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新村運動——神話還是誤會
新民周刊
房子和道路不可能一修再修，新村運動表明，沒有產業支撐，運動就僅僅是個運動。
撰稿／汪 偉(記者)
2006年，多名中國村官赴韓學習“新村運動”的經驗；僅浙江一地，就有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的工作人員領著100多名村官前往。4月，一則新聞說，中國將派出3萬名村官，赴韓國接受培訓，學習“新村運動”的經驗，并應用于國內的“新農村建設”。
這條新聞后來被證明是子虛烏有，但不管怎樣，漸漸淡出韓國社會議論的新村運動，借著流言與對流言的反駁，誤打誤撞，進入了中國國民的視野。
隨之而來的是疑問和爭議。有人說，“新村運動”在歐美現代化模式之外另辟蹊徑，為中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內的“東亞小農經濟”的現代化，提供了另類而實用的歷史經驗。有人說，從新村運動中去尋找“新農村建設”的政策依據，是中國學界的流弊，也是對韓國歷史的曲解。雙方爭執不下。
30年多前韓國政府推行的國家政策，如今引發了中國經濟學界和媒體的爭議。這是一場看似時空和語境錯位的爭議。居于爭議中心的新村運動，究竟是何物？
新村運動肇始
韓國人金東俊30多歲，生活在韓國最大的城市首爾。提到“新村運動”，就會想起一首歌。
“黎明的鐘聲響起，又一個清晨破曉，讓我們起床，建設新村。我的村子是生活的好地方，讓我們用雙手來建設……”
1970年代，金東俊還是韓國某個鄉村小學的學生，也是個貪睡的少年。每天清晨，村里大喇叭播出的勵志歌曲，提醒村民起床工作，也定時驚破他的睡夢。這首由時任總統樸正熙作詞作曲的《新村運動歌》，響徹韓國1970年代的鄉村，作為新村運動的遺產之一，成了許多韓國人回想過往生活的一個標志，概括著韓國人對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一段深刻記憶。
1962年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樸正熙，統治韓國18年，以強人政治作風，將韓國人均GDP從數十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1980年遇刺后他留下諸多政治遺產，也留下了無窮的爭議。新村運動即是其中之一。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魏蔚將樸正熙政府推動新村運動的背景概括為三句話：“首先是當時韓國城鄉差距擴大，其次是社會生活倫理缺失，第三是農民出身的樸正熙試圖通過這個政策改善統治，鞏固權力基礎。”
早在新村運動開始前數年，這三個原因在韓國就在動搖執政的樸正熙政府的政治基礎。1967年的韓國總統選舉中，樸正熙以微弱多數勝出，卻因為稻米價格政策，失去了稻米產區農民的支持。樸正熙在1970年代的經濟顧問樸振煥回憶說，由于樸正熙上臺后實行了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導向型的工業政策，韓國每年出口商品從1960年的3300萬美元提高到1970年的8.82億美元，使“現代化的城市生活與處于現代化前夜的農村生活之間的矛盾加劇”。
農民占人口多數，是主要的選舉力量，增加農民收入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1970年4月，樸正熙開始發動新村運動。地方政府在韓國3.3萬個村莊征求意見，確定農業現代化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最后確定了全國適用的16個項目，大多是道路、橋梁、溝渠等農業基礎設施和房屋、飲水、電氣化等生活基礎設施方面的內容。
韓國內務部將這16個項目按照優先項目排序，作為新村運動的切入口，政府向全國3.3萬個村莊發放水泥和鋼筋，讓村民用這些建材改造村內設施，土地、費用、勞動力和工作時間則由村民自行承擔。每個村選出一男一女兩名不領報酬的新村運動領導人，領導村內建設事務。兩年后，政府又成立新村領導研修院，對新村運動的村莊領導人進行培訓。
培訓被韓國政府視作提高農民生活倫理的契機，其重要性被擺到和經濟項目同等的位置。
1967年后即為樸正熙制定農業政策的樸振煥認為，以“勤勉、自助、協同”為口號的新村運動，是一場“通過參加村莊建設項目，開發農民的生活倫理，從而加速農村現代化的發展”的運動。這位畢業于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博士，出身農家，對改變韓國農村凋敝的經濟和生活倫理，充滿了道德熱情。受到德國思想家韋伯的影響，他一生堅信，生活倫理是農業政策的變量之一，并致力于通過改善農民生活倫理來發展韓國的現代化。他承認，樸正熙政府是公認的獨裁政權，但他相信，韓國農村的現代化，要依賴樸正熙這樣“對農村有感情”的政治領導人。與和他同時期出國留學的很多韓國知識分子不同，樸振煥認為，對貧困的韓國農村來說，擺脫貧困是實現民主權利的前提。而新村運動的目的，正是“提高農民的生活倫理水平”和“改善農村物質生活條件”。
道德運動甚于經濟政策
年近80歲的樸振煥，見證了二戰后韓國最富戲劇性的歷史事件：一個農業人口曾經占總人口70%以上的國家，短短30多年內，農業人口下降到7%，從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的落后農業國家，進入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國家行列。
他相信，這一切都和1970年代的運動有關，新村運動改變韓國農村，進而改變了韓國。“20世紀70年代的10年是一個令韓國農民振奮的時期，年代久遠的茅草屋頂、煤油燈照明、男人背馱女人頭頂東西的現象，都消失了。每年的現金收入增長使他們能夠買得起消費品。”1974年之后，韓國農村家庭的年收入超過了城市家庭。他相信，這是新村運動的效力。而且，新村運動的效力還要深遠得多：“農民獲得了自信：我們能夠做，我們能夠生活得更好。”
2006年4月，中國農業部部長辦公室約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魏蔚談新村運動。魏蔚直白地告訴對新村運動頗有興趣的中國官員，“與其說新村運動是一種經濟政策，不如說是社會道德運動和國家整合運動。”
在總統樸正熙的強力推動下，新村運動變成一場席卷韓國城鄉的全民運動。城市里，街道、企業、社區都在開展新村運動，到1970年代后期，新村領導研修院培訓的商界人士、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宗教人士和媒體人員的數量，幾乎占到了受訓總人數一半以上。
即使在樸正熙政府治下，對新村運動的爭議也從來沒有停息。質疑者承認，運動發生了效力，政策不乏成果，但樸正熙政府以新村運動拉攏選票，政府力量過度干涉，也留下了許多惡例。
金東俊這一代韓國人對將他從童年睡夢中驚醒的歌聲印象不佳，對新村運動占用了他家的土地印象不佳，對新村運動中政府過度干涉和某些官員的濫用職權印象不佳。他認為，韓國的農業現代化，更多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分工，受益于韓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于新村運動卻得益不多。
在韓國，爭議已經漸漸平息。畢竟，30年過去了，隨著1979年12月16日的一聲槍響，樸正熙時代結束于一場暗殺，同時，新村運動也由此式微。樸振煥也承認，由于時代變遷，韓國農民對新村運動的需求，已經不再強烈。
韓國今天的農業問題，與多數發達國家無異。年輕人出走，農村只有老人生活。一部名為《只有老人生活的村落》的韓國紀錄片，記載了一個村莊如何因年輕人消失而日趨空洞化。導演尹美賢告訴本刊記者，她擔心再過10年，韓國的農村會因為老人們去世，最終荒廢。
學校、醫療、房屋、道路、水利、電器，樸振煥孜孜追求韓國農村現代化的時候，他不會想到，僅僅30年后，他想打造的現代化，要面對一個無人的農村。
世界潮流還是東亞經驗
30年后，“新村運動”作為一個新鮮名詞出現在中國。人均GDP1000美元、城鄉差距、生活倫理缺失、城市化、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1970年代的韓國社會關鍵詞，正是中國今天的現實，“新農村建設”作為中國選擇的一條穩定社會和政治、實現和諧社會的路徑，讓人想起新村運動，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些爭議隨之而來，也就不難理解了。
“新村運動”為什么會引起中國的注意？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中心副教授潘偉光，曾主持翻譯了樸振煥著作，他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重要與迫切以及中韓交流的增加固然是原因，但政府主導的“新村運動”強調了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政府作用，這一點更對口味。
爭議一開始圍繞新村運動本身，焦點在如何評價新村運動在韓國農村現代化中的作用以及運動的利弊得失上。從1995年開始向國內介紹新村運動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水山認為，韓國靠新村運動解決了城鄉差距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并且改善了農民的道德精神。政府雖扮演了決策、組織和監督實施的角色，但運動并不強迫農民參加，而是采取了民主討論的方式。經濟學者華生、黨國英等人則認為，新村運動中極為有限的政府投資，幾乎無助于縮小城鄉差距，反而使農民負債增加；中央政府主導推進運動的方式，造成了違背農民意愿、損害農民利益的現象和農民依賴政府的心理。
而且，爭議迅速轉化到另一方面：新村運動有沒有為東亞國家農業現代化提供新的經驗？對中國的新農村建設有無借鑒價值？
或許放寬歷史的視野，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新村運動，也有助于理解今時今日中國爭議的本質。
新村運動實施的年代，中國舉國正在“農業學大寨”，日本實施了農村綜合整治，臺灣地區數十萬官兵轉業，開始實施農村基礎建設。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認為，這些異曲同工的歷史事件，正是以小農村社經濟為基礎的東亞國家和地區，謀求農村現代化的歷史軌跡。
在這段相似的歷史中，相比較中國，日韓的成功之處在于，他們除了搞農業生產投入，還著力于農民生活改善，而中國的“農業學大寨”，集中精力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生活則未提上議程。今天中國的“新農村建設”的“新”意，正是要在“農業生產投入”之外，補上改善農民生活這一課。
溫鐵軍認為，基于東亞傳統文化和小農村社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形態，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的農業現代化歷史，提供了有別于歐美傳統的農業現代化經驗和發展模式。
2006年以來，溫鐵軍在中央電視臺、第一財經等媒體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人文社科年度論壇等場合多次演講，要求反思以土地私有化和大規模城市化為前提的農村現代化路徑。他根據自己在拉丁美洲和南亞地區的考察提出，土地私有會造成大量失地農民，引發政治和社會動蕩。他同時認為，大規模城市化不適合中國現實，理由有二：首先，城市需要高度的資源消耗，資源難以支撐70%的中國人生活在城市；其次，中國就業壓力居高不下，無法解決勞動力的充分就業。
他的結論是，中國應該避免嘗試美國式“農場主加公司”的農村現代化模式，應該發掘東亞近鄰的歷史經驗，走一條在東亞被證明是有效的“政府資助加綜合農協”的道路：允許農民成立農協，向農業協會開放市場準入，免除農協企業的稅收，同時放棄化學農業，恢復生態農業的傳統和加強農村的文化建設等等。
溫鐵軍沒有將韓日兩國的土地私有制度和高城市化率列入“東亞經驗”，也沒有明言如何才能將中國城市發展限制在一定的速度和容量之內。他認為，只要把農村搞好，理性的農民就會拋棄貧民窟而不再急于進城打工。
實際上，這一觀點與諸多經濟學者的思路背道而馳。通過城市化減少農村人口，實現農村收入增加和城鄉差距縮小，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不僅是世界潮流昭示的經濟規律，也是中國農業現代化實現的不二途徑。具體到韓國，縮小城鄉差距、改善農民生活等新村運動的目標，不是通過新村運動實現的，而是通過向城市轉移人口的城市化過程實現的。
“真正值得中國研究學習的是，在韓國這樣一個人均資源比中國還要緊張的國家，如何在急速城市化中安置了如此之多的人口，解決了他們的就業，而沒有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學家華生說。
黨國英也認為，土地私有制沒有造成韓國農民流離失所，反而提高了農業經濟效率。同時，城市化減少了農村人口，提高了農村人口收入。因此，農民財產權、農民自由遷徙權和農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務權利這三個權利的實現，實行更加積極的城市化政策，才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出路。
“缺乏產業基礎的農村建設，僅僅是修房修路，是不可持續的”，魏蔚提供了另一個角度，“房子和道路不可能一修再修，修好了怎么辦呢？新村運動已經表明，沒有產業支撐，運動就僅僅是個運動”。-
專家稱不能把農民留在農村搞現代化
大家的用意都是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要把農民留在農村來實現現代化，還是把農民移入城市來實現農村的現代化。
撰稿／汪 偉(記者)
《新民周刊》：現在很多學者提到新村運動時都有一個認識前提，那就是中國的資源不可能支撐8億乃至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生活，未來必定會有很多農民繼續留在農村。
華生：潛在的說辭是農民不可能都進到城市中來，因此我們要把農村搞得好些，讓農民留在那個地方。但是這一點背離了現代化潮流。我們國家現在最大的失衡就是農村和城市的經濟失衡。我國城市人口早應該超過50%，而實際情況是在30%以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都在跟著世界化這個大潮流，但農村人口沒有隨大潮流實現向城市的轉移，這給我們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內需不足，都與此有關。
《新民周刊》：現在有一種說法，內需不足可以通過建設新農村來解決。
華生：農民的需求永遠是有限的。農民在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怎么可能產生多少需求呢？即使有需求，你也滿足不了這些需求，因為我們負擔不起。我們不可能給高度分散的鄉村農民提供現代文化設施，這里有一個“規模不經濟”的問題，它的浪費將是驚人的，
《新民周刊》：更多的人口進入城市以后它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源，有的學者擔心，以目前國際和國內的資源供給，根本不能支持中國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
華生：這個問題要分兩個方面來回答，第一，不能支持是不是就意味著要讓70%的農民消費較少的資源，讓他們處在貧困狀態，來保證資源能夠滿足30%的城里人過上好日子？這違反了公民的權利，實際上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農民會走出來；第二，建設新農村，不就是為了提高農民的生活嗎？不就是希望他們能從教育、文化、交通、公共衛生各個方面都有提高嗎？這個提高本身就是要消耗資源的。消耗資源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使用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來消耗資源，人類歷史證明，50萬到200萬人口的城市規模，人均消耗能源量是最少的；而在農村搞現代化將極大地浪費資源。農村人均占地是城市的若干倍，在農村搞一個小自來水廠，和在城市搞自來水廠，浪費又是若干倍。與其在農村改善他們的生活，不如讓他們大多數人進城，因為這是最經濟的。
《新民周刊》：歐美國家的現代農業是建立在高額國家補貼的基礎上的，日本、韓國也是這樣；在拉美一些國家和印度，農村人口轉移導致城市邊沿產生大量建貧民窟。有些學者認為，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農業變成了一個不可能現代化的領域，您認同這種觀點嗎？
華生：我不認為這樣。農業的現代化是有標準的。根據不同的資源稟賦，有兩個典型例子，一個是美國，形成了農場制度高度集約化經營，這與它的土地資源有關，應該說美國的農業現代化是成功的；另一個是韓國，韓國只有7%的人口在農村，農村的現代化水平也很高，農村人口的收入不比城市差多少，這也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農業補貼是個利益問題。當一個國家只有百分之十幾的農村人口時，補貼農業純粹是利益結構的安排，和現代化本身沒有太大的關系。為什么韓國農村人口這么少，可他們在政治博弈和利益分配中聲音那么大？這是一個分配問題，不是農業問題。如果農民都跑到城里，沒人種地，以致于農產品不夠導致價格暴漲，那才能說是農業問題。
《新民周刊》：在這一點上，中國經濟學界是有分歧的。
華生：大家的用意都是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要把農民留在農村來實現現代化，還是把農民移入城市來實現農村的現代化。
《新民周刊》：產生這種分歧是因為對中國經濟的認識不同嗎？
華生：不光是對中國經濟的認識不同。很多問題，都不能因為中國的特殊性而掩蓋了對世界發展共性的認識。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在世界大潮流面前很多時候是很掙扎的。公正地說，這些猶豫和搖擺，確實體現了事物的復雜性。有些時候、有些地方，中國的確是不能夠簡單地照搬別人經驗的。因為這種復雜性，使得猶豫和搖擺顯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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