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張，這是在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認識上的一個提升，也是對大力推進城市化建設的一個呼應和揚棄。充分證明了黨中央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指導思想的成熟。如何推進新農村建設，在農村全面實現小康，關鍵是要實現各種要素的集聚，由集聚經濟效應來切實降低農戶生產和生活中的各項交易成本，進而達到提高農戶收益的目的。改變農村的生產組織方式，加大“統”的力度和規模，培育和鼓勵各種形式的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則是實現上述目的的主要途徑，由此，還能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實現人與土地的自然和諧的目標。
一、新農村建設要以生產組織方式的創新來提高農業生產的績效
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程度遠遠低于城市地區，究其原因則是廣闊的農村地區缺乏資本生成能力，而有效培育農村地區的資本生成能力其關鍵在于制度安排的創新和制度環境的建設。
所謂制度安排[1]，按照戴維斯和道格拉斯·諾斯（Lance Davis和Douglass North）的定義，是指經濟單位間的安排，它治理這些單位合作或競爭的方式，它（能）為其他成員提供一個可以合作的結構或一個能影響法律或產權變遷的機制。在制度安排的安排下，會逐漸形成與該安排相融合的制度環境。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的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律規則，它們確立了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基礎。治理選舉、產權和合同權利的規則便是這類規則的例子。制度安排與制度環境是相互依賴、密不可分的，在制度的演繹過程中，兩者互為前提與條件，互相促動，共同構成了特定社會游戲規則的內涵和特征。
就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言，除了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外，非常關鍵的就是要通過制度創新來改變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1970年代末開展的以農戶單干為特征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在釋放農民生產積極性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這一制度安排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也滿足了農民對于土地使用權的需求，但是，當我國經濟增長率獲得了極大的提高以后，城鄉發展的差距也在拉大，如何讓農民由溫飽走向富裕已成為各級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了，而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出路在于通過制度創新來改變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
我們知道，在生產關系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制度是作為前提條件規定了經濟運行與社會交互關系的特征的，較技術而言，制度所決定的社會的基本權力結構與選擇取向對經濟人所追求的穩定和均衡更能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的前提上展開的，所以，在尊重農民的經濟自由與選擇自由的前提下，通過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革新來推動新農村建設，可以解決資本生成能力和土地高效產出問題，進而達到提高農民收入的目的。
改變農戶單干特征的農業生產組織方式，將農業生產通過各種形式的“組織”組織起來，可以進一步提高生產的投入－產出比，并且還可以深化農業生產的“資本化”關系，按照威廉姆森等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組織的主要功能是節約交易成本，這種成本是在試圖利用市場簽訂應急權利契約時產生的。考慮到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沉積成本），復雜的應急權利契約是難以并需要“付出代價（才能）”“簽訂、生效和實施”的。因此，面對這種困難，并考慮到簡單（或不完備）應急權利契約存在的風險，企業可能決定繞過市場，求助于等級化的組織方式。原本由市場處理的交易于是交由行政過程進行內部控制（威廉姆森，1975：9）。[2]所以，組織的構建就是為了有效地對活動過程加以控制，以求交易（社會交互活動）能夠順利地、低成本地施行。將農業生產再次組織起來，通過組織內部的專業分工，可以降低單個程序（或環節）的復雜程度，為提高單位時間的產出率提供技術條件。合理的組織內部分工體系與激勵—監督機構的設立，可以通過賦予各級代理人不同程度的剩余索取權來有效地保證組織運行的績效，由此，可以深化農業生產的資本關系，解決農業規模經營問題，提高農村經濟的活力。
改革初期所推行的家庭承包經營符合當前中國農村的社會制度特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且已被歷史證明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家庭承包經營體制符合中國農業自身特點，能夠調動起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應長期堅持不能動搖。但是，由于該經營體制的實質是農戶單干，屬于小農經濟模式，在目前由大生產為特征的城市主導的經濟社會中，該體制存在著明顯的弱勢特征，如①分散經營無法享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所帶來的低成本優勢；②分散經營容易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③分散經營無法提高產業能級，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④分散經營無法自動產生衍生產品，因而很難分享農產品增值收入；⑤分散經營難以將科技和農業相結合。因此，需要在保持該種基本生產制度的同時，進行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創新，鄧小平在對農村經濟改革進行戰略規劃時曾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農村集體經濟的改革首先要從體制上解決農民生產動力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再從體制上解決好適應生產社會化的問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兩個基本的要義是改變農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而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程度是實現上述要義的基礎性前提，通過生產組織方式的革新可以實現要素的集聚，進而發揮經濟集聚效應、增加范圍經濟的空間、獲得規模經濟的收益，最終實現農民生活的小康和農村社會的現代化。在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下，增強集體層經營的實力，積極推進集體經濟聯合體，強化多種模式的合作經濟發展，切實做到農村各類集體企業和合作企業同市場經濟的充分銜接和融合[3]是創新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主要形式。
二、創新農業生產組織方式要切忌傳統集體經濟模式的翻版和行政化傾向
目前，在我國7.5億勞動力中，農村勞動力有5億，這樣的勞動力城鄉分布格局也決定了我國財政無法模仿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實施對農民較大規模和程度的補貼，農民要富裕就必須尋找適合國情和鄉情的致富之路。通過深化資本關系、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規模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改革之路，一些已經富裕起來的農村典型也顯示了這條道路的可行性，但是，各地如何實施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必須要因地制宜，要杜絕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村集體經濟的弊端在新形勢下的重現，因此，需要解決幾個方面的問題。
1.農村“兩社”改革與農民參與的問題。農業生產的發展需要社會化的服務部門，特別是能夠提供農業規模經營強力支撐的社會化服務部門，農村供銷合作社和農村信用社是農業生產的重要的社會化服務部門，曾經在1950年代中后期的農村合作化運動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一大二公”浪潮的興起，兩社在組織形式和運行管理模式上早已脫離了農民自我組織的性質，也早已不再是農民自我管理的機構，成為國家商業部門和國家官辦銀行，兩社的性質已經名存實亡。新形勢下，如何轉變“兩社”的經營理念，突出“兩社”在服務農村、服務農業、服務農戶方面的角色功能，應該是深化“兩社”改革中的重要議題。事實上，隨著市場化取向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市場細分程度的進一步加劇，農村供銷社和農村信用社的變性也給他們自身的發展帶來了問題，使之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進，則無法與城市大型商社競爭，無法與城市商業銀行競爭；退，則難以深入農戶，難以配合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需要，截至今日，“兩社”的改革始終沒有突破，這也會阻礙農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無法實現農業生產的社會化，要突破“兩社”改革的瓶頸，關鍵在于如何調動農戶的積極性，引導農民成為“兩社”改革的主體之一，通過資本構成的社會化，解決“兩社”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應該是“兩社”走出困境的合理選項之一。
2.農民與農地的關系問題。就目前我國各地農村的實踐來看，擴大了組織程度的農村集體經濟或合作經濟模式都是以農地的集中經營為特征的，但是，農地的集中經營需要講求實效，要追求規模適度的集中經營，杜絕“大轟隆式”的盲目集中，要以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形成和健全為前提，要以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育程度和成熟程度作為農地適度規模經營中的“度”，并以此作為選擇規模經營模式的依據。
農地的適度規模集中經營是在確保農地的剩余索取權歸農戶所有的基礎上實施的新型集體經濟模式或合作經營模式，這種模式的制度保證是“內部的集體化管理和外部的市場化運作”（簡新華，2005），它是以農戶的自由、自愿為前提來展開運作的，其財產關系是“聯合所有”，在分配上實行“以勞動額或交易額分配為主，以要素分配為輔”的原則，其組織形式主要有：新形成的專業合作社模式、新形成的專業協會模式、傳統的集體經濟改革模式、股份合作社模式等，從發展程度來劃分，可以區分出雛形形態、典型形態和變異形態共三種形態（馬艷，2005）[4]。
無論是何種程度和類型的農地規模經營，都可以歸納為集體層經營和合作經營兩大類，標準的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集體經濟在所有制上就是生產資料歸集體共同所有，沒有量化到個人；合作經濟則是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實施聯合經營。因此，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需要切實加強利益統籌工作，注意到保護集體和農戶的利益平衡與提高。在目前，強化和優化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度可以有效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
3.農村村（鄉）集體經濟組織與村（鄉）行政部門的關系問題。新農村建設要在保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積極發展集體經濟和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惟有如此，方能解決包括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農戶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各項配套服務、提高農村人口的國民意識等在內的一系列問題。因此，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積極發展統分結合的農村經營體制并將其作為我國農村的基本生產制度，應該是新農村建設的一項基本工程。
但是，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在發展和創新農村集體經濟形式的同時，要堅決杜絕和避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體經濟的弊端借殼還魂。就目前而言，在一些農村地區，村（鄉）集體經濟組織依然還保留著人民公社時期集體經濟體制的特征，比如產權不清、政經合一、責權不明、管理混亂、監督缺位等等，致使大部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活力和盈利能力，無法發揮農村社會基本保障的功能，并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還大量承擔著村（鄉）行政部門“財政”的功能，在財務上不公開、不透明，無法吸引廣大農戶參與其中的積極性，同時，在一些農村地區，村（鄉）集體經濟組織與村（鄉）行政部門的密切關系所產生的關聯性，致使一些農業省份的村（鄉）因為負債而成為空殼村（鄉），由此拖累村（鄉）集體經濟組織，使其發生財務困難，無力展開針對農戶的服務活動，也無法產生積極的吸引力，因此，新農村建設中的新型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需要在組織構架上擺脫政經合一所帶來的傳統體制弊端，做到產權的清晰化、財務的透明化、管理的科學化、責權的明確化、監督的公開化。
4.農戶與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問題。現在一些地區的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戶之間并未建立起廣泛和有效的合作關系，政府所推動的公司加農戶的新型合作關系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戶的合作生產聯合體。并且，由基層政府所主導和推動的公司加農戶的生產聯合體一方面是基層政府出于提高農民收入的考慮來推動的，另一方面也有提高政績的動機，因此，在實際操作層面，無法充分保障農戶的權益，同時，也會因為農戶的爽約而導致聯合體的解體。
仔細考察各地公司加農戶的聯合生產模式，可以發現存在著一些先天性的不足，比如①作為市場主體，公司和農戶存在著地位不平等的現象，農戶往往處于弱勢地位；②農戶在生產聯合體中往往成為公司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盤剝農戶經常成為公司盈利的主要模式，農戶無法分享社會化的平均利潤；③組織成本過高，由于需要連接太多的農戶，一一談判所產生的簽約成本和摩擦成本直接導致了公司加農戶組織的交易成本提高，不利于投入－產出比率的提高；④實際操作層面的公司加農戶形式缺少相應的約束保障，農產品漲價農民惜售，農產品降價，公司不收或因為收購成本高而失去競爭能力，因而會經常性地引發違約糾紛；⑤實際操作層面的公司加農戶形式往往限于傳統農產品的生產合作，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農戶銷售的困難，但是無法在提高農作物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因而無法真正解決提高農民收入問題。
創新農村經濟組織，發揮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在提高農戶收入中的積極作用，必須發揮農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之積極參與到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的創建中來，政府在積極推動的時候，要注意把握“度”，切忌過分參與，否則，就容易陷入傳統體制政經合一的陷阱之中，因為，任何依靠政策傾斜的生產性組織往往會先天性地缺乏市場競爭的能力，一旦政策到期，組織的瓦解就會不期而至，這是與新農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背離的。
三、新農村建設要以發展統分結合的集體層經營和多樣化模式的合作經濟來取得實效
所謂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就是要在不斷完善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加強集體層經營，以增加集體積累。只有通過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的實力，才能夠增強集體服務和社會服務的力量，啟動市場經濟的廣度和深度，拉動有效需求，細化社會分工，改善農村生活風氣，穩固公序良俗。因此，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抓手之一就是要大力發展統分結合的集體層經營，改變“統”、“分”失衡的狀態。一是集體層經營需要從組織、產業、職能三個方面進行重新定位；二是要立足于增強集體層的經濟實力來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三是不搞一刀切，各地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層經濟；四是在有條件的地區提倡集體經濟之間的聯合體，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推行股份制，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參與市場競爭的實力（程恩富，2005）。
新農村建設的第二個抓手是發展多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在我國要推廣四種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模式，一是“能人＋農戶”型；二是“中介組織＋農戶”型；三是“企業＋農戶”型；四是“農戶＋農戶”型。當然，各地區要依據地區經濟發展的條件來選擇這四種模式，其中，政府的定位最重要，要避免政府成為合作經濟的主體，政府要站在保護農戶的立場扮演好監督者和協調者的角色，要堅持“引導而不領導、扶持而不干預”的基本準則。
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形態的推廣和升級可以提高農村社會的分工程度，進而可以提高農村經濟的組織化程度，這些都是農村社會深化資本關系和實現現代化的基本要件，因而，在推廣的過程中，如何保證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就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中最基本的要求，各地區在推廣的過程中一定要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杜絕“一刀切”和“大轟隆”，在保證農民的剩余索取權歸屬明確的前提下來展開各項運作。
在壯大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時候，可以根據各地的不同條件，有選擇地采取①充分肯定和壯大“完全集體所有制”；②適度推動農業的“集體化和集約化”進程；③提倡和發展集體經濟聯合體[5]等形式來發展集體經濟。
在集體經濟的產權問題和政經合一問題尚不能完全解決的階段，可以把重點放在發展多種形式的合作經濟上來，現階段的農村合作經濟必然需要塑造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村合作經濟的特征，主要表現在①組織方式不同。新型農村合作組織是在政府積極引導而非強制性主導下，由農戶按照自發和自愿的原則自我組建的，進入和退出比較自由；②產權制度不同。新型農村合作組織的產權是明晰的，是建立在剩余索取權歸農戶所有的基礎上的生產資料的集中使用的合作生產組織，農戶的產權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③分配制度不同。新型農村合作組織是按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可以杜絕“大鍋飯”式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所內生的消極作用；④生產管理體制不同。新型農村合作組織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來展開專業化的勞動分工，是單純的經濟組織；⑤合作組織的體系不同。新型農村合作組織是圍繞農民需要而構建的多種合作生產組織體系，是通過農民的資本與勞動等要素的合作相互連接的統一的整體，不存在傳統體制下的“條塊分割”矛盾；⑥合作主體不同。新型農村合作組織的主體是農戶，關系比較單一，不存在官方主體的入股參與。為此，需要建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新型的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
上述“新型的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可以通過構建靈活多樣的經營模式來展開運作，進而達到提高農戶收入，促進農村社會發展的目的。
1.新型的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在組織方式上可以采用家庭承包經營加農戶合作社的模式。以農戶單干為特征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需要社會化的服務體系來提供相應的幫助，從提供信息和技術到進入市場提高市場主體地位，減少市場風險增加市場收益等，因此，可以組織多種形式的農戶合作組織，比如專業化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信息技術合作社等等。
2.新型的合作經濟組織在資本籌集上可以通過初始的商業運作來積累建社資本。具體方法是集團批發采購，農戶零價購買，批零差價按農戶交易量返還入股，構建合作社資本。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零購和團購的價格存在著差異，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也存在著這一特征，因此，將農戶組織起來進行團購，可以有效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組織化程度越高，農民的市場發言權就越大，批零差價也會越大，隨著農戶數量的增加和對生產資料購買數量的增加，采取該種模式可以在不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有效地積累農業合作組織的資本。
3.新型的合作經濟組織可以進一步地深化合作關系，將合作擴展到金融領域，進而可以提高生產的社會化水平。由農戶的消費積累所產生的合作社資本可以進一步地擴展到農村信用社，通過農民入股的方式，緊密聯系農村信用社和農戶及農戶合作社的關系，進而促使農村信用社回歸到“姓農”的路徑上來，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提供金融保障。
四、政府要對新農村建設中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
（一）政府要積極推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以培育其自我成長能力
一般而言，目前我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尚存在一系列的難題和體制瓶頸需要突破，比如各種自行組織的松散的生產或銷售聯合體的法人主體地位的界定問題，傳統體制下壯大起來的供銷社對于生產資料的壟斷問題，糧食部門對于重要農產品收購的價格壟斷問題，合作社初創階段的周轉金問題，財務人員匱乏問題等等，都需要在國家的層面通過制度的規范來解決，為此，就需要中央和省級政府相關行政和立法機關的積極參與和介入，惟有上述問題的解決方能有效推動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通過積極的競爭形成自我發展的能力，逐步邁向高級發展階段。
（二）政府要有切實的措施來推動農戶的聯合與合作
目前，在推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創建的進程中，存在著一些重要的現實問題需要解決，一是關于政府對農戶走合作化道路的指導原則。農戶組建各種合作經濟組織應該由農民自發、自愿組織和加入，并且由農戶自我組織、自我管理，達到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目的，對此，政府應該發揮積極引導的作用，切實避免用行政手段強行推動農戶加入合作組織和放任自流這兩種極端現象的出現；二是要選準農戶走合作化道路的動因。這個動因只能是直接的利益驅動，是為了增加收入，減少分散經營所難以解決的高成本問題；三是要注意明晰產權。在保證剩余索取權歸入股的農戶所有的基礎上加強合作組織的資本積累，并在此基礎上推動農村產業能級的提升；四是建立全方位、大合作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戶的生產、銷售需要一系列的相關產業鏈來提供服務，因此，建立一系列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來為農民服務應該是政府指導工作的重點，為此，政府需要有全面的規劃來指導農戶的實踐，為農戶的自發性組社活動提供指導；五是要有檢驗標準。要避免合作組織的失敗，就必須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在農戶自愿的基礎上向農戶提供相關的組社前提條件，由農戶自我對照，不符合條件的則不必匆忙組建，這些條件主要有①是否以農戶為主體；②合作組織的產權是否明確，特別是剩余索取權是否歸入股農戶所有；③合作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否明確，能否有效發揮作用；④農戶在合作經濟組織中能否真正增加收入并提高合作經濟組織的積累等。
鑒于目前我國農村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加強政府對農戶的引導是非常必要的，為此，政府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①做好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規劃工作，積極引導農戶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走生產和營銷的合作化道路；②在規章制度方面總結經驗、抓住典型、積極試點,制定、梳理和完善各項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并在相關政策方面進行規范；③規范政府程序，協調并理順政府之間的關系，做好政府服務工作可以有效破解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進程中的許多體制性瓶頸；④安排財力做好培訓工作，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的規范發展關系到新農村建設的績效，提高農民的操作技能是關乎合作經濟組織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政府需要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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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liver Williamson:《對經濟組織不同研究方法的比較》，見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編：《新制度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29頁。
[2]馬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老制度主義和新制度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44頁。
[3] 程恩富等.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倡導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模式多樣化 . 經濟縱橫[J]，2006（11）.
[4]徐惠平：《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模式：海派經濟論壇第21次研討會述要》，《海派經濟學》第13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版。
[5]程恩富等.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倡導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模式多樣化 . 經濟縱橫[J]，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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