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
馬克思認為，經濟落后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必須利用、吸收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馬克思的這一說法，是針對資本主義以前階段的、資本主義不發展的、生產力不發達的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提出來的。毛澤東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成為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脈絡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國特點，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成熟的一個典型標志。而且，在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無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還是在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成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內容，都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即使是在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意義。因此，了解和把握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之發展脈絡、基本內容和現實意義，不但是全面學習、研究和貫徹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需要，也是改革、創新和促進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
第一節 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形成
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濟建設實踐逐步探索而形成的，在上述幾個發展階段均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現實的理論指導意義。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形成
早在1934年1月，毛澤東在闡述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方針和政策時就指出，根據地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三方面組成的，尤其是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到1938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將這一理論與決策具體化，他說：“保護私人工商業的自由營業”是實行新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告誡全黨必須從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否則，任何損害私人工商業利益的言論和行為都會給革命事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
從1939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更加豐富，提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更加具體，有著更加鮮明的實踐指導特點。一方面，這一時期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外延擴展了。他認為，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而言存在三種資本形態，即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本國的官僚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就根據地的國民經濟而言，也有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分。這是不能忽視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觀事實。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私人資本主義不但不能消滅相反要保護、要發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內涵也更加豐富。除了對黨內仍然有不少同志沒有從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對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產生疑慮、困惑，甚至抵觸情緒，以及對農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壞工商業的傾向進行批評外，毛澤東還著重對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尖銳地指出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認為那種跨越新民主主義階段，“奢談立即進入社會主義是‘反革命的思想’，因為它不現實，而想實行它總會自招失敗”，這是由于這種社會主義缺乏社會化生產的堅實物質基礎，而要不要這個基礎則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
很顯然，毛澤東將民族資本與帝國主義資本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資本嚴格區別開來，并采取認真保護和鼓勵發展的方針，適應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實際需要，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這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就是創新發展了的嶄新一章。
二、過渡時期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
新民主主義時期，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方面，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又加進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限制和改造的內容，使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更加豐富而周全。
還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他所作的報告和結論中一方面重申黨的六大、七大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精神，同時更重要的是強調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是他對未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預見，他的對資本主義進行既利用又限制的理論正是從這時萌生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經濟十分明確地提出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意見，但允許資本主主義經濟在多長時間內存在，毛澤東這時以及在建國后主持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都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有黨外人士詢問毛澤東，過渡到社會主義要多長時間?毛澤東說大約要二三十年吧。直到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才明確提出完成過渡時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歷史性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如果加上建國后恢復國民經濟的三年時間，共計18年。從1953年提出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毛澤東對待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由“利用”、“限制”轉向實行改造即消滅的方針。
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理論，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深刻考慮：一是建國后我國經濟還十分落后，工商業不發達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還需要繼續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發揮其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以利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在建國后仍然具有兩面性，即既有剝削工人階級而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社會主義憲法，合法生產和經營的一面。因此，實際上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二是我們已經具備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條件。我們已經有了相對強大和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這已經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開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們已經積累了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許多經驗，這實際上成為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性勝利，標志著資本主義經濟隨著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民族資產階級一起被我們消滅了。然而，資本主義在新中國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時間，如此之快是誰也沒有意料到的事。
正當全國人民為此歡欣鼓舞，甚至有的資本家也認為自己“并沒有失去什么，還是過得很好”的時候，問題和矛盾出現了：城鄉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應日趨緊張，老百姓買東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實行公私合營而造成了許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現了“地下工廠”、“黑市”等情況。出現的問題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和思考，他開始懷疑參照實行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結束過早，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也過于急促。他考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繼續利用和發展社會有需要的資本主義經濟，來解決過早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問題。因此，1956年12月，毛澤東約見黃炎培、陳叔通等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業聯合會負責人座談，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傾聽了他們的意見后毛澤東發表了講話，闡明了繼續利用資本主義的意見和理論。
此后，毛澤東又和中央一些部門的同志談話，提出了他親自定名的“新經濟政策”的設想，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變“地下工廠”為地上工廠，可以使之合法化，私營業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開設私營工廠，同國營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進行公開公平的競爭。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開，請工也可以。四是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梢愿銍鵂I的，也可以搞私營的。五是國家與上述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工商企業、地上商場等簽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傊?，“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被毛澤東自己稱為“新經濟政策”。
毛澤東的上述意見，得到了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贊同。劉少奇隨后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也講到：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搞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有這么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周恩來也在國務院會議上說道：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雖然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農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販、集市貿易以至家庭副業都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加以取締，但是當毛澤東發現這樣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于1959年5、6月間連續發出了幾個重要指示，強調應當恢復社員的自留地和農村的集貿市場，允許農民從事家庭副業，從而使農村中資本主義經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直到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后，毛澤東對于在全國范圍內20%以上的農村實行的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及恢復農民的自留地、集貿市場等做法沒有進行否定。這年的7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也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那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那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那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
可見，這一時期盡管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的發展缺乏連續性、系統性和相對穩定性，雖然有一定的曲折性，但畢竟是在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節 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成效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杰出領袖，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席，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從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業國家這個最大最根本的實際出發，在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各階段從理論上全面深刻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和地位問題，形成了他整個經濟理論中很有特點的組成部分。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構成了我們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重要內容，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使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成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完成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統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沒有將民族資產階級列為民主革命的對象，這是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由于自身的軟弱性，難以勝任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領導權的行使，這個領導權歷史地落在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肩上。由于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除了革命的領導權不同外，“他們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因此，“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這是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采取的方針政策。
可見，毛澤東對待資本主義問題的認識，大大超越了黨的六大決議，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礎。毛澤東自己說，黨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認資本主義在民主革命勝利后要有一個發展，并認為抗日戰爭時期在對待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上是完全實行黨的六大的決議案的。1928年黨的六大《政治決議案》對中國革命性質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綱領，從根本上說是正確的，但是，六大決議沒有提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而繼續針對的是整個資產階級，也就把民族資產階級也看作是革命的敵人了。十大政治綱領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確的。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黨的六大決議中的正確思想，而糾正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主張，提出了明確的政治觀點和基本方針、原則及其政策，適應本國國情，創造性地提出了我們黨的比較完整地利用和發展資本主主義經濟的理論。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取代封建社會的是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其結果是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無產階級領導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其結果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在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性質卻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勝利后的中國既不能因為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就立即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能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就建立資本主義制度。面對這一“中國向何處去”的難題，毛澤東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進行了科學的分析，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構想：中國革命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那么，這個革命就既不同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也與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區別，而是中國特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國特點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制度里，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但要保護、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毛澤東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一切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才找到了一條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正確道路。
因此，可以這樣說，沒有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綱領，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應有的勝利。
二、過渡時期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成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爛攤子。盡快恢復國民經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安定人民生活就成為當時經濟建設的首要任務。那時，我國存在著五種經濟成分：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在數量上占國民經濟的90%，對于彌補國營企業生產嚴重不足、活躍城鄉經濟、吸收人員就業、增加國家積累等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鑒于此，毛澤東主張在鞏固和發展國營經濟的同時，還要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積極方面，而限制它的消極方面。接著，國家開始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產銷關系的工作，在經營范圍、原料分配、銷售市場、勞動力條件、稅收政策等方面給予私營工商企業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務院頒發了《私營企業管理條例》，這從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營工商業者、提高他們投資和生產經營積極性的作用。根據統計，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漢、北京、天津等10個大城市的私營工商業達32674家，是該年第二季度開業戶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產總值增加39%，零售總額增加36.6%，這一年民族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利潤超過在國民黨統治時期22年中的任何一年;私營工業發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營工業的職工增加了8%，總產值增加25%，資金增加10%，利潤的增加更是驚人，達到146%。
由此可見，在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指導下，在建國后的最初幾年里，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這對于進一步增強私營工商業者投資和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安定人民生活，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好轉，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
隨著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結束，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轉向了“改造”，目的就是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種“改造”事實上就是“消滅”，只不過這種“消滅”不是采取馬克思設想的那種“剝奪剝奪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了“和平贖買”的辦法。
“和平贖買”資產階級，是實行公私合營形式，通過將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來實現的。當時私營企業大多設備陳舊，經營落后，生產效率較低。私營企業中發展水平較高的紡織業，勞動生產率也只及國營紡織業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還在擴大。由于這個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場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營企業經營逐漸感到困難，主動要求國家支持，而實現了公私合營。
1954年和1955年擴展公私合營的工作取得很大進展。公私合營企業由1953年的1036戶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戶，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戶，其產值占全國私營工業(包括已合營的在內)總產值的49.6%。企業合營后，由于國家派遣干部加強領導，投資進行擴建、改建和新建，整頓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人勞動積極性普遍提高，使合營企業的生產迅速發展，效益提高，利潤增加。以平均每人勞動生產率來看，以1950年為100，公私合營工業1955年為314，增長兩倍多，而同期私營工業為158，僅增長50%多。公私合營的優越性非常明顯。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數的99%，私營商業戶數的82.2%，都納入社會主義經濟軌道。公私合營后，國家實行定息制度。經過清產核資，全國合營企業中，私股共24億元，由國家按年息5厘計算，從1956年1月起付給114萬私股股東定息，每年約1.2億元，到1966年9月止。這樣，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中設想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贖買”的目標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完全穩妥地建立起來。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勝利，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歷史性勝利。這標志著我國已經基本上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資產階級，這就有利于解放社會生產力，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這個勝利證明了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是正確的。我們實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提出但沒有做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學說。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創舉，也是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重要創新和發展。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成效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20年時間里，毛澤東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對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深刻思考，不僅有著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實踐意義，而且對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突出的創新意義。
首先，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義經濟相聯系，而是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相聯系。他認為這樣就既可以增強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調動和發揮多方面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又可以達到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同時并存、互相補充、互相促進、互相競爭，進一步發展新中國社會生產力，繁榮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在這一理論指導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時間里，全國從事私營工商業、個體手工業的人數大約為70萬，從事小商小販的人數也接近70萬。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綜合發展的事實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在被消滅后又有所恢復和發展，不僅使已出現的社會問題和暴露的利益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和，而且國民經濟也得到較快有效的發展。
其次，毛澤東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探索。蘇聯和新中國成立前，都是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急于加快發展的壓力都很大。毛澤東試圖在新中國避免像蘇聯那樣由于過早結束“新經濟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為戒。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探索和勇于實踐的膽略，表現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創新精神和實事求是的作風，是值得堅持和發揚光大的。
第三，毛澤東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再搞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是在兩難選擇中的一種有益有效的嘗試。在新中國，既要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與公有制較長期并存，允許較長期發展商品經濟，但又擔心私有制的存在、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發展會危害社會主義新興制度，這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當時都普遍存在的一種矛盾心態。在這種情況下，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又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和有利因素，謀求快速有效發展，然而，只有毛澤東反復思考過這個問題，也只有他在新中國敢于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后，又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一定階段、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允許資本主義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雖然這種嘗試具有相當的局限性，不夠大膽放手，運行時間也較短，沒有持續較長時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畢竟為我們黨在國家“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認真探索，積累了相當寶貴的經驗。
因此，對于任何一種經濟理論觀點，只有放在其所產生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中才能完整準確地理解。同樣，任何偉人都受到他所處的時間、空間、環境條件以及經驗教訓的制約。毛澤東提出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盡管這是他當時曲折探索中的創新理論，此后，隨著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形勢的快速發展，蘇共赫魯曉夫叛徒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以及國內資本主義復辟勢力滋長的教訓，他再也沒有提出或堅持類似的理論觀點，但是我們也只能回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其緣由，順應世態變化，不應求全責備。
總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在過渡時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脈相承的，也是深刻的、系統的和科學的，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寶庫，閃耀著毛澤東杰出的經濟智慧和獨創風格。
第三節 正確貫徹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
回顧幾十年來黨和國家走過的艱難歷程和貫徹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軌跡，不難發現，當正確貫徹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及其方針政策，處理好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比較符合中國實際，就能夠推動革命和建設事業順利發展。反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則會遭受挫折和損害。例如上世紀40年代末中國革命的迅速發展和取得最后勝利，建國頭三年國民經濟恢復奇跡的創造，隨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二十多年里迅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都與按照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能夠制定正確對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政策密切相關。而此后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左”的或右的偏差和失誤，都是由于沒有繼續全面準確地貫徹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及其方針政策，在認識和政策上出現了錯誤。這些“左”的或右的錯誤和偏差，給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利益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和危害，應當吸取這些令人痛惜的教訓。
重溫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對認識當代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仍具有重要的意義，仍然要堅持全面準確地貫徹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及其方針政策：一是當代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仍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始終毫不動搖地大力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包括鞏固和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同時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必須接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和限制，遵循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法規，合理合法地經營，不能損害中國人民長遠的根本利益。二是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既要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要依法合理兼顧國家、企業和職工各方面的利益。只顧私有制企業主的利益，不顧國家和職工的利益，是不對的，堅決反對損害國家和職工利益的各種違法犯罪現象。三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在大力保護、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前提下，允許非公有制經濟有限制的正常發展。各種所有制經濟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依法經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但要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富裕和國家富強。四是貫徹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及其方針政策，旨在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文明成果，即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不斷增強國家實力，不斷增加人民群眾的收入和福利，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穩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五是貫徹毛澤東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及其方針政策，要永遠牢記蘇共赫魯曉夫特權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投降帝國主義，順應“和平演變”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歷史教訓，永保新中國社會主義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由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陳良宇、孫英等一大批特權人士，貪官污吏，腐化墮落，背叛黨性宗旨，借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利用資本主義經濟之機，以各種借口，貪贓枉法，化公為私，與民爭利，侵吞國家和人民的巨額財富，損害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使公有制財產轉化為私有制財產，是最嚴重的叛黨禍國侵民罪行。中國腐敗問題自1993年以后達到頂峰：僅被懲處的縣處級以上官員就有32萬多人;腐敗涉及的金額愈來愈大，數以百億千億計，級別愈來愈高，層面愈來愈廣，而人民群眾的怨氣、怒氣也愈來愈大。這就要求，一定要吸取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堅決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號召，把從嚴治黨治國、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認真解決“特權階層”與“和平演變”問題，堅決制止化公為私、復辟資本主義，破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罪惡行徑。
如今我國改革開放面對的主要困難和危險是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按照既得利益集團的喜好決定改革開放的取向，那么改革勢必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從已經揭露和處理的腐敗案件的情況來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陳良宇、陳紹基、蘇榮等既得利益集團是改革開放中產生的社會毒瘤壞胎，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和發展最嚴重的破壞者。他們利用改革開放謀取了資本主義的巨額私利，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嚴重侵害了廣大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
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腐敗狀況的實證分析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腐敗交易活動基本呈逐漸上升之勢,半數以上為多次重復交易,腐敗交易強度在1990年之后大幅度提高,平均交易金額是前期的30倍以上。國有企業是腐敗最為嚴重的部門,其次是事業單位、非國有工商企業和黨政機關;高級管理人員腐敗交易強度最高,其次是政府工作人員、高級技術人員群體。在政府工作人員中,正職官員腐敗普遍比副職官員嚴重,但腐敗程度與職級高低并不完全對應,省部級以上官員腐敗交易強度最高,其次是科級、縣處級、廳局級官員。不論就腐敗交易次數還是腐敗交易總金額而言,科級官員均位居首位。面對特權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勢力蔓延和猖狂行徑，黨要嚴格管黨，依法治國，依法治企，把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黨和人民別無選擇。特權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是新生的資產階級社會毒瘤，毒瘤不除，禍害不斷，政府就難于清正廉潔，社會就難以公正清明。從理論到實踐的制度根源上切除社會毒瘤怪胎勢在必行!只有到那時候，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平和正義，全國各族人民才能真正順利走向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
由中央紀委、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一書已出版發行?！墩撌稣帯饭卜?個專題，收入216段論述，摘自習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10月23日期間的講話、文章、批示等40多篇重要文獻。其中許多論述是第一次公開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系統論述了我們黨反對腐敗、解決特權既得利益集團問題的理論和方針政策。如書中指出：黨面臨的最大風險和挑戰是來自黨內的腐敗和不正之風。權力尋租，體制外和體制內掛鉤，形成利益集團，挑戰黨的領導。我們懲治腐敗的決心絲毫不能動搖，懲治這一手始終不能軟。“誅一惡則眾惡懼。”要保持政治定力，持續強化不敢腐的氛圍，使有問題的黨員干部及早收手、收斂，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勢頭。同時也要抓不能腐的制度建設。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建黨建國、利用資本主義經濟、解決特權既得利益集團的理論和方針政策，這也是中國廣大共產黨員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和堅定擁護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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