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6月，25歲的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
畢業以后去干點啥呢？
當時主要有三個選擇：
第一，找個學校當老師，師范畢業，算是專業對口，事實上大半年后，他最先在長沙修業小學找了一份歷史課老師的工作。
第二，可以找一家報社做編輯，因為文章寫得很好。
第三，赴法勤工儉學，繼續學習。因為受到當時新文化運動期間各種思潮的影響，其中一項就是走改良路線的教育救國，主張通過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的辦法，多向海外輸送學子，以便向西方學習先進經驗。30多年后，毛澤東就曾說過當時的情形：“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湖南很多學子的情形也是這樣。當時李石曾和蔡元培等人一起組織創辦了“華法教育會”和“勤工儉學會”，號召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于是蔡和森最先到北京了解情況，認為赴法勤工儉學“頗有可為”，隨即又號召毛澤東、蕭子升等人一起赴法。
就這樣，剛從一師畢業的毛澤東，與蕭子升等人一起去了北京，只不過當時他還未作出留法的決定，不知道是到北京以后改變了想法，還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用他后來的話說，不去的原因大概是，覺得“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并不會影響吸收西方知識，還能學得更快些，另外，中國自己的情形實在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應該先調查研究一下中國本身的情況，才有更好的加以比較的對象，將來還可以再找機會出去。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大又是人才薈萃和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各種思想、學術在這里爭奇斗艷、相互碰撞，那種氛圍是在湖南時無法接觸到的。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都在北大任教。以前他們在湖南的時候，只是從《新青年》雜志上看到這些人的文章，了解他們的思想和主張，現在能有機會親自接觸，甚至當面請教，對他們思想上直接的觸動是極大的。
所以在北京的毛澤東一邊幫助組織學生的赴法留學事項，另一邊，開始大量閱讀許多在過去未曾讀到過的書刊，并參加了兩個北大的學術團體。一個是邵飄萍發起的新聞學研究會，一個是楊昌濟、梁漱溟、胡適等人發起的哲學研究會。期間，還與新民學會的成員們一起邀請胡適、蔡元培搞了一個座談會，提了一些學術和人生觀方面的問題。
要留在北京，當然首先要找一個生活來源，他此前在湖南一師的老師楊昌濟，此時在北大教哲學，于是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平時負責整理各種書刊，登記借閱人姓名等工作，每月8塊錢。
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是很稱心的，可以隨時看到最新的報刊，還有機會與李大釗當面請教一些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正是這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很親身的接觸到了當時的各種討論如何改造中國的新思潮，他對政治的興趣也在這個時候越發增長。這些新思潮種類繁多，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比較有影響力，又比較有社會基礎的，總結起來大體上就是我們之前說的那5種。很多具體的觀點和方案，像什么新村主義、工讀主義、互助主義，也都可以劃入改良主義或是無政府主義。
但是這個時候，毛澤東思想還是混亂的，他并沒有直接選擇接受哪一種主張，這是因為很多主張，他還需要代入到實踐中去觀察，比較和選擇。用當時的話來說，還在尋找出路。只不過他后來回憶，當時他比較贊同很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并與同學們討論它在中國的前景。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在北大待了半年多的時間。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開幕。
3月12日，因母親病重，于是從北京動身回湖南，中途繞道上海，去送赴法留學的湖南青年。
回到湖南以后，先是到長沙修業小學，作歷史教員，解決了生活的基本問題。
然后便開始思考如何投身到社會活動中，親身參與到社會改造中來。
于是，他開始組織湖南的學生聯合會，準備創辦一個刊物，自己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這個刊物的名稱叫——湘江評論。
之所以創辦湘江評論，與當時在北大參加邵飄萍的新聞學研究會有直接關系，在那里他直接了解到了創辦刊物的方法和意義。
通過新聞，刊物，宣傳當時的各種社會思潮，也是一種呼吁的方式，不管是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還是其他什么主義，他們的主張里其實都有通過新聞、刊物進行宣傳普及的觀點。
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當時全國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刊物，各自都在宣傳著自己的主張。
但是一個多月后，五四運動爆發了。
因為抗議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無恥瓜分中國的行徑，抗議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掠奪的權益轉交給日本，北京學生在五月四號首先發動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
很快，北大的鄧中夏到湖南聯絡湖南學子，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了北京學生的運動情況，號召湖南學生也一起罷課，支援北京學生的五四運動。
于是很快，毛澤東組織了易禮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學生代表，討論如何發動一個湖南的學生罷課運動，以便支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他們很快商議成立新的學生聯合會，然后在6月3號那天，組織了長沙20多所學校學生們的統一罷課，并提出了拒絕巴黎合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呼吁要求。
這種組織學生罷課，其實就屬于無政府主義里面一種典型的呼吁革命，通過游行、示威、罷工、罷課等途徑和辦法，既向下呼吁以便組織力量，又向上呼吁，以便借助游行、示威的力量來迫使統治階級讓步，以實現呼吁的目的。這種呼吁的革命方式，在當時就叫呼吁革命，也被稱為無血革命。
但實際上真的能做到無血嗎？
并不能。
各省的這些軍閥們，平時總是宣言自己是站在人民一邊的，但是一旦學生、工人群體發起罷工、罷課等運動的時候，他們就不站在人民一邊了。如果提出的要求還在勉強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這些軍閥常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是一旦觸及到他們的利益，迎來的就是暴力鎮壓，觸及的利益越大，鎮壓就越血腥，想要不流血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整個五四運動期間，各地的學生都不同程度的遭到軍閥們的鎮壓，長沙的學生運動自然也是如此。
但這個時候，毛澤東還并未放棄這種呼吁式的，不流血式的方案主張。
《湘江評論》很快創刊了，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仍然是主張一種平民革命，平民主義的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雖然，他這個時候已經提出了群眾的大聯合的主張，但是這里所指的聯合，主要是無政府主義所提的各種聯合會，比如學生組織學生聯合會，工人組織工會，婦女組織婦女協會，老師組織教師聯合會等等，這種聯合與馬克思、列寧那種還需要進一步建設政權的聯合，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他在湘江評論的發刊詞中，主張的是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認為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得到的仍是新的強權。
在湘江評論刊登的《民眾大聯合》一文中，他提出了兩種革命聯合的觀點，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式的暴力革命，一種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式的呼吁革命。顯然，這個時候他兩種都比較贊同，但是更加傾向于無政府主義式的呼吁聯合的辦法，所以他在這篇文章里面說：后者“這一派的意思，更廣，更深遠。”
但是僅僅一個多月后，湘江評論就遭到湖南軍閥張敬堯的暴力查封，理由是宣傳“過激主義”。
張敬堯不但查封了湘江評論，還一并強行解散湖南學生聯合會。
這就有點諷刺了，當湘江評論還在呼吁溫和的，無血的辦法的時候，軍閥卻一點也不愿意溫和、無血對待他們。
也是在這段時間，北京的胡適與李大釗展開了問題與主義的辯論。
胡適寫了一篇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并諷刺空談各種主義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李大釗隨后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進行了批駁，他指出，宣傳主義與研究問題本來就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問題必須有主義作為指導；另一方面，社會很多問題的解決，不是一個兩個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是眾多群眾的事，要依靠群眾一起來解決，而要號召群眾起來，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和準則，這就是主義，因此談論主義永遠都是十分必要的。
這時候毛澤東已經更加贊同李大釗的主張，所以他在刊物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問題之研究，需以各種學理為依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
回頭再說說張敬堯，這個人在湖南干了很多壞事，暴力解散學聯，查封湘江評論，只能算是他若干惡行中最微不足道的兩項。他干的壞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項：縱兵搶劫、濫發紙幣、種植和倒賣鴉片、克扣軍餉、強占和倒賣地方礦產、削減教育經費等等。
其實，湖南的張敬堯是這樣，全國各地的軍閥也差不多。
就拿其中一項強占和倒賣地方礦產來說，這事并不復雜。原因是軍閥年年開戰，財政透支嚴重，于是就不得不跟帝國主義借錢。可是借錢你得有抵押啊，于是這些軍閥就不得不把自己重要的資源，或是各種開采權，筑路權等出賣或是抵押給帝國主義國家，以獲得各種物資援助或貸款，但是戰爭一年年繼續，生產一年年凋零，根本就還不起。怎么辦，最后就不得不把這些特權和資源給外國。財政不足，軍費不夠，自然又拼命削減各種經費，其中就包括教育經費，教育經費不足，光靠一小部分人半工半讀，又能解決多少教育問題呢，又如何能實現什么教育救國呢？
帝國主義掠奪走了大量的利益，占礦產，占鐵路，掠奪資源，剝削勞力，中國人民受到帝國主義的欺壓剝奪，又受到本國軍閥和地主們的剝奪，生活處于極端的貧困之中。這種情況下，談何發展生產力，談何發展資本主義呢？張東蓀、梁啟超等人所鼓吹的經濟主義，又怎么可能得到實現呢？
而張敬堯，只不過是當時大大小小軍閥中的一個縮影而已。
這時，直皖矛盾日益激烈，隨時可能爆發新的戰爭。
借著這一時機，毛澤東決定發起一場驅逐張敬堯的運動。
當時，張敬堯剛剛武力鎮壓完長沙群眾焚燒日貨的示威活動，于是，毛澤東接著又號召了一場學生罷課運動。
在組織罷課的同時，他又組織各界收集張敬堯的總總惡行證據，由他帶領一個驅張團到北京請愿驅逐張敬堯，同時其他人也分赴上海、武漢、廣州等地擴大請愿宣傳。這就有點像五四的時候，北京學生到湖南串聯湖南學生支援一樣，湖南的學子和請愿團，也分赴各地，向各地政府請愿，擴大影響。
這時已經是1919年的年底了，1919年的12月18日，毛澤東帶領著湖南驅張團抵達北京。
這是他第二次來到北京。
毛澤東率領的代表團在北京期間，先后七次組織向北洋政府提出撤懲張敬堯的請愿，然而雖然北洋政府也派代表表示收到訴求，但是這些訴求隨即如石沉大海，了無音訊，他們收不到任何回復。此后，當請愿團再次前往想要一個答復的時候，他們能見到的，就只剩下拿著槍守衛著總統府的士兵了。
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請愿團經濟困難，不能再長時間拖下去了。于是1920年的1月28日這天，他們又向北洋政府發起了最后一次請愿，并轉赴國務總理靳云鵬的私宅。靳托詞不見，派了他的副官接見，代表團痛斥張敬堯的各項罪行，但是得到的只是讓他們繼續等消息，聲明下周四給回復。結果，等下周四他們再去的時候，這一帶早已有兵警設防，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回復。
就在毛澤東赴京請愿的這兩個月里，他的父親去世，他沒能來得及回家奔喪。
當時北京正下大雪，請愿團沮喪無措、冰冷抑郁的心情，可能就如當時的天氣一樣嚴寒吧。
請愿團先后回到湖南，但是毛澤東選擇繼續在北京暫留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里，他開始更加傾向馬克思主義，熱心的收集各種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成的共產主義書籍，并開始頻繁的與李大釗接觸和請教。1949年進北平前，他在西柏坡還跟別人說起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
當時，在他收集到的馬克思主義的書里，有三本特別深刻的銘刻在他心里，這三本書分別是：《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
沒過多久，張敬堯真的被驅逐出湖南了。很難評估這次驅張運動到底起了多少作用，因為最終趕走張敬堯的，既不是各種請愿運動，也不是湖南人民的罷工罷課，而是另一個拿著槍桿子的軍閥譚延闿。
從各種歷史的評價看，譚延闿的個人品質要比張敬堯好得多，但是當時那樣軍閥混戰的局面下，光靠個人品質，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驅張以后，毛澤東開始思考湖南到底應該怎樣建設？這個時候，他已經意識到，走了一個舊軍閥，來的又是一個新軍閥，不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軍閥混戰的局面，任何實質的問題，任何所謂的改良都是難以辦到的。
于是，他結合這一年以來經歷的種種，寫了一個《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這其實是一個關于建設湖南的大綱，而這個大綱里面的各個辦法，都是針對他這一年多來見到的湖南各種具體問題而針對性提出來的。我們簡單說說這個大綱里都有些啥內容？
大綱大體上可分為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裁軍廢督。
這一年多來，張敬堯因為軍費問題，于是急劇削減教育經費，濫發紙幣，倒賣礦產煙土等等，于是在這份大綱里，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大量裁撤軍隊，廢除督軍；
第二部分：為防止軍閥濫發紙幣，提出了銀行民辦，紙幣的發行則由省議會來定，不能由督軍強制發行；
第三部分：教育經費恢復民國二年時的額度，且保障透明和來源；
第四部分：成立自治機關，在縣、鄉、鎮都選舉成立鄉農會和工會；
第五部分：完全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
第六部分：促進修竣粵漢鐵路之湖南線。
這份湖南改造計劃的思路其實可以看得非常清晰，差不多就是這一年來看到張敬堯干了些啥壞事，于是就針對性的提出來一個如何防止這些壞事的辦法。
張敬堯掠奪大量軍費，于是計劃里提出裁軍廢督；
張敬堯濫發紙幣，于是計劃提出紙幣發行權交給省議會；
張敬堯削減教育經費，于是提出恢復之前的教育經費；
為保障起到監督作用，擴大群眾影響力和聯合力度，于是提出建立各種聯合，包括工會、農會，事實上，這一條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對整個歷史進程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只不過這是后來才實現的，并不是在這一次大綱提出的時候就實現的；
同樣地，湘江評論被暴力查封，群眾集會被暴力鎮壓，于是計劃里又提出了完全保障人民的集會、言論等自由的一條。
沒有這一年的實踐，這些計劃中的綱領當然是提不出來的，但是很顯然，這些計劃是不可能靠他們的呼吁，宣傳和請愿等辦法，就可以促使新的軍閥譚延闿來幫助實現的。在軍閥混戰的現實條件下，第一條就不可能實現，第一條又是后面若干條的先決條件，第一條不能實現，后面自然也多半都是幻想。
所以連毛澤東本人在提出這個計劃的時候，自己都說：這不過是“向老虎口里討碎肉”，但是又覺得，如果連這樣一些事情也不去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
可以從他自己的話里看得出來，對于這個方案，他自己也很清楚，不過還是一些改良而已，而且是那種很難成功的改良，但是如果不去嘗試一下，不去做點什么，又覺得太不好意思。
這種改良的嘗試，如果用后來的革命經驗對比著看，簡直可以稱得上是空想，但是當時它又很寶貴，因為正是這種一點點的嘗試和積累，才會有后來走向馬克思主義，又走向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結果。
話說回來，這個《湖南建設問題商榷》是毛澤東還在北京的時候就起草的。1920年7月7日，在他回到湖南長沙以后，便開始嘗試著如何才能讓自己的方案能得以在湖南實施。
而他之所以覺得這個方案可以通過呼吁、游行、請愿等途徑迫使譚延闿接受，或者部分接受，也有當時的歷史原因。當時各地軍閥林立，北洋政府借著“統一”的口號想要消滅地方軍閥，而地方軍閥呢，又借著“自治”的口號反對北洋政府。說到底，那些都只是不同軍閥的口號而已，不過是為了滿足不同軍閥的利益。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則可以通過譚延闿主張的這種“自治”，在湖南展開試驗。由于當時湖南各界長期深受北洋軍閥之苦，張敬堯就是皖系軍閥的重要人物，而譚延闿在驅張的時候，打出的又是反對北洋，主張自治的旗號，因此毛澤東就借著湖南人民的輿論和期望，借著自治的呼吁，借著自治的口號，順勢提出了一個湖南要如何自治的問題。
譚延闿當然是希望搞官辦自治，名曰自治，實際上是由譚延闿選定人員，由他們來實現包辦代替式的自治。而毛澤東則對這個自治加以全新的解釋，將其解釋為湖南人民對湖南的自治，而不是他們軍閥內部少數幾個官員對湖南的自治。
譚延闿自然也不好對這種觀點進行反駁，因此毛澤東又順勢提出，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由各種聯合組織的代表，各縣，各鄉群眾選舉代表，然后由這些代表們討論制定“自治方案”，制定湖南人民自己的憲法，然后產生議會，以及各級自治機關。
這樣一來，自己的主張和方案就可能得到議會的討論，制定出來的法律、制度等也比較能反映群眾意見。從這一點看，這是5種主張里面的第二種，即民主主義的嘗試。
10月10日這天，長沙下著大雨，2萬多群眾冒雨把毛澤東的這個自治方案的《請愿書》送到了督軍府譚延闿那里。結果大家可能也能猜到，譚延闿一邊接下請愿書，表示會考慮的，另一邊，斷然拒絕了一切所謂人民自治的請求。省議會完全采用由軍閥們內部指定議員討論和制定湖南自治的方案。
一個月后，譚延闿又被趙恒惕驅逐，趙恒惕又成為了統治湖南的新軍閥。趙恒惕一上任，就命警察廳把毛澤東抓去詰問，污蔑他想搗毀省議會，借此造成一種高壓的空氣，來壓制湖南人民的各種呼吁，請愿氣氛。
自此，各種無情的事實讓毛澤東終于看透了軍閥統治下的政治現實。
所謂的改良，其結果就是連“向老虎口里討碎肉”也是萬不可能的，在軍閥聯合帝國主義們霸占礦產、倒賣煙土、苛捐重稅、削減經費等一系列殘酷剝削下，什么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發展生產力，簡直就是幻想。
而所謂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軍閥割據的中國，其實質也不過是軍閥們的官辦制度而已，他們是不可能通過所謂的“民主制度”而制定出任何從人民利益出發的法律、規則的。他們的立法，他們的議案，無一不是保護有產階級，保護地主官僚們的利益。就連毛澤東提的一個稍微具有點改良性質的議案，別說實施，連被提交討論的資格都不可能獲得，這種情況下，寄希望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改革，又怎么可能實現得了呢？更不要說，法律層面的平等，是遠遠無法掩蓋經濟上的不平等的。
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呼吁革命，無血革命，通過教育、宣傳、游行、請愿、示威等方式來改造社會，當然也有積極意義，但是只要群眾不掌握政權，他們提出的任何訴求面臨的要么是無動于衷，要么就是暴力鎮壓。而經濟層面的工讀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在軍閥們掠奪教育經費、霸占各種資源、生產凋敝、貪腐橫行的條件下，其實際的作用最多只是底層互相救助的一種辦法而已。因此，毛澤東得出結論：無政府主義這套辦法，“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此時已經是1920年的年底，距離他1918年6月剛從湖南師范畢業去北京，已經過去了兩年半的時間。
他在給赴法的新民學會的成員們寫信說：“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對于去年中旬，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的爭論，他也有了更深刻的看法，“主義就像一面旗幟，旗幟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這時他又聯想到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方才明白，為什么他們非得用暴力的辦法，他寫信給蔡和森時提到這個問題時說道：“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兩年半的時間里，他從第一次在北京親身接觸到各種社會改造的思潮，到回湖南領導學生運動支援五四期間的北京學生，到創辦湘江評論，到學聯被強制解散，湘江評論被暴力封禁，又到驅張運動被北洋政府拒之門外，最后到譚延闿拒絕一切民主自治方案和湖南建設方案，新軍閥又代替舊軍閥。
這些殘酷的現實使他逐漸堅信：只有布爾什維克主義才能行得通。
很多年后，他在延安對斯諾提起這段思想的蛻變過程時說道：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又過了一個月，時間來到了1921年的1月2號這天。毛澤東與長沙新民學會的十余名成員，在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里，激烈的討論著到底哪一套理論和方案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國社會的良方。
這次討論，毛澤東等12人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兩人贊成民主主義，一人贊成溫和共產主義，三人未表示意見。
實際上，新民學會的各成員已經開始面臨不同的選擇，那些已經選擇了布爾什么維克主義的，逐漸形成一個單獨的秘密組織，這個“秘密組織”，就是最早的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這一年的7月，長沙共產主義小組里的兩個代表，毛澤東和何叔衡來到上海，參加了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們的第一次會議。會議中途突遭暗探偵查，于是便轉移到了浙江嘉興南湖，在一條游船上開完了這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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