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中央蘇區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早期獨立領導經濟建設始于井崗山和中央蘇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首創的第一個具有國家形態的革命政權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在四周白色包圍之中堅強地生長和發展。這個嶄新的紅色政權，在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和陳云、鄧子恢、林伯渠、吳亮平、錢之光、李富春等鼎力協助下，從1929年初到1934年10月中旬紅軍長征。在中央蘇區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井崗山初創之后，在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并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同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提出了黨指導經濟建設的具體方針政策，發展了與當時中國國情相適應的經濟建設理論。
第一節 在中央蘇區開展經濟建設的必要性
中央蘇區時期是我黨我軍極其困難的時期，一方面，以贛南閩西為主的中央蘇區地處邊陲，經濟落后，工業基礎薄弱，以小農經濟和家庭小手工業為主，人民長期受到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頻繁的軍閥混戰使政權更迭，加劇了社會動蕩，基本生活都很難保證，根本沒有多余物資支援革命戰爭;另一方面，中央蘇區一直處于嚴密的經濟封鎖之中，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消滅剛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從1932年開始就對中央蘇區實行經濟封鎖，在白區計口售油、售鹽，在赤白交接處設立“封鎖卡”，嚴禁商品流入蘇區，并把群眾的糧食搜掠到封鎖網的堡壘中去，妄圖使蘇區彈盡糧絕。中央蘇區本身的貧窮落后，加上敵人的經濟封鎖，使得蘇區的軍需供應和群眾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如果不發展經濟，革命戰爭將無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開展蘇區的經濟建設就顯得極為必要。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是在完成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的基礎上進行的。從1929年春到1931年秋，毛澤東、朱德等領導根據地軍民，在贛南、閩西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中央紅軍連續三次取得反“圍剿”戰爭的偉大勝利，贛南、閩西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座縣城、面積8.4萬平方公里、人口453萬的全國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即中央蘇區)。在此基礎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葉坪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實行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個新生的國家政權，雄踞在中國南部的紅土地上，并經歷了一個不斷鞏固擴大和穩定發展的階段，這就為中央蘇區開展經濟建設提供了客觀條件和實際可能。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戰爭大勝之后，致力于根據地經濟建設方面的運籌和決策。
為了加強對蘇區經濟建設的領導，1933年2月，毛澤東和中央政府決定增設國民經濟部，委任財政部長鄧子恢兼任國民經濟部部長(后由林伯渠、吳亮平繼任)。4月，國民經濟部成立，下設設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局和對外貿易處等機構，具體負責蘇區經濟建設工作。中央人民委員會在第10號訓令中提出：目前經濟建設上的中心工作，是“農業與工業生產的發展，糧食的調劑，合作社的擴大，對外貿易處的建立，國有企業的發展等”;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提高蘇區的各業生產，擴大對內對外貿易，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并強調指出“這在目前激烈發展的國內戰爭環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義。”
1933年8月，中央蘇區南部17縣和北部11縣經濟建設大會，分別在瑞金和博生(即寧都縣)召開。毛澤東、林伯渠等參加了南部17縣經濟建設大會，毛澤東還在大會上作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即其中的一部分)。大會的《決議》號召“全蘇區的勞苦群眾，團結在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正確領導之下，大規模的開展經濟建設，保障革命戰爭的物質需要”。吳亮平、李富春等參加了北部11縣經濟建設大會，并在會上宣讀了毛澤東的上述報告。這兩次經濟建設大會的召開，是中央蘇區全面開展經濟建設的標志。從此，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熱潮開始了。
1934年1月，蘇維埃中央政府在瑞金沙洲壩召開了第二次全蘇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長篇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即其中的一部分)，全面總結了中央蘇區兩年多來的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和經驗。此后直到同年10月，根據地經濟建設工作仍在持續進行。
毛澤東的上述兩個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根據地經濟建設的任務、方針和各項政策，是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工作的行動綱領和經驗總結，代表了蘇區黨和毛澤東這一時期關于經濟建設的正確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根據地農村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文獻。
第二節 中央蘇區經濟工作的指導原則
當時對于要不要進行經濟建設，怎樣處理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等問題，黨內存在著兩種錯誤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革命戰爭環境下不可能開展經濟建設。由于受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各級蘇維埃政府都忙于“擴紅”和革命戰爭，對經濟建設則極為漠視，“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過來，哪里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遇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革命戰爭環境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后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另一種觀點則忽視革命戰爭，卻把經濟建設看成是一切任務的中心，“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并脫離實際地提出了實行“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等。這兩種錯誤觀點和做法的存在，極大地妨礙了蘇區經濟建設的正常開展。
毛澤東在充分估計蘇區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的基礎上，指出了上述兩種經濟觀點和做法的錯誤，提出了在革命戰爭時期開展經濟建設的指導性理論。針對第一種錯誤觀點，毛澤東指出：“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才能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紅軍，把我們的戰線開展到幾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們的紅軍減少自己找給養的這一部分工作，專心一意去打敵人;也才能使我們的廣大群眾都得到生活上的相當的滿足，而更加高興地去當紅軍，去做革命工作。”對于第二種錯誤觀點，毛澤東指出：“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在國內戰爭中企圖進行和平的，為將來所應有而現在所不應有的，為將來的環境所許可而現在的環境不許可的那些經濟建設工作，只是一種瞎想。當前的工作是戰爭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這些工作每件都是為著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在批評這兩種錯誤觀點的同時，毛澤東根據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高瞻遠矚地提出了“經濟服務于戰爭”的指導理論，“ 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這個指導思想的提出解決了怎樣正確處理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關系的問題，為蘇區的經濟建設指明了方向。
第三節 中央蘇區經濟理論的具體實踐
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后，毛澤東遭遇王明“左”傾錯誤的排擠，離開了中央蘇區軍事領導崗位。1933年1月下旬，他重新回到瑞金，將主要時間和精力放在了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上。在“一要打仗，二要建設”的指導方針下，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開展了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組織領導工作，并在這個過程中創新、發展和豐富了自己的經濟理論，形成了一整套在戰爭環境中進行經濟建設的理論。
一、以農業生產為中心加強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領導
早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時期，毛澤東就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在領導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面對蘇區農業人口占總人口90%的現實，毛澤東更是明確提出必須把農業放在蘇區經濟建設第一位的理論。他認為：“在目前條件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的供給問題。”這個政策是完全符合蘇區實際和革命發展需要的。因為只有解決農業這個基本問題，才能解決人民的基本生活問題和軍隊的物質供給問題，而且只有農業發展了，蘇區其他各項建設才能有物質保障。
蘇區的農業生產是在戰爭環境下進行的，面臨著一系列特殊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蘇區青壯年男子大量參加紅軍和外出工作造成農村的勞動力大大減少，如興國縣長岡鄉“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與四之比)”。上才溪鄉有男47人，女581人;下才溪鄉有男232人，女422人。農村勞動力不足嚴重影響了蘇區農業生產的發展。為克服這一困難，蘇區農村出現了數戶家庭自愿聯合、勞動力互相調劑使用的耕田隊。1930年6月，毛澤東到才溪鄉視察工作時，充分肯定了耕田隊這種農業組織形式，并提議將耕田隊擴大為“互助社”。這個建議很快得到落實，第二年夏收期間，中央蘇區第一個勞動合作社在才溪鄉成立。11月，在總結才溪鄉經驗的基礎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布了《耕田隊條例》，使勞動互助組織在蘇區迅速推廣;1933年，又頒布了《勞動互助組組織綱要》，進一步推動了勞動互助社發展。勞動互助社調整了勞動力的分配，使生產力得到充分利用，對迅速發展蘇區農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勞動互助社外，蘇區為解決耕牛不足的問題，還廣泛組織犁牛合作社。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強調“組織犁牛合作社，動員一切無牛人家自動地合股買牛共同使用，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他還組織蘇維埃政府多次開會討論農村中的耕牛問題，并發布文告，要求各地政府切實幫助農民克服缺乏耕牛、農具、糧食、種子等困難，并要求各地政府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幫助農民成立犁牛站，調劑耕牛余缺。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根據農村男少女多的情況，提出發動婦女參加勞動的理論，要求蘇區各級政府“有組織的調劑勞動力和推動婦女參加勞動是我們農業生產的最基本任務”。大批婦女拋開了舊觀念，投入到農業生產當中，農村的勞動力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放。
蘇區時期，毛澤東提出了發展農業的一系列重要理論，如農業工作第一位的理論、組織互助合作社的理論、調劑農業勞動力的理論、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的理論等等。這些經濟理論都非常切合當時的戰爭環境，而且在這些經濟理論的指導下，一系列興農措施得到實施，蘇區的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為鞏固革命根據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
二、發展蘇區工業和對外貿易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
蘇區工業基礎薄弱，僅有的手工業也日趨衰落，而我黨對于發展蘇區的工業沒有任何經驗可循。為保障戰爭的需要和維系新生的紅色政權，毛澤東主持蘇區的經濟建設時，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為蘇區的工業建設制定了一般性的指導原則，從而為蘇區的工業發展指明了方向。首先，毛澤東指出，蘇區在敵人的封鎖下，“貨物出口發生困難”，“紅色區域的許多工業生產是衰落了”，但是“因為廣大群眾的需要，我們自己即有廣泛的市場”，所以發展工業“應該首先為著自給，其次也是為著出口，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也就是說，發展工業的目的是供給戰爭，滿足群眾生活需求，其次才考慮對外貿易。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蘇區建立了以中央兵工廠、被服廠為主體的軍需產業，以中央鎢砂公司為代表的出口產業，同時還發展了大量民用工業，為蘇區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生產蘇區缺乏的物資，如閩浙贛邊區為了解決食鹽的缺乏，進行了硝鹽的制造。其次，毛澤東提出，發展蘇區工業要有適當的計劃，“在散漫的手工業基礎上，全部的精密計劃當然不可能。但是關于某些主要事業，首先是國家經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相當精密的生產計劃，卻是完全必要的。確切地計算原料的生產，計算到敵區和我區的銷量，是我們每一種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業從開始進行的時候就必須注意的”。在這兩條原則的指導下，蘇區工業建設朝著正確的方向較快地發展，工業產品產量明顯提高，保障了革命戰爭和群眾生活的需要。
隨著蘇區農業、工業的發展，生產能力的提高，有了可供交易的物資，使得與白區進行貿易有了可能性。同時，由于敵人占據中心城市，控制著工業生產，對革命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切斷了蘇區同白區的工業品的交換，造成蘇區日用工業品奇缺，農副產品滯銷，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不斷擴大，影響了各項建設工作的開展，使得開放赤白貿易有了必要性。因此，毛澤東提出：“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并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糧食和鎢砂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現在是異常的需要的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33年4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中央國民經濟部對外貿易總局，又稱中央對外貿易局，并在贛縣的江口、閩西的汀州、會昌的亂石、吉安的值夏等地設立了直屬對外貿易分局。中央對外貿易總局以統管蘇區外貿業務為主，蘇區貨物的具體進出口業務由四個直屬分局負責。中央蘇區的對外貿易，實際上是以貨換貨，以物換物。把蘇區生產的糧食、鎢砂、木材等出口到白區，換回食鹽、布匹、軍工材料和醫藥器材等。經過中央對外貿易總局和下屬機構及廣大紅色外貿戰士的共同努力，中央蘇區的對外貿易工作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為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緩解蘇區物資供應緊缺的困難，滿足蘇區軍民生活，支援革命戰爭，促進蘇區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1934年1月，毛澤東在“全蘇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由于對外貿易局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
三、調整經濟結構，實行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同時并進”的發展方略
毛澤東將工業根據其經濟成分科學地劃分為三類，指出“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并提出采取不同的政策，“同時并進”地發展三種經濟。
首先，毛澤東提出“盡可能地發展國營經濟”的指導理論，并估計“它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蘇區的國營經濟，是蘇維埃政府直接經營的企業和商業，屬于蘇維埃人民所有，數量雖然有限，“只限于可能的和必需的一部分”，但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軍需工業和民用工業，直接影響著蘇區的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是蘇區經濟的中堅力量，所以也成為黨和政府經濟工作的重點。蘇區共興辦了中央兵工廠、中央被服廠、造幣廠、紡織廠等32家國營工廠。
其次，毛澤東認為蘇區的合作社經濟是以群眾性的股份集資為“輪帶”的集團經濟，是蘇區經濟建設的“主要之一環”，是“黨與農民的連鎖”，并鼓勵“大規模發展合作社經濟”。蘇區合作社經濟發展迅速，1933年9月，蘇區17個縣“共有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個，股金三十余萬”，其中發展得最好的是消費合作社和糧食合作社，其次是生產合作社。合作社的發展有力地抵制了奸商的盤剝，并調劑了廣大工農的生活和生產需求。毛澤東對此欣喜地指出：“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
第三，對于當時在蘇區占絕對優勢的私人經濟，毛澤東清晰地認識到“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而且在蘇區經濟中“是占著絕對的優勢，并且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也必然還是優勢”，一貫主張“提倡和獎勵私人經濟”。這一理論與政策，完全符合中央蘇區農村的實際情況，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也正是在這些政策的指導下，蘇區的私營工商業克服了“左”傾政策的阻力，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促進了蘇區市場的繁榮。
四、堅持走群眾路線，廣泛動員和依靠群眾進行經濟建設，并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人民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開展經濟建設與革命戰爭一樣，需要動員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這是毛澤東一直倡導的經濟指導方針。他認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動員群眾的具體方法：一是依靠群眾團體，“使工會動員它的會員群眾都加入到經濟戰線上來”;二是加強宣傳工作，通過群眾大會“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及“改良群眾的生活，增加斗爭的力量”在群眾中宣傳，“把群眾的熱情提高起來”，并號召群眾為經濟建設服務;三是要注意動員群眾的方式，避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
對于經濟發展的目的，毛澤東認為經濟建設不僅要服務于革命戰爭，而且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讓人民能夠分享經濟的成果。他提出發展經濟的目的在于“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為樹立蘇維埃工作人員正確的經濟建設思想，毛澤東在“全蘇二大”的報告中還強調要通過經濟建設解決群眾生活上的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讓“廣大群眾認識到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
第四節 蘇區經濟理論的形成、發展和啟示
中央蘇區時期的經濟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局部執政的偉大實踐，是毛澤東領導經濟建設的成功探索。同時，這段時期也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中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毛澤東關于經濟建設服從于革命戰爭的理論，關于把農業放在經濟建設首位的理論，關于各種經濟成分“同時并進”的理論，關于進行赤白貿易的理論，關于動員和依靠群眾參加經濟建設的理論，以及通過經濟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理論，都是毛澤東依靠黨、依靠革命隊伍、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結晶，都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區實際相結合的創造性成果，其意義極為深遠。
中央蘇區時期的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標志著我黨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已經開始形成。這些經濟理論，不僅對當時的經濟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使國營事業和集體事業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應運而生，使蘇區經濟結構性蓬勃發展，而且對于之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和借鑒。今天重溫和審視中央蘇區時期的毛澤東政治經濟學關于經濟建設的理論，對我黨當前建設和發展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也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首先，經濟建設的政策要切合實際，符合國情。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提出以革命戰爭為中心，經濟建設要服從于革命戰爭的理論，以保障蘇區的軍需民用。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黨的工作重心也早已發生了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經濟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他強調指出：“我們這么大個國家、這么多人口，仍然要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要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防止把發展簡單化為增加生產總值，……各級都要追求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生產總值，追求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也是走中國特點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
其次，堅持將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將農業放在經濟建設的首位，通過農業的發展為革命戰爭奠定了物質基礎。當前農業人口仍占我國人口的大多數，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破解“三農”問題、推動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始終應是黨的工作整體布局的重心，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局，因此，仍有必要將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來抓緊抓好。
第三，現階段仍要堅持多元經濟結構。毛澤東關于國營經濟、集體經濟、私人經濟三種經濟“同時并進”的發展模式，對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仍有借鑒價值，它要求我們既要毫不動搖地大力鞏固、完善和發展公有制主體經濟，又要堅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講求最大經濟效率。這也是繼續實行“趕超”發展戰略所必需的，但要限制和防范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種種弊端。
第四，實行正確的財政經濟政策。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制定正確的財政經濟政策，實施穩健的財政、稅收、外貿、貨幣、金融政策，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都是十分重要的。當年中央蘇區在這些方面的創造性舉措、制度雖然不甚成熟、完備，但彌足珍貴。在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的今天，只有深化財稅、外貿、金融體制改革，實現國民經濟多快好省的發展，才能進一步增強我國經濟實力，彰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大生機和活力。
第五，經濟建設要切實關注民生。群眾路線始終貫穿于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之中，中央蘇區動員和依靠群眾參加經濟建設，并切實關注和解決民生問題，始終體現著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在新的歷史時期，更要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讓人民能夠分享經濟改革發展的成果。我們黨提出的民生建設，正是對蘇區優良革命傳統的傳承和發展，必將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六，國營事業和集體事業仍然要堅持計劃經濟。我們黨早在中央蘇區時期就把公有制經濟與計劃經濟密切相結合，高效率發展經濟，保障革命戰爭供給，改善人民群眾生活，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萌芽的優越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公有制經濟包括國營經濟和城鄉集體經濟的發展，為持續實行計劃經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計劃經濟正是社會主義文明強大的優越性之一。我們應當牢記毛澤東關于“國家經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相當精密的生產計劃，卻是完全必要的。確切地計算原料的生產，計算到敵區和我區的銷量，是我們每一種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業從開始進行的時候就必須注意的”教導，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揚我們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的寶貴經驗，爭取穩健持久的發展，更加輝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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