們的“根”、是最重要的“神”。農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著生產方式與職業的根本變化。
Y村在拆遷之前一直以第一產業為主要經濟來源，村里的每戶人家不論家里是否有人外出務工，家里的承包地和自留地年年都會有人耕種。在筆者采訪的家庭中，平均每戶在征地之前的幾年中平均每年的土地收入有4萬至7萬元。失去了土地則意味著這一份比較穩定的土地收入來源的斷絕。40歲以上的中老年農民缺乏非農職業技能，征地之后，政府并沒有開戰職業安置管理和就業指導工作，部分“上樓”的農民便失去了穩定的職業。他們在城里可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低薪酬（1000元以下）、低技術含量的臨時工作。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說法，這種在現代社會中職業不穩定的情況可以算作“流動狀態的失業形式”。
“我……就會種地。我家有3坰地，要是全種稻子每年能收好幾萬。現在是啥也沒了，咱們也沒技術也沒頭腦，也不會搞經營，上城里也就能找找出力的活，人家還不定要不要。像我們村那些年輕的有手藝的還有點找頭”——Y村村民A
“上樓”對原來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的農民同樣有沖擊。一些農民在耕種土地的同時也從事著一些小本經營，比如開理發店、租房子給進城務農的農民工等，這種小本生意能行得通的原因之一便是其房屋租賃成本低廉。由于城鄉結合部房價和地價都比較低廉，一些農戶可以在城市邊緣租賃門市房做小生意，也可出租自家空閑的房屋。筆者訪問的四個家庭都從事這種小生意，他們通過這些小生意每年能得到近萬元的收益，而這份收益也隨著征地消失或減少了。
“原來我在XX大學旁邊開小賣店，每年也能掙個千八百的，現在雖然還能開，但是這邊土地扒了商品房一建起來，地價呼呼地漲，租門市房也比原來貴多了。”——Y村村民A
生產方式和職業受征地影響較小的一部分人是年齡在20到30多歲的人，這部分人在“上樓”之前就在城市周邊從事一些臨時性工作，如電工、粉刷工等，征地之后他們仍從事原行業，經濟來源并未消失，反而多了就業的機會。因為搬遷創造了大量需要裝修的客戶，建筑工地也需要一些青壯年工人從事體力勞動，為他們提供了暫時的就業崗位。
“對我倒沒啥太大影響，我一直也沒種過地，就搞裝修，有活就干沒活就找，現在正好大家都上樓需要裝修工”——Y村村民B
綜上，“上樓”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生產方式，由固定的農業生產變為以流動就業為主，具有不穩定的特點，而且以簡單的體力勞動、地報酬的臨時性工作為主。
2、 生活成本的激增
中國農民日常的貨幣消費較少，肉蛋來自自家圈養的家禽家畜，平時吃的蔬菜糧食來自于自己的園地。農民失去了耕地，也就失去了宅基地和自留地，失去了原來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你別看我們收入低，我們一年到頭啥大錢都不用花，我們原來菜是自己種的，雞鴨鵝豬是自己養的，水井是自己打的，連種子都是自己留的，上肥啥的都不用花錢，就是每年交那么點電費，也就20來塊錢，現在可倒好，睜開眼睛啥也不用干就花錢。”——Y村村民C
據筆者的訪談，農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可以大致量化。例如Y村村民A，他家“上樓”之后共花了3萬元裝修新房和購置家具，2010年上繳了一年的物業費3500元，取暖費按照房屋建筑面積每月每平方米28元收取，燃氣費按照煤氣表上一個字一元錢收取，每個月的水電費大概30多元，失去了庭院經濟每年約損失1.5萬（也就是要維持飲食質量不變的情況下至少需要多支出1.5萬）。此外原來的村辦學校被拆，所有兒童和青少年都要轉學到城里念書，雖然教育質量有所改善，但學雜費、生活費都增加了很多。還有尚未計入的隱形成本的增長。而他們的收入則縮水了許多，純農業收入全部失去，對于那些沒有經營性收入的農民來說，做臨時工的工作每月平均能賺700元左右，一年的工資可能無法彌補新增的生活開銷。
很多村民在“上樓”之后他們非常儉省，還想有所積蓄，但很難做到。
“我就不想坐吃山空，補償款就那些錢，架不住天天花，以后有個病有個災的咋整？現在能動就得賺錢就得省錢，不能動老本。”——Y村村民C
綜上，“上樓”使農民生活成本增加。同時，農民并沒有找到能夠彌補新的開支的新的經濟來源。
3、 社會保障的懸空
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使農業與非農業戶口所能享受到的社會保障差距甚大。征地后，部分農民變為城市戶口，而另一部分村民因希望以后還能分到土地而保留農村戶口。
不論是戶籍是否改變，他們都面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社會保障的懸空。已經轉為城市戶口的村民，既不再擁有新農合的社會保障，也未獲得新的城市社保。
“現在我們是啥都沒用，征地也沒給社會保障方面的優惠，原來好像每年給大隊交幾十塊錢就能參加新農合吧……現在也沒新的啊，到現在還沒人聯系我們，我們也不知道上哪交去”——Y村村民D
“前一段時間好像是有社保局的人來問過保險的事，說是先交一筆錢，然后以后每月給開工資吧，但是我家沒交，這不就等于把自己的錢放他們那然后他們給定期發放么？那我要是活不了那么長時間豈不是都白交了么？”——Y村村民E
“我自愿交的社會保險，每年交一部分，2009年交了2萬多元，承諾2010年給8000元，但一分都沒給，今年又變成了每月給500，我真后悔交過這個錢，活到哪天還不一定呢，好幾年也收不回來，都不知道給誰做貢獻了。”——Y村村民G
對于拒絕轉換城市戶口的農民來說，由于銜接工作不到位導致的個人社保資金繳納斷檔是主要問題。在“上樓”的過程中，由于村委會的地址和工作人員也處于變動中，村民不知道去哪里繳納社保基金。
從以上情況中可見，城市社保局的行政工作漏洞不可忽視，政府還需要幫助農民建立對于城市社會保障重要性的認識。
4、 補償款的濫用
有些“上樓”的農民一夜暴富。筆者走訪的T屯中就有一部分這樣的農民，被媒體稱為“貂車屯”，他們攀比炫富，購買貂皮和汽車，這補償因此快花光了。
“得瑟唄，其實手里都沒幾個錢兒，沒有誰的補償款超過百萬的，我就不相信他能養的起車，都是敗家子兒，我們的錢都存銀行里不敢動，那可是老本啊。”——Y村村民F
筆者了解到，農民的補償款并沒有媒體上報道的那么多。Y村村民A說，他家有磚瓦房六間，約300米宅基地，2700平房米的院子，除一套80多米的商品房外，共到手30多萬補償款。但新房只能辦理成為集體房產證，以后不能自由買賣和轉讓。據他介紹，村里大多數人的補償款大多近似這個數量級。
手中突然涌現的大量現金讓一些農民迷失了自己，以為自己是富翁不應該工作，尤其不應該從事那種又臟又累、工資低廉的體力勞動。很多農民整日泡在附近的麻將館賭錢。筆者第一次去該村調查是在2011年的正月十五，很多新樓的一樓還沒裝修就已經擺好了麻將桌，農民邊抽煙邊打麻將，一片烏煙瘴氣。
“有的小年輕就是敗家，成日介打麻將，一打就打大的，一輸輸好幾百。”——Y村村民G
面對大筆現金的突然涌入，大部分農民不善理財。筆者訪問的家庭多數將補償款存在銀行，只有一戶人家用補償款在城郊買了一幢很小的門市房做小生意，他們不敢夠買銀行的理財產品，也不敢投資股票市場。
“我們農民哪懂什么經營和做買賣啊？說是炒股票賺錢，那要是賠了后半輩子咋整？這點補償款不敢動，說啥也不敢動。”——Y村村民G
二、 “上樓”對農民社會互動的影響
農民“上樓”后面臨社會關系網絡的裂變和重構。
1、 面對面互動的壓縮和村莊社會地位象征的瓦解
費孝通先生指出，中國鄉土社會中血緣和地緣是社會網絡中的重要關系。閻云翔先生認為，鄉土社會以其成員間緊密的社會互動區別于城市社區。農村住房的特點能夠支持這種緊密社會互動，如北方農村的火炕，白天用做客廳，鄰里親戚間串門不需要通報，直接進門坐在炕上聊天、吃瓜子；有時廚房也是向外人敞開的，鄰居家可以來搭火一起做飯。這種居住空間的非私密性拉近了鄉土社會中人與人的距離。
受訪村民都覺得“上樓”之后與鄰里和親戚間的走動少了，普遍認為空間距離的拉長不利互動，互動的場域也減少了。開發商為了多蓋商品房，極大地壓縮了回遷樓區的社區面積，基本上是樓房緊挨樓房。此外，在農民家庭內部的會客空間也出現功能性分化，臥室完全供主人休息，而客廳則是會客的場所。“上樓”之后的村民一般串門時就在客廳里喝茶看電視，因為樓房的房間比較清潔，村民一般不好意思在對方家里吃瓜子花生等需要剝皮的東西，這就減少了村民做客的時間。
“以前夏天就坐村頭大樹底下，晚上吃完飯沒事就坐那嘮嗑。現在上人家去還是覺得有點拘束，上樓下樓的也麻煩，反正就是沒有平房時候，抬腿就進去感覺那么舒服。現在我孫子也不敢讓他隨便跑，怕丟了，原來在村里邊誰都認識，不像現在小區里啥人都有。”——Y村村民D
“現在我不怎么去別人家了，去了還得脫鞋，脫鞋太麻煩，不脫鞋還顯得不尊重人似的，所以我有空就愿意在樓底下轉悠轉悠，碰上誰一起嘮嘮嗑就完了，不費那事，整得人家埋埋汰汰的。以前鄰居都疏遠了，有的不在這小區住的都不聯系了，還有一家欠我錢的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Y村村民H
這樣，在農民脫離了土地的束縛閑暇時間增多的情況下，社會互動的頻率仍大幅降低。村民對交往頻率下降感到不安，覺得相互間關系變得疏遠了，見面寒暄多了，知心話少了。
在村莊的社會關系中，個體或家庭親友的多少、關系的遠近、親友的社會地位都是象征個體或家庭社會地位的重要標志。原來村里某個體或家庭發生了什么事情，不出半天全村都知道，而現在連近親都需要分別打電話通知，村莊社會關系的象征意義便土崩瓦解了，一些傳統的風俗和禮節也失去了原來的含義。
“同村的人家里的紅白喜事全村都知道，現在是看了單元門口掛了紙錢都不知道是誰家里出了白事兒。原來辦婚禮辦喪禮都在自己家里辦，家里有大院，一次儀式可能要辦好多天，但是現在沒那個條件了。前幾天一個老人去世，在殯儀館辦的，也能容納很多人，但是好像跟原來的感覺不一樣了，大家參加完就散了，主人也不辦宴席了，基本上是來了給了錢就走，再沒有給老人守靈的人了，傳統都廢了。”——Y村村民K
2、 社會資本的重要性
社會資本對于職業選擇的重要性在“上樓”后的農民身上體現得較明顯。“上樓”之前的社會資源決定個體或家庭在村莊中的地位，“上樓”之后，社會資源則能決定個體是否盡快適應城市環境。
“上樓”之后的農民普遍缺乏了解就業信息的渠道。那些在“上樓”之前已從事非農職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他們的介紹人，那些有親戚朋友在城里居住的村民也多有更多的信息渠道。
3、 征地糾紛引起的社會分化——群體過程的崩潰
w談中筆者發現，在面對政府征地和開發商拆遷的外在強力時，Y村的部分村民形成了一個內聚的社會群體，都對補償款的數量和對沒有房產證的房子沒有補貼的政策非常不滿，希望通過拖延搬遷來增加與政府和開發商協商的籌碼。但是由于L家族可能通過L村長的關系得到了更多的利益，沒有配合村民們的行動，該家族約占全村人數的三分之一，村民的群體團結被打破，群體過程瓦解，村民失去了談判的籌碼，只能陸續地搬離土地，而沒有獲得滿意的補償款。
三、 農民“上樓”后的自我認知和角色認同
農民“上樓”意味著社會角色的轉換。社會角色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與人們在社會關系體系中所處的地位相一致、社會所期望的一套行為模式。自我認知則是個體對自我的理解和看法。 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社會從基層看去是鄉土性的。“上樓”后的農民脫離了鄉土，角色的一致性和連貫性被打破，與之相對應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階層意識和生活預期都會發生強烈變化。
筆者從以下三個方面討論農民“上樓”后的自我認知和角色認同的變化：“上樓”后認為自己是不是城里人；“上樓”后如何適應新的社會角色；“上樓”后農民的社會位置和社會參照系。
筆者在農民“上樓”后一年左右對該村村民進行了回訪，并與之前的研究結果進行了比照。不同年齡層次的村民的自我認知有顯著差別。
1、青年人正在成為市民
幾位年輕村民認為自己已是城里人，也愿意將戶口變為城鎮戶口。這些人多數是初中畢業便進城打工，對城市生活的便利、衛生、物質條件等非常喜愛和適應。他們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渴望融入城市的生活。同時，他們也看到整體社會環境中，城市人的社會地位、福利水平等都高于農村人。缺乏與土地的聯系，全方位接觸城市文化，以及社會價值觀的引導使得青年人期望改變身份，斷絕鄉土根基，主動融入城市生活：
“我在市里打工的時候住的集體宿舍，條件也比家里要好得多，干凈。買東西啥的都方便，就是貴點。市里教育質量好，總不能讓孩子也一輩子當農民吧，市里的孩子跟咱們村里的孩子差別太大了，人家孩子多才多藝，能上好大學，我小時候連大學是啥都不知道。”——Y村民J
“上樓”一年后的回訪結果顯示，青年村民積極在市里尋找工作，消費觀念、人際交往等方面都有明顯變化。
青年村民不再滿足于過去的臨時性、非正式工作，而是尋求較為穩定的工作。過去青年村民多數在建筑工地打工，在城鄉結合部從事短期的工作。而“上樓”之后則不同，青年村民需找工作不光通過熟人介紹，也從求職中介、街頭廣告等方式獲取信息，一些個體經營、商城、家政公司等也進入了村民的職業選擇范圍。就業地點也不再局限于城鄉結合部附近，而是走向市中心。 職業的正規化是青年村民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攏的一個重要方向：
“在建筑工地的時候，總覺得自己是農民工，而且那個工作也不穩定，一個工程完了也不知道下一個什么時候才有。現在選擇的途徑也多了，也知道還有其他不少工作都能做的。”——Y村村民J
同時，青年村民對于周邊鄰里的概念超越了村落共同體的范圍，向城市社區的觀念轉化。城市單元社區的私密性更強，人與人之間的區隔更強，近鄰也可能是陌生人。青年村民最初對此也頗為不適，但漸漸習以為常。隨著在城市生活時間變長，青年村民的社會支持網絡和交往范圍呈幾何級數增長，不再局限于村內的村民，而是擴大到工作場所以及其他生活軌跡所達之處。
青年村民對于老一輩保持的很多鄉土生活方式并不認同。文化慣性導致中老年村民不可能像青年村民一樣迅速轉變。青年村民變得更干凈更衛生，追求城市的新潮文化和打扮，不再崇尚簡樸的生活，這種越來越大的差異引起了一些家庭矛盾。
綜上，青年人渴求融入城市，自我認知正向新的角色靠攏。
2、 中老年人心理調試困難
中年和老年村民只對城市身份表示被迫的認同感。雖然在制度上他們已與城市人無異，然而在心理上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是城里人，制度性角色與自我角色認同產生了巨大的斷裂，造成了“上樓”農民的角色緊張和自我認知失調。在“上樓”后的一年中，情況沒有實質性改變。
中老年村民對城市人和農村人差異最直觀的反應便是“種地”與“不種地”的職業分別。失地之后他們不能從事農業生產，卻找不到與城市人同性質的職業，只能從事那些城里人不愿從事的低等級的勞動。因此，很多中老年村民非常不愿意轉為城鎮戶口，因為農村戶口還有分到田地的可能性。
“我們農村人就會插秧、會施肥，我們生下來就學這個就干這個，你看我這手又粗又大又有勁，不像你小學生的手。我們沒有城市人那些個經營的頭腦，那些個行政的頭腦，要能找著像城里人坐辦公室那樣的活敢情好，那不是找不著那樣工作么？咱農村人還是最會種地。以后有地了還得回去種地，我也不愿意上市里打工去。”——Y村村民B
此外，中老年農民一般不愿意也沒有能力接受新的事物。城市的高消費水平、食品安全問題、交通問題等等都成為了困擾他們的重要因素。部分受訪中老年村民在很少獨自外出，也很少去遠的地方，因為“出門就得花錢”，迷宮一樣的城市也讓他們無所適從。
同時，鄰里關系的疏遠對中老年村民的影響較大。他們并不像青壯年村民那樣能夠發展更廣闊的社會支持網絡，交往范圍因“上樓”的而縮小。農閑時的串門話家常、田壟上的熱情招呼、村頭的小型集會都隨著單元社區的到來而消失。村民群體內部的互動不似原來那樣親密和頻繁，而與城市居民群體間的互動可謂是冷淡的甚至是缺失的。
最后，中老年村民非常重視自己的養老，他們認識到自己與城里人在社會權利上是不同的。在有土地的時候，只要能干活就不愁吃喝，但是現在坐吃山空的狀態讓他們看到城市的社會保障的重要性。 “上樓”之后，中老年村民的眼界更加開闊，見識得更多，期望也更高，產生了一定的相對剝奪感，也導致他們“上樓”后幸福感的下降和認知失調：
“要說我覺得自己是城里人，我怎么說也沒享著城里人那份福，而且還是農村戶口；要說我是農村人，我又住樓房又不種地，我也不知道算什么。”——Y村村民G
四、 結論
1、研究的基本結論
筆者根據對Y村14戶村民的進行了深度訪談，從生活方式變化的角度對“農民上樓”的社會后效得出以下結論：
在經濟生活方面，“上樓”對中老年勞動力來說意味著勞動壽命的縮短和流動性失業，而對青壯年勞動力來說影響甚微，還提供了暫時性的就業安置崗位；在失去固定經濟來源的同時，農民還面臨著過去低成本生活的終結，以及暫時性或永久性社會保障辦理的滯后，不得不承受社會保障懸空的隱患；部分農民在突然得到巨額現金時迷失了方向，陷入了補償款濫用的漩渦。
在社會互動方面，“上樓”意味著社會關系網絡的裂變和重構，與過去的社會互動方式逐漸分裂，并重構新的社會互動方式。農民與親友面對面的互動方式逐漸減少，相互間的社會聯系冷漠化、稀薄化，農村社會地位的象征符號也在這個過程中崩潰，一些傳統習俗也漸漸淡化；社會資本在轉變過程中發揮了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在更開放的市民社會，社會資本影響了農民適應城市生活的速度；征地過程中的矛盾瓦解了村落共同體的團結，終結了群體過程在維護村民權利中的作用，造成了村民間的分化。
在身份認同方面，由于職業區別、思維差異、能力素質分野以及享受社會權利的權力不平等導致了農民角色轉換過程中的角色緊張、自我認知失調、相對剝奪感以及社會認同的模糊化。
2、文章的不足及研究展望
第一，由于時間和精力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小樣本調查的基礎之上，僅14戶人家的調查資料不夠完備，說服力稍顯欠缺。另外，筆者對相關理論的駕馭能力有限，使得文章整體理論深度不足。
第二，本文僅探討了生活方式的三個側面，并未將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完全覆蓋，而本文所包含的幾個方面的研究也是較淺而不全面的，每一個方面都可以再繼續深入調查并完善研究。
第三，本文主要是靜態的研究，考察某一時點的狀態，雖然后期進行了回訪，但是時間跨度較短，不足以看清動態的變化。
最后，本文以描述性研究為主，解釋性研究為輔，對于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的分析力度不夠，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和邏輯有待深入發掘。
烏有之鄉 WYZXW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