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于2017年12月28日提出“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論斷。這一論斷是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中獲得的長時段判斷，既是指中國經歷并正在面對的發展大趨勢，也是指世界正在經歷和面臨的發展總態勢。
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長時段變局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其關鍵節點之一。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次洗雪百年恥辱、從沉淪中奮起、走上“站起來”的偉大歷程。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堅持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各階層人民，以持久戰武裝全國民眾思想，并帶領民眾英勇戰斗在抗日戰爭前線，作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最終領導中華民族，徹底打敗了邪惡的日本法西斯，實現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從世界歷史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戰勝國建立了以聯合國為代表的戰后國際政治新秩序，使人類文明獲得了巨大進步。
圍繞這場戰爭的意義，學界已有相當多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問世。值此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和寬廣的視野，簡要考察、評述這場大戰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對人類歷史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以就教于方家。
一、走上“站起來”的偉大歷程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由于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難，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仁人志士奔走吶喊，全國民眾奮起反抗，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但都未能阻止這種沉淪的趨勢，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于扼制住中華民族的沉淪趨勢，并走上了“站起來”的艱難歷程?？梢哉f，這一艱難歷程的關鍵一步，正是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
概括地說，這一歷程包括兩個重要的歷史事實。
第一，中國人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獨自抵抗日本法西斯百萬軍隊，支撐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自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中國人民開始局部抗戰，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軍基地珍珠港、美國對日本宣戰之前，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中國人民幾乎是單獨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從而使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蘇聯、英國、美國、法國（敗降前）等給予了中國一定的援助。據統計，蘇聯從1938年到1939年6月，共對華提供貸款2.5億美元。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英國共對華提供援助貸款1550萬英鎊，美國共提供財政援助貸款1.7億美元，法國為1500萬美元。到1941年5月，美國將租借法案用于中國，但1941年一年撥給中國的物資，僅占美國撥給各國物資總額的1.7%。這些援助，對中國的抗戰給予了支持，但遠遠不能滿足中國抗戰的需要。
但是，中國人民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以巨大的民族犧牲堅持抗戰，支撐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例如，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的主力仍在中國。日本投入南方戰場（即東南亞和太平洋戰場）的兵力，只有10個師團和3個混成旅團，約占陸軍地面部隊的20%，而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司令部下轄21個師團、1個騎兵集團、20個混成旅團，另外還有大本營直屬第四師團駐上海，關東軍司令部則下轄13個師團和24個混成旅團。從1937年至1945年的8年時間里，日軍主力始終盤踞于中國戰場。到停戰時，日本在中國的軍隊除75萬人左右的關東軍之外，還有111萬左右的軍隊，中國戰場牽制日軍兵力大約相當于全部海外日軍274萬人的約70%。以1937—1945年8年累計，日軍在華戰死44.7萬人，相當于二戰期間戰死日軍總數113萬的40%。日本用于中國的戰費約121億美元，相當于全部戰費340億美元的約35.5%。而中國的傷亡人數則超過了3500萬！這些統計數字足以證明，中國的抗戰，不僅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的救亡圖存，而且牽制了日軍，有力支援了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的抵抗力量，為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做出了實質性的不可替代的貢獻。正如劉大年先生所說：“有了中國抗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世界反法西斯在亞洲和東方的勝利。”
第二，隨著戰爭擴大到全球規模，中國持久抗戰的戰略地位也日益突出，反法西斯盟國以援助中國和修訂新約的方式，承認中國為世界“四強”之一，中國在政治上贏得了大國地位。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終于為美、英等國所承認。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說過：“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因此，為了使中國堅持對日本的有效作戰，美國眾參兩院于1942年2月7日通過了援華貸款5億美元，擴大了對華援助的規模。羅斯福在將此事告知蔣介石的電報中寫道：“此案之獲得國會異常迅速和一致的通過以及全美國的熱烈支持，足以證明我國政府與人民對于中國的衷誠敬佩。……中國軍隊對于殘忍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喚起了美國人民和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的最崇高的贊揚。中國武裝與非武裝人民在將近五年里實行堅決的抵抗以反對在裝備上遠為優秀的敵人，他們面對巨大的差異所表現出來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使其他聯合國家的戰斗人員與人民全都受到激勵。”
美、英兩國特別是美國，為了進一步爭取中國，加強在太平洋戰場反擊日本的力量，在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問題上的態度逐漸積極起來，而此時的國民政府也及時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1942年春天，中國社會掀起了要求立即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熱潮。4月23日，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如是我觀》的文章，譴責西方國家在華領事裁判權等特權，呼吁有關各國盡早予以廢除。該文在美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人們紛紛致函美國政府有關部門，要求立即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許多報刊也發表文章支持中國的要求。幾乎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就是否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問題展開的討論也基本有了結果，主張立即廢約的意見被接受。正如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所說，珍珠港事件以后，美、英兩國為了再次表明對華友好，希望中國堅持抗戰、不投降、不同日本媾和，因此提出了終止在華治外法權，同時締結新約，把中國法院根據中國法律審理各國公民的權利交還中國。另一方面，日軍占領上海后，美、英等國在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權已經名存實亡，這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于是美國開始與英國磋商是否考慮在戰時廢約的問題。10月4日，蔣介石對來華訪問的美國共和黨領袖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正式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他指出：“中國今日尚未能取得國際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國民眾能了解中國，欲其援助被壓迫民族爭取平等，應先使其本身獲得平等地位始。”這時美、英就立即廢約問題也達成了共識。10月9日，美、英兩國同時通知中國駐美、駐英使節：兩國準備立即與中國政府談判廢約問題，不過他們都準備把所放棄的特權范圍限定在“治外法權和相關的權利方面”。但中國政府認為這是不夠的，于是蔣介石向美、英提出：除了“領事裁判權以外，尚有其他同樣之特權，如租界及駐兵與內河航行、關稅協定等權，應務望同時取消，才得名實相符也”。他還指示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部長宋子文，希望在談判中“將過去所有各種不平等條約一律作廢，整個撤消，重訂平等合作之新約”。另外，1943年1月9日，為了拉攏汪偽政權繼續依附日本，日本與其簽訂盟約，故作姿態地“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這也迫使英、美加快了與中國簽訂新約的速度。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別在華盛頓和重慶簽訂《中美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與換文》（簡稱“《中美新約》”）和《中英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與換文》（簡稱“《中英新約》”），宣布取消美英兩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取消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終止該條約及其附件給予兩國的一切權利；兩國放棄在北平使館界、上海和廈門公共租界所享有的權利，并協助中國政府收回這些地區的行政管理權和官方資產；取消兩國在通商口岸的特別法庭權，在上海和廈門公共租界的特區法院制度，在中國領土內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的權利，兩國船舶在中國領水內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的權利，兩國軍艦駛入中國領水的權利等項特權；英國交還天津和廣州的租界，放棄英籍海關總稅務司權；等等。
在美、英的影響下，其他在華享有特權的國家也相繼宣布放棄在華特權，與中國簽訂新約。盡管《中美新約》、《中英新約》并不完美，例如英國就拒絕交還香港和九龍，但是應當承認，這些新約的簽訂，標志著在法理上結束了西方列強在中國享有的百年特權，洗雪了中國人民的百年恥辱，使中國從此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獲得了國家的獨立，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平等一員。
與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獲得國家獨立相伴隨的，是中國在國際上獲得了政治大國的地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戰時盟國開始真正意識到中國戰場的重要戰略地位。1942年1月1—2日，26個抗擊法西斯的國家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宣布簽字各國為了將這場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而協同作戰。1月1日，羅斯福還宣布成立包括中國、泰國、印度支那和緬北的中國戰區，以后該戰區有所擴大。中國戰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區的一部分。以這兩件大事為標志，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終于得以形成，從而奠定了最終取得這場戰爭勝利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家宣言》的簽名方式。在美國的支持下，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排在26個國家之首，并比其他國家提前一天簽字，其他國家則于第二天按國家名稱的字母順序排列簽字，這就使中國作為“四大國”之一正式出現在國際文件和國際舞臺上。實際“反映了新的聯合國家聯盟后面的真正均勢”。盡管與其他三個國家相比中國仍然貧弱，盡管美國出于其戰時和戰后長遠戰略利益的考慮支持中國的大國地位，但是，從根本上說，正是中國人民以自己的英勇抗戰和民族的巨大犧牲，才贏得了中國應有的國際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正如羅斯福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在1941年12月27日提交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所說，《聯合國家宣言》的簽字方式“要打破按字母編排的次序，把象〔像〕中國和蘇聯這樣的國家提到同我國和聯合王國并列的地位，區別的辦法可以是，那些在自己的國土上積極作戰的國家為一類，另外則是已經被軸心國征服了的國家。我認為這種排列極為重要”。從此，中國不僅為戰爭的勝利繼續作出努力，繼續向全世界展示著中華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且作為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個最主要的參戰國”，為重建戰后世界的和平作出貢獻。
二、中國為促進戰后世界走向和平作出重要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后期，以反法西斯同盟大國美國、英國和蘇聯為主，召開了一系列國際會議，共同設計戰后新的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藍圖，也就是雅爾塔體系。在雅爾塔體系形成的過程中，中國的大國地位不僅一再得到確認，而且中國也在重建戰后的世界和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作用，特別體現在作為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聯合國的創建方面。對此，可以舉出下述重要史實。
第一，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積極參與戰后國際秩序的重建。
1943年3月，宋美齡在美國與霍普金斯會談，她代表蔣介石表示，應當立即采取某種步驟，使四大國一起商談戰后的事務。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美、英、蘇外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代表美國政府表示：“美國政府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正在進行作戰（指對法西斯國家進行作戰——引者注）的四大國之一。對中國來說，如果現在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宣言中把它拋在一邊，將極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區造成最可怕的政治和軍事反響”，因此他認為，“在四國宣言中漏掉中國是不可能的”。在美國的堅持下，中國最終作為“四強”之一簽署了《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亦稱“《莫斯科宣言》”），宣布要“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所有這些國家無論大小，均得加入為會員國，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并進一步明確指出，四大國“按法律與秩序重建及普遍安全制度創立之前”，將彼此協商，“并于必要時與聯合國家中其他國家磋商，以便代表國際社會采取共同行動”，從而確定了中國在建立未來的聯合國組織中與美國、英國和蘇聯所處的特殊地位。
同年11月，中、美、英首腦舉行開羅會議。在11月23日羅斯福和蔣介石的會晤中，羅斯福表示，支持中國關于日本竊取的中國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必須歸還中國的要求，并將其寫進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當中。1945年7月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則再次宣布：《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這就在國際法上明確承認了包括釣魚島在內的臺灣是中國領土這一重要的歷史事實。在當天的會晤中，羅斯福與蔣介石還討論了未來的國際組織問題。羅斯福再次支持“中國應當擁有作為四強之一的地位，并且應當以平等的身份參加四強小組的機構并參與制定它的一切決定”。蔣介石則當即表示“中國將欣然參加四強的一切機構和參與制定決定”，并指示中國代表團成員王寵惠草擬有關籌建新的國際組織的建議，以供討論之用。24日中國政府就提出了有關建立四國機構或建立聯合國機構的四點建議：1.在聯合國總機構未設置前，由美英蘇中成立四國機構，協商四國宣言規定的具體事項；2.四國機構的常設機關設于華盛頓，根據情況，該機關可以在倫敦、重慶或莫斯科開會；3.四國機構應負籌設聯合國總機構之責任；4.聯合國總機構的組織，中國政府同意美國的設計，即由11個國家組成一個執行機關，由美、英、蘇、中任主席。由此可見，中國對建立維持戰后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聯合國組織的態度是相當積極的，同時也再次表明，中國的大國地位已經進一步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確認。
第二，中國在參加商討未來國際組織的籌建會議時，將自己定位于東方人民的代表，并力所能及地提出自己的建議。
在諾曼底登陸成功，歐洲第二戰場成功開辟的情況下，1944年7月，赫爾將根據羅斯福的指示起草并得到國會同意的“普遍國家組織暫定方案”，分送中、英、蘇三國政府征求意見，同時邀請三國于8月在美國舉行會議具體商談未來國際組織的籌建。蔣介石立即致電羅斯福，表示中國向來主張早日成立戰后國際和平機構，如其可能，并望在戰事結束以前成立，他還表示“中國必須參加此次會議……蓋東方人民如無代表，則此會議將對于世界之一半人類失去意義也”。實際上，中國一貫支持朝鮮、越南、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在東南亞殖民地國家抵抗日本侵略的斗爭中，華人華僑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國作為東方人民的代表，是當之無愧的。
1944年8月，中國代表團參加了首次籌建聯合國的四大國會議——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并積極參與了聯合國章程的制定工作。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這次會議，蔣介石指示中國代表團“應該促使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取得成功，我們的所有建議都應服從于這個總方針”。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擬定了《我方基本態度與對重要問題之立場》，其中提出：1.世界和平機構以愈堅強有力為愈宜；2.世界和平機構之全部或一部分應盡早成立；3.凡美、蘇、英在世界和平中參與之事項，我國應以平等地位同樣參與。該文件還對有關世界和平機構的16個主要問題說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另外，中國還提出《國際組織憲章基本要點節略》，對21個重要問題闡述了中國政府的主張。
鑒于蘇聯以本國未對日本作戰為借口拒絕與中國代表團同桌討論，美英兩國為了盡早取得對德國戰爭的勝利而遷就蘇聯，致使中國只參加了會議的第二階段，但是在整個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都進行了積極的努力。例如：中國代表團團長顧維鈞10月3日拜見羅斯福，后者再次表示要將中國列為戰后負有維持和平責任的大國之一。中國代表團“為了使新國際組織能夠有效地促進國際安全與和平”，在第二階段會議上提出了14個早已準備好的與第一階段會議采納的提案有關的問題，希望對這些提案進行改進與修訂。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國代表團提出了三點非常重要的建議：1.為解決國際爭端提出了一項重要原則，即這些國際爭端“應根據正義和法律原則加以解決”。正是由于中國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這項原則，并最終取得了美國和英國的支持，才使后來的《聯合國憲章》寫進了“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解決國際爭端這一提法。正如顧維鈞所說，這是“為了實現和平，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2.聯合國大會應具有進行調查與作出建議的任務，以發展并修改國際法的規范與原則。3.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應具有在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文化問題上促進合作的特殊任務。上述建議先后得到美、英、蘇等國的同意，并作為“中國建議”被吸收到上述三國簽署的《關于建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建議案》之中?？梢钥吹?，這個“中國建議”，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立場，更是表達了其他深受強權政治之害的國家與民族的心聲。
《關于建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建議案》作為四大國一致同意的提案，于1945年5月5日提交舊金山制憲會議審查。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基本規定了聯合國的構成，為舊金山制憲會議奠定了基礎。中國代表團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活動得到與會美、英代表團成員的高度評價，認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巧妙而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為會議的成功做出了貢獻”。
1945年4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制憲會議，根據雅爾塔會議的決定，中國是這次重要會議的四個發起國之一。中國共產黨派出自己的代表董必武，與國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特別體現了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志。正如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所說：“中國共產黨對于保障戰后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園〕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里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借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
在這次制憲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議為大會所接受。1.針對國際聯盟不能有效制止侵略行動的教訓，以及敦巴頓橡樹園建議案中的不足，中國代表團提出：授權安全理事會當發生緊張情勢時在最后決定之前采取臨時辦法。2.針對可能發生的破壞和平的國家或發動侵略的國家拒不執行國際法院判決的情況，中國代表團提出：授權安全理事會采取辦法以實現國際法院的裁決。3.針對敦巴頓橡樹園建議案中要求非聯合國會員國承擔維護和平的義務但未提這些國家的權利問題，中國代表團提出：授權安全理事會確定向本組織提出請求的非聯合國會員國應當享有的權利。4.對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的選舉，中國代表提出“要斟酌地域上的公勻分配”。5.對于國際托管的目的，中國代表團認為，“托管領土朝著獨立的道路發展”。這些建議都反映在《聯合國憲章》之中。
總之，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反對強權政治，強調國家和種族平等，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積極為弱小國家伸張正義，成為中國在創建聯合國的外交活動中的一大特色和獨特貢獻。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被與會國一致肯定，中國被確認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文也成為聯合國的正式語言之一。
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就進一步在國際法上確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使中華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是100多年以來中國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繼孜孜以求的努力結果，是正在極其嚴峻的抗戰形勢下站起來的中國，堅持為東方人民說話，使《聯合國憲章》包括了東方人民的要求，這對于當時尚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是很大的鼓舞，也是中國人民浴血奮戰而贏得的國家和民族的尊嚴。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政治遺產分析
今天，當我們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和廣度回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深深感到它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對中國和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影響至深至遠。舉其要者，有如下兩點：
第一，對中國來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有著深刻的內在關系，它奠定了建立新中國的堅實基礎。
必須承認，中國在戰時取得了政治大國的地位，但也必須承認，當時的中國并不具備一個大國的實力，因此也沒有真正獲得美英蘇等國的平等相待。當列強為了各自的利益而需要妥協時，犧牲中國的利益仍然是它們的選項之一。例如，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美、蘇在不讓中國知曉的情況下就達成了有關遠東問題的秘密協定，即《雅爾塔密約》，其中，美國以中國的主權為籌碼，以維持外蒙古現狀，南庫頁島及鄰近島嶼歸蘇聯，大連商港國際化并保證蘇聯在這個港口的優惠權益，恢復租借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合營并保證蘇聯的優惠權益，千島群島歸蘇聯等條件，換取蘇聯在納粹德國投降3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隨后美國又迫使中國接受該協定，蘇聯則基本按照該協定與中國政府簽訂了實際上并不平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再如，中國抗戰勝利后，英國仍拒不交還香港和九龍，美國更是介入中國內戰，并依靠中美兩國1943年5月簽訂的《關于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以及1946年11月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不僅使在華美軍實際享有治外法權，而且使美國獲得了多方面的在華特權。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國曾長期遭受列強的侵略壓迫致使國家積貧積弱這個主要原因之外，還與戰時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專制、腐敗密切相關。
反觀中國共產黨方面。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不僅堅決反對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堅決維護全民族團結抗戰，使敵后戰場成為抗戰的主戰場，從而贏得了人民的擁護，而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了陜甘寧、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綏、山東、冀熱遼、蘇北、蘇中、蘇浙皖、淮北、淮南、皖江、浙東、河南、鄂豫皖、湘鄂、東江、瓊崖等19塊抗日民主根據地，總面積約95萬平方千米，人口9550余萬。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實施的各項建設，如民主政權建設，精兵簡政和大生產運動，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等，使抗日根據地成為敵后戰場得以堅持并取得勝利的基地，不僅為抗日戰爭的真正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也成為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重要保證。
因此，正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加速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中國革命進程，從而加快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步伐。
不僅如此，只有在新中國建立之后，中國才擺脫了貧弱狀態，中國人民才真正站立起來，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也才真正得以確立。從此以后，中國在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從站起來開始，繼續走在富起來、強起來的新時代新征程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著。正如習近平所說：“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這一偉大勝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第二，對人類歷史發展而言，包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在戰爭與和平、國家關系的相處模式、國際政治民主化等方面，都有著劃時代的變化和進步，人類終于進入了世界整體和平的時代。
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長河中，世界大戰是20世紀的特有現象，并實際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新世紀再次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也不能說完全消失。然而，80年來世界無大戰也是一個基本的事實。究其原因，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是，伴隨著人類用極端的世界級大戰的手段對自己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遍又一遍的洗劫，人類本身制約世界大戰、維持世界和平的能力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這種能力的養成，除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法西斯勢力被埋葬之外，還包括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ㄒ唬┦嵌鹬行纬傻姆捶ㄎ魉勾笸艘约坝擅?、蘇、英、中等戰勝國所建立的包括聯合國在內的雅爾塔體系，第一次將美英和蘇聯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原則正式納入了國際關系體系，從總體來說，它共同制約了美國與蘇聯在產生任何爭端時的行為方式，即雙方不能以戰爭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協商談判來解決處理。因此，二戰后，美蘇之間雖有多次冷戰對抗，但雙方之間始終沒有發生過直接軍事對抗的熱戰。特別是中國政府始終堅持大力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越來越為世界各國所接受，并成為它們指導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這便在整體上維持了世界的和平狀態。
?。ǘ┦前l端于戰爭之中，為了軍事需要而出現的核武器，使人類第一次面臨核戰爭的毀滅性前景。因此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維護和平已經成為所有國家關心的首要問題。即使是在冷戰最激烈的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進行核威懾、核訛詐的同時，也不敢真正使用核武器，而是極力把爭端和沖突限制在常規范圍之內，使雙方不致滑過戰爭的邊緣，并最終通過談判和相互妥協解決爭端。因此，盡管戰爭并未從地平線上永遠消失，局部常規戰爭有時亦相當激烈，但核武器的出現的確改變著戰爭的觀念，也改變著國際關系，和平需要以全人類的力量加以維護也逐漸成為人類的共識。
?。ㄈ┦菓鸷蠼洕蚧粩喟l展。大戰期間，雙方為了調動一切經濟力量贏得戰爭，使世界各國的生產因戰爭而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當二戰結束、和平重新恢復、經濟在高科技的推動下重新起飛之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各國的經濟生活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息息相關、不可分割的局面。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之時，國際合作謀求發展也成為必須之事，并出現了持久的和平行動。因此，正是從迄今為止最慘烈的戰爭中產生出的對戰爭自身的否定力量，才隨著戰后世界經濟的迅速增長而大大發展，并成功地抑制了二戰后一系列局部戰爭與沖突的擴大。
（四）是民族解放運動帶來的國際政治民主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以對日本法西斯的堅決抗爭，給世界殖民體系以沉重打擊，以自己的民族解放，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聲。二戰后僅僅20多年，那些曾幅員遼闊的殖民大帝國便土崩瓦解，100多個民族獨立國家在這些帝國的廢墟上拔地而起，以驚人的速度結束了歐洲自15世紀就開始構筑的世界殖民體系。今天，193面莊嚴絢麗的國旗在聯合國的廣場上飄揚，這是人類歷史的極其巨大的進步，也是20世紀最偉大的劃時代變化。大批民族獨立國家進入聯合國，并在聯合國這個多邊外交的舞臺上發揮自己的作用，它們反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大大促進了國際政治民主化進程。這同樣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重大變局之一。
（五）是人類還通過百年來的兩次世界大戰，逐漸學會了如何相處。首先，在約束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國際法方面，對禁止使用武力作出了越來越明確的規定，從而使避免戰爭本身成為這一系列規定的最終目標。從《國際聯盟盟約》要求會員國為增進合作保持和平與安全，承諾不從事戰爭之義務，到1928年的《非戰公約》，再到《聯合國憲章》規定的自衛權，以及二戰結束后戰勝國對納粹戰犯和日本戰犯的審判，直至1974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最終通過了有關侵略定義的第3314號決議，人類終于在戰爭方面完善了自己的行為規范。其次，當人類付出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巨大代價之后，開始學會處理國際爭端的一種既古老而又全新的方法──通過外交手段實行必要的妥協。二戰之后，人們更多地接受歷史的教訓，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與危機時表現出更多的謹慎，沖突雙方都給對方留有余地，妥協的方式也越來越成為解決國際糾紛的常規手段。妥協，就意味著任何國家都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意味著參加談判的國家在捍衛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同時，必須承認和照顧談判對手的合理利益；意味著談判雙方在各自所希望得到的東西之間實現某種有取有予的平衡；意味著反對和抵制國際關系中的任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妥協是斗爭結果的另一種形式。二戰以后，這種妥協的實例比比皆是：聯合國的大多數決議，歐洲聯合的進程，從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中美關系正常化及其發展，一些地區和國家內部武裝沖突的政治解決。在國際關系中出現的以對話代替對抗，以緩和與合作代替戰爭或冷戰的新局面，來之不易。這是人類社會在經過20世紀的大戰與冷戰之后，進一步走向文明、走向成熟的標志。
回首二戰，還可以看到二戰勝利的重要的成功經驗，也是二戰的政治遺產之一，那就是人類曾經在面臨共同的敵人法西斯的時候，能夠摒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而結成反法西斯同盟，團結戰斗戰勝了邪惡的法西斯。今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但世界仍然很不太平，人類面臨的各種全球性問題也比20世紀更為深刻和復雜。為應對、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倡議并身體力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應對全球挑戰，當可視為二戰的成功經驗在新時代改革與建設國際治理體系、處理國際關系、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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