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59年8月廬山會議結束以來，由于蘇聯(lián)撤資、逼債給我國工業(yè)化進程帶來了巨大壓力，為了維系中國工業(yè)的發(fā)展以及償還大量債務，毛主席決定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反右傾、維系集體公社。
1960年3月到1961年，毛主席為什么逐漸把工作重點從反右傾轉移到整頓公社、糾“左”、穩(wěn)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形式？1960年、1961年、1962年，毛主席、一線中央領導同志們、多數(shù)地方領導同志們，分別都在糾“左”過程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兩個問題。
筆者已經全部閱讀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當筆者閱讀1960年到1961年的毛主席著作的時候，筆者對這段歷史有了新的理解：很多地方領導同志，都在積極的向毛主席反映“左”傾問題還沒有徹底糾正的實際情況，而毛主席決定工作重點轉移，和地方干部對于問題的積極反映密切相關。當時對糾“左”問題重視不足的，恰恰是其他中央一線領導同志，以至于毛主席親自寫信批評他們。
一、地方干部向毛主席積極反映問題，中央領導同志中，毛主席最早重視和糾正問題
（1）1960年3月3日，根據(jù)廣東省委反映的問題，毛主席指出：“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主要問題的指示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甚為切合現(xiàn)時人民公社在缺點錯誤方面的情況和糾正這些缺點錯誤的迫切要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的情況大體上一定都同廣東一樣，發(fā)生了這些問題(一共有個問題)，都應當提起嚴重的注意，仿照廣東的辦法，發(fā)出個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點錯誤糾正過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的批語和指示》）廣東省委上報中央的《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指出：“目前有些地方，在發(fā)展公社經濟上，實際上在重復‘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的錯誤，必須及早引起全黨嚴重重視，堅決堵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廣東省委<關于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的批語和指示》：注釋“[2]”）可見，作為地方領導的廣東省委在積極向中央反映問題，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
（2）1960年4月7日，毛主席在轉發(fā)江蘇省六級干部大會報告的批語提到：“江蘇六級干部會議開得很好，現(xiàn)將他們的報告發(fā)給你們參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江蘇省六級干部大會報告的批語》）報告指出：“關于如何發(fā)展社有經濟問題，也有爭論。第一，關于發(fā)展社有經濟的辦法。前一時期‘一平二調’的現(xiàn)象已普遍露頭，個別地方還相當嚴重。經過討論，大家認識到用‘一平二調’的辦法來發(fā)展社有經濟是行不通的，它直接影響大隊生產的發(fā)展，挫傷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影響社隊干部之間的團結，助長鋪張浪費現(xiàn)象，因此‘共產風’是刮不得的，但是共產主義風格必須大大發(fā)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江蘇省六級干部大會報告的批語》：注釋“[1]”）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就決定堅決、徹底進行退賠、徹底算賬、糾正“一平二調”，并取得了重大成績。1959年8月以后，由于國內外客觀情況帶來的工作重點轉移，“一平二調”的尾巴還沒有徹底迅速切掉。而江蘇省委的報告反映了這一“切尾巴”任務有待完成的實際情況，無疑是比較及時的。
（3）10月10日，在轉發(fā)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的文件時候，主席對李富春講：“湖北沔陽縣一平二調問題至今未解決、糧食減產、問題嚴重文件一件，福建閩侯縣委第一書記在該縣城門公社一個社即堅決壓下兩千多人(占總勞力百分之四十五)下去生產文件一件，以上兩個文件極好。請你即令書記處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內即為中央起草一個有力的指示(要有幾百字幾句話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縣、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閱為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轉發(fā)湖北和福建省委兩個文件的批語》）可見，湖北省委也在積極反映真實情況。這無疑有利于加大毛主席對于徹底割掉“一平二調”的尾巴的重視力度。
（4）11月2日，在轉發(fā)安徽省委關于召開五級干部大會貫徹政策情況報告的時候，毛主席指出：“請你們認真看一遍，吸取安徽經驗，結合你們自己的情況，定出辦法，迅速施行，越快越好。我們希望你們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月兩個月內，開完縣的五級干部會議，并向中央都寫一個報告，是為至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安徽省委關于召開五級干部大會貫徹政策情況報告的批語》）安徽省委的報告指出：“由縣委書記作報告，總結一年來取得的成就，指出某些社隊中存在的‘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檢查縣委在執(zhí)行政策中存在的缺點，表示領導決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安徽省委關于召開五級干部大會貫徹政策情況報告的批語》：注釋“[1]”）可見，安徽省委也在向毛主席反映關于“一平二調”并沒有徹底解決的問題。
（5）11月15日，毛主席親自起草了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主席指出：“發(fā)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后新情況報告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shù)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后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fā)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和批語》）可見，毛主席起草這一批語、大力強調糾正“五風”，離不開地方省委例如湖北省委對問題的積極反映。而中央領導同志之中，毛主席決定糾正問題也是最早的。
（6）11月23日，在轉發(fā)四川省委貫徹執(zhí)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的情況簡報的時候，毛主席指出：“發(fā)去四川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簡報一件，供你們參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四川省委貫徹執(zhí)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的情況簡報的批語》）四川省委的簡報強調：“公社各級干部絕大多數(shù)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擁護的重點各有側重。少數(shù)人則表現(xiàn)出程度不同的顧慮和抵觸情緒，大體是乘‘一平二調’之機手腳不干凈，或在工作上、作風上有嚴重錯誤的人。另外，還有一些地、富、反、壞等分子乘機破壞和富裕農民混水摸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四川省委貫徹執(zhí)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的情況簡報的批語》：注釋“[1]”）可見，四川省委也在反映“一平二調”客觀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完全遮遮掩掩。四川省委調糧過多加劇了四川經濟的困難，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工作錯誤。但是，四川省委調糧實際上也是來自中央一線領導（當時毛主席在二線，對此并不知情）例如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同志等人的命令。時任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秘書陳振寰的回憶中提到過這一點。
（7）11月28日，毛主席在親自起草的關于轉發(fā)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中指出：“發(fā)去甘肅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告一件很有參考價值，值得你們及地、縣同志們認真研究一遍至兩遍。甘肅省委在作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看起來甘肅同志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甘肅省委在報告指出：“省委對中央政策研究不夠、領會不深、貫徹不力，甚至產生了一些偏差:(一)急于由基本隊有制向基本社有制過渡。(二)忽視小隊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隊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注釋“[1]”）可見，甘肅省委不僅向中央反映了問題，而且比較真誠的做了自我批評。
（8）在轉發(fā)浙江省委關于貫徹中央指示信的報告中，毛主席提到：“中央認為這個報告反映了浙江的實際情形，對各地有參考價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浙江省委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的報告的批語》）浙江省委指出：“十一月十四日，省委常委開會，計論了中央指示，聯(lián)系實際，檢查思想，深刻體會到‘五風’的嚴重危害。‘五風’屢反屢犯的根源是我們對發(fā)展國民經濟以農業(yè)為基礎和現(xiàn)階段人民公社以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這兩個根本問題理解不深，執(zhí)行不堅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中央轉發(fā)浙江省委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的報告的批語》：注釋“[1]”）可見，浙江省委也在積極向中央反映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的實際情況。
二、中央其他一線領導同志對問題的重視程度不足以及毛主席對他們的批評和指導
當很多地方省委在積極向中央反映“一平二調”還沒有根本糾正的問題并積極貫徹毛主席關于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指示的時候，中央其他一線領導同志對根本糾正“一平二調”的問題重視程度并不足。而且如前文所說，一線中央領導同志的一些關于調運糧食的決定，恰恰加重了一些地方的經濟困難，而地方領導干部們無疑是必須按他們的指示辦事的。
為了糾正一線中央領導對于根本解決“一平二調”的重視程度不足的問題，1961年3月，毛主席親自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五位同志。毛主席嚴厲批評說：“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shù)，好做指導工作。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你們?yōu)槭裁茨菢用δ?開三天會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為什么南方三區(qū)反倒不忙開七天，北方三區(qū)倒那樣忙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關于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給劉少奇、周恩來等的信》）前文已知，反映問題，很多地方干部比較及時；糾正問題，毛主席最為迅速、及時。而其他一線中央領導同志對于徹底解決“一平二調”的重視程度是不如毛主席和其他地方領導同志的——這才是當時真實的歷史！這就是給地方一定自主性的正確性的充分依據(jù)，這就是民主有理、過分集中有弊的真實反映！
毛主席糾“左”，不僅離不開地方干部對問題的反映，也離不開群眾的支持。很多農民群眾，是被那些搞“一平二調”的中基層干部剝奪的被剝奪者。毛主席深知——只有充分發(fā)動群眾，讓群眾揭發(fā)出真正剝奪自己的人，才能解決那些個別人利用權力欺壓人民的問題，才能避免剝奪者和剝奪者之間的相互保護，才能穩(wěn)固公社集體所有制基礎。所以，主席指出：“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眾路線問題，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恢復手工業(yè)問題，恢復供銷合作社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五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完成上述任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關于起草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給鄧小平的信》）“五月中央工作會議時間，因有幾省負責同志提議推遲幾天召開，以便多做幾天調查研究工作，向群眾尋求真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為推遲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起草的通知和批語》）可見，充分發(fā)動群眾，讓受害者親自發(fā)聲，才能全面揭露問題。剝奪了群眾果實的一部分人，自己獲了利，是難以舍得自己主動向群眾退賠的。這一點，主席看的最清楚。
為了全面貫徹讓群眾充分揭露問題、實現(xiàn)全面退賠、徹底糾正剝奪農民問題的指示，主席指出：“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zhí)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shù)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轉發(fā)張平化關于農村調查來信的批語》）這就是民主有理、集中有弊！
地方省委最早反映問題、中央除毛主席以外的其他領導同志對糾正“一平二調”的問題重視程度遠遠小于毛主席和地方省委領導；受到“一平二調”影響的農民群眾是最直接的被剝奪者，他們最清楚自己怎樣受到了欺壓，所以主席主張向他們學習、向他們請教、請他們充分揭發(fā)問題，從而徹底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觀察大量史料，可以理直氣壯的說：1960、1961年的問題，主要責任不在最早反映問題的很多地方領導同志，也不在最早重視問題并糾正問題的毛主席，而在于其他對問題重視程度不足的一線領導同志。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中央首先負責，而在中央，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版）》：《對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整理稿的批語》：注釋“[1]”）
這就是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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