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我們現在可以回顧一下葛蘭西的戰略學說，換言之，他從西方資產階級統治性質的理論分析中推導出的政治觀點。他在監獄中試圖為工人階級運動重建的資本主義霸權的形態學，到底提供了什么經驗教訓？對西方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略來說，資產階級國家問題的政治癥結是什么？葛蘭西作為理論家和斗士，從未區分兩者。正如我們所見，他給出的西方革命勝利的秘訣是“陣地戰”。這個公式的真正含義和效果是什么？
要理解葛蘭西的戰略理論，有必要重新追溯歐洲工人運動中決定性的原始論戰，葛蘭西的戰略理論就是對此爭論的一種隱秘的、不足為外人道的回應。隨著俄國革命的勝利，以及中歐的霍亨索倫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的瓦解，德國的主要共產主義理論家開始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在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是當務之急，因為世界現在已經明確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時代。流亡的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格奧爾格?盧卡奇在維也納發表的德語理論評論《共產主義》（Kommunismus）最充分、最有力地表達了這一信念。對盧卡奇來說，現在有一種“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現實”，這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總體階段決定的，今后資本主義將陷入致命的危機。
這意味著，革命的現實不再只是籠罩在自我解放的工人階級之上的世界歷史視野，革命已經提上日程.革命的現實奠定了整個時代的基調。
歷史時代和歷史形勢的理論概念之間的這種融合，或者說混淆，使盧卡奇和德國共產黨中的杰出同事，如塔爾海默（Thalheimer）和弗洛里希（Frölich），通過抽象地肯定時代本身的革命特征，而忽視了革命形勢的具體前提條件問題。在這個前提下，他們繼續主張一種新穎的策略：“局部行動”（Teilaktion），即針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部分”武裝行動。
在第二國際中，伯恩施坦和其他思想家一直主張通過議會改革來“部分”改善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從而在漸進的演變過程中最終和平實現社會主義。幻想可以通過連續的局部措施來分割或實現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統一性，慢慢改變其階級特征，一直是改良主義的傳統特質。然而，現在第三國際出現了同一個錯誤的冒險主義版本。在1920-1921年間，塔爾海默、弗洛里希、盧卡奇以及其他人將盲動主義（putschist）的“局部行動”發展成對資產階級國家發動一系列范圍有限，但節奏持續不斷的武裝攻擊的理論。用《共產主義》的話說：“當前革命時期的主要特征在于，我們現在被迫甚至連局部戰斗，包括經濟上的戰斗，也不得不采取最后決戰的手段”，首先是“武裝起義”。
這就是“革命攻勢”（revolutionary offensive）理論。由于這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唯一正確的策略是進攻策略，對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一系列反復的武裝打擊。就算工人階級沒有立刻產生革命情緒，也應該發動：它們恰恰有助于從改良主義的麻木中“喚醒”無產階級。盧卡奇為這些冒險提供了最精妙的理由。他認為，局部行動與其說是“共產黨奪取國家政權的組織措施”，不如說是“德共為了克服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危機和孟什維克的死氣沉沉狀態以及革命發展的停滯而采取的自主和積極的舉措”。對盧卡奇來說，局部行動的合理性不在于客觀目標，而在于它們對工人階級意識的主觀影響。“如果革命發展不想冒停滯的風險，就必須找到另一種結局：德共的進攻行動。進攻意味著：黨在正確的時刻以正確的口號采取獨立行動，將無產階級群眾從惰性中喚醒，通過行動（換句話說，在組織上，而不僅僅是在意識形態上）使他們從孟什維克的領導下掙脫出來，從而以行動之劍斬斷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危機之結。”
事件本身的教訓很快就宣判了這些宣言的命運。對資本主義國家權力整體統一性的徹底誤解，以及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起義必然是全贏或全輸的性質，自然導致了德國中部的災難。1921年3月，德國共產黨對普魯士州政府發起了大肆吹噓的進攻，卻陷人準備不周的陷阱，攻擊了已經預先占領曼斯費爾德-梅澤堡（Mansfeld-Merseburg）地區的警察。在缺乏任何自發的工人階級抵抗的情況下，德共絕望地采取了旨在挑起警察轟炸的爆破行動；緊接著是奪取工廠和巷戰；游擊隊四處游蕩，在鄉村進行無組織的突襲行動中喪失了紀律。德共武裝分子與動員起來鎮壓他們的警察和國防軍部隊在德國中部發生了一個星期的激烈戰斗。結果已成定局。投人對抗的先鋒隊孤立于德國無產階級的其余部分，由于行動的武斷而感到困惑和錯位，面對在梅澤堡-哈雷（Merseburg-Halle）地區結集的德國國防軍而無助地寡不敵眾，被全力以赴的軍隊擊潰。三月行動（the March Action）之后，一場猛烈的鎮壓浪潮接踵而至。大約4000名武裝分子被判人獄，德共在普魯士薩克森州也走向消亡。不僅奪取國家政權的目標從未實現，而且在主觀上對德國工人階級和德國共產黨本身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三月行動不僅沒有將無產階級從“孟什維克的死氣沉沉狀態”中喚醒，反而使他們士氣低落，理想幻滅。梅澤堡礦區這個先鋒區域，重新墮落成非政治性的落后（apolitical backwardness）荒漠。更糟糕的是，德共此后再也沒有重新獲得廣大德國無產階級的信任。在三月攻勢之前，它的成員有350000人，但在災難發生后的幾周內，它的人數就銳減到一半。在魏瑪共和國，它再也沒有達到同等的實力水平。
1921年KPD（德國共產黨）的國會成員
1921年德共的冒險主義遭到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的譴責。列寧給德共寫了一封著名的信，推翻了它的理由。托洛茨基斥責了整個局部行動理論：“僅僅基于資本主義經濟持續衰退的事實，產生了一種純粹機械的無產階級革命觀念，導致某些同志提出了錯誤透頂的理論：少數先驅者通過自己的英雄主義打破無產階級‘普遍消極之墻’的錯誤理論，無產階級先鋒隊發動不間斷攻勢的斗爭‘新方法’的錯誤理論，運用武裝起義等方法進行局部戰斗的錯誤理論。這些錯誤理論最典型的代表是在維也納出版的雜志《共產主義》（Kommunismus）。顯而易見，這類戰術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瓜葛。在實踐中應用它們，正中資產階級軍事一政治領導人及其戰略的下懷。”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上一道對局部行動理論進行了堅決斗爭，共產國際不顧德國代表的反對，正式否定了它。
在這種背景下，現在可以重新考察后來葛蘭西將西方革命戰略的特殊性定義為“陣地戰”的嘗試。在葛蘭西看來，三月行動是一場“運動戰”，而他的公式則表達了他認為三月行動失敗后必要的政治修正。他對兩個階段的日期界定精確且毫不含糊：“當今時代，1917年3月至1921年3月在政治上是運動戰，隨后則是陣地戰。”應該記住，運動戰與陣地戰的對比來自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類比。葛蘭西寫道，在俄國，革命可以對國家發起快速機動的突擊，并以極快的速度推翻它，而在工業化的西方，這種起義策略卻會失敗，就像沙俄軍隊在加利西亞的戰役中的表現。“我覺得，列寧明白，有必要從1917年在東方取得勝利的運動戰轉變為在西方唯一可行的陣地戰。正如克拉斯諾夫觀察到的，在西方，軍隊可以迅速囤積無窮無盡的彈藥，而且社會結構本身也能變成全副武裝的工事。我覺得，這就是‘統一戰線'（united front）公式的意思。”
葛蘭西明確將“統一戰線”等同于“陣地戰”，立刻變得清晰起來，否則會令人費解。統一戰線是共產國際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譴責了德共俱導的“進攻理論”_一種運動戰一一之后采取的政治路線。統一戰線的戰略目標是通過耐心地組織利巧妙地鼓動工人階級在行動中團結一致，從而爭取西方群眾接受革命馬克思主義。列寧提出了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閉幕口號“到群眾中去”，明確強調了它對適應西歐國家的差異化戰略的重要性，與俄國的戰略形成了鮮明對比。在7月1日的講話中，他回應了葛蘭西自己的黨意大利共產黨的代表特拉奇尼（Terracini），他的講話正是針對這一主題。“我們在俄國取得了勝利，不僅因為工人階級中無可爭議的大多數（在1917年選舉期間，絕大多數工人與我們一道反對孟什維克）站在我們這邊，還因為在我們奪取政權之后的幾個星期內，半數的軍隊和十分之九的農民都來到了我們這邊；我們之所以勝利，是因為我們采取的不是我們自己的土地綱領，而是社會革命黨人的土地綱領并付諸實施。我們的勝利在于我們執行了社會革命黨的綱領。這就是為什么這場勝利如此輕松。難道你們在西方也抱有這樣的幻想（這場革命是可重復的）？太荒謬了。只要比較一下經濟條件！..我們是俄國的一個小黨，但我們還擁有全國大多數工農代表蘇維埃。你們哪里有呢？我們有將近一半的軍隊，至少有1000萬人。你們真的有大部分軍隊的支持嗎？說出一個這樣的國家讓我見識一下！..你能指出任何一個在幾個星期內就可以贏得大多數農民的歐洲國家嗎？也許是意大利？（笑）”
列寧接著強調，在西方，要想成功奪取權力，必須先贏得群眾的絕對必要性。這不一定要求建立一個龐大的政黨，它意味著，革命只能與群眾一道，由群眾自己進行，而在極其艱苦的斗爭準備階段，先鋒隊必須使群眾確信革命的目標。“我當然不否認，革命可以由一個很小的政黨發動并取得勝利。但我們必須知道將群眾爭取到我們這邊的方法...絕對多數并不總是必要的；但為了勝利和保持權力，重要的不僅僅是大多數工人階級一一我在西歐意義上使用工人階級這個詞，即工業無產階級一一而且還包括大多數勞動和被剝削的人口。你有沒有考慮過這一點？”
列寧、托洛茨基、柯倫泰會見意大利代表團，克里姆林宮，莫斯科，1920 年
因此，葛蘭西認為列寧在1921年提出統一戰線政策是為了解決西歐革命戰略的具體問題，是正確的。當然，當時葛蘭西本人連同幾乎整個意共領導層都頑固地拒絕在意大利執行統一戰線策略，結果法西斯主義得以戰勝分裂的工人階級，取得勝利。從1921年到 1924年，共產國際認真地試圖在意大利對意大利社會黨的最高綱領派執行統一戰線策略，波爾迪加和葛蘭西都拒絕了，抵制共產國際的路線。到1924年葛蘭西擔任黨的領導人，并奉行忠于共產國際的政策時，法西斯主義已經上臺，而共產國際本身也變了天，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統一戰線策略。因此，葛蘭西在30年代的《獄中札記》中堅持“統一戰線”概念并不代表他對政治過往的延續,相反,它標志著葛蘭西回溯性地與過去的政治路線決裂。
正是共產國際當時的形勢決定了葛蘭西在獄中寫下的戰略文本的性質和方向。1928年，著名的共產國際第三時期開始了。它的基礎是對世界資本主義即將發生災難性危機的預測，顯然不久之后的大蕭條證明了這一點。它的綱領包括，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一丘之貉，警察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也是一回事，分離工會（breakaway trade unions）的必要性，以及有義務對不服從指揮的工人和勞工官員進行肢體戰斗。這是“社會法西斯主義”“獨立工會"（independent unions）和“沖上街頭”的時代，左翼社會民主黨人被宣布為工人階級所有敵人中最壞的敵人，納粹的上臺則是對階級斗爭的可喜的澄清。在這些年里，共產國際陷人了極左的狂熱，反而襯托得“三月行動”的游擊隊比較克制。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權力的鼎盛時期，流亡的意共宣布革命形勢已經到來，無產階級專政是唯一可行的直接斗爭目標。一同流亡的社會主義者一無論是最高綱領派，還是改良主義者一一都被譴責為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一波又一波的干部被派遣回國，不料卻被秘密警察逮捕人獄，但在國外的官方宣傳中卻宣布他們馬到成功。
眼看著大家一股腦沖向災難,而這也牽扯到他自己的黨,葛蘭西拒絕了共產國際的官方立場,為了尋找另一條戰略路線,他召回了統一戰線策略。原因現在很容易看出來:十年前,后者曾回擊了那些預示著第三時期的冒險主義反常行為，盡管這些冒險主義行為不如第三時期那么極端。在30年代初那個關頭，統一戰線對葛蘭西來說有了新的意義。確實，可以說是第三時期的瘋狂，終于讓他明白過來。因此，他在《獄中札記》中對統一戰線的強調具有明確的意義。這是一種否定，否定意大利群眾已經放棄了社會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幻想，正處于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革命騷動中，或者可以立即動員起來支持在意大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同時是一種堅持，堅持必須爭取這些群眾參與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工人階級的團結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行動協作來實現，以及法西斯主義的垮臺不會自動帶來社會主義的勝利，因為總是存在議會制復辟的可能性。換句話說，統一戰線意味著在奪取政權提上議程之前，必須在未受宗派主義污染的群眾中進行深人且嚴肅的思想政治工作。
與此同時，葛蘭西在監獄中的戰略轉型超越了亞平寧半島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形勢需要。在這些年間，他的政治思想的空間視野是整個西歐，而不僅僅是意大利。同樣，他的時間參照是1921年之后的整個戰后時代，而不僅僅是30年代初的黑暗歲月。為了傳達他試圖理論化的政治視角變化的幅度，葛蘭西提出了“陣地戰”的理念。“陣地戰”的想法對一個完整的時代和整個社會斗爭領域都有效，引起了比共產國際曾經提倡的統一戰線策略更廣泛的共鳴。然而，正是在葛蘭西尋求好的戰略解決方案這個微妙的思想轉折點上，卻陷入了危險之中。
葛蘭西不知道，他有一位杰出的前輩。在一場與羅莎?盧森堡的著名辯論中，卡爾?考茨基曾于1910年提出，德國工人階級在與資本的斗爭中應該采取一種“消耗戰略”（Ermattungsstrategie/strategy of attrition）。他明確將這個概念與他所謂的“擊倒戰略”（Niederwerfungsstrategie/strategy of overthrow）進行對比。這些術語并不是考茨基創造的，他從當時威廉德國的學者和軍人中進行的關于軍事歷史的大辯論中借用了這些術語。“消耗戰略”與“擊倒戰略”這對反題的發明者是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uick），他是當時最具原創性的軍事歷史學家。德爾布呂克1881年在柏林大學的就職演講中首次提出了這兩種戰爭的理論，在演講中他對比了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侖的戰法——前者是歐洲舊制度下漫長消耗戰略的典范，后者則是現代大眾軍隊開創的快速擊倒戰略的原型。這在普魯士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爭論，他們覺得德爾布呂克對腓特烈戰法的描述簡直是侮辱。德爾布呂克在一系列著作中發展了這兩種戰略的理論，最終形成了他不朽的《政治史框架下的戰爭藝術史》，梳理了從古代到20世紀軍事理論和實踐的演變。”德國最高統帥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都深入研究了這部幾卷本的著作。總參謀長施里芬精心策劃了針對德爾布呂克理論的軍事演習（在他對法國的計劃中，最終選擇了擊倒戰略，而不是消耗戰略）。1908年，梅林（Mehring）在《新時代》（Die Neue Zeit）上熱情地向工人階級讀者推薦德爾布呂克的歷史著作，說它是“新世紀資產階級德國歷史寫作中最重要的著作”。在一篇長達一百多頁的文章中，梅林闡述了消耗戰與擊倒戰這兩種戰爭藝術的長期有效性。最后，他犀利地指出，德爾布呂克寫了一部“在現代工人運動不止具有科學興趣的領域進行科學研究”的著作。
考茨基隨后采取了下一步行動，將德爾布呂克的軍事概念納人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斗爭戰略的政治辯論中，不過他沒有明確承認。他的介入是一個命運攸關的時刻。在社民黨推動普魯士的新封建選舉制度民主化的運動中，為了反駁盧淼堡采取激進的大規模罷工的要求，考茨基針鋒相對提出，德國無產階級采取更加謹慎的“消耗戰”去反對階級敵人的必要性，而不必冒大規模罷工的風險。因此，兩種戰略理論——消耗戰和擊倒戰——的引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正統德國馬克思主義內部分裂的產物。
“擊倒戰略一消耗戰略”和“運動一陣地戰”在形式上的相似性當然令人驚訝。不過，在考茨基和葛蘭西的文本中，這兩對概念實質上的相似性更是如此。為了支持他關于消耗戰略優于擊倒戰略的論點，考茨基提出了與葛蘭西討論陣地戰和運動戰時完全相同的歷史和地理對比。實在太巧了。考茨基也確定，1789年到1870年“擊倒戰略”（葛蘭西：“運動戰”）占主導地位，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則被“消耗戰略”（葛蘭西：“陣地戰”）取代：“由于一系列有利情況的巧合，1789一1793年間，法國的革命者大膽進攻，在幾次決定性的打擊中成功地推翻了統治政權。這種擊倒策略是當時革命階級唯一可行的策略，在一個絕對主義的警察國家中，不可能建立政黨，民眾也不可能合憲地對政府施加任何影響。任何消耗戰略都會失敗，因為政府面對想要聯合起來長期抵抗它的反對者，總是會切斷他們組織或協調的可能性。當我們黨在德國成立時，這種擊倒戰略仍然盛行。加里波第在意大利取得成功，波蘭起義發出耀眼的光芒，哪怕最終失敗了，緊接著，就是拉薩爾的鼓動和第一國際的成立。巴黎公社緊隨其后。但正是巴黎公社表明，擊倒策略的時代已經過去。它適合有一個一家獨大的首都，而通信系統又不完善，無法迅速從農村集中大量軍隊的政治環境；適合那種街道規劃和軍事裝備為街頭戰斗提供了相當大機會的技術水平。正是那時，革命階級的新戰略奠定了基礎，最終恩格斯在他給《法蘭西階級斗爭》寫的導言中將新戰略與舊的革命戰略進行了尖銳的對比，而這種新戰略可以恰如其分地稱為消耗戰略。這一戰略到目前為止為我們贏得了最耀眼的成功，使無產階級的力量年復一年地壯大，并使無產階級越來越靠近歐洲政治的中心。”
這種消耗戰略的要點是連續的競選活動，考茨基滿懷希望地聲稱，這可能會讓社民黨在次年的帝國議會（Reichstag）中獲得多數席位。考茨基否認激進的大規模罷工對德國當時的形勢有任何意義，他進一步提出東歐和西歐在地緣政治上應該分開考慮的想法。考茨基寫道，在沙皇俄國，沒有普選權，沒有集會的法律權利，沒有新聞自由。在1905年，政府在國內遭到孤立，軍隊在國外打了敗仗，農民起義遍布遼闊又不協調的帝國疆域。在這種情況下，擊倒戰略仍然是可能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缺乏基本的政治或經濟權利，可以無差別地針對政府和雇主發動一場“無組織和原始的”革命總罷工。然后，俄國的大規模罷工風暴自發升級為與國家的決定性較量。結果，俄國工人階級奉行的“暴力政策”最終遭到失敗。但它的擊倒戰略是俄國社會的歷史落后性的自然產物。
考茨基接著說，“然而，在西歐，特別是在德國，罷工的條件與革命前后的俄國大不相同”。在西歐，工人人數更多，組織更良好，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擁有公民自由。他們還面臨著更強大的階級敵人，尤其是在德國，擁有紀律嚴明的軍隊和官僚機構。事實上，普魯士國家機器是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機器。工人階級也比俄國工人階級更孤立于其他階級。因此，像1905年在俄國發生的那種洶涌的大規模罷工并不適合西方。“這種示威活動在西歐從未發生過。他們也不可能這樣做不是說盡管有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社會民主組織和政治自由，他們仍然不發動示威，而是怡怡因為有這些，他們才不進行罷工示威。”在這種情況下，像盧森堡要求的那樣，發動大規模罷工以確保普魯士選舉權的改革，只會損害社民黨在下一次帝國議會選舉中的機會。考茨基在形式上并不否認，在階級斗爭的“最后決戰”中，西方也需要過渡到擊倒戰略。但是，大規模罷工這個武器應該留到決定性的交戰時刻，那時將分出絕對的勝利與失敗。眼下，“初步的小規模戰斗不應該使用重炮”。西方唯一正確的道路是消耗戰略，這讓人想起古羅馬的“拖延者”費邊（Fabius Cunctator）。
盧森堡立刻把握住了考茨基在兩個區域之間進行對比的邏輯，葛蘭西在他關于東西方的中心文本中斥責了她的“神秘主義”。盧森堡與考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是兩人政治決裂的緣由，比列寧早了四年，列寧直到 1914年戰爭爆發時才明白這一點。盧森堡斥責“整個兩種戰略理論”及其“革命的俄國與議會制的西歐之間的粗糙對比”，四認為這是考茨基拒絕大規模罷工，向選舉主義（electoralism）投降的托詞。盧森堡拒絕了考茨基對1905年俄國革命的描述：“俄國工人進行混亂、‘無組織和原始’罷工的畫面..是一個十足的幻想。”⑤在歐洲工人階級中，俄國無產階級與眾不同之處不是政治上的落后，而是先進。“俄國的罷工和大規模罷工，形成了著名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樣大膽的創造，以統一領導龐大帝國中的全部運動，遠非‘無組織和原始的’，在膽略、力量、團結、毅力、物質成就、進步目標以及組織上的成功等方面，完全足以同‘西歐的’任何工會運動媲美。”
盧森堡對考茨基關于普魯士國家的謹慎評估不屑一顧，反駁說，他為了給自己對普魯士國家的膽怯找借口，便將普魯士警察的粗魯殘暴與政治力量混為一談。考茨基宣稱將大規模罷工保留到遙遠未來的“最后決戰”這種單一的末世事件，只不過是裝裝樣子，他的意圖是免除社民黨在具體的當下進行嚴肅斗爭的任何承諾，從而滿足于最庸俗的機會主義。盧森堡的政治本能使她準確無誤地分離出考茨基論點漂移的最終歸宿：“在實踐中，考茨基同志堅持不懈地引導我們走向即將到來的帝國議會選舉，那是他的消耗戰略的基本文柱。只有從帝國議會選舉中，才能獲得拯救。它一定會給我們帶來壓倒性的勝利，會開創一個全新的局面，會立刻‘把開啟這一偉大歷史局面的鑰匙放進我們的口袋’。簡言之，即將到來的帝國議會選舉就像天堂中的小提琴聲一樣美妙，我們將來憑選票就能夠取得的勝利已經是‘褻中’之物，如果現在還琢磨什么大規模罷工，那我們的輕率簡直就是犯罪。”盧森堡自己在這些辯論中的立場并不是完美無瑕的。關于考茨基對俄國國家而非俄國工人階級的刻畫，她沒有給出充分的回應，從而回避了俄國國家與當時西方國家的結構性差異這個真正的問題，考茨基強調這一點并沒有錯。她也沒有在任何地方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權力的精細琢的理論一一她將大規模罷工視為工人階級自主性和戰斗力的持續鍛煉，模糊了反對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革命起義必然會超越罷工的水平，不可避免地導致不連續的斷裂。不過，與她對考茨基理論動態的敏銳洞察力相比，這些局限性是次要的。與列寧對考茨基的遷就態度相比，她對考茨基理論演變的先見之明就更加令人欽佩了。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內部的辯論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內部有一個富有啟發性的續集。幾周后，馬爾托夫在《新時代》上寫了一篇題為《普魯士辯論和俄國經驗》②的文章。馬爾托夫熱烈贊同考茨基的總體論點，認為俄國實際上絕不能免于這些論點包含的教訓。盧森堡不應該利用1905年俄國革命作為她反對德國社民黨官方政策的“王牌”，西方的社會主義者也不應該因為俄國例外論的“可憎的特權"（privilegium odiosum）而承認她的說法。俄國的經驗目前在各個方面都與整個歐洲的經驗相似。一旦俄國在1905年與歐洲分道揚鑣，結果就是一場災難。盧森堡吹噓的經濟與政治罷工相結合，是俄國無產階級的弱點，而不是強項。莫斯科起義是“人為”推動與國家發生“決定性沖突”的運動導致的災難性結果。考茨基的睿智當時在俄國無人知曉：“沒有人想到‘消耗戰略’的想法。”然而，在1905年極端主義失敗之后，俄國工人運動有責任采取消耗戰略。“無產階級必須努力，不僅要斗爭，而且要勝利。”
馬爾托夫迅速利用考茨基的論點為孟什維克在俄國的政策辯護，這不出所料引起了波蘭布爾什維克馬爾赫萊夫斯基（Marchlewski）在《新時代》上的回應。馬爾赫萊夫斯基的回應似乎搶先列寧一步，后者在考茨基接受了前者的一篇關于同一主題的文章后就停止了起草草稿。不過，列寧寫信給馬爾赫萊夫斯基，建議將草稿納人他對馬爾托夫的答復中，其中大部分都被吸收進發表的文本中。這兩份文件非常有趣。馬爾赫萊夫斯基的證明義務是，與馬爾托夫的歪曲怡好相反，俄國布爾什維克從未偏離考茨基教導的邏輯。相反，馬爾赫萊夫斯基寫道：“列寧的建議一如果你愿意的話一一同考茨基的建議是一樣的：在適當的時候適當地應用‘擊倒戰略’和‘消耗戰略’。”眼下，在1905年革命后的漫長沙皇反動期間，正是實行消耗戰略的時候。俄國社會民主黨現在必須“學會說德語”。
與此同時,列寧本人在給馬爾赫萊夫斯基的信中,支持考茨基在與盧森堡的論戰中主張的最終不妥協的觀點是有效的，甚至在馬爾托夫迅速借用考茨基的觀點為俄國孟什維主義辯護時，他強調重申了這些觀點。“羅莎?盧森堡與考茨基爭論德國是否已經到了實行擊倒戰略的時刻，考茨基直截了當地說，他認為這一時刻不可避免并且即將到來，但尚未到來.....所有的孟什維克都抓住羅莎?盧森堡與考茨基的爭論，宣布考茨基是‘孟什維克’。馬爾托夫竭盡全力用一些可悲的小把戲，企圖加深羅莎?盧森堡與卡爾?考茨基之間的分歧。這些卑鄙的伎倆不可能成功。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可能會爭論擊倒戰略在德國的時機，但不會爭論它在1905年的俄國是否適用。”
這與盧森堡形成鮮明的對比。盧森堡立刻意識到考茨基論點的真正效果是給改良主義提供了巧妙的辯護。她對這些論點的強烈譴責，在兩人之間的論戰結束之際得到了證明。盧森堡將考茨基的理論描繪成她所謂的“無非是議會主義”（Nichtsalsparlimentarismus），最終得到了考茨基本人在他其中一篇最終答辯中的大量文字的證實，用一個經典表述，即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防御條款”總結了他的立場：“一個國家的憲法越民主，大規模罷工的條件就越少，對廣大群眾來說，這種罷工也就越不必要，因此發生的頻率也就越低。在無產階級擁有足夠選舉權的情況下，大規模罷工只能作為一種防御措施一一作為保護投票權或者社會民主黨在其中擁有強大代表權的議會的手段，以對抗拒絕服從人民的代表的意志的政府。”
30年代，葛蘭西身陷囹圄與外界隔絕，當他努力打造概念以抵制共產國際內部的冒險主義復興時，并不知道以上先例。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他提出了一個形式上類似于考茨基的概念（消耗戰略/陣地戰），卻沒有看到它蘊藏的危險。正如我們所見，葛蘭西的“陣地戰”意在回應遭到共產國際譴責的塔爾海默和盧卡奇的“運動戰”，他相信自己的回應符合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精神。局部行動理論的錯誤已經討論過了。不過，葛蘭西的公式完全糾正了這些錯誤嗎？我們將會看到，他所做的實際上是顛倒了提出問題的方式。在葛蘭西的描述中，革命戰略變成了兩個位置固定的陣營之間長期、靜止的塹壕戰，每個陣營都試圖在文化和政治上打擊對方。葛蘭西寫道：“包圍是相互的，集中，艱難，需要非凡的耐心和創造力等品質。”毫無疑問，根據這種觀點，冒險主義的危險消失了，它極其強調斗爭的中心目標是群眾的意識形態忠誠，這個目標只有在工人階級內部建立統一戰線才能實現。但起義階段本身一一對馬克思或列寧來說與無產階級革命密不可分的沖擊和破壞國家機器，又會發生什么變化呢？葛蘭西從未放棄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最終需要使用暴力奪取國家權力的基本信條，但他的西方戰略方案未能整合這些信條。在任何馬克思主義戰略中，將“陣地戰”與“運動戰”簡單對立起來，最終變成了改良主義與冒險主義之間的對立。
對這種判斷，肯定會有人立刻提出異議。為什么葛蘭西不打算將“陣地戰”戰略作為對階級敵人進行最后的“運動戰”之前的準備呢？換言之，他事實上是否沒有主張列寧錯誤地歸因于考茨基的一個論點一“從‘消耗戰略’過渡到‘擊倒戰略’”的必要性，而這種過渡在“革命達到最高強度”的政治危機時期是“不可避免的”？①在這個框架中，葛蘭西的陣地戰對應于革命政黨試圖在意識形態上贏得群眾（一致同意地）支持社會主義事業的階段，然后是在政治上領導他們最終（強制）反抗資產階級國家的階段。“領導權"（hegemony）在市民社會內部行使，以形成被剝削者的階級集團，而“專政”針對剝削者，以強行摧毀維護他們統治的國家機器。
這種解釋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原則。然而 ,在全部2000頁的《獄中札記》中,只有一個輕描淡寫的句子看起來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即便這個句子，也是隱晦且模糊不清的。在我們經常引用的比較東西方的長篇段落的結尾，葛蘭西寫了一個簡短的附注一戰后被他的編輯無緣無故地刪除了。“修正當前戰術方法的其中一種嘗試，也許是托洛茨基在第四次世界大會上對東方和西方戰線進行比較時提出的。前者很快陷落，但空前的斗爭接踵而至；在后者的情況下，斗爭會提前發生。因此，問題是，市民社會究竟是在試圖奪取政權之前還是之后進行抵抗；以及后者會在哪里發生，等等。然而，這個問題只是以一種出色的文學形式提出的，沒有實踐性質的指令。”
僅在這段話中，就可以找到一個短暫的例子，證明葛蘭西的概念在理論和時間順序上應該如何正確地部署，以產生先進資本主義下的革命政治戰略。在西方，在戰勝國家的抵抗之前，必須先通過統一戰線戰勝“市民社會”的抵抗一一不過，在這個領域取得勝利后，必須緊接著進行葛蘭西在這里直接稱之為針對國家的武裝“襲擊”（assalto）。可惜，這種對另一位思想家的暗示所包含的洞察力只是曇花一現。葛蘭西在自己的核心戰略文本中以一種“出色的文學形式”描繪的意象，其權重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那里，國家只是一條“外層壕溝”，而市民社會則是位于國家“后方”的“強天的堡壘和工事系統”。換言之，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一反復被描述為同意的領域一一オ是社會主義運動取得勝利的最終障礙。因此，陣地戰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為了贏得對市民社會的領導權而進行的斗爭——根據默認的定義，這種領導權會融人對整個社會形態的最高政治權威（political paramountcy）。葛蘭西寫道，“在政治中，陣地戰就是領導權”，而“領導權是通過永久組織化的同意（organised consent）進行的統治”。
葛蘭西的戰略思想再次出現了前面提到的理論滑動，引起了更嚴重的后果。因為葛蘭西直接顛覆了列寧的戰斗順序，明確地將“運動戰”降低為在西方進行革命斗爭的預備或輔助角色，而將“陣地戰”提升為勞資斗爭中的決定性和關鍵的角色。這樣一來，他終于被自己概念的邏輯困住了。關鍵的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陣地戰需要無數人付出巨大的犧牲。霸權/領導權（hegemony）的空前集中是必要的，因此需要一個更加‘干涉主義’的政府，它將更直接地對反對派發動進攻，并通過政治、行政以及其他各種控制手段，加強統治集團的罱權/領導杈‘地位’，確保組織‘不可能’從內部解體。這一切都表明，我們已經進人了政治歷史形勢的高潮階段，因為在政治上，‘陣地戰’一旦獲勝，就具有決定性意義。換句話說，在政治中，只要沒有贏得決定性的陣地戰，運動戰就會繼續存在。”
這段文字的錯誤有一個可疑的癥狀：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必須有一個更專制的、能夠壓制所有異議的指揮部，這個主張著實令人不安。將陣地戰戰略與政治表達的集中統一聯系起來，學到了共產國際最壞的一面，實在叫人不放心。事實上，社會主義革命只有通過最大限度地擴大而不是縮小無產階級民主，才能在西方取得勝利：因為只有在政黨或委員會中的經驗，才能使工人階級了解資產階級民主的真正局限，并使他們做好在歷史上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準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進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如果想以陣地戰和命令作風來實現勞動者的最終解放，注定要失敗。當階級斗爭的清算時刻到來時，無產階級的自由和暴動并行不悖。正是它們的結合，而不是其他因素，才能構成一場真正的社會機動戰爭，推翻隱藏在最強大堡壘中的資本。
葛蘭西在獄中尋找西方工人階級未來的政治解決方案，最終未能如愿。陣地戰的視角是個死胡同。歸根結底，這個想法在葛蘭西思想中的作用似乎是一種道德隱喻：它代表了一種在西方失去革命勝利的直接希望后堅忍不拔地進行調整的意識。在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巧合中，一位命運非常接近30年代葛蘭西的西歐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一本截然不同的作品中再現了同樣的想法。同為法西斯主義受害者的瓦爾特?本雅明以“消耗戰術"（Ermattungstaktik/tactic of attrition）的格言表達了他的政治悲觀情緒一一為此，當他去世時，他的朋友布萊希特（Brecht）在不知道這個詞的任何前史的情況下紀念了他。本雅明的詩意文風多少能告訴我們一些關于葛蘭西公式的科學地位的信息。每個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欠葛蘭西的債務，只有以真正嚴肅的態度批判他的著作，才能償還。在《札記》的迷宮中，葛蘭西迷了路。與他自己的意圖相反，從他的作品中可以在形式上得出偏離革命社會主義的結論。
有必要補充說，葛蘭西本人反對一切形式的改良主義嗎？考茨基戰略理論的議會主義結論對他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他的作品到處都是迫切需要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斷言。我們甚至不必回顧他遭到囚禁和審查之前的無數論述。在可以視為葛蘭西有效政治遺囑的文件中，阿托斯?利薩記錄了他對意大利工人階級激進分子的最后直接忠告。在這份文件中，他不顧第三時期學說（Third Period doctrines），堅持認為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中追求面向大眾的中間目標是必要的一一首先是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一他對最終目標的承諾也是堅定不移的，正如馬克思和列寧認為的那樣：“暴力奪取政權需要工人階級政黨創建一個軍事類型的組織，廣泛地滲透進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每一個分支，能夠在斗爭的決定性時刻沉重打擊并重創資產階級國家機器。”
葛蘭西不僅僅嘴上聲稱經典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許多人口頭上都這樣說。他為此奮斗并遭受了長期的痛苦。如果離開這項使命，不僅無法理解他的作品，也無法理解他的生活。葛蘭西本人非常清楚他與疾病、孤立（isolation）和死亡作斗爭的條件。他的《札記》中關于東西方區別的核心段落都以擴展的軍事類比的形式出現：“火炮”“戰壕”“指揮官”“機動”“陣地”。他簡要地警告我們不要輕易解讀他的詞匯。“說了這么多，應該記住一般標準，即軍事藝術與政治之間的比較應該始終有所保留一一換句話說，作為歸謬法中思想或語詞的輔助手段。”
葛蘭西在監獄中寫作的條件產生了一種不統一、支離破碎的理論，內在包含了差異和不連貫。本研究討論的核心文本對托洛茨基的引用，最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在這些文本中，“不斷革命”概念作為所謂“運動戰”的表現，一再成為葛蘭西批評的正式對象。然而，正是托洛茨基與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一道抨擊了“革命攻勢”的普遍理論。同樣是托洛茨基與列寧，是統一戰線理論的總設計師，葛蘭西將它等同于自己的“陣地戰”。最后，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寧，撰寫了20年代統一戰線理論的經典文獻。貝葛蘭西在這里幾乎徹底搞混淆了，這一點有堅實的政治證據。在1932年第三時期的高潮期間，圖里迪巴里（Turi di Bari）監獄中的葛蘭西和普林基波（Prinkipo）島上的托洛茨基關于意大利政治局勢形成了實質上相同的立場，與意共和共產國際的官方路線截然相反。一個囚犯，一個流放者，都呼吁建立一個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工人階級抵抗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以及法西斯主義倒臺以后恢復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的過渡路線。當然，在當時的政治黑夜中，雙方都沒有意識到彼此之間的默契。
甚至不止于此，葛蘭西的混淆中還有一個更諷刺的地方。事實上，主要是托洛茨基為東方或西方的工人階級運動提供了關于“運動戰”和“陣地戰”的科學批判，而且是在這兩個詞真正存在的領域一嚴格意義上的軍事戰略領域。因為在1920-1921年中歐革命運動中出現的政治學說，在俄國有對應的軍事學說。在那里，伏龍芝和圖哈切夫斯基扮演了盧卡奇和塔爾海默的角色。在內戰后蘇聯的軍事大辯論中，伏龍芝、圖哈切夫斯基、古謝夫（Gusev）等人認為，革命戰爭的本質是永久進攻，或者運動戰。圖哈切夫斯基宣稱：“戰略儲備的用處總是值得懷疑，我們在戰爭中根本不需要。現在只有一個問題：如何通過數量來獲得最大的打擊力。答案只有一個：派出所有部隊發動進攻，連一把刺刀都不要保留。”伏龍芝聲稱，內戰的教訓表明，進攻在革命戰略中的首要地位與無產階級本身的社會性質不謀而合：“紅軍的戰術過去和將來都是以大膽而有力的精神發動進攻。這源于工農軍隊的階級性質，同時又與軍事藝術的迫切需要相吻合。”陣地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資產階級的特征，從此已經不合時宜。圖哈切夫斯基寫道，“機動是唯一的取勝之道”。
正如我們看到的，托洛茨基反對將“進攻理論”作為共產國際內部的一種戰略。現在，他又與紅軍內部作為一項軍事學說的“進攻理論”進行了一場同樣的戰斗。托洛茨基在答復伏龍芝等人時進行了比較：“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新式教條主義者中，有不少傻瓜打著軍事理論的旗號，試圖在我們的軍事輿論中引人同樣的單方面‘左傾’傾向，這種傾向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披著進攻理論的外衣而成型：由于（！）我們生活在一個革命的時代，所以（！）共產黨必須執行進攻政策。將‘左傾主義'（leftism）轉化成軍事學說，就是將這個錯誤放大了無數倍。”
在與這些觀念的斗爭中，托洛茨基揭露了將內戰經驗一般化的謬誤。在內戰中，由于俄國社會組織和軍事技術的落后，雙方（不僅僅是紅軍）主要使用機動戰術。“我要指出，我們不是機動原則的發明者。我們的敵人也廣泛使用機動原則，因為相對少量的部隊被部署在很遠的距離上，而交通手段又很簡陋。”但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一再批評任何將運動戰或陣地戰神化為不變或絕對原則的戰略理論。一切戰爭都要將陣地戰和運動戰結合起來，任何片面排除其中之一的戰略都是自尋死路。“可以肯定地說，即使在我們內戰期間的超機動戰略中，陣地主義（positionalism）的因素也確實存在，并且在某些情況下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托洛茨基得出結論：“防御和進攻在戰斗中都是可變因素..·沒有進攻，就無法取得勝利。但是，只有在需要進攻的時候進攻的人才能取得勝利，而不是首先進攻的人。”換句話說，陣地和運動在任何軍事戰略中都必然是互補關系。廢棄其中任何一個都會招致失敗和投降。
處理了紅軍或共產國際內的錯誤類比或推論之后，托洛茨基接著預測，在階級之間真正的軍事沖突一一換句話說，一場實際的而非比喻的內戰一一中，西方很可能比東方更加傾向于陣地主義（positionalism）。與民族之間的外部戰爭相比，所有內部戰爭天然更具機動性，因為它們在國家和民族內部造成了分裂。在這方面，“機動性不是革命軍隊特有的，而是內戰本身特有的”。然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更具歷史復雜性，使未來的內戰在性質上比俄國內戰更具陣地戰的特征。“在那些高度發達擁有龐大生活中心（living centres）的國家，他們的白衛隊干部提前做好了準備，內戰可能會呈現一一而且在許多情況下肯定會呈現一一出一種更少流動性、更緊湊的特征，也就是說，近似于陣地戰。”在葛蘭西生命的最后時刻，歐洲正經歷著一場這樣的沖突。西班牙內戰有力地證實了托洛茨基的判斷。在曼薩納雷斯（Manzanares）和埃布羅（Ebro）的戰斗中，共和國保衛戰被證明是一場漫長的陣地考驗一一最終失敗了，因為工人階級始終無法重新獲得奪取勝利所必需的運動戰主動權。如果托洛茨基的分析在西班牙得到證實，那是因為它相對于目標具有針對性。這是一種技術性的戰爭理論，而不是比喻性的戰爭理論。
托洛茨基在軍事上的準確性，是他在俄國內戰中的經驗的產物，并不一定賦予他的政治戰略同等的準確性。他對德國、英國和法國的了解實際上比葛蘭西更多。他關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西歐三大社會形態的著作，比《獄中札記》明顯更勝一籌。在他關于納粹德國的文本中，實際上包含了經典馬克思主義中唯一詳細的關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然而，盡管托洛茨基對西歐中心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社會政治結構的歷史理解在他那個時代無人能出其右，但他從未帶著葛蘭西那樣的焦慮或清醒，提出過在這些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差異化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根本不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之內。在這個關鍵方面，他倒沒那么多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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