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斌
摘要: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農村的破壞日益嚴重。1931-1937年間梁漱溟在鄒平推行鄉村建設，合作社運動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中一道美麗的風景。在梁漱溟合作理論和多種因素的推動下，當時鄒平實驗縣的合作社運動取得了迅猛發展，成為梁漱溟推行農村改革經濟方面的主體運動，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關鍵詞：梁漱溟；鄉村建設；合作社；合作社運動
20世紀20、30年代，隨著外侵內戰，中國農村經濟蕭條、民生凋敝。于是志士仁人紛紛為救活中國農村而加緊奔波，其中包括梁漱溟、晏陽初、彭禹廷等等，他們或注重農業推廣，或注重地方自治，或注重政權建設，或著力于平民教育，或強調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三面俱進，旨在通過努力為破敝的中國農村尋一條出路，史稱“鄉村建設運動”。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鄒平、無錫和定縣三地，尤以鄒平實驗最具實踐成效。
梁漱溟農村立國的思想早在20世紀20年代便已形成，只是無處推行，鄒平試驗為其提供了一個可貴的施展空間。鄒平試驗的主要內容包括村學鄉學、鄉村自衛、促興農業和文衛建設四個方面。促興農業主要通過設立金融流通處、推廣優良品種和發展合作社三種形式。其中合作社運動是指成立各種合作社借以組織農民、推廣良種、推行新的生產方式、建構新的農村經濟模式，以期借此改善農民的生活，救活農村經濟。
一、 合作社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1931年6月，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開始在鄒平實驗縣內倡辦合作事業。1932年9月，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最早成立，隨后，各種合作社相繼建立。年底，全縣合作社達到20所，1933年增至25所，入社社員545人。1934處合作社增加到133所，入社社員達到4446人。 1935年7月， 實驗縣政府 (1932年成立)成立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 集中力量發展推進合作事業。 年底合作社數目達到336所， 入社社員增加到14939人。 此后實驗縣對全縣的合作社進行整頓，一些不合格的被取消。至1936年底，全縣合作社種類共有美棉運銷、蠶業產銷、林業生產、信用莊倉、信用、購賣6種，合作社總數為307所，入社社員8828戶(人)。短短幾年時間，鄒平實驗縣的合作社運動取得了迅猛發展。
合作社運動在鄒平的興起和發展的原因大體如下：
首先，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是合作社運動得以興起的理論基礎。梁漱溟認為“所謂鄉村建設，事項雖多，要可類歸為三大方面：經濟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必經濟上進展一步，而后才有政治改進教育改進的需要，亦才有作政治改進教育改進的可能 。” [1]而經濟建設的方式當為 “從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為適當的結合，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他認為“這是在中國今后一定的路線，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2]“那么，農業的發達是在什么道呢?那便是‘合作’。”他認為“合作既異乎所謂個人本位，亦異乎所謂社會本位，恰能得其兩相調和的分際 ， 有進取而無競爭”， [3] “中國 的財富恐怕要靠合作才能增殖起來。” [4]他主張“在一個合作社里，一面大家要求合作，一面團體尊重個人，處處顧到社會，處處顧到個人。”認為“合作實最能達到均衡的目的，所以合作成了主義、目的，而非止手段。”[5]
其次，合作社運動的興起得益于當時的社會大環境。韓復榘雖被蔣介石委以山東軍政大權借以拉籠，但他必竟不是嫡系。他深知，欲在山東統治長久，必先得民心，保持社會穩定，而當時梁漱溟在山東進行的鄉村建設，以復興農村為己任，自是利于獲取民眾支持；此外還搞鄉村自衛，可以讓他獲得強大的后備軍力支持，同時穩定社會局面，根絕匪禍，是故何樂而不為呢? 更為重要的是梁漱溟認為，中國的統一，只有在鄉村建設式的地方自治的基礎上實行聯合才能實現，當然也適合韓復榘的需要。[6] 因此，韓復榘給了鄉村建設研究院相當大的獨立權“不僅最終有許多縣被指定為該院指導下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到1937年超過70個縣)，而且有兩個縣的行政實際上交由該院管理 。” [7]故而使的鄉村建設研究院有了 “第二省政府”之稱。因此韓復榘的支持政策是促成合作社運動在鄒平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還在于在當時實驗縣的實踐操作中政策合理措施得力。
1935年7月，鄒平實驗縣合作指導委員會成立。 縣長為委員長，由縣政府選聘講授經濟合作的教師、農場主任及有關職員、縣府第四科科長及技術員、金融流通處經理等人為委員。 委員長以下設常務委員2人，協助委員長執行委員會決議，處理日常事務。 合作委員會下分3個組：第一組負責合作行政及合作教育。第二組負責合作金融及信用合作社合作倉庫指導。第三組負責其他各種合作社的指導。各組設正、副主任各1人，由委員兼任，各組干事及助理干事， 則由各有關方面人員專任或兼任，合作委員會規定每兩周舉行常務會議一次，必須時由委員長臨時召集。合作指導委員會的指導，最初以整理舊社、改建新社為主，進而指導合作社由單營業務向多營業務，由農業技術改良向商業經營、工業經營發展。在整個合作社運動中，合作指導委員會始終發揮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為推動合作社運動，實驗縣注意通過各種政策和方法來引導人們走到 合作上來。
政策之一——教育推動。鄉農學校是一種政教文衛合一的特殊形式，勸教合作便是其主要職責之一。利用鄉學、村學對民眾實施合作教育，在村學的成人部、聯莊會訓練隊及各級學校都增加合作課程，組織社職員講演會，舉辦合作函授班。
政策之二——大力宣傳科學思想。當時的農品展覽和派人進行技術指導等方式都對合作社運動起到了思想解放和技術支撐的作用。為了讓農民親眼目睹科學給農業帶來的顯著效益，啟迪人們認識科學技術，研究院先后于1931年11月上旬、1932年10月下旬和1933年秋后分別舉辦了三次大型的農產品展覽會，每次展覽3～4天，展品分田藝、園藝、家庭工藝、農具、畜產等項，品種最多達6000種，每天參觀者逾萬人。通過展覽，宣傳了農業科技，以期達到引導農民采用新良種、新技術，增進生產的目的。
政策之三——金融支持。 1933年8月鄒平縣農村金融流通處設立。設立該處的意義不外吸收都市資金，調劑農村金融，資助各種合作，推進建設鄉村。梁漱溟回憶說：“為了支持發展生產合作社，縣里設立金融流通處，兼縣金庫。什么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須是集體，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給個人，以資助集體引進和使用新式科學技術，發展生產。” [8]那么這種金融支持的具體實踐情況如何呢?孫子愿回憶說：“1933年，我以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聯合會主席名義， 從中國銀行行長陳雋人處借5000元，中國銀行派閻承烈帶款直接到孫鎮，各分社長拿出社員花名冊，由閻直接放款。 1934年，貸款2.5萬元；1935年，貸款25萬元。每次貸款，都由我和于魯溪親自去濟南辦理， 秋后收棉時還款。 用貸款扶持農民種植美棉，起了很大作用。”[9] 可見這種金融政策對于解決人們合作過程中的資金不足和資金周轉問題確實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除了金融流通處之外，在研究院的合作社運動指導委員會與農村金融流通處的指導組織下，全縣各地成立了農民歷史第一次的一批自己的金融組織——信用合作社，以后還演變而成了“促倉貯之充實”，“救濟農村之窮乏”的莊倉信用社。[10]
第四，合作社的出現是當時社會實踐的結果。
1932年6月19日徐樹人任鄒平實驗縣縣長， 他在鄉村建設研究院研究部“聽了一個多月的課，僅僅聽梁漱溟講了認識問題部分，而解決問題部分還沒有聽到，所以也拿不出一套實驗計劃，只有零零碎碎的搞點鄉村教育、鄉村衛生、鄉村自衛等工作。”期間他“還提倡過植棉、種煙，以后發展成為生產運銷合作社。”[11]徐樹人任鄒平實驗縣縣長約四個月，就是在此期間，在研究院幫助下，鄒平縣孫鎮成立了第一個美棉運銷合作社。 1932年9月30日，在當時的霍家坡鄉農學校成立了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總社。可見正是在徐樹人“零零碎碎”的實踐中啟動了鄒平植棉農業走向合作的進程。
此外，當地植棉業基礎的存在也是與當時的實踐分不開的。1922、1923年時，曾有日本人運來美棉種籽，散給孫鎮一帶農民種植，后來種植面積逐漸擴大。但由于農民缺乏應有知識，品種日趨退化。1932年初春，鄉村建設研究院為改良鄒平棉花品種，由研究院農場利用純種美棉來繁育良種， 并劃定第六區(后劃為十一、十二、十三鄉)為純種美棉推廣試驗區， 曾撥美棉種籽4000斤，給孫鎮、霍家坡等19個村農民種植，并且派出技術人員進行現場宣傳指導。秋收后，凡種植研究院純種美棉的戶，果然收成不錯。以孫鎮附近為例，往年的舊品種一畝地產籽棉200--300斤，每擔售價40元，而種植的純種美棉--托里斯棉，每畝較過去土棉增產10%——20%，每擔售價50-56元。當時的南京中央棉產改進所曾專門派人來鄒平檢驗，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也對之進行了評定，認為其品質在久已著名的“靈寶花”之上。但由于當時棉花市場被一般棉商所操縱，既便農民有好棉花，也難以賣個好價錢。恰是為此，研究院又指導農民以村為單位成立美棉運銷合作社。因孫鎮一帶古稱“梁鄒”，即取名“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
由此可見，鄒平鄉村建設時期合作社運動中的第一個合作社是在當地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在與落后社會現實斗爭過程中不斷實踐的結果，是當地農民種棉種出來的。
在諸多因素的推動下，鄒平的合作社運動一度蓬勃興盛，并且由于鄉村建設而使得一向鮮為人知的小縣鄒平成為當時全國鄉村建設的三大中心之一。 然而 隨著1937年日本的大舉入侵，鄒平的鄉村建設最終未能成功，其中的合作社運動也因而終止。
二 、合作社運動的主要形式
鄒平的合作社運動主要有以下六種形式：
（1） 美棉運銷合作社。 鄒平合作社以美棉運銷合作社成立最早， 數目也最多。該社的宗旨，為辦理事業區域內各村美棉運銷事宜，以促進鄉村經濟之發展。其業務一是收花：由總社劃定收花區域，收集各村分社子花和花衣，以便去打子打包使成市場商品，準備運銷。二是貸款：為解決合作社社員研究院介紹，與濟南中國銀行訂立合同，舉辦美棉貸款。三是加工：所謂加工，就是將所收的社員子棉，用機器軋去棉子，打成棉包，并于包上加蓋一定之標識，以便運銷。四是運銷：將加工包裝好的棉花，統一運往濟南等地銷售。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總社負責監督和指導各村分社社員選種和種植。總社規定，凡加入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的社員，必須一律種植脫里斯美棉，所有棉種概由總社供給。
由于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總社的棉花能賣好價錢，所以發展很快。在1932年有分社15個、 社員219人和棉田667畝的基礎上， 發展到1933看作發社20個， 社員306人，棉田3464畝；1934年分社113個，社員2810人，棉田21341畝；1935年分社118人，社員2749人，棉田3011畝；1936年分社186人，社員2632人。
（2）蠶業產銷合作社。鄒平蠶業產銷合作社是在蠶業改進的過程中成立的。1932年春季鄉農學校開學后，研究院又與青島大學協商，聘請該校蠶業專家來鄒擔任蠶業導師。不久有10個村設立了稚蠶飼育合作社，并在研究院農場及抱印莊、遂家莊設立合作催青室及稚蠶飼育表證指導室三處，入社社員271戶， 推廣改良蠶種593張。此后兩年內蠶業合作社取得了迅猛發展。1935年7月鄒平合作社運動指導委員會成立后，為保證合作社的質量，一些不符合規章要求的合作社被取消。這一年成立蠶業合作社的村數雖然減少到10個，但入社社員戶數和推廣改良蠶種張數都比以前有較大的增長，分別達到522戶和1685張， 是1932年入社社員戶數和推廣優良蠶種張數的近一倍和兩倍多。
（3） 林業生產合作社。 鄒平第一至第三鄉境內山嶺綿亙， 由于各種原因，“童山濯濯，無人植樹”，到處都是荒山禿嶺。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農場成立后，即劃定第一至第三鄉為“林業改進區”，推廣植樹造林。1932年，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師生下鄉籌辦鄉農學校，由梁吉力恒領導的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的學生在林業改進區內指導村民組織成立了“林業公會”。但它還不是嚴密的合作組織，因此自1933年開始，鄒平農場乃派人指導各村將正式成立的林業公會改組成林業合作社，至1934年，先后有20處林業公會改組為林業合作社，社員1636人。
（4）信用合作社。鄒平信用合作社的正多名稱為“無限責任鄒平縣第×鄉××村信用合作社”，始成立于1934年冬。這一年鄒平發生嚴重的洪澇旱災，糧食歉收，農民收入銳減，為了調劑農村金融，打擊高利貸活動，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和鄒平縣政府決定組織農民成立信用合作社。經研究院訓練部同學下鄉宣傳，在流通處的指導下，是年冬信用合作社應運而生，到1935年上半年，僅大半年的時間，就先后有25社宣告成立，社員385戶（人），已繳股金840元，發放貸款6570元。
到1936年底信用合作社發展到48所，社員1095戶（人），股金3807元，發放貸款23626元。鄒平信用合作社的業務一是儲蓄，二是貸款。
（5）信用莊倉合作社。信用莊倉合作社系由莊倉合作社演變而成。
辦理莊倉合作社的目的有五：一在積谷備荒，二在儲蓄致富，三在立信用之基礎，四在平準糧價，五在調劑農村食用需供。信用莊倉合作社的業務除保管及抵押外，主要經營儲蓄和貸款。到1936年底，共有信用莊倉合作社58所，社員2914人，股金4481元。在6種合作社中其社數位居第二，僅次于美棉運銷，而社員和股金總數則為6種合作社之冠。
（6）購買合作社 購買合作社不僅成立最晚，而且業務也最為單純，只是合作購買煤炭這一種消費品。1936年底，真正獨立的購買合作社只有一所，其他幾所系其他合作社兼營，其內容組織與其他合作社大同小異。
除以上這6種合作社外，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和鄒平縣政府還鑒于鄒平土布業受洋布的擠壓，很不景氣的狀況，為救濟起見，于1931年冬，利用訓練部同學下鄉實習之際， 在機織發達的各村莊，組織農民成立機織合作社5所，并由縣政府貸給款項，購買新式布機21架分配各社使用，同時聘到技師3人，負責技術指導。 [12]
三、 對合作社運動認識
首先，就其地位而言，鄒平的合作社運動是梁漱溟先生所主持的鄉村建設運動中經濟方面的主體運動。梁漱溟認為，“(中國經濟建設)必走鄉村建設之路者，就是說必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的路” ， [13]所以在鄒平實踐中他積極進行農業改良。這主要通過兩條渠道來進行。一條渠道是通過農產品展覽會和農場實驗表證推廣來實現的。一條渠道是通過鄉學村學，組織各種合作社來推廣實現的。然而第一條渠道以觀、看為主，只是第二條才深入到了具體的實踐層面，顯然后者更關鍵。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從1931年6月開始在本縣實驗區內倡辦合作社運動。從1932年9月第一個合作社“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成立， 到1936年底，共有六種，307所，入社社員8828戶。可以說在梁漱溟七年的鄒平鄉村建設活動中，合作社運動自始至終， 自小到大， 從未中止且收效頗佳。梁漱溟是典型的農業立國論者，他指出，“農業的進步，一定要靠農民的合作才行” [14] 。他認為，“中國政治改造一定隨經濟改造而完成；經濟進一步，政治進一步，循環推進”。他進而指出：“而經濟改造呢，亦不是盲目發達生產，等到發現問題，再來推進社會政策或社會主義革命，而應從生產合作化，經濟生活社會化，使兩面俱進。”[15]對于經濟問題的解決，梁漱溟采取了“生產合作化，經濟生活社會化”的作法，反映到實踐中，便是我們見到的合作社運動。
其次，就性質而言，合作社運動是一場新儒學救國運動，實質是希望通過這一活動來重建一種新的“鄉村文明”，借以復興中國文化。
梁漱溟認為，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到破壞，但西洋文化又未在中國確立，致使“東不成，西不就”，造成嚴重的文化失調，而這就是中國各種各樣問題的根源所在。因此他認為中國的問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的問題，反對民主革命，主張“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吸收西洋人的長處”，把中西文化“溝通調和起來”借以“復興”和“改造”整個中國。他指出“中國社會是一鄉村為基礎，并以鄉村為主體的；多半文化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因此復興中國文化，必復興鄉村，建設鄉村，以“完成一種鄉村文明”，“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而農業的進步，一定要靠農民的合作才行。合作搞好了，就能使促興農業，就能使中國的財富一天天的大，就能救活整個農村，救活中國文化的根，從而在中國完成一種鄉村文明，進而復興整個中國文化。這就是他所從事的合作社運動的實質。
梁漱溟是公認的新儒學代表人物，他說，“我覺得我有一個最大的責任，即為替中國儒家作一個說明，開出一個與現代學術接頭的機會”，[16]對于這段鏗鏹有力的鄭重聲明，我們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文中找到了很好的解釋，即要“以合作團體利用進步技術。從合作上增殖財力(或曰財富)將讓公共財富一天天的大，而自然的趨向于財產的社會化。”[17]這也正是他在鄉村建設中所努力的。因為他認識到當時中國的失敗之處不過兩點，“一是缺乏科學技術；二是缺乏團體組織；更無其他。” [18] 他要讓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情誼”觀念在與現代科技的結合中“老樹發新芽”，進而復興鄉村。而“鄉村工作搞好了，憲政的基礎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19]由此來看，說它是一場新儒學的救國運動是科學而有根據的。
合作社運動的作用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其一，在當時鄉村建設時期興辦的各種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當地的經濟環境和人民生活。 當年鄉建活動的主要成員孫子愿(曾任過二、五、六區區長及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聯合會主席等職 ) 回憶當時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的情況時說，“1934年，鄒平全縣普及改良美棉， ……組織合作社后，70%-80%的戶種棉花。種棉戶一畝地棉花收入是種糧的2至3倍。”[20]合作社運動涉及種植業、手工業、商業、金融業等諸多領域，也即梁漱溟所說的“生產合作化”。此外，鄒平合作社運動的出現本身既是當時農村救國運動進一步深化的一種表現，它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救國問題上的積極投入和可貴探索（以前以理論探討為主），表明當時的救國主體和救國方式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這對于一個正在爭取民族獨立和富強的國家來說無疑是彌足珍貴的。
其二，作為一種實踐結論，鄒平合作社運動的出現為中國百年自強夢起了探路作用。它以實踐的形式告訴了我們合作對于自強的重要。若非鄒平農民早就種棉，那么，研究院的美棉推廣則未必會得到人民配合；若非出現農民有好棉花而難賣好價的情況，研究院可能就不會注意到中間商的危害，可能就不會指導農民走合作的路，合作社運動也就可能不會出現。所以說合作社是在當時條件下的實踐選擇。盡管合作社運動終于因為環境而失敗，卻給我們展示了合作對于自強的意義。借用梁漱溟的話語來說， 脆弱的正義要贏得自己的“秩序” 而不是被納入邪惡者的“秩序”，那么他們必須合作，政治的，軍事的等等，無不盡然。同時鄒平的合作社運動也為建國后我們所推行的合作社做法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從這個角度來講，鄉建運動中合作社運動的痛苦分娩和悲苦夭折實是值得深思。
再來看看鄒平鄉建時期合作社運動的影響。鄒平的合作社運動在當時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不但韓復榘多次親臨察看，許多著名人士如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中國銀行總裁張公權、清華大學教授顧毓琇等都前往參觀。”[21]“馮玉祥去過，陳立夫也去過。黃炎培和它的朋友江問漁去過，軍事學家蔣百里、經濟學家馬寅初去過，丹表的一個教育家去過，……日本搞鄉村教育的長野郎、長野厚也去過。”[22]至于具體到某一種合作社，當屬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的影響最大，孫子愿回憶說，“梁鄒美棉在當時名聲四場，省內外前去參現、購買良種者很多。需棉種者大部分在2月份來信來人索購。 像江蘇、河南、浙江等省，有的一要幾百斤。由于供不應求，我們住住限制數量，不能滿足供應。”[23]1935年上半年，“南京金陵大學胡教授，領著印度一位辦合作社運動25年的英國人來孫鎮參觀……”[24]可見合作社運動在當時影響確實不小。
參考文獻：
[1] [3]《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概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223頁。
[2]《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8頁。
[4] [5]《中國合作社運動之路向》，《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603、611頁。
[6] [9] [10] [11] [20] [22] [23] [24]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鄒平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梁漱溟與山東鄉村建設》，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38、160、96、136、87、138、140頁。
[7]〔美〕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頁。
[8]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研究會編：《鄉村：中國文化之本》，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頁。
[12]鄭大華著：《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6頁。
[13][14]《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58、428頁。
[15]《1953年9月11日在政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稿》，《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頁。
[16]《朝話·東方學術之根本》，《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36頁。
[17] [18]《梁漱溟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02、500頁。
[19]梁漱溟：《回憶我所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原載《憶往談舊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轉引自《鄉村·中國文化之本》，第362頁。
[21]賈國雄：《梁漱溟與鄒平鄉村建設運動》，《文史精華》2000年第4期。
注：1.劉斌：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98級本科生。
2.本文發表于《山東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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