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終其一生，他都在為如何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家而殫精竭慮、嘔心瀝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和獨創性的關于現代化的理論原則，并付諸實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創、推進和拓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提創造、藍圖擘畫、推進路徑等多維度考察毛澤東為中國式現代化所作出的歷史貢獻，有助于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增強深化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自信與行動自覺。
一、領導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實現現代化創造根本社會條件
中國的現代化是在世界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被迫啟動的，特定的世界歷史語境決定了近代中國有識之士一開始是向西方學習，探索國家現代化發展道路。無論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還是辛亥革命，都是在這一邏輯下進行的，但都因不適合中國當時內憂外患交困的國情而歸于失敗。事實表明，近代以來“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正值此時，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使處于彷徨中的中國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曙光新希望。經過反復比較和探究，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認為，在災難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下，只有“走俄國人的路”，通過革命的武裝斗爭，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才能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根本社會條件。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實現民族獨立，歷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這樣，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接過前人未竟的事業，改變了以往探索現代化的迷茫境地，找到了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前提。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毛澤東深刻闡明了革命的目的和意義。一般來說，革命是運用暴力手段推翻舊的階級統治，用先進的社會制度代替腐朽落后的社會制度。表面上看，革命是一種破壞過程，但實質上，革命是通過改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舊的生產關系，建立適應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的生產關系，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進而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除舊布新之舉。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一切“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著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也就是說，近代中國革命的出發點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恰是實現現代化的手段和條件。毛澤東多次就中國革命的目的進行闡釋。他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國“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就是要“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解放中國人民，使他們得到自由”，而“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只有以革命的方式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才能“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經過 28年浴血奮斗，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使中華民族的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當家作主，真正成為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掃清了障礙，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二、提出 “四個現代化 ”奮斗目標，為實現現代化擘畫宏偉藍圖
選擇什么樣的目標藍圖，是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首先明確的方向性問題。實現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正如馬克思所說，“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早在 1944年 5月，毛澤東就指出，工業是“最有發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1949年 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再次強調：“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因此，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中國現代化目標藍圖的構想是從規劃國家工業化開始的。1951年 12月，毛澤東提出，從1953年起“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1954年 9月，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毛澤東發出號召，要“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1956年 9月，在黨的八大上，毛澤東再次重申，“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同時，就一國的現代化而言，僅有工業化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現代化應是包括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等在內的復雜的有機整體，其中任何一個單獨的現代化都不能離開其他現代化而孤立地發展。隨著認識與實踐的不斷深入，1957年 2月，毛澤東將國家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進一步明確為要“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此后，在黨的文件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也都基本采用了這一提法。1959年底至 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國家現代化戰略目標又有了新的思考，初步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基本內容。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大大豐富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1964年 12月，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正式提出了“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
“四個現代化”目標藍圖的擘畫，經過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深入探索以及對中外發展經驗的深刻總結，是經過反復醞釀和深思熟慮，才最終確定的。這一戰略目標，反映了億萬中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一窮二白”的社會面貌、經過發展建設使中國躋身于世界現代化強國之林的強烈愿望，極大地激發了全體中華兒女團結奮斗、發憤圖強、眾志成城投身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匯聚起迎接風險挑戰、戰勝艱難險阻、創造歷史偉業的強大精神動力。正如毛澤東反復強調的，要“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
三、立足中國國情，提出分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在經濟技術極為落后的歷史條件下起步的。據聯合國地區組織的統計，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僅為 27美元。新中國成立后，經過 3年艱苦奮斗，到 1952年底，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獲得根本好轉，但現代工業產值在全國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仍只占43.1%，而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只占 35.5%，許多重要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遠遠落后于工業發達國家。1954年 6月，毛澤東提醒全黨，“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翹起來”。因此，推進現代化建設，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循序漸進，分階段分步驟扎實、穩步推進。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后經濟建設的大規模展開，毛澤東對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戰略步驟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1954年 6月，他指出，要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大概需要“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但這只是一個基礎，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這實際上是對國家現代化建設需要分步走的最初戰略構想。1955年 3月，毛澤東再次指出，“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同年 10月，毛澤東又一次表達了這一構想，并把預設時間向后推移，提出“大約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劃到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隨著實踐的發展，毛澤東對現代化建設的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有了更為客觀深刻的認識，他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1964年12月，我們黨正式提出分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即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第一步，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分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是基于中國現實國情和未來發展趨勢而逐步明確的，不僅體現了中國人民趕超世界發達國家的雄心壯志，更體現了毛澤東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階段性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
四、領導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體系，為實現現代化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起就確定的奮斗目標。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黨明確了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先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再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對于這一問題，早在1939年 12月，毛澤東就明確指出，由于特定的世界歷史環境，黨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一種“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終極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也就是說，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具有雙重任務，一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二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毛澤東指出，“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并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關于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毛澤東 1948年 9月提出，“我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有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當時設想，要先經過 10年到 15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再采取實際的步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正如 1950年 6月毛澤東指出的，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后，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后，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隨著實踐的發展，特別是三年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和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積累，毛澤東的認識逐步深化，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建立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屬于社會主義體系的和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的社會。依據這一認識變化，經過慎重考慮和反復醞釀，1953年 6月，毛澤東首次提出了以“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化”指“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指“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是黨在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問題認識上的一個重要改變，不再是等待長期準備之后再采取實際的社會主義步驟，而是直接采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并要求這兩方面的任務必須密切配合、協調發展，體現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變革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對此，毛澤東闡釋道：“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
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規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實踐的結果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6年底已經基本上完成。這標志著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初步建立起來。經濟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伴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我國確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以及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方面，都因適應和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而得到加強和改善。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發揮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核心作用。以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為特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實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國家生活中正式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繼續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逐步完善，構筑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體系。在思想文化和社會進步方面，馬克思主義在全國的指導思想地位進一步加強。隨著文化建設工作的初步開展，廣大人民逐漸樹立起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意識，社會主義新型的社會關系及與此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范正在形成。經過幾年努力，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歷史充分證明，“毛澤東同志領導建立的植根中華大地、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人民愿望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優越性，不僅在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且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五、提出 “以蘇為鑒”，以農輕重協調發展為實現現代化探索新路徑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后，黨領導人民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當時世界上已經實現現代化國家的情況看，美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建立在對本國勞動人民殘酷剝削榨取和對外瘋狂侵略掠奪的基礎上的，造成內部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外部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緊張對立，矛盾重重。因此，這些國家“從廣大范圍、從全體、從長遠考慮，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歡，它壓迫剝削人民”。這樣的現代化模式不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而蘇聯的現代化用指令性計劃集中人力物力資源，片面發展重工業而忽視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把農民挖得很苦”，“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致使農業和輕工業長期處于落后狀態，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嚴重不均衡，引起人民的不滿。這種模式對于中國從農業大國轉向工業大國也是不現實的。
任何一種現代化發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生成的，因而一種現代化模式在這個國家可行，并不意味著在其他國家也一定可行。在新中國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黨曾經號召“學習蘇聯”，也收到了一定程度上積極的效果。但經過一段時間特別是執行“一五”計劃后三年多的實踐經驗，我們黨對蘇聯經濟建設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逐步有所了解，認識到蘇聯成功的經驗并不都適合中國的情況，學習蘇聯終究不能替代對自己道路的探索。為此，毛澤東明確提出要“以蘇為鑒”，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農、輕、重的比例關系為例，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戰略目標，發展重工業是無疑義的，但不能因此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而是要通過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為發展重工業積累資金和開拓市場。1956年 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在中國發展重工業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為此，毛澤東要求國家在重點投資重工業的同時，要加大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強調必須從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的實際國情出發，“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只有這樣，“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1957年10月，毛澤東再次強調：“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在此基礎上，黨進一步明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毛澤東指出，“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既不同于以血腥原始積累和資本殖民擴張掠奪的西方現代化模式，又不同于過分強調重工業而忽略農業和輕工業的蘇聯現代化模式，為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工農業協調發展的新路徑。
六、重視發展科學技術，要求培養高素質科技人才，為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提供人才支撐
在毛澤東看來，科學技術落后是近代中國屢遭西方列強欺凌的一條重要原因。因此，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改變這一歷史境況，大力推進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毛澤東 1956年 1月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并針對 20世紀 50年代世界范圍內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形勢，毛澤東指出，要充分認識到發展科學技術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開展技術革命，以改善現代化進程中科技發展落后的狀況。他清醒認識到，比起社會改革，技術改革將會需要更長的時間，“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但“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他還提出，在獨立自主發展本國科學技術的同時，也要虛心“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適時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動員令，強調“要來一個技術革命”，號召全黨學習科學、學習技術。
人才是影響技術革命的關鍵因素。毛澤東強調，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在推進科學技術現代化中的作用，造就“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形成一支龐大的科技人才隊伍。崇尚科學、尊重知識分子是毛澤東的一貫認識。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強調，“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新中國成立后，科技人才嚴重匱乏，制約著經濟建設的開展。為此，1956年 1月，黨中央專門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吸收知識分子”，并宣布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判斷，激發了知識分子投身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熱情。毛澤東還發出了“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的號召。1956年 9月，毛澤東基于“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十萬”的現實情況，提出要在三個五年計劃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的目標，以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人才支撐。1957年 3月，他又提醒道，“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是太少了。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此外，毛澤東還強調，必須加強對科技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們把政治與技術有機結合起來，“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成為“又紅又專”的高素質人才，為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發展服務。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科學部署下，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取得了歷史性跨越。比如，就國防科技的發展來說，“建立和發展了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強大國防力量，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屢遭外敵入侵的歷史，我國國防力量走在世界前列”，為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東方提供了堅強后盾。
七、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推進現代化建設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在艱苦的敵后抗戰中，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領導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頂住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以及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磨擦，鞏固了抗日根據地。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以及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資金積累的需要，毛澤東同樣強調要把我國經濟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他提出：“為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就要付出很多的資金，而資金的來源只有增產節約一條康莊大道。”“一五”計劃中明確提出，我國“工業化所必需的資金是要依靠我國內部的積累來取得的”。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還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和方法。一是強調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國援助為輔”，“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要“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正因為堅持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后來蘇聯對華援助全面中斷之后，我們沒有被擊垮，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一條道路”，“就靠自己，靠自己兩只手”，“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二是強調發展經濟要重視國內市場。毛澤東認為，建設現代化國家需要大量的資金積累，這一點中國暫時還不具備，但我國人多地大，蘊藏著巨大的生產和消費潛力，這就是本錢。因此，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當然，強調重視國內市場，并不是說不與國外聯系、做生意，而是“需要聯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要努力把“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三是強調要把學習與獨創結合起來。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反對一切教條主義，學會獨立思考，發揚獨創精神，不能照搬外國經驗，“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就是不講辯證法”，要“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同時，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獨立自主分析、研究、解決本國問題，因此，要堅持“學習與獨創結合”。在這些原則和方法的指導下，黨和人民頂住外來的種種壓力，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扎扎實實的成果，并展現出了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社會風尚和精神風貌，為推進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
總之，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艱辛探索，始終立足中國的現實國情，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在現代化目標藍圖上，經過不斷實踐與認識深化，擘畫了“四個現代化”宏圖愿景，并明確了分兩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構想，指引全黨全國人民為之團結奮斗；在實踐路徑上，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探索農輕重協調發展的新路徑、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堅持自力更生等政策方針舉措，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些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充分說明，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彪炳史冊，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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