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一個曾經響徹神州大地的名字。
他帶領昔陽縣大寨村的村民靠智慧和雙手，敢于與天斗、與地斗，改變了家鄉的窮山惡土；靠汗水與骨氣，在虎頭山上壘起了層層梯田，實現了糧食的自給有余；靠“三不要，三不靠”精神，展現了一代中國農民的新形象，成為當時農業戰線上的一面鮮紅旗幟！是為全國人民學習的“大寨精神”！陳永貴也因此走進了中南海，成為共和國的一位副總理。
職位變了，但陳永貴沒有丟掉他的農民本色，也沒有忘記他那拼搏一生的農業田地，尤其是那片撒下他無數汗水的大寨熱土。他用“1/3時間在北京，1/3時間到外地，1/3時間回大寨”來安排自己的工作，因為他懂得，農民當副總理，就不能離開“農”，農民、農業、農田一樣不能丟，丟了就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共產黨。辭去國務院副總理后，仍然奔波在北京的農田里。
1985年7月，陳永貴被醫院檢查出患了肺癌，他知道時間老人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就向中央請示，要求回到大寨、回到他眷戀的家鄉。但考慮他的治療問題，習仲勛同志要求他堅持留在北京，爭取最佳治療效果。
華國鋒同志還特意到醫院安慰他，告訴他在醫院吃飯很便宜，一個月才60塊錢。意思是告訴他不要在經濟方面有太多的考慮。
1986年3月26日， 陳永貴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享年71歲。根據他生前遺囑，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墓地建在了周恩來總理曾經小憩過的地方-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里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據陳永貴夫人宋玉玲回憶，陳永貴進北京后，對大寨的農業建設一直牽掛在心，每到農耕農種季節，他都要根據每塊地的特點，告訴生產隊種什么莊稼合適。陳永貴每次從大寨回北京，總喜歡帶點家鄉特產給身邊工作人員吃，而自己卻舍不得吃。
陳永貴最疼愛小兒子陳明亮，有一年春節的時候，陳明亮患病住院，陳永貴還把鞭炮送到了醫院病房，為的是讓兒子在治療間隙到醫院外面放放鞭炮，也感受一下節日氣氛。一老一小，父子倆其樂融融。
但在陳永貴病重期間卻突然對小兒子“兇”了起來，這讓陳明亮百思不得其解。后來陳永貴給宋玉玲解釋說，兒子馬上面臨高考，不能讓他經常來醫院，以免影響他的學習。再就是因為平時父子感情很好，一旦父親過世，兒子必定會對他過分思念，現在“兇”點，留給兒子些不好的印象，也可減少悲傷。由此可見陳永貴對兒子的良苦用心。
宋玉林曾說過：“1986年3月26日老陳去世那天，他流著眼淚對我說：‘本打算再多活四年，想親眼看著明亮考上大學，現在看來，老天連四個月的時間也不給我了，陳家至今還沒出過大學生，咱倆連小學也沒讀過，可惜我連這點愿望也實現不了了。’”在陳永貴去世幾個月后，陳明亮被北京師范大學錄取，兒子圓了父親的夢，但父親沒能看到這個夢寐以求的結果。
陳永貴一生跟共產黨走，聽毛主席的話。他曾經對夫人說：“我的一生是共產黨給的，所以不能忘記毛主席”。在他的遺囑里，原先是把個人積蓄全部繳納黨費，為共產主義貢獻畢生心血。當時他的全部積蓄只有8306元，宋玉玲從現實考慮，不同意他的這個遺囑，因為兒子上大學需要錢，家里又沒有其他收入，希望他留出一部分給兒子，為此，老兩口發生了爭執。最終，陳永貴聽取了夫人的意見，向黨組織繳納了3000元的特殊黨費。
據宋玉玲回憶，陳永貴很好客，當時去大寨參觀考察的人很多，一些熟悉的人喜歡到他家吃飯，那時候不興公費招待，吃的都是他們自己的口糧，老陳也不愿收客人們的飯費，有時候客人偷偷把錢留下，老陳發現后還要追著退給人家。所以，家里好吃的都招待了客人。至于儲蓄，可以說基本沒有，有時候買油、鹽的錢都顯得拮據。陳永貴進京后曾經給宋玉玲買過衣服，可她舍不得穿，就把衣服賣掉換成了油鹽醬醋，以貼補家用。
在當時的中南海，陳永貴屬于最窮的“窮人”。據陳明亮講，當時家里很困難，最糟時身上只有3毛5分錢。從這點考慮，宋玉玲不同意他的這個遺囑也是合理的。3000元雖然不多，但對于陳永貴這個家庭來說，已經算得上是個“巨額財富”了！
雖然陳永貴的最后心愿沒能實現，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一片赤誠之心是純真的。他那飽經滄桑、憨厚質樸的農民形象永遠留在了人們的腦海！
大寨人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功績，共和國也不會忘記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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