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外部環境變化，革命窗口期結束，國際共運高潮散去是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失敗的外因,那么東南亞各國共產黨自身理論創新的缺乏，則是其失敗的內因和根本缺陷。
誠然，在革命初期成功的革命經驗，可以為新生的無產階級政黨指明方向，有利于新生革命黨的發展壯大，在與各種意識形態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但當革命政黨發展到一定規模，必然面臨經典革命理論與本國國情的融和。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革命的成功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
蘇聯在十月革命后產生了列寧主義，我黨成立不到十年即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土地革命路線，后發展出了毛澤東思想。反觀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幾乎是照抄照搬蘇俄、中國的革命理論,不能將政治軍事斗爭和所在國的實際相結合，無法爭取到當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就為失敗埋下了伏筆。
泰共將教員思想定為指導思想,在1970年代又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路線,對我黨革命經驗亦步亦趨。在泰國國內局勢混亂時，泰共在農村獲得了極大發展，大批大學生、知識分子爭相走進叢林加入泰共，一如曾經的延安。當1980年代泰國國內局勢緩和，發展走上正軌時，泰共的指導思想越來越受到質疑，引發黨內大討論，矛頭直指泰共中央。認為泰共中央是舊時代思想的代表，建議建立新式馬克思主義機構，并提出了新的戰略戰術，但泰共中央仍然堅持中國經驗，認定泰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泰共因此分裂，大批青年學生重返城市，城市組織迅速瓦解，泰共由此衰落。
與泰共類似，緬共在1980年代同樣認為緬甸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革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甚至在緬共廣播中，仍然以教員語錄開頭。緬共在根據地推行的土改也照搬中國模式，清查地主富農，實際上在緬北許多地區自然經濟尚未解體，何來地主、富農，反而惡化了與少數民族的關系。
菲共老黨在1968年分裂后,重建的新黨不但不吸取教訓，加強黨內團結，反而將意識形態批判斗爭擴大化、教條化。以致在工作中，黨員無不以教員語錄為標準每當遇到實際問題就到教員語錄中尋找解決之道，機械地以教員的指示解決問題，教員思想實際上淪為黨內各派互相攻擊的理論武器。黨內分歧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深。引發菲共老黨總書記馬卡帕加爾和軍事領導人亞力漢德羅·布里奧奈夫在1974年與政府和解。1983年至1988年菲共又以整肅運動為名，清洗3200名黨員和進步人士，極大削弱了菲共自身的力量。
CR開始后，緬共主席德欽丹東隨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決議稱“中國無產階級文化xxx是緬甸革命的燈塔”，將過去與他有過派別糾紛和不同意見的領導人定性為“反GM修zheng主義分子”。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組織red衛bing，批斗甚至處死“反GM”。投奔革命根據地的出身富裕家庭的學生被殺光。緬共黨內人人自危，掀起投降風潮，埋下了覆滅的伏筆。
越共、老共、柬共在取得政權后，都無一例外犯了左的錯誤。越南“二五計劃”(1976年-1980年)，提出20年從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大生產的口號。據越南統計局統計，5年間越南經濟增長僅1.4%物價卻上漲120%，越南陷入嚴重的危機，僅1979年就有200多萬人逃離越南。老撾在1978年推行農業合作化時，急于求成，一哄而上，加之自然災害，致使糧食產量大降，農民怨聲載道。由于越共、老共及時調整政策糾正“左”的錯誤，才未危及政權。
相比越共、老共，柬共走得更遠。1975年取得政權后，沒有任何執政經驗的柬共，提出要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越南更加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不但要“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社會主義”，而且要進入共產主義。柬共選擇了一條簡單粗暴的路線——強制遷徙、大規模su反、強行改變社會結構。
如此的柬共民心盡失。1978年秋，當柬共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壽命時，黨內曾討論改革，企圖挽救國內危機。但時間已經不在柬共一邊，1978年12月越南出兵柬埔寨。也正是這不光彩的經歷，迫使柬共在1981年宣布解散與改組，以min主柬埔寨黨的名義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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