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廬山（攝影：李進）1959年7月】
“和平演變”這個詞匯出現于二戰后50-60年代的冷戰時期，由美國國會議員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國會考慮任命他為國務卿時的證詞中明確提出了所謂的“解放政策”，聲稱要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從“被奴役”狀態“解放”出來，并說：
“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紐約發表演說，明確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六項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舊金山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演說，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
“如果它（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國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勝”戰略，以促進蘇聯和共產黨“內部的變化”。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紐約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發表了題為《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的演講，公開地說：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是，第一次——在聯合國憲章下——決定致力于以法律和正義作為武力的明確的和重要的替代物……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單靠消除暴力是不可能保證世界秩序的，還必須要有從而顯示正義的和平轉變的過程”。
同年12月，美國政要肯尼迪也公開說，解決美國同中國這樣的巨大政治分歧問題，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歷史演變過程”。他甚至批評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提出的“解放”戰略缺乏具體的措施，是一些“空話”。并明確提出，要“通過援助、貿易、旅游、新聞事業、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以及我們的資金和技術”，來具體實現“和平演變”的戰略目標。1961年，肯尼迪在當上美國總統后不久，就立即炮制了煊赫一時的“和平演變”的戰略目標。
（一）
謹防“糖衣炮彈”
早在中國共產黨即將進入中心城市并領導全國政權之時，毛澤東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為此，毛澤東及時向全黨發出了“兩個務必”的號召，他指出：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二）
“永保資本統治”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紐約州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發表演說后，新華社2月2日編印了《杜勒斯談如何抵擋東風》的報道。毛澤東閱后批語：
“畏戰爭、畏革命，想要維持現狀。如果出現革命，那是不合所謂正義和平的，應當立即以戰爭去撲滅。如果出現戰爭，也是一樣。撲滅革命和革命戰爭，永保資本統治，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國主義者已基本上轉到維持現狀的立場。”
（三）
“和平轉變誰呢？”
1959年11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開會議。
討論國際形勢問題時，毛澤東拿出了三個杜勒斯講話的文件[1]。他說：
找出了杜勒斯幾個文件。杜勒斯的路線，在他在世的時候就有了（1959年5月24日去世）。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基本上我們希望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這個所謂蘇聯世界，并不是講蘇聯一個國家，而是指社會主義陣營。“從而使蘇聯世界不再成為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只管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設想實行共產主義化的目標野心。”他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另一次發言中講“決不結束冷戰”。看來，冷戰全部結束，對他們是不利的。還是這次演說，他說“要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義。他又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這是杜勒斯的演說，你們看一看。
（四）
“演變策略是有社會基礎的”
1959年12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談到杜勒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策略時，他說，
杜勒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策略，是有社會基礎的，高薪階層，懂技術不重政治，圖享受不講斗爭，斗志不旺等等。社會主義社會出高薪階層，就像列寧說的修正主義與工人貴族一樣。現在北京有所謂“三等”：一等禮拜六，二等發薪，三等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意志衰退。
（五）
“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
1962年8月13日，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
在羅瑞卿談到美國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時，毛澤東說：
一代不如一代嘛！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帝國主義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
（六）
“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1963年5月9日這一天，毛澤東為轉發浙江省委辦公廳《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寫了一個1300多字的“浙江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其中寫道：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的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2]
“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不但包括階級斗爭問題，而且包括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而且包括用嚴格的科學態度，經過試驗，學會在企業和事業中解決一批問題這樣的工作。看起來很困難，實際上只要認真對待，并不難解決。這一場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做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的運動，又是干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這一次教育運動完成以后，全國將會出現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類出現了這樣的氣象，我們的國際主義的貢獻也就會更大了。”
（七）
“此人較爽直”
1963年11月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理富爾。
談到杜勒斯時，毛澤東說：
此人較爽直，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只是一面派，不是兩面派。杜勒斯比其他人好些，他堅決反對我們，但公開講。
（八）
“我們要準備后事”
1964年，中蘇論戰正酣，毛澤東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預言” 。
7月，毛澤東主持討論中蘇論戰“九評”的最后一篇《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的修改稿。他談到：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在內，向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內，敲響了警鐘。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他們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杜勒斯輩就是這么公開說的。因此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
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該文，正式向全國公開提出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文章指出：
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文章還把蘇聯的赫魯曉夫當成反面教員，系統論述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所必須具備的五個條件：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最后，文章指出：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九）
“防止和平演變的十五條辦法”
《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認為，赫魯曉夫在蘇聯實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政策，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使蘇聯的資本主義勢力急劇地膨脹起來。文章指出：“赫魯曉夫在‘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實際上是為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
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十五條辦法：
一是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
三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
四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
五是不論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或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須解決依靠誰、爭取誰、反對誰的問題；
六是必須在城市和鄉村中普遍地、反復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八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同集體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兩種形式；
九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
十是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
十一是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
十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堅持軍官當兵的制度；
十三是人民公安機關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
十四是在對外政策方面，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
十五是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必須同無產階級專政一起存在。
注釋：
[1] 指杜勒斯關于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3篇講話，即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商會發表的演說《對遠東的政策》，1959年1月28日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一次秘密會議上提出的證詞，1959年1月31日在紐約州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發表的演說《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
[2] 這段話為毛澤東《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1963年5月9日），也是《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的引語，并發表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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