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民黨及其政府失敗的原因，很多專家學者做了專門的研究，有的總結為“八大原因”，有的是“十大原因”，據說蔣介石自己還總結了《反省十三條》，主要包括外交失敗、軍事潰敗、黨組織問題、經濟金融政策失敗、政治體制變革問題、蔣介石自身的問題、干部制度問題、宣傳輿論問題等8個方面。
令人驚訝的是，蔣介石在反省“自身問題”時，居然承認“這也是失敗的‘總因’”。
他總結了三條：
其一是自己“輕浮躁急”，遇事不夠沉著。
其二是自己個性太強，獨斷專行，凡是大小事務，都要親力親為親決斷，導致言路堵塞、無人進言。在說這一條的時候，他舉了一個例子，便是西安事變。
其三是在人事任用上，過于寬大，以至于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這一條上，他舉了幾個例子，比如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等人，不止一次叛黨叛國，但他都不念舊惡，依然重用，依然信任。這一錯誤幾乎是等于在自殺。
可以肯定地說，蔣介石對失敗的“總因”——“自身問題”還是找得很準的。但是他的自我反省并不深刻，或者說只看到了表面現象，而沒有挖掘出深層次原因。
要筆者說，其實國民黨就是敗于老將的“一己私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權”，頑固地實行獨裁統治，以維護蔣家王朝的根本利益；二是“錢”，帶頭發“國難財”，導致整個國民黨政府腐敗而腐爛。
馬克思有一句經典名言：“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國民黨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蔣介石的“一己私利”，就是把個人和小集團利益而不是把國家、民族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背離孫中山先生指引的三民主義民主政治的正確軌道，拒絕民主憲政體制，頑固地實行獨裁統治，唯我獨尊，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不得人心。至于其它林林總總的問題，都是由他這“一己私利”所派生出來的。
眾所周知，蔣介石受孫中山賞識而崛起于民國政壇，在孫中山去世后長期領導中國國民黨達半個世紀，其于國民政府時代一直居于軍政核心地位。在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的個人威望達到了一個極高的頂點，甚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認為蔣介石政府就是中國的代表。就連毛澤東都覺得要順應潮流，建立一個多黨合作的政府，因此在黨的七大上他做的報告題目就叫《論聯合政府》，希望建立國共合作的民主政權。可是蔣介石錯失了這個改變中國政體和中國命運的歷史機遇。
對于蔣介石拒絕民主憲政、頑固堅持獨裁統治的危害性，1940年12月劉少奇在他的《論抗日民主政權》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抗戰三年了，本來早就應該在全國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以領導抗戰，那樣，抗戰決不只獲得如今天這樣的結果和成績，可能獲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勝利與成績，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戰中的這許多困難與人民的痛苦。然而，沒有這樣做，這是由于大資產階級只顧其‘一黨專政’的私利，不顧國家民族危亡造成的。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說，一黨專制是民主的死敵，黨派只有競爭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于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于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后，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蔣介石長期堅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既違背世界潮流，又喪失民心，尤其是知識分子之心，這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了許多有才能的人才，卻使許多庸才、蠢才、奴才把持政權，結果使國民黨的軀體日漸腐朽，百病叢生而無藥可治。
蔣介石在《反省十三條》中檢討了他在用人問題上過于“寬大”、“寬容”和用人唯親。他認為失敗因素“財政為第一”，“誤用宋子文一人”，結果是招致政治、經濟、外交的全盤失敗。他說：宋子文害國敗黨，私心自用的“罪過”太多，“以此為最”。
很多學者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它的嚴重腐敗造成的。而追溯腐敗的根源，那是因為蔣介石帶了一個很壞的頭，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來”。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援助，還有來自民眾的無私捐助以及國外無息貸款，相關資金原本應該用于購買軍事裝備，支持抗戰。然而，大部分資金卻流入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個人賬戶。據報道，當年蔣介石在上海的財產超過了1300萬銀元，而宋美齡的資產更是高達3500萬銀元，這還不包括他們的收藏品。1931年蔣介石不惜花費38萬銀元修建了美齡宮，甚至削減了國防預算以籌集修繕資金。而在30年代的上海，普通勞動者的年收入不過120元左右。
蔣介石為了追求個人的私欲，完全無視了國家的利益和民眾的需要，這種對財富的貪婪和對權力的濫用，也成為了國民黨內部腐敗問題的源頭。
在抗戰勝利后，在接受敵人物資的時候，大批國民黨干部瘋狂地借此名義大肆搜刮和貪污，中飽私囊，被老百姓稱為“刮民黨”，當時民間廣為流傳兩句話：一是國民黨干部都喜歡“五子登科”，即票子、房子、車子、條子、女子；二是“盼中央，想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抗戰結束后，貪腐問題成為國民黨無法回避的現實。盡管蔣介石曾試圖打擊腐敗，但是積重難返，高官們濫權貪贓，壓榨民眾，使得國民黨的統治逐漸喪失民心和合法性。
1948年11月4日，國民黨的官方喉舌《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大聲疾呼：趕快收拾民心！作為一向為國民黨政府歌功頌德的報紙，能發表這樣的文章，說明這一時期國民黨喪失民心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
1949年2月3日，蔣介石回奉化，游覽城鄉，發覺當地鄉村40年來毫無改革，痛感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于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只可惜醒悟得太晚了！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崇高格局相比，老蔣追逐的“一己私利”是何等渺小，不敗也難啊！
（原創，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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