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論熟人社會的競選

論熟人社會的競選

——以廣東L鎮調查為例

內容提要：村莊競選的激烈程度與村莊經濟資源和村莊社會結構有極為密切的關系。本文以廣東L鎮村莊選舉調研為基礎，討論了競選得以發生的前提，競選的機制，和競選對村莊熟人社會的影響。本文重點分析了占有較多經濟資源但是農民原子化程度高的村莊的競選機制及其后果。

關鍵詞：熟人社會  選舉  鄉村治理  派性

一、問題意識

2010年底到廣東番禺L鎮調研，發現村委會選舉中的賄選現象十分普遍。后到廣州社科院交流，從長期在廣州調研的吳重慶研究員那里獲知，廣州賄選一直十分嚴重，他們正起草《防止村委會選舉賄選辦法》送相關部門，以助決策。離我們本次調查L鎮不遠處，正是曾因罷免村委會主任而引起軒然大波的太石村。

競選、賄選、沖突、及沖突的解決，構成了當前一些具有資源村莊的常見景象。而在農村資源較少的村莊，村莊選舉中卻少有競選，更無賄選，因選舉而發生沖突的情況非常少見。道理很簡單，村莊沒有資源，村干部唯一的好處是每年幾千元報酬，這幾千元報酬的含金量有限，激不起村莊精英的競選激情，也激不起村民的參與熱情。

以上是從村莊資源占有情況來區分村莊選舉競爭性的差異。除村莊資源以外，村莊選舉競爭性的差異還與村莊社會結構有關。依我們的研究，中國農村可以劃分為三大地域，即北方農村、南方農村和中部農村，北方農村以華北為主，也以華北為典型，其重要特點是村莊內部結構的“分裂”，所謂“分裂”，即村莊內往往有眾多相互競爭的小親族，不同小親族，內部相對團結，一致對外，外部則相互競爭，村莊由若干相互競爭的小親族“碎片”組成；南方農村以江西、福建、廣東的宗族村莊為典型，其重要特點是村莊內部的團結，即村莊即使內部有分裂，對外也是團結一致的，村莊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行動者來行動；中部農村以兩湖平原為典型，這些地區建村歷史往往不長，雜姓聚居，村莊結構與地方文化規范之間缺少相互強化所結成的牢固聯系。其重要特點是村莊內部結構是分散的，即我們所說的原子化程度很高。[1]

因為村莊內部結構的差異，村莊選舉也會有相當不同的表現：在團結的南方宗族農村，選舉往往是村莊內部協商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競選是無用且無效的，村莊內既有的結構力量決定了最后的選舉結果。在分裂的北方農村，競選往往表現為不同小親族之間的合縱連橫，村莊內部力量的分化組合狀況決定了村莊選舉的結果。在分散的原子化的中部地區，村委會選舉中，并無一特出的組織起來的力量，也無若干強有力的勢力集團，而是一群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村民借很細微的聯系來組織，這個時候，面向每個村民的競選就十分重要，選舉結果往往取決于參與競選者個人的動員能力。

簡單歸納不同地區農村選舉中的以上討論如下表：
  
村莊結構 
行動者 
競爭激烈程度 
競選策略 
典型地區

南方農村 
團結 
個別 
低 
協商一致 
江西、福建、廣東

中部農村 
分散 
眾多 
中、高 
廣泛動員 
兩湖地區

北方農村 
分裂 
若干 
中、高 
合縱連橫 
華北農村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依據村莊資源占有狀況和村莊內部結構來對村莊選舉進行分析，村莊資源狀況與村莊內部結構又可以進一步簡化為中國區域差異，這個區域差異中，村莊經濟狀況主要表現為東中西部的差異，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農村，因為經濟發展帶來土地增值和工商業機會，而使村莊掌握有較多資源；相對來講，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不夠發達，土地主要用于種植大宗農作物，工商業機會也少，村莊資源甚少。經濟發展的“東中西”部差異，可以簡稱“東西差異”。村莊內部結構則可以簡化為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北方農村的差異，簡稱“南北差異”。

當然，中國地域范圍極其廣大，任何簡單化的討論都可能落入陷阱。比如，除“東西”差異外，村莊資源還可能與村集體的資源狀況有關，比如煤炭等礦藏資源、林木資源、水利資源等，都可能使中西部村莊掌握有大量的資源。再如，從“南北差異”看，南方農村往往是宗族村莊，村莊內部比較團結，但在珠三角的沙田區，因為建村歷史很短，甚至是建國以后才建村，村莊沒有來得及發展成為宗族村莊，就遭遇了現代性的入侵，村莊宗族力量很弱，雜姓，村民都是相對分散的行動者。我們這次調研的L鎮就是這樣的地區。

L鎮是地處東部的原子化程度比較高的農村，這本身就很有趣。在L鎮所屬番禺區，L鎮是經濟最不發達的鄉鎮之一。以沙灣河為界，沙灣河北地區，因離廣州市更近，經濟發達程度較高，且這些地區的開發歷史較久，宗族勢力已經形成并且至今仍然影響村民的行為，是所謂“民田區”。沙灣河南地區，離廣州市區較遠，經濟相對欠發達，且建國前大多是漲潮即淹、退潮露田的沙田區，建村歷史不長，村內姓氏雜多，村民原子化程度相當高。相對來說，沙灣河北地區，經濟發達，村莊集體動輒有上億元資金，村莊競選應更加激烈，而沙灣河南地區經濟欠發達，村集體年收入大多僅及沙灣河北村莊的1/5—1/10，村莊競選激烈程度應較河北為低。但從調查來看，河南的競選激烈程度甚至高于河北，其中原因，正與河南村莊原子化程度高，參加競選的村莊精英只有通過廣泛動員才可能在選舉中獲勝，而河北村莊存在宗族，宗族內部可以通過協商一致達成默契，村莊精英僅僅通過請客吃飯即可以選舉成功。

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競選，會因為村莊集體資源狀況和村莊內部結構狀況的差異，而有完全不同的表現，這種不同表現及其后果又會對村莊政治乃至村莊結構產生影響。本文擬以L鎮調查為基礎，討論熟人社會的競選機制及其后果。

二、L鎮村莊選舉案例

廣東省正式推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時間較晚，大致是1999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行后，廣東省才在村一級進行村委會選舉。L鎮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村委會選舉是在2002年進行的，此后2005、2008年均進了村委會換屆，我們在2010年底進村調研時，L鎮正準備第五屆村委會換屆選舉。

1、L村案例

我們先來看L鎮L村的例子。L村真正意義上的村委會競選始自2005年，起點應是在外開辦工廠的梁深明決定參選村委會主任。梁是一個能人，梁1964年出生，長期在外做生意，仗義、精明、幽默、性格火爆，是一個辦事利落、能力很強的人。2005年梁已經將工廠轉租出去，閑著沒事，就想通過競選來當村委會主任，換一換今后的活法。

梁深明競選的第一步是組織智囊團，找來關系密切的朋友組成競選班子，商量如何競選。第一步是請客吃飯，擺了40多桌，花了4萬多元。全村1200選民，能有400人赴宴，勝算應該是很大的。在首輪提名中，梁獲得提名票超過400票，僅次于在任書記兼主任吳樹生的提名得票數。

2005年的村委會選舉，廣東省強調兩委交叉任職，換句話說，上級希望由村支部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若先選村委會主任，則村委會主任是黨員的，就優先推薦為村支書人選。2005年村兩委換屆，先選村委會，再選村支部。吳樹生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若吳競選村委會主任失利，不僅主任落選，而且書記可能也當不成了。吳必須為捍衛自己而戰。吳也組織起自己的選舉智囊團，也請客吃飯。吳反擊的效果不錯，因為在正式選舉中，梁得票數比提名票還要少，只得了300多票，吳樹生以絕對優勢當選村主任，然后順利連任村支書。

主任落選后，梁轉而競爭副主任。他的競爭對手是原村委會副主任陳兆球。陳兆球在村里當過近20年文書，1999年出任村委會副主任，是村里元老級人物，當年已有50多歲。陳是黨員，參加工作時間長，在村里關系廣泛，也因工作得罪過不少村民。陳的能力比較一般，家庭經濟條件也不夠好。陳也組織起自己的競選班子。

梁與陳的副主任競選，以梁當選陳兆球落選告終。

梁、陳實力相差并不懸殊，兩人因此都是全力動員選票。競選過程中，兩邊的競選班子都充分地利用每一個關系，及充分動員每一張選票。這種動員和利用的過程，也就是進一步激活傳統關系的過程，而為了做到充分有效動員，這種利用關系就精細到以村民組為單位，每個村民組都有人來組織，每個村民組的每一票都被計算進入動員對象中來。梁、陳為競選而組織起來的競選班子，為競選而投入的資源，為競選而利用和激活的各種關系，并不會因為選舉的結束而結束，而是留存下來，成為之后村莊治理、村莊選舉中繼續發揮作用的力量。每到關鍵時刻，這種力量就會得到表達。三年一次的村委會選舉正是強化和鞏固這種被激活起來關系的最好機會。

梁當選村委會副主任后，負責農業生產和日常工作。書記主任一肩挑，梁就是村兩委的二把手。梁很快發現，他的每一項工作都可能面對選舉結成對立面的敵意，支持他當選的人又希望事事獲得偏袒。有性格的梁深明堅持自己的立場，但這個立場似乎難以獲得村民理解。

2008年村兩委換屆，梁繼續競爭村委會副主任。這次換屆中，支書兼主任的吳樹生因無人競爭，從容連任，有一林姓村民上來競爭副主任。林也是在外做生意，他以陳兆球的競選班底為基礎，加上自己的親密朋友，組成一個強大的競選團隊。因此，L村2008年的競選主要表現為副主任職位的激烈爭奪。

梁繼續請客，且顯然，只請客是不夠的，還要深度動員，其中最有效的辦法是送錢，每人送50元、100元。自己人，不送錢也會選自己，競爭對手的人，送了錢也不會選自己。但1200個選民中，真正有明確敵我邊界的還是少數，大多數村民并無明確的選舉意向。他們對誰當村干部并不關心。誰給錢就選誰，至少，沒有人會因為拿了錢反而不選。花錢買票比請客吃飯管用，因為吃一頓的實惠不如錢的實惠大。

在2008年的選舉中，梁深明花了更多的錢，動員了更多關系來競選，林也花了錢，林還從陳兆球那里借力。無奈梁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還是獲得了村民的認可，梁以微弱優勢再次當選副主任。

到我們調研的2010年底，已開始布置2011年春季的村兩委換屆，我們到達的前幾天，鎮里到L村召開黨員、村民代表會議，對所有村兩委干部進行民意測評，三位村支委（書記、組織委員、支委兼婦女主任）滿意度都很高，而梁的不滿意票卻不少，梁對2011年的連任感到悲觀，因為“反對派都集結到一起了”。

L村兩委換屆競爭的激烈程度在L鎮是較低的，且村兩委班子是團結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L村的競選主要發生在副主任職位上。副主任成競選焦點，就可以讓書記兼主任的吳樹生相對超脫：誰當副主任都無力挑戰自己的權威。

我們再來看競選焦點集中于村委會主任的村莊競選。

2、B村的競選

B村的激烈競選始自2002年，村兩委換屆前，B村書記、主任分設，因為書記年齡較大，鎮委確定老書記退下來，由村委會主任接任書記，主任位置空出。村中兩位在外經商村民王耀輝和秦剛標競爭村委會主任。王、秦之前都沒當過村干部，長期在外經商，個人資產都在300萬元以上，在村中有一定影響。結果，王耀輝以高出秦剛標50票當選。這一年的選舉，雖然競爭也很激烈，但還沒有出現請客吃飯和花錢買票的情況。

2005年，秦剛標決定再次競選村委會主任，他為此加大投入，不僅組織了競選班子，花錢請客，而且送錢買票。這次競選，王、秦兩人各為選舉投入10多萬元，最后秦以超過3票過半當選，秦僅比王耀輝多了30票。

2008年村委會選舉，B村另一老板周正恩參選。周與王耀輝是好朋友，個人資產超過600萬元，比在任村主任秦剛標更有錢。周充分利用王耀輝建立起來的競選網絡和資源，并投入更多資源來鞏固這一網絡。在2008年的選舉中，周正恩投入競選的資金超過40萬元，而秦剛標只花了10萬元。周以高出秦80票當選。

展望2011年的村委會選舉，目前B村還沒有人公開挑戰周正恩，若無人挑戰，周正恩連任可能性就很大。但周對立面的實力仍然強大，能否連任不好判斷。

B村選舉的特點是，自2002年以來，每次競選都很激烈，且競選在村委會主任層面展開，這對村莊結構的調動及影響就遠遠超過L村在副主任層面的調動及影響。因為每次得票相差不多，競選雙方都竭盡全力動員中間票，從而使得所有中間村民不得不有所表態，所有村民都被動員起來，村民形成集結對立。所有村民的分邊站隊，就不只是使村民在政治上分成兩派，而且之前熟人社會中的正常交往關系也受到影響。

競選層次越高，越勢均力敵，就越激發競選雙方投入資源進行動員，動員越充分，爭票越激烈，血緣、地緣、結拜、親友、請客、買票等所有關系和方式就都會用上，中間選民就越是無法保持獨立身份，就不得不做出姿態。模糊地帶的明確化，不走極端的鄉士邏輯難以維持，村莊因選舉而產生了一個過去少有的尖銳對立的結構出來。

3、全鎮概況

最近幾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全鎮23個村，除一個村沒有發現賄選外，其余22個村均出現比較嚴重賄選問題。請客固然是習以為常，送錢也已見慣不怪。選舉的激烈競爭還會延續到選后，甚至會醞成惡性事件。比如2008年選舉后一個月，L鎮一個剛當選的村委會主任被綁架謀殺，至少仍未能破案。

相對來說，與L鎮相鄰的經濟也更加發達的沙灣河北的村委會選舉，雖然也請客，但也只需一次請客而已，送錢賄選的事情反而不如經濟較不發達的沙灣河南的L鎮，其中原因，與沙灣河南屬沙田區，而沙灣河北為民田區有關。

要理解沙灣河南與河北在村委會選舉表現上的差異，或沙田區與民田區的差異，就要理解構成村委會競選得以展開的熟人社會的結構及其區域差異。

三、熟人社會的資源及其動員

L鎮地處珠三角的最下游，是河網地帶，漲潮時，河水比一般農田要高，因此是圍墾而來。解放前后，L鎮的很多村民都從事漁業，住在船上，是謂“疍戶”。解放后，河堤修建完善，大量土地適于耕種，船上疍戶開始定居，但住房也極其簡陋，不過是用蘆葦扎個棚子，然后糊上泥巴。在1970年代全村搞村莊集中時，村民將棚子蘆葦上的泥巴打掉，然后抬到一起，再安棚居住。

這樣說來，L鎮大部分村莊，村民定居下來的時間并不長，村莊歷史較為短暫，村莊并非聚居形成的宗族村莊，而是多姓雜居。

因為定居時間不長，建國后土地雖然分到農民，但不久合作化，土地又收歸集體。1962年《人民公社60條》出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定型，也是因此，全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土地所有權主體是由生產隊演化而來的村民組。而在L鎮，因為農民定居時間不長，對生產隊的認同不高，土地權利意識很弱，分田到戶以后，因為土地要承擔稅費任務，很多農民不愿多種土地，而將土地退給村民組，村委會即在不同村民組之間進行土地重新分配，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歸行政村而不再歸村民組的演進。L鎮土地所有權的實際所有者大多數村是行政村，只有少數是村民組。這與全國情況有很大差異。

在這樣一種新型農村社區中，村民之間的主要聯結方式有三種，一是血緣，二是地緣，三是友緣，具體地講，血緣主要是族親和姻親關系，在缺乏宗族力量的情況下，由婚嫁形成的親戚關系就變得尤其重要。

在L鎮23個村，幾乎所有村都是非宗族村莊，以L村為例，全村1700口人，400戶，有近50個姓，全村最大的姓是陳姓，但陳姓僅占全村戶數的1/5，且陳姓并非同出一門。在L村，同姓關系并不構成自己人的認同，僅僅同一祖父下的兄弟堂兄弟才會有自己人的認同，也才會在一些事務上相幫互助。L村最重要的血緣關系，除兄弟堂兄弟等族親關系外，就是由婚嫁形成的親戚關系。因為多姓雜居，L村內通婚甚至組內通婚就十分普遍，而建國后出生人口，大多兄弟姐妹眾多，通過婚嫁，在村內建立親戚關系，這種親戚關系又連通帶動兄弟堂兄弟關系，由此形成了一個比宗族更為強大但也更加私人化的個人關系網絡，這個網絡以個人為中心，成為一個可以在日常互動中得以使用的關系資源。

第二種聯結方式是地緣關系。在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是一個共同生產和共同生活的單位，也往往是一個共同的人情單位。至今，在L鎮，村民辦喪事，本村民組農戶都有參加的義務。因為住在一起，利益聯系多，人又特別熟悉，就容易形成集體行動。

第三種聯結方式是友緣關系。在L鎮這類原子化程度很高的農村地區，當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力量都不夠強大時，友緣關系即凸顯出來。最直接的友緣關系是擬血緣的結拜兄弟和結拜姐妹。

以L村為例，在1980年以前，幾乎所有男子都會有結拜兄弟，這種結拜關系可以延續一生。結拜兄弟多則10多人，少則3、4人。結拜兄弟以兄弟關系作擬，因此會參與結拜兄弟家庭的紅白事，年節照例走動，每年的中秋或春節前聚餐，有事相互幫助。結拜兄弟每年聚餐并非只是男子聚餐而是帶全家（妻兒）一起聚餐，因此，結拜兄弟之間的關系并非僅是個人關系，而是獲得廣泛承認的親密朋友（擬兄弟）關系，甚至比兄弟關系更好。

結拜兄弟的范圍一般會超出行政村，因為結拜大多是以中學同學為基礎，而中學大都由相鄰若干村合辦。結拜關系為缺少強有力聯系的L鎮村民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強烈關系，這種關系在村委會選舉中自然會被利用。如村委會競選智囊團的核心人物往往就是結拜兄弟中見多識廣者。

以L村為例，現任村支委組織委員黃柏生，村委委員、治保主任陳潤明就是結拜兄弟，最近幾次活動，村支書吳樹生也被拉入到這個結拜兄弟團隊中。這樣一個十分自己人的結拜兄弟中，就有三個村干部，占了全部五個村干部的三人，就可以想見結拜兄弟可以發揮的作用及其能量。

友緣關系當然不只是結拜關系。廣東人習慣喝早茶，L鎮農民也不例外。L村有一個喝早茶的茶館，每天有60—70位村民會去喝茶。喝早茶其實主要是喝酒、吃早點。每人每次7、8元，不超過10元。每次喝早茶的時間是1—2個小時，喝早茶除了喝酒、吃早點，重要的功能是聊天，甚至是以聊天為主。并非所有村民都喝得起早茶，因為L鎮仍以農業為主，婦女幫人務工，從早到晚一天收入才50元。

有趣的是，在喝早茶的農民中，一方面家庭經濟條件很差的農民固然是沒有，家庭經濟條件很好的村莊精英也不會到本村茶館喝茶。L村五個村干部中，僅有職位最低的村委委員兼治保主任陳潤明每月有幾次到村里茶館喝茶，其他幾位村干部都是到鎮上比較高檔的茶館，與自己村外有檔次朋友喝茶。

此外，村莊經濟社會分層越趨明顯，且對村莊選舉發生影響。L鎮在廣州市仍然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業占有很大比重，其中L村以甘庶、香蕉種植為主。L村經濟已有很大的分化，大致來講，L村可以分為五個經濟等級：

第一個等級是家庭財產在千萬級別的，全村有三、五戶。這個級別的農戶家庭，主要是在外做生意或辦工廠。這部分人并不關心L村的事務。第二個層次是百萬級財產的農戶，這一級別農戶年收入在10萬—30萬元，主要有兩種人，一是在外承包幾十畝耕地種甘庶的農戶，這樣經營規模的農戶，一般也兼甘庶經紀人。二是做生意或辦工廠但規模不是很大的村民。第三個層次是年收入在5—10萬元農戶，這個層次農戶主要收入來自以承包地種甘庶或香蕉，兼打工。第四個層次是年收入3—5萬元的農戶，這些農戶單純靠農業收入，或單純靠務工收入。第五個層次是年收入低于3萬元的農戶，這樣的家庭往往存在病殘等問題。

在L村，資產千萬級的三、五戶，其經商或辦廠都在村莊以外，與本村幾乎沒有關系。在L村，參與村委會競選的主要集中在第二層次和少數第三層次農民上面。第四、五層次的農民，根本沒有機會參與村委會選舉，也選不起。

以上四點，構成了L鎮社會關系的基本網絡，在L鎮這類建村歷史不長，宗族力量十分薄弱的農村社區，超過個人和家庭的社會聯結力量大都比較薄弱和細碎，在競爭性的選舉中，如何將這些細碎力量聯結起來，通過什么方式才能聯結起來，是頗有趣的事情。

四、熟人社會遭遇選舉

L鎮的村委會選舉之所以激烈，是因為有人想當村干部，有意競爭村干部位置，這樣一種競爭遭遇原子化程度很高的熟人社會時，就自然引發出各種故事。我們以下討論三個問題，一是村莊精英為什么愿意當村干部，二是如何進行選舉動員，三是這種選舉動員的后果。

1，村莊精英為什么愿意當村干部

珠三角地區是經濟發達地區，L鎮是廣州市最為邊遠和貧困的鄉鎮，但相對于一般農村地區，L鎮經濟條件仍然是相當好的，尤其是其中的資源流量是相當巨大的，有經濟流量，就有經濟機會，權力的含金量就大。

從村干部權力含金量來看，番禺區規定，凡是村集體收入低于50萬元的，由區政府無條件補足。整個番禺區，村級收入不足50萬元的村極少，L鎮是經濟最不發達鄉鎮，村級收入低于50萬元的村只有三、四個村，村集體收入最高的達500萬元，集體收入超過100萬元的村占一半左右。

村集體收入主要用于支付村干部工資和村辦公費用。以L村為例，村干部每年工資約四萬元，相對來講，村干部工作并不復雜，且有時間從事兼業，比如農業、做生意。

在過去六年中，市區兩級在L村投入上千萬元修建村莊基礎設施。雖然超過5萬元的工程由區鎮招標，但工程終究還是要到村里來做，這么多工程款要花出去用下去，離不開村干部的協助參與。

最近幾年，先后有廣州南二環和廣深港鐵路通過L村，兩項工程的征地款有2600萬元，征地及工程建設都是繁雜的工作，其中也有機會。

L鎮經濟發展水平雖然在全市是落后的，但相對中西部鄉鎮又發達得多。比如L鎮有4萬多本地人口，有8萬多外來務工人員。外來務工人員的到來，經濟發展，就創造了極多的就業機會。比如每個村都有治安隊員，鎮“流動人員管理辦公室”（“流管辦”）就有200多名工作人員，工作比較輕松，而工資收入一年也有3萬元，并不算低。村干部子女沒考上大學，就可以托關系安排到“流管辦”工作。

因為有外來企業的進駐，有大量流動人口，就有了大量的商業機會，比如開店的機會，承包飯堂的機會，采購機會等等。有些工廠就辦在村里，一個廠，2000工人，這兩千人都要吃飯，若承包一個飯堂，每天從每個人身上賺0.5元，一年就可以賺幾十萬元。

在經濟機會眾多的情況下，村干部身份顯然是有助于經濟機會獲取的。村干部身份可以增加政治信任，可以擴大交往面，可以獲取做生意賺錢的機會。等等。

總而言之，在L鎮，因為有著足夠的經濟流量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機會，而使村干部身份具有相當高的含金量，正是這個含金量，促使村莊精英愿意競選村干部。

2，村莊精英會如何進行選舉動員

或他們會采用什么方式競選？

我們可以分出兩種不同類型的村民與村莊聯結的方式，一種是村民有著強烈主體感，認為村莊是自己村莊，認同自身利益與村莊密切聯系的類型，這種類型中，村民認為自己利益與村莊利益是一致的，他們有很強的政治效能感；另外一種是村民對村莊并無強烈認同，也不認同村莊利益與自身利益的聯結，政治效能感很差，這種村莊，若村集體有資源，最好立即分掉。

在第一種類型村莊，村民會有一種強烈的選出放心村干部的愿望。即使有村民認為選誰都一樣，但村莊中的主流態度仍然是對自己負責，且有一群敢于站出來基于公共立場講話的村莊精英。相當部分宗族村莊可以歸為這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村莊，村民認為選誰都一樣，他們僅僅依據個人短期利益最大化來決定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本文討論的L鎮即屬于這種類型村莊。L鎮農民對村集體資源的態度叫做“分光吃光，身體健康”。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村莊精英參與村委會選舉，他們顯然不能只是泛泛地發表個人政見，而必須利用自己可能動員起來的各種關系資源。

利用親戚、兄弟、結拜兄弟、同學、朋友關系，組成一個精干有效的競選班子，再分別動員每個村民組的關系戶，在每個村民組組成強有力的分支動員人群，這是競選村干部的第一步。

競選班子組成后，要告之全體村民準備參選村干部了。最好的告知辦法是請客吃飯。吃飯時不用宣講自己的競選綱領，所有村民都明白請客吃飯的目的。請客吃了飯，村民就欠了人情，就增加了投票支持的可能性。這是競選第二步。

僅僅請客往往不夠，第三步就是送錢，比如一人一百元。送錢對自己人的行為影響是無效的，因為送不送錢這些人都支持自己，對競爭對手的人也是無效的。但對那些中間選民是有效的，這些人的態度是，選誰都一樣，誰送錢多就選誰。至少不會有人收了錢反而該選時不選。正是這部分人決定競選成敗。

若村委會選舉中，只有一個人花錢買票，則這個買票的人只花比較少的錢就可以當選。若競選雙方都花錢，就要看誰花錢多。在原子化程度高，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親朋好友來動員一些選票時，競爭雙方往往無人有絕對優勢，往往是幾十票決定最后輸贏。因此，競選雙方就會竭盡全力來爭取這幾十票，挖掘這幾十票，各種關系都動員起來，各種手段都使上去。競選雙方在動員和使力過程中，短兵相接，各種意氣就產生并留下來了。

當一個人已投入10萬元于競選，對手就不得不也投入10萬元競選。為了讓投入10萬元收到成效，就只能增加投入，用20萬元競選，對手同樣也只能進一步增加競選的資金。與此同步的是動員的各種關系，由一級關系（兄弟關系）則二級關系（兄弟的親友），再到三級關系（朋友的朋友），一個村莊，所有人都存在關系，最終，在關系的中間地帶短兵相接，就使得過去模糊的關系變得清晰起來，變得非此即彼起來。

投入資金越來越多，挖掘關系越來越深且越來越廣時，即使當選村干部有巨大含金量，一般村民也已無力投入到村委會競選中去，村委會選舉也就越來越成為村莊富人的游戲。

有趣的是，往往也只有有錢人才能更加充分地利用村干部身份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因為村干部身份可以增加有錢人做生意的份量，開拓生意的機會。因為辦有工廠，或承包工廠飯堂，當了村干部，與上級打交道就更方便，與社會交接面更廣，可以獲得更高的社會信任。注意，有錢人在這個過程中既沒有貪污，也沒有從村莊工程承包中撈取灰色收入，他們并未讓村莊和村民失去什么，卻可以增加自己利益。

也就是說，a、只有富人才有能力當選村干部，富人通過金錢投入來連接和彌補了細碎的村民之間的聯系；b、只有富人選上去才能充分利用村干部身份作為擴大生意獲取利益的資源，一般村民當村干部，無助于生意的擴大，因為本來就沒做生意；c、因此，在村莊經濟發達的原子化村莊，富人治村不可逆。不做生意的普通村民被排斥在可能的村委會選舉名單以外。

這樣一來，村委會競爭性選舉的后果卻可能是“只有富人選得起，及只有富人愿意出錢去選”，一般村民越來越排斥到了可能當選村干部的機會以外。富人治村與競爭性選舉不謀而合。

3，村莊競選的可能后果

激烈的競爭性選舉，尤其是競選雙方都有大筆資金投入的選舉，就將過去細碎分散的原子化的關系連接起來。在村委會競選中，細小的往往只是私人性的村民關系（比如兄弟、親戚、朋友）被逐一細致動員、連接、強化，這種連接落實到村民組，就將村民組這個過去的熟人社會分成兩派，這兩派在今后的每次政治社會動員中，都可能被習慣性地利用，從而得到進一步強化，形成更有力的派別。在矛盾激烈時，不同派別之間甚至不相往來，一個熟人社會被人為分裂為兩個部分。

村委會選舉中，總有一派失敗，這失敗的一派有了巨額資金投入，也因這些投入的資金而連結起一些關系，強化一些關系，形成了過去村莊中未曾有過的結構性力量。這個結構性力量并不甘于自己的失敗，他們企圖再起。村莊熟人社會失敗的面子難堪，進一步加劇了這個結構性力量不甘失敗而會反擊的可能。下次選舉，新的候選人就自然而然地接過既有結構性力量。這當然會加強派性。

而當選村干部在處理村務時，他會發現自己處處面對著一個分化的社會，自己不能從一個抽象、正義原則出發去處理問題，可以壓服小道理的大道理沒有人愛聽。之前支持自己當選的村民希望村干部事事偏袒自己，而之前支持另一派的村民總認為村干部處理事務時損害了自己利益。村干部堅持原則處理一件村務，就得罪一個村民，這些被得罪的村民就成為下一次選舉中反對自己的力量。村干部不堅持原則處理事情，村干部又會得罪所有村民。

只有兩種情況下，競爭選上的村干部可以穩坐自己位置，一是村干部能力極強，公心極強，他在村干部位置上做出很多顯而易見的成績，并獲得大部分村民明確的贊譽。在常規的村治狀態下面，這樣的村干部不常見。二是村干部經濟條件相當好，能與之競爭的村民要么沒有，要么對村干部位置沒有興趣。這樣，村干部位置就由對村干部位置有興趣的最富裕村民所得。

五、簡單的小結：村莊選舉的社會基礎

L鎮特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社會性質，制成了其帶有必然性的村委會競選邏輯。這種競選邏輯又會進一步侵蝕鄉村社會。我們來回顧這個過程。

1、村莊資源使村干部位置對村莊精英有吸引力。

2、村莊精英利用自身資源參與競爭性選舉。

3、村莊精英有兩種資源，一是關系資源，二是經濟資源。

4、在村莊缺少強有力的既有關系資源（比如強宗大族，或強有力的小親族），村莊高度原子化的情況下，村莊精英通過組織競選班子，逐戶逐人進行動員。所謂逐戶逐人，即當動員到自己人以外時，這種動員就不再有效，除非你送錢給其中的一些人，他們得到實惠，否則他就可能不選你。候選人不能通過收買某個代表人物來獲得一個團隊的支持。而在小親族地區，只要獲得小親族代表人物的支持，整個小親族就都可以支持你。

5、一旦金錢力量介入，則往往是誰出錢多，誰就可能勝出。競爭雙方既然已經出錢，為了讓錢不至白出，就一定會加碼。雙方加碼，可能導致賄選費用達到天文數字。

6、金錢介入也使一般村民被排斥在村委會選舉以外，選舉成了富人的游戲。

7、金錢投入導致選舉的深度動員，及其中一方的失敗，就使村莊中結成了一種反對力量，這個反對力量不是因為原則、正義，而是因為失敗、憤怒、不滿而結成，在此后的治理過程中，尤其是在下次的選舉中，這個反對力量就可能被借用，及由此強化。村莊派性由此形成。

8、派性的形成導致村莊熟人社會邏輯的解體。原子化的村民就不只是在社會連結上出了問題，而且在文化連結上也會出問題。

9、在原子化的熟人社會中，選舉是個人行為，個人參選并自己組織競選班子。因此，原子化地區，個人選舉必須要有經濟實力，而小親族地區，有無經濟實力并不關鍵，關鍵是有無能力及能否代表小親族利益，并善于換取其他小親族的支持。

10、村莊的原子化狀態，經過競爭性選舉而致分裂、派性，及反對派的集結與消散，是我們觀察村委會選舉的重要視角。

2011年1月。

[1] 關于北方農村、南方農村和中部農村區域差異的討論，可以參見賀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的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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