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我希望同志們下去多做調查，首先要和群眾一起勞動。為什么要勞動？
第一，勞動能鍛煉人。第二，通過勞動才能和群眾打成一片，和群眾搞
好關系。他們才會和你講實話，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話說1962年1月31日上午，就在新春佳節即將到來的時刻，毛澤東邀請溥儀、章士釗、程潛、王季范和仇鰲到中南海頤年堂作客。
溥儀是在1959年12月4日撫順戰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戰犯大會上獲得特赦的，此后，他在妹妹家里住了半個月，就搬到了政府安排的一間旅館里。1960年2月16日，溥儀拿著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紹信，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園報到，正式參加了工作。
上午8時許，毛澤東對先期到達的章士釗等人說：
“今天請鄉親們來，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釗問道：
“客人是誰呢？”
毛澤東故做神秘地說：
“你們都認識他，來了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先透一點風，他是你們的頂頭上司呢！”
說話間，一位高個子清瘦的男人，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頤年堂寬敞的客廳。此人約摸50多歲，舉止落落大方。他既不是人們熟悉的國家領導人，也不是報章上常有照片登載的著名人士。毛澤東雖然是頭一次見到這個人，但他卻像老朋友似地迎上前去握手寒暄。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溥儀握住毛澤東的手，激動地說：
“我萬沒想到能見到您。”
賓主之間寒暄已畢，毛澤東環視各位客人，帶著濃重的鄉音微笑著說：
“他是宣統皇帝嘛，我們都曾經是他的臣民，難道不是頂頭上司？”
毛澤東又指著4位老人一一給溥儀介紹。溥儀很謙恭，無論毛澤東介紹到誰，他都鞠躬致意。毛澤東說：
“你不必客氣，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常來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澤東最后指著王季范介紹說：
“這位是我的九哥——嫡姨表兄。”
眾人只知道王季范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的老師，卻不知道他們還有這么一層親密關系。仇鰲說：
“王季范先生平時從不向人亮自己的家底，所以我們都不太清楚他是主席的親戚。”
其他幾位老人也說：
“不借主席的威望支撐自己，真是令人欽敬。”
王季范則謙虛地說：
“我沾主席的光太多了，心里有愧。”
毛澤東揮揮手，說：
“哪里，哪里。”
毛澤東親切地拉著溥儀在自己身邊坐下，問他的近況如何。溥儀回答后，又檢討了他過去的罪惡。毛澤東說：
“有的事，你要負責，而有些事不是你一個人所做的。”“你寫的《我的前半生》（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的反省式自傳——筆者注）未定稿，我看過了，你不要把自己說得太壞了。好像一切責任都是你的。寫前半生，要客觀、真實地反映歷史，不能成為檢討書，反映歷史要細些。”
毛澤東請的這5位客人，除溥儀外，都是他的湖南老鄉，因此，他特意交代廚師做了幾樣家鄉菜招待大家，所以，桌面上也只有幾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吃午飯時，毛澤東拉著溥儀的手，讓他坐在自己身邊。他笑著對溥儀說：
“你是我的頂頭上司喲，我做過你下面的老百姓哩！”
在座的幾位老人都被毛澤東的風趣逗笑了。溥儀誠惶誠恐地站起來說：
“豈敢，我是罪人，我有罪啊！”
王季范解釋說：
“主席是光緒十九年出生的，溥儀先生當皇帝時，他已經16歲了。”
毛澤東拉著溥儀坐下，他說：
“那時，我還不知道有個宣統皇帝哩，是后來才知道的。”
毛澤東用筷子指著桌上的小菜說：
“湖南人最喜歡吃辣椒，叫作‘冇得辣椒不吃飯’，所以每個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
他說著夾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進溥儀的盤內，說：
“嘗嘗我們湖南的辣椒和苦瓜吧！”
溥儀道聲“謝謝”，恭恭敬敬地夾起一塊辣椒炒苦瓜吃著。毛澤東看著溥儀很自然地吃了苦瓜，高興地問道：
“味道怎么樣？還不錯吧？”
溥儀連聲說：
“好吃，好吃。”
王季范對溥儀說：
“這是我們家鄉菜，一般只能夏天才能吃到。在北京卻四季都能吃到。”
毛澤東說：
“這是從南方采購來的。工作人員知道我喜歡吃苦瓜，采購回來后便作了儲藏處理。”
毛澤東見溥儀的鼻尖上已沁出汗珠。就笑著說：
“看來你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又指了指仇鰲和程潛，對溥儀說：
“他們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當你的良民，起來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鬧，就把你這個皇帝老子攆下來了！”
毛澤東妙語連珠，在座諸位無不捧腹，溥儀笑得最開心。毛澤東轉換了話題，關心地問溥儀：
“你還沒有結婚吧？”
溥儀說：
“還沒有呢。”
毛澤東建議道：
“還可以結婚嘛！不過，你的婚姻問題要慎重考慮，不能馬馬虎虎。要考慮一個合適的，因為這關系你后半生的大問題，要成立一個溫暖的家庭，還讓你有一個好的歸宿。”
這頓飯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說有笑。飯后，毛澤東和5位客人合影留念。毛澤東又把溥儀拉到自己的右側，說：
“我們兩個可得照一張相喲！”
于是，新華社記者為毛澤東和溥儀單獨照了一張合影像。
過了兩天，溥儀接到從中南海寄來的照片后，他在照片下面襯的白紙上題寫道：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他把這張照片視為珍寶，一會兒壓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一會兒掛在屋子正中的墻上，一會兒又放在床頭幾上。
后來，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在眾多親友、同事的幫助下，溥儀在1962年4月30日與李淑賢結婚，組成了幸福的家庭。
再說1962年2月初，已經畢業分配到工程兵科研部從事技術情報翻譯工作半年之久的劉思齊，和楊茂之結了婚。婚禮是在她家的四合院里舉行的。
原來，毛澤東一直關心著劉思齊的婚姻問題，多次勸她再嫁。空軍副司令員兼空軍學院院長劉震向毛澤東推薦了楊茂之。楊茂之是劉震手下的強擊機教研室教員，漁民出身，一米八零的身材，從蘇聯留學歸來，為人正直老實。毛澤東讓劉思齊跟楊茂之見了面。二人一來一往，便定下了婚事。據劉思齊說：“經過了解，楊茂之的人品和劉震介紹的一樣，是個不錯的對象。”
毛澤東將自己新作的《卜算子·詠梅》，親手抄錄了一遍，作為賀禮，送給了劉思齊和楊茂之。他還派工作人員送去300元錢，捎話說：
“我又不上街，不知買什么東西好，你們根據需要自己買一件禮物吧。”
劉思齊和楊茂之結婚后，改名為劉松林，住在北京南池子里，成為羅瑞卿家的鄰居。他們婚后生育有4個兒女。
2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采納鄧小平和彭真的建議，決定“七千人大會”出氣會告一段落。
2月4日，這一天是中國人很看重的農歷大年三十。這天晚上，毛澤東和全體與會者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春節聯歡晚會。
2月5日早晨7點15分，孔從洲驅車來到中南海，等候毛澤東接見。
原來早在1959年12月31日，中央軍委會議決定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工程學院。1960年2月下旬，孔從洲接到中央軍委命令，由他負責籌建炮兵工程學院。6月下旬，孔從洲被正式任命為炮兵工程學院院長。學院院址臨時設在武昌，“邊籌建，邊教學”。1962年2月初，中央軍委決定將炮兵工程學院遷到南京市。孔從洲在從南京去沈陽高級炮兵學校辦完事回程路過北京時，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要在5日上午見見他。
這天上午8時整，毛澤東在南海岸邊游泳池旁迎候孔從洲，孔從洲身軀筆挺，舉手行禮。毛澤東笑容可掬，親切地拉著親家的手說：
“上次見面已經很久了，早想見你，一直沒有時間，今天隨便談談。”
孔從洲說：
“我很想見主席，但你很忙，不便占你的時間。”
“今天不就有時間了嘛。”毛澤東說著，拉孔從洲一同落座。他先從家庭、子女及其教育談起，接著談到了炮兵工程學院的建設，他說：“炮兵工程學院辦校宗旨應當是什么呢？我看應當是培養具有現代化知識的炮兵科技人才。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科學技術天天在進步。我們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類屬于進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發展。由于射箭誤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機，經諸葛亮改進，一次可連發10支箭。準確性提高了。他征孟獲時使用了這個先進武器。可是孟獲也有辦法，他的3000藤甲軍就使諸葛亮的弩機失去了作用。諸葛亮經過調查研究，發現藤甲是用油浸過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軍給燒了。后來又有人制成了拋石機，依靠機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幾斤重的石頭拋出50步以外，成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戰的重要武器。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藥發明以后，才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繼續說：
“我們的祖宗發明了火藥，可是后來落后了。在南宋時有一個叫陳規的，他把火藥裝在一個竹管內，裝上彈丸，點著火藥，噴出火焰燒傷敵人。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為竹子容易被火藥燒毀，后來有人改用金屬制作，就是火銃，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槍。13世紀，火藥傳到阿拉伯國家，14世紀又傳到歐洲。15世紀，歐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吶，要35匹馬才能拉得動它。到了17世紀，牛頓和歐勒研究了炮彈的飛行、空氣的阻力，制成了線膛炮。18世紀，德國開始使用后裝火炮。從此，線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國制成世界上第一門155毫米半自動式炮閂的加農炮。從那時起，火炮就日新月異地向前發展了。現在出現了核導彈，將來還會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戰爭中，我們靠繳獲國民黨的火炮裝備自己。由于國民黨的火炮大都是買的外國的，所以我們那時裝備的火炮品種繁雜，規格不一，有德國的、美國的，還有日本的。全國解放后，我們靠買蘇聯的。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靠買別國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們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
孔從洲說：
“現在是仿制。”
“總仿制嗎？”
孔從洲立即回答說：
“不！我們已開始根據作戰對象和我國地形、交通、氣候等條件，在研制我們自己的火炮了。”
毛澤東微笑著點點頭，說：
“這就對了。我們是一個大國，必須強調自力更生。外國好的東西，要實行‘拿來主義’，但不是‘拿來’就算了，而是要在他們的基礎上，研制出自己的東西來。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專家、教授。你們的學院學制幾年？有多少學生？分幾個部？”
孔從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又問：
“師資力量怎樣？辦學校第一是選教員，有了好教員，才能教好學生。過去有句話叫‘師高弟子強’。沒有教員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學生昭昭的。”
孔從洲說：
“學院的師資力量基本上能滿足教學的要求，教員中一部分是老軍工、老教授，他們都有較豐富的教學經驗；一部分是我們自己培養出來的教員。”
“要重視知識分子。我過去說過，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黨一貫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建國初期，我們就采取了興辦速成中學、業余大學，還派遣干部進高等學府或出國深造等各種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識化、專業化。”毛澤東說到這里，停頓了下來，他點燃了一支煙，又說道：“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有許多工程師、科學家，那將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怎樣呢？老知識分子年齡大了，又多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要特別關心他們政治上的進步，尊重他們的意見，做他們的知心朋友；住的環境要舒適一點，生活待遇要比較好一點，給他們創造研究學問的條件。他們中有些人要求入黨，這些人的問題得到解決了嗎？”
孔從洲說：
“知識分子問題確實是個重要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熱愛黨的。他們工作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不惜犧牲一切。我們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識分子的工作。”
毛澤東問：
“教員的工作、學習時間有保證嗎？資料和器材能滿足要求嗎？有無圖書館？教書人的時間是很寶貴的，不要隨便占用，要讓他們有看資料、搞研究的時間。想迎頭趕上先進國家，就要多看先進資料。”
孔從洲回答：
“教員的時間是有保證的。有一個圖書館，藏書尚能滿足使用。”
“這很好。教員講課用什么方法？”
“注入式的教學法不多見了。”
“教學法很重要，有了教員，教學法不當，還是學不好。我給學生講課，從來就反對一個人講大家聽。我讓學生提問題，有時干脆就讓學生回答課堂上提出的問題。這樣，就使課堂成為討論學術的園地，學生理解得深，記得牢。教員是樹人的，要抓好對學生的教育，早出人才。”
毛澤東說罷，又提出了不少問題：現在的學生從哪里來？工農子弟多嗎？有復習時間嗎？燈光好不好？近視眼多嗎？身體健康狀況怎樣？實驗室夠用嗎？孔從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強調說：
“學生要有個實習的地方和實習的時間，到部隊和工廠去實習，這就叫理論聯系實際。對學生的考試不宜過多，如果使學生的腦子經常處于緊張狀態，學習質量就不會高。”
他又問：
“學生畢業后工作的情況怎樣？”
孔從洲回答說：
“基本上能滿足工作需要，但在校期間學理論多，接觸實際少的問題還未完全解決。”
毛澤東說：
“要多實習。學校要和部隊使用結合起來，才能制定好教學大綱。教材是老本還是新編的？”
孔從洲回答：
“老教材還是多一點。”
毛澤東說：
“開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過程中加以充實，逐漸寫出自己的。學院要搞科研，教學與科研是相輔相成的，要運用科研成果充實教材，豐富授課內容，提高教學質量。學院要把教學、科研和使用聯系起來。當院長的要把眼光放遠一點。你過去不是辦過學校嗎？”
孔從洲說：
“是的。上次見面時我在高級炮校，那是一所指揮院校。”
“光會指揮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個完全的指揮員。現在有了炮兵工程學院，你要注意學習，要學點自然科學。”
“上次見面我就說過，我的水平低，數學基礎不行，怕擔負不了院長這個重任。”
“不會可以學嘛！”毛澤東說：“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嗎？要學孔夫子不恥下問，向老教授學習，拜他們為師。不學習和他們就沒有共同語言。多學多問不會影響威信，相反，內行話多了，就不致鬧笑話。”
孔從洲說：
“過去有畏難情緒，沒學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盡快變成內行，決不辜負主席的期望。”
毛澤東又詢問了一些問題。當孔從洲匯報到指揮儀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人無眼不行，火炮沒有鏡子也不行。望遠鏡、瞄準鏡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遠。”
孔從洲說：
“雷達可以補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澤東擺了擺手說：
“不能把雷達說成萬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擾怎么辦？前幾年我就告訴中央廣播電臺，要防干擾，不知道他們辦了沒有。”
孔從洲立即表示說：
“主席這個任務我一定完成。”
話題再次回到指揮儀的問題上，毛澤東聽說一些部隊的老85高炮還使用“三不變”的指揮儀，忽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指點著桌子，嚴肅地說：
“這種落后的東西怎么還能在部隊使用？敵人的飛機能停在那里不動等你打嗎？要加強研究，盡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呀！”
孔從洲匯報說：
“我們現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揮儀，精度比較高。”
毛澤東這才又高興起來，說道：
“很好，要抓緊生產。”
兩個多小時的會見結束了，孔從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著毛澤東的那些話。他在后來的回憶中說：“毛主席的知識十分淵博，學貫古今中外，無論涉及什么問題，都能發表精辟的論斷，而且深入淺出，風趣幽默，引人入勝，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藹的態度，風趣的語言，使我來時的緊張心情，一下子輕松下來了。”
2月5日下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了“七千人大會”的團拜會，和全體與會者共度春節。
2月6日，鄧小平在大會上講黨的建設問題；朱德講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
2月7日是大年初三，周恩來在大會上講國民經濟存在的困難和克服的辦法。會議通過了關于劉少奇書面報告的決議。
毛澤東宣布大會閉幕。
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毛澤東很不滿意。他在會后對周恩來說：
“此人我絕望了！”
2月8日晚，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南下視察。
2月11日，毛澤東對田家英2月8日報送的中央《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稿進行了修改。
關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后不變的時間，“指示”稿中原來寫的是“例如40年內”。田家英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鄧小平“主張把下放后不變的時間寫成20年。究竟寫‘40年’，還是寫‘至少20年’，請主席決定”。毛澤東閱后，在指示稿上改寫了一段話：
“在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將不是短期內的事情，而是在一個長時期內，例如至少30年內，實行的根本制度。”
接著，他又給田家英等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田家英同志，并請告小平同志，劉、周：
以改為“至少30年”為宜。蘇聯現在43年了，農業還未過關，我國也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過關。
毛澤東 2月11日于上海
2月13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提出的“采取生產大隊還是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關系到黨是否脫離億萬農民的重要問題，對農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前進，而不能大步的或跳躍式的前進”的指示，發出了《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主要內容有：
一、近3個月來，全國各地普遍地進行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工作的結果表明，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完全符合廣大農民和基層干部的要求，得到他們的擁護和歡迎。改變基本核算單位，在我國絕大部分農村，已經是勢在必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有很多好處。
二、在全國各地農村，絕大多數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但就整個農村來說，人民公社的體制，又不應當強求一律。現階段大體上將會存在兩種形式：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或仍然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不管確定哪一種形式，必須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辦事。“在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將不是短期內的事情，而是在一個長時期內，例如至少30年內，實行的根本制度。”
三、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改變為生產隊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個完整的集體經濟組織，公社內部仍然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生產隊仍然是生產大隊這一級經濟組織的組成部分。生產大隊仍然在全大隊范圍內，實行統一領導，它成為各生產隊的聯合經濟組織，既執行經濟方面的職權，還要在公社的領導下，執行行政方面的職權。
四、基本核算單位下放以后，農業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將主要從生產隊體現出來。
五、調整基本核算單位，是農村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應妥善解決下列問題：（１）規模；（２）干部；（３）土地；（４）耕畜、農具；（５）大隊企業；（６）林木；（７）水利；（８）債務。
六、調整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的工作，應當爭取時間，立即動手，宜早不宜遲。中央要求各地，力爭在春耕開始前后，把這項工作大體做完。在改變基本核算單位的過程中，自始至終都要做細致的工作。要有準備，有步驟。先經過認真的試點，取得經驗，然后再分期分批，逐步推廣。絕不能一哄而起。
正是：此事討論整一年，毛公施政何其難！道旁還有害群馬，猶抱琵琶欲別彈。
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繼續減少城鎮人口七百萬人的決定》。
2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后稱“西樓會議”。毛澤東因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
“西樓會議”主要討論1962年國家經濟預算和經濟形勢。
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于各級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的建議》。中央在批示中說：目前各級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中機構龐雜、人多政繁的現象十分嚴重，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不利于克服當前的困難，不利于克服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因此，必須徹底實行“精兵簡政”，下決心“拆廟”，裁并機構。
2月23日，陳云應劉少奇的要求，在“西樓會議”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
據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記載：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的插話和結論里說：“中央擴大會議（即七千人大會——筆者注）對困難情況摸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斗爭的勇氣！現在處于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后的3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西樓會議”后，劉少奇等人商定成立以陳云為組長，李富春、李先念為副組長，周恩來等人為成員的中央財經小組。
2月24日凌晨，毛澤東給田家英寫了一個條子，他寫道：
田家英同志：
我看還是我的那個原始講話好。請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機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講話來，我和你每人有一本，兩人對照一起修改，有兩天就改好了。如有3份，可以叫林克參加。如你身邊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毛澤東 2月24日上午5時
原來，毛澤東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田家英在2月下旬帶著整理稿到了杭州。毛澤東對整理稿不太滿意，他要重新整理。
2月25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錄音記錄送來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工夫，在記錄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基本保持了原來的樣子。
2月26日凌晨，毛澤東在給田家英的短信中寫道：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的），請你看一遍，看還有什么錯誤沒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還我。
毛澤東 26日上午4時半
后來，一直到3月20日，毛澤東又先后對這個講話稿修改了7遍。
2月26日，毛澤東找來田家英，要他組織一個調查組，了解農村貫徹實施《六十條》的情況，調查農村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指定了4個調查點：一個是韶山，一個是劉少奇的家鄉寧鄉炭子沖花明樓，一個是他的外婆家湘鄉唐家圫，一個是1961年劉少奇蹲點的地方長沙天華大隊。他囑咐田家英，要向劉少奇報告一下，問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參加調查。
田家英立即回到北京，向劉少奇匯報。
毛澤東又派羅光祿和孫勇為正副組長，帶領衛士張仙朋、干部隊小陳、理發員小錢，組成一個小組去湖南常德專區石門縣調查。毛澤東在他們臨行前，對羅光祿等人說：
“一般報紙和文件，都是篩選過的材料，是剩下的骨頭，肉很少。要真正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說什么，要了解群眾的意愿，就要到群眾中，到農村基層中去了解情況。老百姓見官，往往不說實話，絕對不能有官架子。”
毛澤東還告誡他們說：
“我們處處要想到群眾，要了解大多數群眾想什么，要求什么，根據這些實際情況來研究決定政策。因此，一定要得到群眾的實話。我希望同志們下去多做調查，首先要和群眾一起勞動。為什么要勞動？第一，勞動能鍛煉人。第二，通過勞動才能和群眾打成一片，和群眾搞好關系。他們才會和你講實話，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毛澤東派身邊的工作人員有計劃地下去調查，往來旅費本來應該由公家報銷，可是，毛澤東不讓公家出錢，他要拿出自己的稿費開支，一般平均每人發給200元或300元。
1962年3月3日，毛澤東接到北京派專機送來的蘇共中央的一封來信。
原來在3月1日那一天，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將蘇共中央2月22日致中共中央的信，當面交給了鄧小平。蘇共中央在信中指責中國共產黨支持阿爾巴尼亞的“反列寧主義行為”；指責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民主組織會議上采取的所謂“特殊立場”，以及在國際共運中實行的所謂“獨特路線”。蘇共中央在信中也表示兩黨應盡量消除分歧，保持團結；還暗示兩黨可以坐下來談，但沒有提出具體建議。
3月3日下午，劉少奇召集會議，研究對蘇共中央來信的估計和對策，并要中聯部起草一封復信。
3月7日，陳云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就計劃工作的指導思想發表意見。陳云提出，今年的計劃要滿足農業和市場的需要，對于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要痛痛快快地調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
3月8日，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講了話，他對經濟形勢的估計，同劉少奇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盡量同“七千人大會”的提法相銜接。
3月12日、1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了中央批轉陳云、李富春、李先念2月26日在國務院擴大會議講話的批語。劉少奇說：
“這只是我們這里的討論，主席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主席同意，文件就下發，主席不同意，回來再議。”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鄧小平立即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專程到武昌向他匯報。
3月13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武漢復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同意他們16日到武昌，匯報會議情況并面商財經工作和給蘇共中央復信等問題。
3月15日，毛澤東要周恩來與劉少奇、鄧小平一同到武漢，并帶上準備提交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稿。
3月16日下午，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到了武漢。
是日晚，劉少奇3人在東湖招待所向毛澤東匯報了12日、13日西樓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情況。毛澤東看了陳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講話稿和新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名單：
“中央財經小組由陳云同志為組長，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為副組長，周恩來、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程子華、谷牧、姚依林、薛暮橋等同志為組員。”
3月17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開會，同意轉發陳云3人的講話，同意“西樓會議”后成立的以陳云為組長的中央財經小組，而對于劉少奇、陳云等人在“西樓會議”上對經濟形勢的估計和結論，毛澤東沒有表態，他是有保留的。
3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返回北京。
3月20日，毛澤東為中央轉發中央精簡小組《關于精簡工作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意見》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黨組，中央人民團體各黨組，總政治部：
中央同意中央精簡小組《關于精簡工作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意見》，現在轉發給你們。各地在處理這類具體問題的時候，即可按照這些解釋和意見辦理。執行中如果有新的問題和意見，望隨時報來。
對于減少城鎮人口和精簡職工這項工作，各級黨委、各企業、事業、機關的黨員領導干部，都必須高度重視。應當看到，當前國家在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仍然是很嚴重的。克服困難的根本辦法，在于增產節約。但是農業和工業的增產，在近年內還不可能快；而精簡節約，則是馬上可以見效的。城鎮減人和精簡職工，既是調整城鄉關系、調整工業與農業生產所必需，更是克服當前財經困難最有效的辦法。只要能夠迅速地把人減下去，財經方面的困難程度和緊張狀況，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減輕和緩和；反之，如果容許人浮于事、浪費人力和工資基金的情況繼續拖下去，勞動生產率不能提高，企業賠本的現象不能克服，通貨不能收縮，城鎮糧食銷量不能減少，那么，財經方面的困難勢必還會加重，將使我們面臨一種十分不利的局面。因此，現在必須主動地、堅決地、有秩序地減人，并且必須力爭多減、早減，在這方面的任何猶豫觀望，都是有害的。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同志，都必須認真從大局出發，下狠心減人，不要怕減過頭。如果日后生產上、工作上確實需要增加職工，補充起來并不難，那種擔心將來補充不到勞動力的顧慮，是完全不必要的。全黨上下應當認識一致，全力以赴，完成中央1962年2月14日決定中提出的今年的減人任務。
在精簡中，必須切實做好被減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置工作。要向被減人員講清楚，在國家調整經濟工作中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必要性，指出回鄉生產、加強農業戰線，是一件意義十分重大的光榮的事情，使他們能夠自覺自愿地、心情舒暢地回鄉。在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干部中，也要傳達中央1962年2月14日的決定，動員他們歡迎城市中被精減的和暫時放假的職工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城鄉應當協同動作，密切配合，城市要做好歡送和遣返工作，農村要做好歡迎和安置工作，避免發生精簡和安置不好，以致部分被減人員自由流動的現象。安置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迅速安排回鄉人員參加生產和切實解決他們回鄉后的口糧問題；這些問題，應當在精簡人員回鄉后的短時間內（例如半月以內）就都解決落實。
為了推動各企業、事業、機關和農村人民公社做好精簡和安置工作，各級黨政領導機關應當組織一些精干的工作組，從城鄉兩方面加強檢查督促，務求使這項工作進行得既迅速又穩當，完成任務又不出大的問題。
中央 1962年3月20日
接著，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嚴禁各地進行計劃外工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國務院各部、委黨組：
據建設銀行報告，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以后，有些地區仍在違反中央規定，進行計劃外工程的建設，這種不顧國家困難，繼續擴大計劃缺口的分散主義行為，應即嚴格禁止。
根據今年第1季度的財政經濟情況來看，今年的年度計劃還要進一步進行大的調整。中央決定：今年的年度計劃，必須切切實實根據首先保證農業和市場的需要，其次保證現有設備的維修和配套的需要，最后才能用于基本建設。因此。計劃內的基本建設項目，還要作進一步的壓縮，決不允許在計劃外用自籌資金或上年財政結余進行基本建設。在調整后的年度計劃還沒有下達以前，特作如下通知：
一、所有計劃外的工程（以國家計委1961年12月20日印發的1962年基本建設安排意見為準），一律停止施工，特別是樓、館、堂、所，不論已經建設到什么程度，必須立即停止施工。
二、計劃外的個別項目，如果確為恢復農業和解決市場商品供應所急需，而且投資不多，又能很快見效的，必須經過審批，納入國家計劃。大中型項目統應報中央批準，地方小型項目由各中央局批準，中央各部直屬的小型項目由國家計委批準。凡未經批準的項目，各級財政部門和銀行不得付款。
三、國家計劃內的項目，在調整計劃未下達以前，暫按國家計委1961年12月21日印發的《一九六二年基本建設安排意見》執行，不得自行擴大工作量。凡材料設備不落實，或建成后燃料、電力和運輸等供應不落實的項目，一律停止施工。
四、所有國家計劃以內項目，今年從停建項目調用的材料和設備，一律按價付款，不得無償調用。計劃以外的項目拖欠的債款和虛報冒領的資金，各主管部門應當督促它們迅速清理歸還。
附發建設銀行《關于層層加碼核計劃外工程的情況仍未停止》一件，請各省、市、自治區進行檢查，并將檢查結果于4月15日以前報告中央。據我們了解，在建設銀行報告的部分以外，還有一些計劃外的建設項目沒有停止施工，也應當一并調查報告。
中央 1962年3月20日
3月20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將他整理出來的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第7稿，送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征求意見。
毛澤東又審閱了林彪在1月29日“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整理稿，在給羅瑞卿、田家英的批示中，他寫道：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毛澤東指示，把林彪的講話轉發下去。可就在中央辦公廳準備下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之時，有人又提出，林彪主要講的是軍事問題，有些機密內容，似不宜下發。毛澤東批示道：
“此件沒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下發。”
3月22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招待所接見了田家英組織的17人的調查組全體成員，他興致很好，向調查組提出了6點要求：1、要同湖南省地縣社各級干部相結合；2、不要亂指揮；3、頭腦里不要帶東西下去，只帶一件東西，就是馬克思主義；4、要做歷史的調查，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的觀點；5、看到壞人壞事不要亂說，好的可以說；6、參加點輕微的勞動。
此后，田家英便帶著調查組去了湖南，分別進駐了韶山、炭子沖、唐家圫；而毛澤東指定的天華大隊，他們卻一直沒有去。
欲知毛澤東后來回到北京的工作情況，且待下一章分解。
東方翁曰：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一改再改，反復征求意見，以至于改出了第7稿。他對此文如此重視，不是沒來由的。本傳在前邊已經敘述清楚了，在“七千人大會”前后，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形成了肯定三面紅旗與否定三面紅旗的兩種對立意見，這種對立在“七千人大會”上凸顯了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便不得不對建國后的12年特別是最近4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作出全面的科學的說明和結論。此后的“西樓會議”表明，黨內高層的對立在毛澤東講話后不但沒有消除，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后來還逐漸地形成了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的真實歷史，諸君如若不信，那就請繼續往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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