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遠：改造小農經濟

改造小農經濟

楊思遠

內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產生與存在的技術基礎和經濟關系基礎，批判了新自由主義和唯生產力論割裂這兩個基礎的辯證聯系而對小農經濟的形成的錯誤觀點；小農經濟是集體制農業衰敗的產物，它只能導致中國經濟的古代化，而不能導致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對小農經濟的改造必須從技術基礎和組織基礎兩個方面進行，合作制是可行的選擇，改造小農經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中心任務。

主題詞：小農經濟  集體制   合作制

作者簡介：楊思遠，男，漢族，1965年生，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三農問題，民族經濟。

在當前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討論中，對待小農經濟組織有兩種值得注意的態度：一種從生產方式出發，認為新農村建設主要是在現有小農經濟基礎上發展農業，手段是以工補農，以城市反哺農村；另一種涉及小農經濟生產關系，認為要堅持家庭承包責任制長期不動搖，甚至“永遠不變”。兩種態度歸結起來，就是不要對小農經濟進行改造，以為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就可以實現中國經濟的現代化。要不要改造小農經濟，關系到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關系建設到現代農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必須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

一、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組織

人類從自然界中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是通過勞動實現的，人類勞動不是以孤立的個體，而是以一定的生產組織進行。探討生產組織的變革，一方面離不開對人類勞動發展的考察，另一方面，任何生產都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的，生產組織的變革同樣是適應社會生產關系變化的過程。

勞動的發展歷經了采集漁獵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三個重要階段。這三個階段是勞動內在矛盾的展開過程，對這種勞動內在矛盾的認識，關鍵在于把握勞動目的性和自然因果性之間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辯證統一。在采集漁獵階段，人類勞動的目的設定只局限于自然界已經提供的動植物這一環節，勞動只表現為對自然界提供的動植物的采集，至于這些動植物從何處而來，以及如何成長為被采集被獵獲時的樣子，是落在勞動者視域之外的。農業生產則不同，農業生產在采集動植物之前，加入了播種和飼養的環節，這就使農業生產者不僅懂得收獲，還要懂得播種，懂得播種后一切自然條件變化對動植物生長的影響以及對這種影響如何進行控制。動植物不再作為自然提供的富源，而是作為勞動的產品出現。人類勞動發展到農業階段，目的性控制自在因果性的范圍擴大，程度加深，但是勞動目的性設定只起微弱的作用，從播種到收獲之間的大量不可控制的自在因果性，對于農業生產者來講還是自然規律盲目起作用的必然王國，對所設定的勞動目的構成災害性威脅。只有到了工業生產時代，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的整個過程才被嚴格控制起來，人類勞動充滿了整個生產過程。

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的顯著區別，表現在前者的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產品，后者的對象是非生命產品。有生命的動植物的生產包含一個較長時期的自然起作用的階段，勞動時間沒有填滿整個生產過程[①]，工業生產除個別行業（化學工業、釀酒等），自然起作用的時間基本是被勞動時間所取代。由于自然起作用時間使得勞動者可以而且必須把整個生產過程所需要的不同操作環節分配在不同的季節里去完成，與之不同，工業生產目的的達成則依賴將不同操作分配給不同勞動者在同一間通過協作去完成。[②]因而，工業生產組織主要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工廠，農業生產組織完全有可能是以單個勞動者為核心的家庭，分工限于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

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組織的產生，農業生產作為一個基礎僅僅為之提供了可能，這種可能要變成現實，仍需一定的物質與技術條件。這是因為，盡管生產過程中不同的操作可以分配到不同的生產季節完成，但是如果每一個操作（把自在因果性轉變為目的性的具體環節）對勞動者的能力要求超過他自身的限制，社會分工就必然發生；只有使每個操作限定在單個勞動者能力限制之內，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組織才能實際存在。一定的物質技術條件是造成將每個操作限定在單個勞動者能力限制之內所必需的。在歷史上，首先是鐵制農具的使用，為把勞動目的性現實地設定在自在因果性聯系上提供了物質條件；其次是犁耕技術，這項技術把畜力運用于農業生產，為農業提供了動力；最后是以政府組織大型水利工程為補充，為小農家庭生產組織提供服務。這些條件對于小農生產組織的出現和維持的必要性，只有當這些條件不具備時才能顯露出來，例如在較為落后地區，缺少畜力和灌溉能力，家庭經營就需要各種換工制度以為補救。換工制度實際上突破小農經濟范圍，擴大了農業生產組織的規模。

小農生產組織不僅是一種生產方式，它同時還是一種經濟關系的集合體。小農生產組織是集權官僚制社會官僚地主階級與農民對立的經濟關系的產物。

長久以來，人們把自秦至清的歷史稱為封建社會，這是套用蘇聯教科書五種社會形態剪裁中國歷史的結果，是歐洲中心論在史學上的表現。實際上，中國封建制早在秦代即已被廢除，“廢封建，立郡縣”所確立的是集權官僚制。“集權官僚制以國家和皇帝的名義集中控制全部土地所有權，土地占有權是土地所有權派生的權利，皇帝將自己所有的土地的占有權賞給官，或均配給民時，依然牢牢掌握土地所有權，同時容許農民有相對自由的人身權和對小塊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從而保證了農民勞動生產的主動性”[③]。

集權官僚制社會由封建社會發展而來。封建社會的主要社會矛盾是封建主與農奴之間的矛盾，在經濟上，這一矛盾是通過推行井田制來解決的。井田制是一種簡單協作的較大規模的生產方式，“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④]是封建勞役地租的典型，這種剝削方式較奴隸制先進，但落后于以產品地租為生產目的的集權官僚制社會的小農生產方式。在小農經濟中，一家獨耕代替了“八家共耕”，生產組織的規模縮小了，但生產者的主動性增強了。

以獲取產品地租為目的的官民關系，由于產品的直接占有者為農民，官僚階級要獲取剩余農產品必須在制度上作以下安排：一是控制土地所有權，二是對龐大的農民群體分而治之，這是以家庭為單位小規模生產得以產生的經濟原因；三是將農民控制在土地上，集權官僚制國家通過重農抑商政策做到了這一點。集權官僚制大一統與個體小農經濟結合形成了兩千多年官僚地主階級穩固的統治。

黑格爾把家庭歸結為“精神的直接實體性”，“以愛為其規定”，[⑤]馬克思主義則把家庭本身看成歷史發展的產物。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現以生產發展為基礎，家庭作為生產單位一方面是生產力發展到鐵制農具、犁耕技術和畜力被引入生產過程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在產品地租所體現的官民經濟關系基礎上。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既要看作生產力發展的一種形式，又要看作官僚地主階級對個體農民加重剝削的組織形式。一切生產組織都具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二重性。從生產關系上看，勞役地租到產品地租，井田制到均田制的變化，是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提高的集中體現。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解釋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時，抓住了生產關系一面，認為家庭經營的產權基礎是明晰的，因而能夠調動人的積極性，促進農業增產。這種觀點忽視了家庭生產組織的生產力一面，不了解這種小農經濟產生、覆滅的條件和技術基礎，也不了解作為生產關系的小農經濟，不過是自給性生產和官民關系的集合體，而不是歐美的商品生產和雇傭關系的集合體。

唯生產力論者則把家庭經營看作是最適合發展生產力的形式，只看到生產力一面，忽視了生產關系。單就生產力來看，手工條件下的農業經營采取家庭組織形式的確有其合理性，但小農經濟也因此把生產力發展限制在手工勞動階段，不能全面發展現代農業技術。更為嚴重的是，小農經濟的重建實際上在農村出現了恢復傳統官民關系的跡象，如果不能有效地推進農村民主制，集權官僚制在行政集權體制長期難以根本改革的條件下完全有可能死灰復燃。恩格斯在談到小農經濟時指出：“作為政治力量的因素，農民至今在多數場合下只是表現出他們那種根源于農村生活隔絕狀況的冷漠態度。廣大農民的這種冷漠態度，不僅是巴黎和羅馬議會貪污腐化的強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國專制制度的強有力的支柱。”[⑥]中國目前出現的較為嚴重的腐敗和民主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不能說與小農經濟的重建無涉。

二、小農經濟只能實現中國經濟古代化，而不是現代化

土地改革完成后，剛剛分得土地的農民有著發展個體經濟的極大熱情，這種積極性絕不亞于推行家庭承包制初期所調動起來的積極性，個體農民總想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發家致富。可是，毛澤東同志清醒地看到：“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步地集體化。”[⑦]小農經濟的缺陷是明顯的；一是勞動生產率低，積累微薄，有時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系；二是阻礙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三是個體經濟自給自足的特點難以為工業化提供糧食、原料、勞力和市場；四是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容易導致兩極分化。毛澤東同志及時指出，要鼓勵貧農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引導廣大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早在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的農民就相當廣泛地成立了勞動互助組，個別地區還成立了極少數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為我們在土地改革以后，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我國農業合作化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趁熱打鐵”，立即開展互助合作運動。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以后，加快了合作化的進程。黨中央原來預計在十五年內完成農業合作化，但1955年后就進入高潮。1954年還只有2%的農戶參加了合作社，1955年增加到14.2%，1956年底猛增到96%，其中高級社占88%，1956年底新成立的合作社，大多還只是掛一塊招牌，還沒有進行集體生產和分配。[⑧]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在1957年就完成了。

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采取了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形式。合作化運動中所建立的合作經濟組織，尤其是互助組和初級社，是以承認勞動者個人對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土地、耕畜）所有權為前提的。到了高級社基本上否定了這兩種權利，盡管如此，初級社中勞動者之間的經濟關系是平等的，集權官僚制社會官與民之間的壓迫剝削關系不復存在了。

合作經濟不僅從生產關系上，而且從生產力上為改造小農經濟創設了條件。工業文明之取代農業文明，一個重要條件是勞動者從分散的個人勞動過渡到合作勞動。合作化顯然提供了這個條件。合作經濟在生產事業上已經不限于農業，而是包括商業、金融、交通、運輸和工業等，出現了生產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商業合作社等合作經濟組織，也出現了合作工廠。可以斷定，如果沿著合作經濟道路走下去，小農經濟完全可以被改造成社會主義合作經濟。問題在于隨著集體化運動的展開，改變了合作經濟關系，形成了集體制經濟。

集體化不等于合作化，集體制權利關系與合作制權利關系根本不同。[⑨]如果不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剖析合作化與集體化所帶來的不同的經濟權利關系，易于把兩者混同。合作經濟實現了對生產資料公共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集體經濟否定了個人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個人所有，以集體所有取代了個人所有。集體這個本來是行使公共占有權的機構，現在行使所有權職能，“個人所有”就被否定了，于是公有就變成無人所有。特別是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的被否定，勞動者喪失了勞動的自由，土地、牲畜不參與分配，最終斫傷了勞動者生產積極性，這是集體經濟關系內在矛盾的必然產物。集體這個公共機構，不僅是作為一個經濟組織，而且是作為一級行政機構出現的。新中國建立伊始，受歷史條件的限制，人民民主通過行政集權體制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建立的行政集權體制和歷史上集權官僚制度是根本不同的政治上層建筑。后者是政治制度，前者是具體政治體制，人民民主制度通過行政集權體制表現出來，國家干部是人民公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集權官僚制度下，官僚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農民和廣大手工業者是被統治的“民”，官民矛盾是統治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在人民民主制度的行政集權體制中，雖然也有“官”和“民”的矛盾，但那是領導與被領導，代表與被代表的關系，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行政集權體制的本質是人民民主制度，這與集權官僚制度有原則的區別。但是，由于行政集權體制在形式上與集權官僚制度有相似之處，都行集權，權力分等，機構設級，官員分品，行政機構運作起來也頗為類似，不少干部因此忘記了人民公仆的身份。特別是在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罷免、民主決策機制不健全，以及勞動者民主權不能充分有效行使的條件下，幾千年集權官僚制的種種弊端就會在人民民主制度下通過行政集權體制而得以殘留，甚至在特定條件下獲得某種程度的發展。農村集體，作為行政集權體制中一級行政機構，必然沾染上腐朽集權官僚制度的氣息。由于農民文化水平低、經濟條件落后以及幾千年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使農村民主傳統更為稀薄，所以集體化后所建立的農村集體經濟關系帶有較為嚴重的行政集權體制的弊病，事無巨細，一律由“官”來管，生產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鍋飯”嚴重損害了農民的積極性。我們可以想象，所有這一切如果是在合作經濟關系下是不可能發生的。

混淆合作制與集體制之間的區別，在實踐中造成嚴重后果。1956年，初級社向高級社過渡進入高潮，這也是合作化向集體化的轉向，這一年參加合作社的農戶猛增到96%，而88%參加的是高級社。由于集體制經濟關系的阻礙作用，從這一年起，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下降，牲畜有所減少。1958年，我國的農業合作社又發展成為農村人民公社，過渡到以公社為統一的生產和分配單位，個別縣還辦了“縣聯社”，要求全縣統一分配。由于“一平二調”，刮“共產風”，挫傷了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59年起農業連續三年大幅度下降。毛澤東同志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開始糾“左”，但很不容易。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農村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提出要區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提出要堅持按勞分配和商品生產，但還是堅持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過渡。1959年2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批評了“共產風”，指出人民公社應當實行三級所有，以生產大隊為基本生產和分配單位。后來發現這個規定仍然與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不相適應，所以1961年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中，又改成以生產隊為基本生產和分配單位，只有極少生產特別好、領導力量特別強的大隊繼續保持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962年“六十條”公布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生產關系才穩定下來。

合作制經濟中的勞動者稱為社員，社員在合作制經濟中完全可能向非農產業轉移，完成對小農經濟的改造。但是，合作制向畸形方向發展，產生了集體制，在集體制中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和對土地等生產資料個人所有權喪失了，勞動者個人完全成為集體這個行政機構的附屬物，勞動者作為集體經濟主人的地位不復存在了，而成了集體大機器上一顆“螺絲釘”。不過，集體制作為畸形的合作制，勞動者在這種經濟關系下還是比個體小農更易于擺脫農業生產者的地位，集體經濟組織畢竟克服了小生產者的局限，在大江大河治理、農田改造、架渠修路、抗洪抗旱、科技推廣、農機使用等方面創造出一種集體生產力，這是個體小農生產力永不可企及的。像“紅旗渠”這樣的工程，在集體化之前，以及家庭承包之后的小農經濟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同樣，那些集體經濟強大的地方，在工業化方面也有較大成就，創造出了像“社隊企業”這樣的新生事物，在“社隊企業”中，小農經濟已經開始向工業經濟轉變。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家庭承包責任制產生的種種弊端使不少學者重新留戀起集體制經濟來，他們欣賞類似天津大邱莊、河南南街這樣的經濟組織。在對集體制的評價上，既不要因為它有超越小農經濟的地方就絕對加以肯定；也不要因為它是畸形的合作制，就無條件加以否定。

集體制由于其內在經濟關系和經濟矛盾決定了在邏輯上它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回到合作制經濟中來，一是重建小農經濟。易言之，集體制是一種過渡經濟形式，它可能突進到社會主義，也可能向小農經濟發展。

歷史最終選擇了后一條發展路線。這不是偶然的。在行政集權體制中，農民喪失了對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資料所有權，也喪失了生產積極性，使集體經濟道路走到了盡頭。這時，如果回到合作制等于放棄行政集權體制，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而在保留行政集權的條件下試圖調動農民積極性只能實行家庭承包，把集體占有土地的使有權包給千家萬戶的小農，利用小農發家致富的愿望，促進農業生產的短期增產。集權行政機構與社員的矛盾是集權體制內部的主要經濟矛盾。正是這一矛盾的激化才引發了家庭承包制的廣泛推行，使小農經濟得以重建。

小農經濟的重建只能導致中國經濟古代化，而不能導致中國經濟現代化。從勞動者發展來看，從合作社和集體經濟下的“社員”重新轉變為“農民”不是一種進步，而是一種退步，這種退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承包制推行后的小農再也不可能形成集體的力量去改天換地，向農業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集體生產力是合作社和集體經濟的重要優勢；其次，小農永遠安于農業生產，破產的或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為繼的農民，有可能出賣勞動力，但大多數小農固守在一小塊土地上，不可能產生向現代工業生產方式轉變的動力和條件；再次，單個小農之間不發生社會聯系，自給自足，人的社會性得不到充分發揮，狹隘、孤立、封閉和愚昧與其說是小農的缺點，不如說是自給自足經濟下小農生存的思想條件；最后，孤立小農的對面必然是行政集權，而合作經濟才能真正通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鏟除人受人支配的制度基礎，實現人的自由發展。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包含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實現工業化；二是使勞動者擺脫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羈絆，建立起在平等勞動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使勞動者獲得全面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小農經濟的重建和長期延續顯然與這個大目標相悖。這一點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小農經濟的改造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心問題。

三、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任務

在當前關于新農村建設的議論中，有兩個觀點頗為流行：一是強調發展農業，調整農業結構；二是以工補農。發展農業和補貼農業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農業的薄弱，不合理之處在于將小農經濟作為新農村的主導產業和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部門。可是，承包制推行后的小農經濟是農業薄弱的根由。如果不實現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不完成農村工業化的歷史任務，農業的發展就是一句空話，因為小農經濟充其量是維持簡單再生產；而補貼農業更不可能持續，因為沒有農村工業，何來以工補農？更為重要的是，“以工補農”掩蓋了以工業改造小農經濟的歷史任務。小農經濟作為補貼對象，只能延續其殘喘的時間，而不可能通過補貼得到改造。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兩個歷史任務：一是發展工業，完成農村工業化；二是以工業改造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

小農經濟主要從事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生產，這種經濟是農民永遠遭受貧困的根由。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性經濟，在最好的條件下也不過是維持簡單再生產，少有剩余產品和缺乏交換，使得農民貨幣收入不可能得以持續增長。貨幣的本質是一般等價物，源于商品生產和交換。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既無必要亦無可能產生貨幣。盡管完全的自給自足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但9億農民的經濟生活的主體停留在古代，自給自足和極為有限的貨幣收入使得農業稍有增產即出現農產品剩余，使得國民經濟在低水平的發展階段就進入買方市場，新農村建設提出的一個重要背景正在于擴大內需。

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小農經濟難以應對自然風險，也無法抵御市場風險。小農經濟下的農業生產，以對天時的適應和對地宜的因制而進行，是一種靠天吃飯的生產方式，目的性設定的勞動在個體農業生產中只起微弱的輔助性作用，自然因果性卻發揮了主導作用，而當這種主導作用的方向與農業勞動的目的相反時，自然因果性的作用就轉變為自然災害，小農經濟因缺乏戰勝災害的現代物質手段與條件而頻頻陷于貧困和破產。面對市場，小農經濟從表象上看因為擁有土地等生產資料和自己的勞動力，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似乎不受外在力量的支配。實則不然，直接生產者是否喪失生產資料所有權并不是勞動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的必要條件。農民工并未失去土地，但仍然要出賣勞動力，接受資本雇傭。這是什么原因？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當工業生產方式在國內和國際上取得支配地位，獨立生產的小農在市場就喪失了獨立性。喪失獨立的小農，再生產所需要的種子、農膜、化肥、農藥、水電、機收等生產資料價格和產品價格不是由他本人決定，而是由建立在工業生產方式基礎上的外在力量決定，小農不過是市場價格和需求的被動接受者。在耕作成本上升和農產品價格波動中，小農經濟的破產不足為怪。

從農業到工業的轉變，是生產方式的變革，也是勞動方式的進步。與之相適應是農民向工人的轉變，這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重大發展。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追求物的增長，而是追求人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同于資本主義向農村的侵入，在于前者是以人為本，后者是以物為本。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為農民向工人的轉變創設了條件，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完成本應在資本主義階段完成的工業化和農民的非農化，這是中國特殊國情和歷史條件決定的。

生產方式的變革需要有相應的生產關系變革。小農經濟已經喪失了實現工業化的可能，與農村工業化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社會主義合作經濟。引導農民建立合作經濟是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制度條件。20世紀50年代以來，關于合作化與機械化關系的爭論持續多年，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已經做出結論：只有先合作化，才能工業化。50年代到70年代末，合作經濟以及集體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隊企業這樣的工業生產方式；而承包制推行后，農村內部工業化的因子被褫奪了，重建的小農經濟使農村回到了古代。正如沒有合作經濟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可思議一樣，沒有工業化的農村現代化同樣不可思議。當前，我國現已存在的農村工業化的幾條道路清楚地表明，小農經濟已經無力擔承工業化的歷史重任。

第一條道路是農民大批離開農村，進城打工，成為農民工。考慮到農民工主要為私人資本所雇傭，這條道路實際是私人資本力量對小農經濟改造的途徑。農民外出打工，表明農民并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只要有了土地就能安于本業，而是對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有著強烈的向往。承包制實行后唯一有利于勞動者發展的是農民獲得了勞動力所有權，這是農民能夠出賣勞動力的前提。農民擁有土地卻不能安于土地，除了對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向往外的內在動力，還有外在工業生產方式對農業生產方式的支配所產生的壓力。個體農民被迫卷入市場，不得不接受工業文明。農民工的外出從肯定意義上是農民向往工業化，從否定意義上是農村內部已經不可能滿足農民對工業化的訴求。如果農村內部就能夠吸納農民從事工業生產，誰會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呢？

第二條道路是所謂“公司+農戶”的模式。這種模式以把農民繼續留在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為前提，通過現代公司為小農經濟提供產前產后服務，從而將小農納入現代工業生產范疇。農業生產方式在這里不僅沒有得到改造，相反得到強化；農村工業化并不能因此而有絲毫的進步；小農經濟反而被凝固了。但這種模式暗含了一個合理的命題，就是小農經濟自身不可能實現工業化，也不能獨立面對市場風險，需要現代公司作為緩沖來降低風險。嚴格說來，這種模式不是小農經濟積極走向工業化的模式，而是小農經濟消極適應工業化的模式。

第三條道路是發展集體制鄉鎮企業。這條道路作為“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模式，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曾受到廣泛贊揚，取得了不可小視的成就，但在90年代末的“企業轉制”中，集體制鄉鎮企業完成了私有化改造，不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也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工業化建設的主要模式了。私有化后的鄉鎮企業以資本增值為目的，不再把勞動者的發展作為企業經營的動機。這條道路的積極意義在于：承認個體農民不可能獨立走上工業化道路，必得仰賴集體的力量；農村工業化可以在農村內部進行，農民不一定非要離開農村才能實現向工人的轉變；工業化是農民的普遍向往，社會主義制度完全能夠滿足農民的這一需要，集體經濟越強大，鄉鎮企業越發展，個體小農經濟吸引力越小。這條道路不足之處在于：集體制的權利體系否定農民對自身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集體的集權造成農民積極性下降和集體制的衰敗，為鄉鎮企業私有化預設了前提。

上述三條道路的共同點在于：小農經濟無力擔承農村工業化歷史任務，集體制權利體系的缺陷易于導向私有化，私人資本可以改造小農經濟，但不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合作經濟作為農村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提上了日程。

農村工業化僅僅是新農村建設的第一個歷史任務，第二個任務是以城鄉工業對傳統小農經濟進行改造，建設現代大農業，而不是什么“以工業補貼農業”和“以城市支援農村”。以合作經濟為基礎實現大工業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是農業的根本出路。這條道路的內容有：

在發展合作經濟的基礎上，廢除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塊土地經營，建立合作農場，開展專業化經營，使農業走向專業化和市場化，打破傳統農業的自給性。

以大工業生產的農業機械和農用生產資料裝備農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改造傳統農業的手工勞動方式和物質技術基礎。

將物理農業（農田水利建設、機械化）、化學農業（化肥、農藥）、生物農業（種子、轉基因生物）、生態農業（循環農業、環保與綠色農產品）等現代農業技術引入農業生產過程，使依賴經驗為基礎的傳統農業轉變為依賴技術不斷革新為基礎的現代農業。

建立為大農業生產服務的企業和機構，如種子公司、圍欄公司、除草公司、飛機播種和噴藥、人工降雨、施肥公司、疫情防治、市場咨詢、技術推廣、法律服務、會計服務等，在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人數減少的同時，增加涉農行業的就業機會。

對新型農業工人進行科學文化教育和大規模技術培訓，為現代農業輸送人才，開展合作經濟體之間的人才交流與農業科學技術研究，在技術創新指引下，不斷開辟農業新領域和新概念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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