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年輕一代的權錢膜拜，誰應對此負責？
[鄭永年] (2009-11-10)
在嘗到了初步富裕果實之后，中國人馬上接受了以金錢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國社會的基礎很快就從意識形態（或者道德）轉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最明顯的就是“GDP主義”，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經濟的增長成為了衡量各級官員的唯一重要的指標。GDP主義已經高度制度化，盡管最近幾年中國政府想努力扭轉單向面的GDP主義，但成效并不大，可見各級官員的金錢主義概念根深蒂固。（應當指出的是，GDP主義是通過犧牲下一代人的利益來滿足這一代人的利益的。）
最近有武漢的大學生給很多中國人一個似乎是“驚世駭俗”的道德判斷：白毛女應當嫁給黃世仁（地主）；只要有錢，年紀大一些不要緊。于是乎，在中國引出了一場具有道德高度的爭論，無論是在傳統媒體還是在互聯網。中國道德衰微的狀態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了，很多人對此不滿，借這個機會出來說些話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參加爭論的人的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責年輕一代；他們的結論也同樣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輕人沒救了。
中國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從來不檢討自己而只會指責別人尤其是下一代的傳統。每當有這樣的不符合傳統道德價值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會有道貌岸然的出來發表道德高論，似乎他們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責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無意地忘記了提這樣一個問題：誰應當對道德的衰敗負責？從年輕人成長經歷的視角看，要對年輕人道德衰敗負責的不是年輕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輩。
任何人的道德價值觀不是與生俱來的。道德是社會化的結果，是社會灌輸的產物。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中間（無論是80后還是90后）盛行權錢崇拜和道德虛無主義的現象也是事實。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意識到，年輕人是被“培養”出來的。換句話說，年輕人對“權”和“錢”的崇拜意識是他們生長的環境所給與的。
權錢崇拜和道德虛無并不是新現象，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了。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搞“貧窮社會主義”，人民的生活水準極其低下。當時的人們盡管維持著在今天的人看來一種較高的高德水準，但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道德水準，因為“貧窮”并不符合人性。因此，改革開放后，已經難以承受“貧窮”的一代開始了致富的過程。中國的改革開放似乎沒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當時中國人的普遍“貧窮”狀態有很大的關系，即窮則思變。金錢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為人們價值的坐標了，金錢主義毫無困難地盛行起來。道德沒有了，有了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于是乎，人們有了金錢崇拜。
在嘗到了初步富裕果實之后，中國人馬上接受了以金錢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國社會的基礎很快就從意識形態（或者道德）轉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最明顯的就是“GDP主義”，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經濟的增長成為了衡量各級官員的唯一重要的指標。GDP主義已經高度制度化，盡管最近幾年中國政府想努力扭轉單向面的GDP主義，但成效并不大，可見各級官員的金錢主義概念根深蒂固。（應當指出的是，GDP主義是通過犧牲下一代人的利益來滿足這一代人的利益的。）
官員的腐敗更顯得道德的解體。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海外，中國官場的腐敗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說的。可以說，說到中國官場，給人的第一個概念就是腐敗。從金錢腐敗的數量來說可見一斑，已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幾千、 幾萬到九十年代的數百萬發展到今天的數千萬甚至數億。權通過腐敗轉化成錢和財富。在這樣的環境下，要下一輩不產生權力崇拜的心理實在是非常之難的。更為嚴重的是，在歷史上，中國的政府不僅是負責治理的，而且也承擔著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國的官場既然這樣腐敗，其自然成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時有小孩長大了立志“當貪官”的案例嗎？
權和錢各自驅使著道德的衰落，而權和錢之間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著這個進程。對年輕一代來說，無論是“權”也好，“錢”也好，只要能夠得到其中的一個，或者和其中的一個靠上邊，就有了自身的價值。
除了權和錢之外，也同樣嚴重的是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在迫使年輕人的權錢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社會里，道德的主體是個人。要一個個單獨的個人變成道德人，就要給他們予希望。如果個人可以通過自己正當的努力，實現自己的希望，那么這個社會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準。但如果個人失去了這個希望，或者說無論通過自己怎樣的正當努力也實現不了這個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的年輕人正處于這樣一個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問題。住房是一個人的基本生存空間。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聯系起來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沒有一個基本的生存空間，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國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非常有效地扼殺了年輕人的這個“空間”希望。有關方面始終沒有有效的具有長遠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權”和“錢”操縱，主宰人們的居住空間。對今天中國的大多數年輕人來說，在飛漲得毫無止境的房價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難得到一個體面的生存空間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可以責怪他們對權錢的崇拜，因為權錢是他們得到生存空間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個例子。前段時間，人們發現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的工資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趨向，甚至也發生農民工的水平較大學生高的情況。這和從前的“腦體倒掛”的情況不同，因為那時這種情況的產生是因為人為的控制。在今天市場機制調節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這種情況的產生只能說是中國教育體制的問題。人應當接受盡可能的教育。這應當說一個基本的道德判斷。但當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兩者的工資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況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虛無化。而對年輕所接受的教育不是年輕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實際上，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的年輕一代面臨越來越大的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曾經造就了一個開放的體制，給年輕人予希望。但現在整個社會似乎被各種既得利益所分割，他們把持著各個領域，社會的開放度較之改革之初越來越小。從前是控制扼殺年輕人的希望，現在則是自由扼殺著他們的希望。年輕人很自由，不過就是沒有機會。盡管也不時會有年輕人為自己找到一條出路（正當的手段和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包括對權和錢的依附和屈從），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希望則是越來越少。
在此情況下，道德從何而來？不能說有關當局對道德不夠重視。中國方方面面的話語仍然充滿著各種道德說教，但對年輕一代來說已經毫無價值。道理很簡單，他們所讀到的道德教條和他們所看到的現實，兩者的差異實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條和毫無道德的現實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輕人對道德的懷疑和價值虛無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說，年輕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自由和物質主義的社會，但這個社會同時也是一個價值混亂、毫無道德標準的。不過，感到更加悲哀的應當是老一代，因為是他們和他們造就的社會培養了年輕一代。老一輩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輩。
提出價值和道德衰落問題絕對是好事情。但要意識到，出現這些社會現象不僅僅是道德價值的問題，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會環境和制度背景。從更高的層次來說，這個問題關乎于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道德來自希望，對未來的希望。抱怨、指責和譴責新一代毫無用處，如果要對下一代負責，那么就要為下一代營造一個能夠使得他們感覺得到希望的社會和制度環境。而這又是誰的責任呢？
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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