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紀念館中展出的中共四大表決圖。
隨著國共合作的實現和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面臨許多新的情況。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大會選舉陳獨秀、李大釗等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中央局決定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四大總結了國共合作1年多的經驗，提出了一些新觀點、新思想，明確了一些新舉措、新做法，對革命形勢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首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
黨的四大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的認識達到了從未有過的新高度。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二大上決定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并贊助中國國民黨時，提出的口號是“民主的聯合戰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軍閥”。此后，共產國際代表向中國共產黨提議：中國同志們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使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更進一步實現，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加速地進行。當時黨內雖然尊重共產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于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提議并未真正實行。1923年黨的三大，正式決定本黨同志們有加入國民黨的必要，又決定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國并到勞動群眾中。但是，黨的三大對國共兩黨及其所代表的階級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計，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專門給黨的三大發來指示，強調：“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加強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工會中聚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指示還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在中國進行國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同時，“應當力求實現工農聯盟”。由于通訊手段的落后，這個指示傳到中國時，黨的三大早已結束。共產國際的指示，對于中國共產黨克服三大的不足，對于黨進一步認識民主革命領導權問題，有一定積極意義。
◆中共四大相關報道。
然而，真正認識到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重要性，主要依靠的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的不斷努力。四大召開前，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鄧中夏等，先后撰寫文章，對民主革命領導權問題進行探討，為后來黨的四大解決這一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尤其是瞿秋白，先后發表《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共產國際之策略問題》《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最早論述革命領導權問題。
1924年1月，國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以廣州為中心，革命力量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然而，6月起，國民黨右派相繼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及所謂《護黨宣言》，攻擊污蔑共產黨。這使得共產黨人意識到，必須在行動和理論上堅決予以痛斥和反擊。于是，在1925年召開的黨的四大上，代表們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深入探討。
爭論較多的問題，如關于民族革命的性質問題，“見解頗不能一致”。陳獨秀與彭述之意見“略同”，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而維經斯基則持異議，認為“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不能確定，須看將來的成功如何”。而更為重要的關于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問題，也存在爭論。彭述之不同意陳獨秀、瞿秋白等“把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太高”的觀點，認為“中國工人階級比任何階級要革命，并且是國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領導者”。最終，由于考慮到國共合作關系，議決案上沒有明確寫上爭取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字句，但是肯定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是世界革命組成部分。至于民族革命勝利后，能否接著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否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決定于“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的革命準備至何種程度及那時的社會的客觀條件”，而“那時的世界政治狀況也有很大的影響”?？梢?，四大的議決案融合了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雙方的觀點，但是這個分析依然是很可貴的。
經過探討，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大會指出：中國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德謨克拉西（英語“民主”的音譯）革命”，又“含有社會革命的種子”。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黨的四大對于如何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復雜問題，缺乏必要的研究，也沒有作出明確的、具體的回答。
二、首次明確提出工農聯盟的問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在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盡管一再強調自己“是工人的政黨，他的基礎應該完全建筑在工人階級上面，他的力量應該集中在工人宣傳及組織上面”。但是，在二大時黨就意識到：“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1922年11月，由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進一步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在東方諸經濟落后國的運動，若不得貧農群眾的協助，很難成就革命的工作。”到黨的三大時，盡管還沒有明確提出工農聯盟的思想，但大會始終把農民與工人并列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指出：“對于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
與此同時，有一部分共產黨人開始深入農村，建立農會，領導農民打倒地主豪紳，贏得了農民的支持。早在1922年，彭湃在廣東海豐縣建立農會。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失敗，使毛澤東意識到孤軍奮斗的工人運動，難以成為燎原之勢，應該尋求更多的同盟。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只有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軍。1923年，毛澤東在主持黨的湘區委員會工作時，派工人到衡山發動農民，成立岳北農工會，開展過頗有聲勢的斗爭。1923年三大召開后，黨開始越來越重視農民運動，毛澤東作為中央局成員兼管農運工作。
黨在斗爭實踐中，逐漸明確認識到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也逐步趨向明朗化。
四大提出了內涵較為豐富的工農聯盟思想。大會強調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問題，指出：中國農民約占全國人口80%，他們實際上早已由帝國主義、軍閥政治、重租、苛稅、高利債等“驅之于反抗動亂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農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覺組織的經濟和政治爭斗，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大會將農民問題同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聯系起來，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者，不解決農民問題，“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大會還指出：“在農民的政治斗爭中我們應該結合中農、佃農、貧農、雇農以反對大地主”，“但我們應在此種結合中特別要保障貧農與雇農的特殊利益”。這就基本上解決了在農村中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的問題。大會要求從解決農民實際問題入手，“保障農民的政治上經濟上的利益”，“須隨時隨地注意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團結勞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尤為可貴的是，在土地、農村政權和農民武裝等重要問題上，大會指出：應當在農民中宣傳“向國民黨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給貧農”“選舉代表農民機關(鄉村自治會)”“特別宣傳取消普遍的苛稅雜捐”、組織“農民自衛軍”等主張。這些觀點雖然還很不完善，但在黨代會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寫進了大會決議，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極其深遠，表明黨已開始初步探索具體解決農民問題的途徑和方法。
三、首次將支部明確為黨的基本組織
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黨的四大高度重視并從各方面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大會通過的《對于組織問題之議決案》強調指出：“在現在的時候，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而且“最近在中國之解放運動的全部進程上和我黨對于這個運動之積極的參加，實要求我們與勞動群眾和革命的智識分子”，“關系日緊一日。因此，引導工業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革命的小手工業者和智識分子，以至于鄉村經濟中有政治覺悟的農民參加革命，實為吾黨目前之最重要的責任”。我們“不能以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的國民黨之政策為滿足”。
要實現黨的任務，只有“擴大黨的數量，實行民主的集權主義，鞏固黨的紀律”。而黨的紀律在當時最要緊的便是“黨員們受其所隸屬的區執行委員會、地方執行委員會及支部干事會的指揮”。也就是黨員要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這對于黨的發展意義重大。
議決案首次將支部規定為黨的基本組織：“我們黨的基本組織，應是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的支部組織”，并將原來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組織一小組”，改為“有三人以上即可組織支部”，還規定“為著擴大吾黨的數量，除上海和廣東之外，應特別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東等地”。因為這些地方已具備黨組織的前提，這些地方純粹工業工人的數量很多。而在“尚未有我們組織的其他工業區及大都市，如東三省、河南、重慶、九江、蕪湖、福州等均應努力開始黨的組織”。同時，該文件強調：“黨的基本組織，應是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的支部組織”。每一支部或幾個支部在一塊兒時，應由有經驗的黨員指導黨的工作。
黨的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對支部建設作出了明確而細致的規定。如，在支部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方面，要求“支部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教育黨員，吸收黨員，并且在無黨的群眾中去煽動和宣傳，幫助他們組織俱樂部、勞動學校、互助會……支部在一個企業中，應當時常善于利用企業主和其使用人之壓迫工人或沖突或致于罷工……的機會，去宣傳工人群眾，促成他們階級的自覺。每一支部或幾個支部在一塊時，應有有經驗的黨員指導黨的工作”；在支部的組織制度方面，指出：支部的領導機構為支部干事會，每支部公推書記一人或推三人組織干事會，隸屬地方執行委員會，不滿三人之處設一通信員，屬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屬于中央。支部人數過多時，得斟酌情形分為若干小組，每組設組長一人，由支部干事會指定之。如支部所在地尚無地方執行委員會時，則由區執行委員會直轄之，未有區執行委員會之處，則由中央直轄之；在支部的活動方式方面，要求“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須開會一次，由支部書記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組之支部，其小組每星期至少須開會一次，由小組組長召集之；至支部全體會議，至少須每月舉行一次”；在發展黨員的程序方面，將黨員入黨要“經小組會議之通過，地方委員會之審查，區委員會之批準，始得為本黨候補黨員”的規定，改為“經支部會議之通過，地方委員會之審查批準，始得為本黨候補黨員。”也就是說，入黨只需要支部通過，地方委員會審查批準就行，不再需要小組通過和區委批準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加強和健全黨的領導機關，四大黨章決定從中央至地方將“委員長”的職務改為“總書記”“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把黨的最高領導人稱為總書記，并實行總書記制。這也是今天中國共產黨實行的黨的總書記稱謂和領導制度的源頭。
黨的四大關于黨員和黨的基層組織的相關規定，有力地推動了黨組織的迅猛發展。
四、首次提出專門針對宣傳工作的決議
自黨成立以來，在前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許多重要文件，有關于勞動運動的、工人運動的、青年運動的、婦女運動的等，就是沒有專門的宣傳工作的決議案。而宣傳工作歷來在黨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與作用。因此，黨的四大把黨的宣傳工作重要性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大會專門作出《對于宣傳工作之議決案》，闡明了黨對宣傳工作的很多新思想、新政策、新方針、新方法。
黨的四大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開展宣傳工作的經驗和教訓，認為“共產國際關于宣傳工作議決案，本黨有盡可能地使之實施的必要，其中尤以黨中左的右的乖離傾向之指示與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國黨之布爾什維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應使之成為黨中教育工作的理論的根據。”
大會肯定了黨的宣傳工作的成績，認為“中國近幾年的民族革命運動受影響于我們黨的宣傳工作實巨”，但對于黨的宣傳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也提出了系統而又深刻的批評，特別是認為對黨內“左”傾和右傾思想及行為不僅需要批評而且必須予以糾正。“因為我們黨的宣傳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運動中，我們黨的機關報《向導》竟得立在輿論的指導地位，我們許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動的指導地位”。但同時也承認，“因為黨的幼稚，黨的教育宣傳還未切實，致使黨的理論基礎常常動搖不定。尤其對于民族革命理論的解釋和鼓吹，《向導》《新青年》《前鋒》和《黨報》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大會后竟因三次大會關于國民運動決議文的稍欠明了，同時又為了防止黨內左稚病起見，過于推重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忘了自己階級的宣傳，結果遂發生了右的乖離錯誤。同時‘左’傾的幼稚觀念也遂因右傾的擴大而存在”。
黨的宣傳工作存在的問題具體體現在：一是“黨中政治教育做得極少，在黨報上我們幾乎很難找到教育黨員關于黨的政策的討論文字，在小組會中很少有政治報告”；二是“黨過去在職工運動中常因太偏重機關式的組織工作，竟使黨的宣傳和階級教育未得輸入工人群眾，以致基礎不固，完全經不得摧殘”；三是“在群眾中的政治宣傳，常常不能深入”。因此，大會認為黨的宣傳工作有重新整頓的必要。
整頓工作的具體措施為：一是從組織上加強對宣傳工作的領導，黨的四大認為“為使宣傳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統起見，中央應有一強固的宣傳部負責各事，并指導各地方宣傳部與之發生密切且有系統的關系”。黨從中央到地方都加強了宣傳部門的領導力量；二是提出加強對全黨的宣傳教育，除了在《向導》等刊物詳細宣傳解釋黨的理論政策外，“黨的支部是我們黨的基本教育機關，我們應在每次會議注意于政治報告和黨的策略之解釋，以及內外宣傳遇有困難的報告和討論。并在有些支部，宣讀并講解《黨報》《向導》都有必要。”通過賦予黨支部肩負宣傳工作的重任，不僅能夠推動基層組織的自身建設，而且能促使基層組織提高宣傳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使宣傳工作扎扎實實地落實到基層，落到實處；三是加強黨對群眾宣傳工作的領導。除了在《中國工人》等刊物宣傳闡釋黨的理論政策外，還加強編譯“關于列寧主義、國際政策、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工人常識的材料”的小冊子，并在智識界“設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會或其他臨時的講演討論會”，在群眾集合時，擴大黨的宣傳和影響。另外，黨的四大還提出了職工運動中的宣傳工作。“對工人不識字、識字不多，不善聽純粹理論議論，注意目前切身的實際問題”，舉辦工人補習學校，星期日補習學校，灌輸簡明的理論知識，擴大黨的影響。
通過這些宣傳方式和手段，黨的影響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迅速擴大開來。
五、首次正式提出成立和組織黨團的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最初出現“黨團”的是1921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等問題的通告，而在實際工作中，最早的記載是1923年6月中共湘區執委派人到水口山建立中共水口山黨團。黨的三大以后，許多共產黨員按照黨的決定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的方式推動國民革命的發展。為適應國共合作的形勢，也是為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更好地發揮黨的作用，1924年9月，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提出了在國民黨中“合組黨團”，并規定黨團工作由黨的地委或區委“直接指揮”。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聯名發出的開展促成國民會議運動方針的有關通告中，再一次強調：在促成會工作的共產黨和青年團的同志“須合組一黨團”，直接受共產黨地委“指揮”。之所以提出設立黨團，主要還是因為國共合作，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都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為了更好地統一認識、聯合行動，因而采取了黨員和團員聯合的方式。黨的四大在《對于組織問題之議決案》中對黨團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規定，明確指出：“吾黨在國民黨及其他有政治性質的重要團體中，應組織黨團，從中支配該黨和該團體的活動。此種團體應與Ｓ.Ｙ.同志合組之，按其性質隸屬于各級執行委員會”。Ｓ.Ｙ.是社會主義青年團英文名Socialist Youth的縮寫。
◆中共四大模擬場景再現。
黨的四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強調黨團問題。一是明確了成立黨團的范圍和目的。“吾黨在國民黨及其他有政治性質的重要團體中，應組織黨團，從中支配該黨和該團體的活動。”二是黨團的人員構成，主要為黨組織和青年團組織的成員“合組”。三是黨團隸屬于各級黨組織并接受領導。這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在決議中對黨團問題作出規定。黨團開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設在其他有政治性質的重要團體中的一種組織機構和工作制度。這種組織形式對加強黨對各方面的政治領導，具有重要作用。
此后，隨著實踐的發展，黨團制度的內容越來越充實和完善。1925年８月31日，根據革命實踐的需要，中共中央發出第53號通告，對“各團體中黨團的組織與任務”作了更明確的規定和要求，包括黨團的作用、與黨組織的關系、實行的策略、書記的任命等。1926年７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制定《組織問題議決案》，闡述了黨團的性質和作用、正確處理黨團和支部關系等問題。黨的四大首創了黨團制度，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組織在國民黨和其他團體中的形式，拓展了黨的作用和影響。黨的五大后，該制度被正式寫入黨章，成為黨的重要組織制度。
六、首次明確將婦女解放運動納入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婦女解放運動，尤其是勞工婦女群體。李大釗曾指出：“多數勞工婦女在資本階級壓制之下，少數中流階級的婦女斷不能圓滿達到女權運動的目的。反之，勞工婦女若能成功，全婦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黨的四大特別注重開展工農婦女解放運動，通過的《對于婦女運動之議決案》著重提到農村婦運問題，要求中共各地黨部在開展婦女工作時“以工農婦女為骨干，在婦女運動中切實代表工農婦女的利益，并在宣傳上抬高工農婦女的地位，使工農婦女漸漸得為婦女運動中的主要成分”。
更重要的是，黨的四大首次提出了婦女解放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指出：“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婦女，包含在整個被壓迫的民族之中，時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的宰割，我們的責任是領導一般婦女運動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一要素”，因此，鼓勵并帶領婦女參加國民革命，是黨從本國國情出發得出的實現婦女解放真正途徑，開啟了中國特色婦女解放道路的歷史起點，將婦女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在參與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解放和發展。
若要實現婦女解放，培養婦女干部是切實有效的措施，而大力發展女黨員則是培養婦女干部的重要方式?！秾τ趮D女運動之議決案》要求各地注意發展女黨員，因為“從經驗上說，沒有女黨員的地方，婦女運動常常無從著手”。中國共產黨以國民黨相關機構或者社會上的各類婦女團體的名義在廣州、上海、湖北、湖南、北京、天津等地創辦了大量的婦女補習學校、工人夜校等。各地的婦女培訓場所較為嚴格地遵從了中共中央關于婦女問題的決議，既有效地實現了各界婦女的聯合，也培養了婦女人才。同時，黨的四大要求“各地黨部亟應設立婦女部，即便是沒有女黨員的地方也應組織。這樣，黨的婦女運動才有專門負責的機關，才能逐漸發展。”
黨的四大立足中國革命性質和發展方向，充分認識到中國婦女運動的地位與作用，將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將婦女解放運動納入民族解放運動之中，使中國婦女運動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四大無論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還是加強支部建設和宣傳工作，抑或是發展黨團組織和婦女解放運動，都起到了鞏固和擴大黨員隊伍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從黨的四大到黨的五大的兩年零三個月時間里，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從994人猛增到57967人。黨組織的不斷擴大，為工農運動的發展奠定了組織基礎，使黨在極短的時間內“從小團體過渡到集中的群眾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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