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國的一段真實歷史，然而有人把它解釋為一個偶然事件，是全民族的突然發瘋。對于這個解釋，當然也有很多質疑。2004年2月29日徐海亮先生應邀到烏有之鄉書吧就這個話題參加了一個沙龍活動，反思自己積極參加“文革”的心路歷程，給人們一種新的認識。
徐先生50年代末60年代初念中學，那時他們就非常關心國際國內的社會大事。毛澤東在蘇聯對中國留學生的講話鼓舞著他們成長，他們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承擔著光榮的歷史使命。他們經常到農村參加勞動，能夠聽到農民的心聲，看到社會的真實。那時侯，他們非常同情農民，對領導干部的作風是很有意見的。
1960年代初期，中蘇兩黨關系破裂已經公開，對蘇聯的深刻信任開始動搖，既然蘇共犯了錯誤，背叛了共產主義，那么中共也是有可能犯錯誤的。雖然當時一些大學生還不能接受蘇聯變修的說法，但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和“中印邊界沖突”中蘇聯的做法使他們相信蘇聯的確背叛了社會主義的古巴和中國。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黨內多次講到要防止中國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人物，提醒大家特別要注意中央出修正主義，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而且，還反復講述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不僅提到中央領導人的接班問題，更是提出來要培養千百萬的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這些講話都給那些敏銳的青年學生提出了嚴肅認真的問題，特別是后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教育革命、文化批判運動給青年學生以很大的影響和熏陶，為他們進入文革做好了積極的準備。
那時的學生還有機會廣泛閱讀很多書籍，中國傳統的《西游記》、《水滸》等，反映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潮的著作也有很多，這些都構成了那時的學生借以觀察社會、積極作為的思想來源。徐先生講，他發現他的很多同學的行為都有點像小說里的英雄，比如學孫悟空、李逵、武松等，既有造反精神，又有相互幫助、同情弱小、扶持正義的俠義精神。有時候覺得好笑，但是認真地思考可以發覺傳統文化的影響已經潛移默化地融化在了青年學生的血液里。
總之，“文革”的發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個人突然頭腦發熱就能發動的，更不是所有人都發瘋了。“文革”的發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國際國內的社會條件影響所決定的，進入“文革”的青年學生也是經過認真思考的，像徐海亮先生那樣的人很多，他們為的是一個自己終身追求的理想，他們有自己的獨立觀察和思考，他們勇于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其實，像徐海亮先生這樣的人，在當時是非常堅定地反對武斗的，他們自己也絕沒有搞打砸搶，而恰恰是那些受官僚控制的保守派老紅衛兵在破四舊時大搞抄家，大搞打砸搶，大搞逼供信的。徐先生在事情過后還能對自己的經歷進行反思，獲得更深入的認識。如今，徐先生還在從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革”，來補充我國“文革”研究的內容，拓寬它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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