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流”變“下流”——評吳敬璉的狡賴
黎陽
2005．12．12
吳敬璉說：“有些人說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誤導了中國改革，擾亂了市場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種災難，我有異議，我認為這個判斷根本上說和基本上說都是不對的。”
怎么個不對法呢？從邏輯上推斷可以有五種含義：
一．“改革”根本不存在任何問題，更沒有什么災難。“主流經濟學家”們主導下的“改革”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中國社會一片和諧，充滿誠信，人人君子，個個小康，家家團圓美滿，戶戶安居樂業。全國各地都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什么“貪污腐化”、“貧富分化”、“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下崗失業”、“老無所養”、“治安混亂”、“假冒偽劣”等等全是
“階級敵人”別有用心的造謠破壞，都屬于“反改革”。“反改革”就是“反革命”，就該槍斃。
二．所有那些災難都不叫災難，叫“改革偉大成就”，理應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們設計的“改革”就是要把普通老百姓從原來兩口子工作就能養全家、不擔心生病養老還能供孩子上學的“貧窮社會主義”“改革”到整天為飯碗擔驚受怕、惟恐下崗、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紛紛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小康社會”。有“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無微不至”的關懷，“窮棒子”們還有什么可擔心的？吃不上飯，“何不食肉糜？”看不起病，何不去自殺？上不起學，何不當文盲？買不起房，何不睡馬路？誰說“主流經濟學家”不關心普通老百姓？這不是把一切出路都給你們安排得好好的嗎？如果這還不知足，還要怨聲載道，還要大聲疾呼，驚擾了“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發財美夢，那簡直是“不識抬舉”，那就是“中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很容易情緒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過于情緒化，就容易出問題”。
三．所有那些災難都是“前進中的”“暫時困難”，等“改革”大功告成就一切問題都不復存在了。要問“改革”何時成功？答曰：沒有準兒。現在“改革”才剛剛改了27年，僅僅才是“三年自然災害”那個暫時困難時期的九倍，“八年抗戰”艱苦歲月的三倍半。“改革”改了27年，現在才剛剛開始“攻堅”，來日方長，急什么？一個人一生中有幾個27年，就應該耐心等幾個27年。了不起來個“愚公移山”，子子孫孫等下去，總能等到太陽從西邊出來、“改革”大功告成、“暫時困難”告一段落的那一天。不就比“遙遙無期”多兩天嗎？
四．所有那些災難雖然算是災難，但都是“改革”的必要代價。“主流經濟學家”的“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耗盡國家財富制造了一大批暴發戶。這些暴發戶可都是“先進生產力”的寶貝，拯救宇宙的上帝。沒有他們，何以證明“精英”們“改革”取得了舉世無雙的偉大勝利？而每制造一個暴發戶，就不得不順便制造一大堆“副產品”——“弱勢群體”。他們是“精英”“改革”的代價。為了“改革”大計，只好對不起了。犧牲這些人，卻取得了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存款屬于了不到百分之十的人的“改革偉大成果”，真是“成就最大最大最大，代價最小最小最小”。
五．所有那些災難都是別人的過失，不是我們“主流經濟學家”的責任。我們“主流經濟學家”代表了絕對真理，說話一句頂一萬句，誰也不準懷疑。用實踐檢驗別人可以，檢驗我們可不行。中國“改革”改了27年，雖然從頭至尾一直都是我們“主流經濟學家”在指導，雖然老子一直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參與國家經濟決策，但這中間政府可換了一屆又一屆，總理換了一個又一個。出了災難全怪他們。不聽老子的，那就是“不尊重專家意見”、“外行領導內行”；聽了老子的，那就是“歪嘴和尚”糟蹋了我們的“真經”，老子可是半點責任沒有。所以即使再來個27年的實踐也休想拿來檢驗老子的“絕對真理”。要說責任，就該怪沒有把全部政權交給我們“精英”，使得我們只有“話語權”，沒有殺人權，沒辦法除掉一切膽敢懷疑我們的反對派，所以他們才得以把那些災難捅出來，挑戰我們的權威。
吳敬璉的這番話說穿了就是耍無賴。道貌岸然的“主流經濟學家”面對公眾的質疑居然靠下九流的無賴手段來逃避一切責任，可見是狗急跳墻了。
還不止于此呢。吳敬璉還拿國有銀行“賤賣”不“賤賣”大做文章，似乎問題的核心是賣得“賤”了。其實真正的要害不是“賤賣”不“賤賣”，而是為什么要“賣”。人們可以發現“主流經濟學家”的“改革”有兩大鐵規律：
規律一：“改革”什么，“賣掉”什么。“改”就是“賣”，“賣”就是“改”。“改”國企=賣國企業，“改”銀行=賣銀行。“改”國家=賣？？
規律二：“改”什么，什么就快會被“改”沒了。“改”國企，國企就沒了。“改”銀行，銀行是不是也該快了？那“改”國家呢？
國家沒了，“精英”們可以“技術移民”，富人們可以“投資移民”，照樣吃香的喝辣的，無后顧之憂。那普通老百姓呢？
吳敬璉說：“之前國有銀行，我們搞了許多年，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
吳敬璉真是不打自招。“我們搞了許多年”的結果，是國有銀行“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這倒要問問了：中國老百姓的儲蓄率那么高，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數吧？過去中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國有銀行的資本金是正數吧？本來全都是正數，叫吳敬璉們“搞了許多年”，搞來搞去，搞得內債外債一大堆不說，還搞得國有銀行“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那么錢都到哪里去了？別的不知道，就知道這邊國有銀行錢不見了，那邊就同步冒出來一批暴發戶，而且全都是沒有什么象樣的世界領先的高科技產品之類正當發財手段的暴發戶。其發財速度令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都望塵莫及。而這些暴發戶個個又都跟國有銀行某管理人員有某種關系。這正常嗎？而還沒等國有銀行的主人翁查帳，“主流經濟學家”們就急急忙忙要把國有銀行都賣了，叫你永遠都沒法再查帳追究。這叫“改革”還是叫“銷贓滅跡”？
吳敬璉說：“體制轉變過程中消除各種障礙的關鍵是政府轉變職能。現在體制上還存在一些問題。”
吳敬璉這邏輯可真夠有意思的。因為“體制有問題”，所以要改革；改革改不好，是因為“體制有問題”。鬧了半天，“狗咬尾巴——團團轉”。你鬧改革不就是為了解決體制問題嗎？怎么改來改去反而成了“改革解決不了體制問題，體制問題弄砸了改革”？如果不為了解決體制問題，那要你改革何用？
至于吳敬璉所謂“中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很容易情緒化，……容易出問題”，那才完全是顛倒黑白。中國老百姓實在太能吃苦，太能忍了，被吳敬璉這幫“主流經濟學家”從國家主人公位置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腳，忍氣吞聲了這么多年才開始質疑他們的倒行逆施，這叫“情緒化”？這叫“忍無可忍”！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org"
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早就公開聲明，他們就是要為自己謀私利的，就是要理直氣壯當“公司董事”的，就是要只為利益集團服務、不為全體老百姓謀利益的。他們的主張根本就是“不殺窮人不發，不盜國庫不富”。所以他們有種種劣跡一點也不奇怪。真正令人奇怪的是，為什么明明知道他們只為少數人謀利益，偏偏還要把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命運交到他們手里？為什么明明知道狐貍要吃雞，偏偏還要雇狐貍看雞圈？為什么那么多中國人對他們那么迷信，而且迷信得那么久？這才真正值得中國人深思。
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的“改革”改得中國社會還有沒有誠信？還有多少誠信？就憑這點誠信，能讓市場經濟正常運轉嗎？如果能，那如何解釋整個社會泛濫成災的爾虞我詐、弄虛作假？如果不能，那他們的“改革”改得離“市場化”的目標是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就憑這就可以證明他們的“改革”連建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都不夠格。也就是說，他們的“改革”的真正后果是搞垮中國，讓中國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現在吳敬璉一伙“主流經濟學家”雖然已經越來越混不下去，但仍然拼命繼續耍無賴，想出種種借口狡辯。對他們的滿口術語名詞典故完全可以不予置理，只需要他們回答幾個最簡單明確的問題就足以說明一切：
1．他們的“改革”的最終結果倒底是什么？到底有完沒完？改成什么樣子才算完？還要改多少年？
2．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和最底層的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暫時”困難要“暫”到何“時”？一年？兩年？“三年自然災害”？“五年計劃”？“八年抗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見分曉”？難道這“暫時”根本就是“愚公移山”，子子孫孫無窮無盡？
3．他們的“改革”究竟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是“只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如果是前者，那大多數人什么時候才能富起來？如何富起來？
4．他們對自己的一切主張負不負責？如果負責，敢不敢立“軍令狀”？如果不負責，要他們何用？
不用問，吳敬璉一伙“主流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必定不敢答復。即使答復也必定閃爍其辭。即便如此，他們也用自己的行為給了全中國老百姓一個最完滿的答復——他們究竟是什么東西：一伙道貌岸然的學術騙子兼下九流的知識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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