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能救中國嗎？——淺議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

土豆能救中國嗎？——淺議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

武堅

據華盛頓郵報2010-05-31報道：“中國不斷加快對土豆的科研、生產和相關培訓。”其原因在于：“隨著中國人口不斷增長，城市面積持續擴大，耕地面積不斷減少，中國開始寄希望于發展土豆來解決該國的糧食供給和安全問題，以便保持經濟增長和維護社會和諧。”“由于耕地面積不斷減少，水嚴重缺乏，中國長期面臨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糧食的巨大挑戰。中國擁有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卻必須養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同時，中國城市面積不斷擴大，致使農田面積以驚人的速度減少。根據預計，中國人口2030年將達15億，屆時每年將需要多生產一億噸的糧食。......中國農業科學院土豆研究專家謝開云稱，土豆在中國有非常大的潛力。他認為，中國對水稻、小麥和玉米的潛力開發已經差不多到頭，而土豆還大有潛力可挖。”

讀到這則新聞不禁聯想起發生在100多年前的愛爾蘭大饑荒。愛爾蘭大饑荒是一場發生于1845年至1852年間的饑荒。事件發生的背景是，自1801年以來愛爾蘭人口激增到8百萬左右，同時土地兼并問題十分嚴重。當時愛爾蘭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靠農業為生的佃農，他們所獲得的土地面積非常小，只有種植馬鈴薯才能養活家人。饑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種稱為晚疫病（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卵菌造成馬鈴薯腐爛。在這7年的時間內，愛爾蘭人口銳減了將近四分之一；這個數目除了餓死，病死者，也包括了近兩百萬因災荒而移居海外的愛爾蘭人。

在本人所寫的《決定當代中國社會演進的四個因素》一文中表述了這樣的觀點：人口、環境、資源約束是決定當代中國社會演進的首要因素。一方面是資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公眾消費欲望的膨脹，加之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正，導致當代中國社會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困境。土地資源短缺所導致的糧食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雖然技術革新能夠在一定時期內緩解生產能力與消費欲望之間的巨大落差，但是一旦生產能力的提升受到阻礙，消費欲望增長的巨大慣性將導致“生產能力與消費欲望之間的落差加大、從而引發社會動亂”。
“盡管歷屆中國政府都將糧食的供應問題作為首要問題，但是時至今日，糧食供應問題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觀。自然性的土地和氣候條件仍然是制約糧食生產的瓶頸。面對13億的供養人口，以及人均耕地面積不足印度一半、土地復種系數較低的現實，客觀地說，中國的政府和農民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已經竭盡全力。然而，現實的結果卻昭示著這樣的趨勢：糧食進口量呈逐年遞增趨勢；土地肥力嚴重透支；為維持現有糧食產量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逐年加大；可用于灌溉的土地面積已接近極限；化肥對糧食增產的效果呈衰減趨勢，并造成嚴重的水土污染；農業的高投入、低產出造成了農業生產規模的逐年萎縮；更令人擔憂的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使城市周邊和沿海地區高產耕地被大量廉價圈占。隨著土地資源狀況的惡化和人口的慣性增長，如果沒有農業技術的革命性突破，中國的糧食供應問題將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漸趨惡化。”[武堅《決定當代中國社會演進的四個因素》]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也許可以樂觀地寄希望于通過資源進口解決本國的資源短缺，但是在全球性的資源短缺背景下，中國對資源需求量的劇增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原材料價格飆升的重要原因。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對糧食、石油和礦產資源的巨額采購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特別是在國際糧食市場上，源于中國對糧食進口增加造成的世界糧食價格上漲將會給本已被糧食短缺問題所困擾的眾多不發達國家造成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對于那些高度依賴糧食進口以養活其不斷增加人口的窮國來說，糧食價格的小幅度上升就有可能耗盡他們寶貴的外匯存量，使其由于無力維持糧食進口而造成嚴重的糧食短缺，最終引發糧食暴動。雖然中國政府和學術界對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2030年：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中所闡述的觀點多有批駁，但是這些批駁并沒有建立在嚴格論證的基礎上、因而不可能緩解其它國家對中國的糧食問題所可能產生的全球性效應的擔憂。

在“獲取外部資源能力的孱弱”和“崇尚擴張型發展模式”的雙重因素支配下，承襲著等級觀念-集權機制的當代中國政府為了維系本國資源的供需平衡而無可避免地選擇“壓制占人口多數的（本國）下層民眾的基本需求以滿足上流階層奢華享受”的內斂化解方式。這一方面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城市化和工業化對農業用地的侵占。1980年中國人均耕地近2畝，2003年減少到1.43畝。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均耕地面積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3.75畝）、不及加拿大的1/15、俄羅斯的1/8、美國的1/6、印度的1/2的國家，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城市附近經濟發達地區的優質耕地平均每年以36萬公頃的速度在減少（1981-2000年數據）。僅僅在最近幾年轟轟烈烈的“圈地”狂潮中，全國耕地就減少了1億畝，其中2003年一年的耕地減少量就達3800萬畝。近年來呈加速發展趨勢的城市家庭汽車普及化，更令中國的土地問題雪上加霜：依照歐洲和日本標準，用于鋪設公路和修建停車場占用的土地為平均每輛汽車0.02公頃，假定50%的中國城市家庭擁有1輛汽車，則全國汽車擁有量將達5000萬輛，占用土地100萬公頃（1500萬畝）。由于中國人口分布極為不平衡，因此這100萬公頃的土地無疑將大部分來自現有的優質可耕地。

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決定著未來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這一對矛盾最尖銳地反映在中國的農業與農民問題上，這是農業與農民問題成為中國社會頭等問題的內在原因，并且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引發政府管治的正當性危機。龐大的人口數量無法在短時間內消減，而耕地面積卻不斷因城市化、工業化等人為需求以及沙化、鹽堿化等自然性原因而減少。廣大農村人口在失去作為福利保障的土地之后，必然會加速向城市流動，如果作為城鄉二元化社會既得利益者的城市居民拒絕容納失去土地的農民，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再一次面臨大規模的利益沖突。任何借助于等級觀念與集權機制化解困境的企圖，都只能暫時性地壓制和掩蓋問題，并導致喪失解決危機的時機，而無法避免危機的最終爆發。

在一個世界性資源短缺的時代，未來中國社會發展所造成的資源需求劇增將極可能導致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聯合制裁。即使世界范圍的石油及糧食總供給能力大于總需求量，仍然存在“由于中國社會的迅速發展和擴張以及由于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在價值觀、歷史傳統和社會制度方面的差異而引發沖突”的可能，從而使得中國社會由于政治和經濟制裁而提前進入危機時代。未來的世界性沖突必然由資源短缺引起，受擴張性價值觀驅使而陶醉于對“現代化”迷戀的中國已經被置于這種沖突的風口浪尖之上。

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在一個資源短缺正在成為人類社會普遍現象的時代，這個星球是否有能力解決一個13億人口大國長期、高速增長的資源需求——從奢華享受所需要的礦產能源需求到淡水和土地資源短缺造成的糧食需求？作為一個在嚴酷的全球生存競爭中居于弱勢的國家，中國是否有能力要求同樣面臨資源緊缺困擾的其它國家允許中國在未來的全球性資源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額？面臨自身資源供給短缺的發達國家是否能夠坦然接受未來中國的巨量資源需求？

盡管在擴張性價值觀主導下的現代人類社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生態困境和社會困境），然而困境的出現并沒有改變傳統的思維邏輯：生態困境和社會困境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產物，它們只有在充分現代化后才能被克服。然而現實的問題是：面對日漸加劇的生態困境和社會困境，我們的后代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彌補前人的過錯？事實上，一個受擴張性價值觀支配的社會不可能內生出制約欲望張揚的動力，因而無法消弭欲望膨脹遠高于技術能力提升所導致的落差，沿著擴張型發展模式繼續下去的最終結果將是：技術能力的提升空間由于智力和財力的約束而放緩腳步，慣性的欲望膨脹與技術能力提升的逐漸遲滯將導致兩者間的落差越來越大，社會將因為這一難以彌合的落差而被撕裂成為“為爭奪生存資源而相互敵視和仇殺”的不同利益集體。

我們認為：首先，當代中國要有危機意識——特別是政府應該將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坦率地向公眾披露，喚醒公眾的危機意識；其次，政府應該修正單純依靠技術進步解決問題的思路，一方面依靠技術進步提升生產能力（在農業領域包括推廣旱作節水技術、鼓勵嘗試新型立體農業），另一方面應該倡導“節制、適度”的價值觀，抑制過度膨脹的消費欲望；第三，政府應該糾正社會資源嚴重分配不公的現狀，為倡導“節制、適度”的價值觀提供適宜的社會環境；第四，加大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力度，如政府借助政策傾斜鼓勵通過投資帶動人口向國外遷徙、鼓勵在海外承包土地；第五，倡導循環經濟，加大對水資源的循環利用程度，鼓勵集雨節灌的雨養旱作技術，充分利用降水、回收回歸水和處理利用劣質水；第六，提高土地利用程度，如限制高速公路的建設、大力發展高速鐵路，鼓勵舊城改造、限制征用農業用地用于城市和道路建設。

[具體的節水技術包括：“首先,推廣噴灌、滴灌、細流灌溉等微灌技術。其次,推廣渠道防滲防蒸發技術和低壓管道輸水技術。第三,推廣膜上灌水技術。第四,推廣耕作保墑技術、地表覆蓋技術和化學制劑技術。第五,選用抗旱種類、品種的作物，合理布局、培肥地力、精耕細作、巧用春墑、少耕免耕法。減少用水多的農產品,在特別缺水地區,推廣抗旱作物和耐旱品種。”立體農業是指兩個層面：一是套種技術，二是在高大的建筑物中用營養液培植農作物。把農業都轉移到城市中去、在高大的建筑中種植農作物，這就是所謂的新型“立體農業”。其設想是在高層建筑中建立農場，食物的生產利用營養液培養或者aeroponic技術。這兩種方法都不需要土壤。營養液培養是把植物種在一種水和營養液混合的溶劑里，aeroponic技術則是把植物種在滿載營養的霧中。這兩種方法用的水都比傳統種植方法要少很多，有時甚至比傳統方法少用90%的水。]

主導傳統中國社會的內斂化價值觀提倡節儉、克制，并將這一適應中國自然條件的生存準則固化成道德規范。但是植根于擴張性的現代化將中國固有的傳統打破了，西方式的物欲擴張和人性解放給傳統的、已日趨穩態的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活力，也由此導致了人口與資源矛盾的尖銳化。對于諸多古老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瑪雅文明）消亡的記憶，對中國歷代王朝更替的反思，使我們不得不生出這樣的疑惑：擁抱擴張性價值觀的當代中國社會是否在“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中走向災難的深淵？無論這樣的疑惑是否最終被驗證，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記住xxx寫的這句話：“人類無止境的物欲同有限的資源及脆弱的生態環境的矛盾將使人類社會走向滅亡。而在這奔向滅亡的過程中，人均資源最少的大國中國將走在最前面。”

201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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